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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在香港出書，還是1993年，香港三聯書店出版了我的《精神的煉獄：現代化變遷中的知識分子》，那時，我還是一個剛過而立之年的青年學人，如今二十三年過去了，我已接近耳順之年，新書的主題依然是中國知識分子。歲月流逝，時間似乎停滯了，知識分子的話題依然牽動人心，不由令人感慨：歷史的變化是以百年為單位的，而個人的一生，實在太短暫了。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
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
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
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
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
人們面前有著各樣事物，人們面前一無所有；
人們正在直登天堂，人們正在直下地獄。
狄更斯在《雙城記》中的名言，此刻再一次在天際迴蕩。對於這個陌生的時代，每個人由於所處的位置、利益和價值觀的不同，竟然有截然相反的感受。這個時代變得撕裂、難以思議，但又須去理解、闡述、適應並改變它。
知識分子，與其說是一種職業，不如說是一種精神。已故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薩義德說，知識分子就是一些具有業餘精神的人，對他們來說，研究不是為了謀生，而是像業餘玩遊戲一樣，是一種愛好，甚至是一種天職。美國社會學家科塞，講得更明確，說知識分子不是靠思想生存，是為思想而活著的人。知識分子典範地代表了啓蒙一代人，有理性、有獨立思考、有自己的意志力。用陳寅恪先生的話說叫“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孔夫子也說過類似的意思，“士志於道”。“士”是古代的知識分子，“志於道”有兩層意思。第一，要探究和闡釋個人、社會、世界乃至宇宙的根本之道，這是知的層面。第二，不僅要“知”，而且還要“行”，親身實踐自己所認知的道。用王陽明的話叫“知行合一”。這與卡爾‧馬克思的精神不謀而合。德國柏林的洪堡大學，大廳樓梯的正面，寫的正是馬克思的名言：“哲學家重要的不是認識世界，而是改造世界。”
在中國古代，究竟誰能代表道？皇帝是天之子，似乎壟斷了天命、天道。但令我尊重的、美國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權威張灝教授認為，中國古代有雙重權威：一重權威是天子，代表政統；另一重權威是讀書人，同樣代表天命、天道，他們代表了道統。皇帝再有威風，也得尊敬孔夫子，朝拜孔廟，因為孔夫子代表著與皇權平行的另一重權威，這就是道統。皇帝是否代表天命，不由皇帝自己說了算，天命的解釋權在士大夫那裡，士大夫壟斷了天命的解釋權。因為同樣秉承天命，所以才有孟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氣概。我把這些承擔天命的知識分子，稱為“文化托命之人”。
中國的知識分子，從古到今，常懷苦痛。這種苦痛被稱為“憂患意識”，為家國天下憂心。一般人不會有這種意識，但知識分子會為與他自己利益不相干的事而痛苦。知識分子一定有家國天下情懷，對身處的地方、國家和世界充滿了深切的關懷。知識分子天生就是情懷黨，如果一個人沒有家國天下情懷，還真不能算甚麼知識分子。
也有些人說：“我總是在生活的表層。”不往深處去探究，處之安然，這就心安了。好奇心害死貓，很多事情你搞清楚了就很痛苦，看清了宇宙，以萬物為芻狗，宇宙是殘酷的；看透了人性，人性深處有幽暗面，會覺得很痛苦。所以鄭板橋說“難得糊塗”，這是一種道家的活法。但儒家的活法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打破砂鍋問到底，把宇宙、人生、人性當中最深層的東西發掘出來，而且還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與黑暗搏鬥，所以知識分子的命運通常與痛苦相伴，這是他的宿命，是生命中無法承受之重。
再痛苦，也要往前走，像魯迅筆下的“過客”那樣。往前走，首先要的是再回首，從已經逝去的歷史中吸取知性的智慧與精神的支撐。再回首，就是懷舊。對於我來說，我所懷戀的舊，一個是民國，另一個是20世紀80年代。因此，我的關於知識分子的研究，多是這兩個時代的人物。
本書的簡體字版2003年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兩年後榮獲國家圖書館首屆文津圖書獎，去年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修訂版，我在修訂版中對文章作了大幅度的修訂，僅保留了原來不到一半的內容，而調整了其中的六講。我希望這個修訂版能體現出我個人多年來在知識分子研究領域自己最滿意的成果，既是美文，也有某種深刻性，更多地契合當下年輕讀者對知識分子心靈世界的追求。原書的自序依舊保留，談的是我在知識分子研究領域的心路歷程，或許對有興趣從事這一研究的年輕學者有些許幫助。這次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有意出版本書的繁體字版，感謝兩個出版社老總的慧眼和睿見，希望港台的讀者們也像內地的讀者們一樣，喜歡這本書。
作者謹識
2016 年3 月於滬上櫻園
一、知識分子死亡了嗎？
知識分子的專業化，使得他們喪失了對社會公共問題的深刻關懷；而知識分子的有機化，又使得他們喪失了超越性的公共良知。在這種情形下，一些西方思想家對甚麼是知識分子所下的界定，變得愈加狹窄。僅僅從事抽象符號生產或傳播的人不一定是知識分子，擁有文化資本的人也不一定是知識分子。真正的知識分子不再是職業性的，而是精神性的。
從20世紀80年代文化熱開始，知識分子問題一直都是中國知識界經久不息的熱烈話題。到90年代中後期，隨著中國市場社會的全面建立、知識分子地位的邊緣化，特別是後現代思潮的出現，一部分學者宣稱知識分子已經死亡了。如何看待這一問題，顯然需要我們對知識分子的規範和經驗意義上的性質以及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以及所面臨的問題，作一個全面的回顧。
1 . 歷史語境中的知識分子
究竟何為“知識分子”？任何一個有生命力、在學界能夠長時期被作為研究對象的概念，如理性、文化、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等，都具有十分複雜的內涵，不可能用一兩句話概括得清楚。任何一種定義都只是一種知性的認識，即將對象中某一組特徵與性質抽象和概括出來，但這樣做無法涵蓋對象的全部複雜的內涵。“知識分子”這一概念也是這樣。它不是一個純粹的理論問題，必須放在一個歷史的語境裡才能加以討論。正如維特根斯坦所言，一個詞的確切意義只能在具體的語境裡才能呈現出來。所以筆者覺得有必要先回到歷史中，對“知識分子”一詞作一個詞源的追溯和脈絡的梳理。
知識分子（intelligentsia）一詞最早來源於俄文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它出現在19世紀的俄國。當時，較之西方還很落後的俄國社會裡有這麼一批人，他們本身屬於上流社會，但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具有西方的知識背景。以這樣一種精神態度來觀察俄國當時落後的專制制度，他們便覺得所處的社會極為醜惡、不合理，產生了一種對現行秩序的強烈的疏離感和背叛意識。這樣一批與主流社會有著疏離感、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特別是道德批判意識的群體，當時就被稱為知識分子。俄國的知識分子不是一個職業性的階層，而是一個精神性的群體，這批人甚至有可能來自不同的階層，有些可能是軍官，有些可能是教師，有些可能甚麼都不是，但他們在精神氣質上則有著共通之處。這是西方“知識分子”的一個源頭。從這個起源我們可以看到知識分子在語用學的意義上具有強烈的現實與道德的批判精神，並且與一種文化的疏離感聯繫在一起。
知識分子（intellectual）的第二個來源是在一個多世紀以前的法國。1894年法國發生了一起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德雷福斯是一個上尉，由於猶太人的關係遭受誣陷，這引起了一批具有正義感與社會良知的人士，包括左拉、雨果等文人的義憤，他們站出來為德雷福斯辯護，於1898年1月23日在法國《震旦報》（L'Aurore）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知識分子宣言》的文章。後來這批為社會的正義辯護、批判社會不正義的人士就被他們的敵對者蔑視地稱為“知識分子”。從法國的源頭來看，知識分子一詞實際上一開始是貶義的。但是其同樣是指那些受過教育、具有批判意識和社會良知的一群人。19世紀法國的知識分子主要都是自由職業者，包括一批文人、作家，他們在精神氣質上有點像波西米亞人，經常坐在咖啡館裡高談闊論。就像哈貝馬斯所描繪的，當時他們形成了一個“公共領域”。“公共領域”的主體就是這批知識分子，因為他們在咖啡館裡討論的主要是社會的和政治的公共問題。這樣的知識分子用葛蘭西的觀念區分，屬於“傳統的”知識分子，他們是完全獨立的，除了自己的良知之外，沒有任何的階級背景，與後來階級化、黨派化的“有機的”知識分子很不相同。
因此，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獨立的身份、藉助知識和精神的力量，對社會表現出強烈的公共關懷，體現出一種公共良知，有社會參與意識的一群文化人。這是知識分子詞源學上的原意。在這個意義上，知識分子與一般的技術專家、技術官僚以及職業性學者是很不相同的。
知識分子是一個外來的、西方的概念。但這裡講的“西方”其實是一個很籠統的概念。隨著我們對西方的歷史、文化逐漸深入地了解，可以發現西方的知識分子並不是一個整體性的東西。雖然他們都有基督教的文化背景，分享古希臘、羅馬的文化傳統，但到了現代西方，不同國家的知識分子呈現出不同的面貌。
法國的知識分子依然保持著左拉時代的傳統。法國的知識界一直是左派的天下，他們常常為理想、信仰和各種各樣的烏托邦信念而奮鬥，富有一種浪漫主義的情懷，正如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中所說的，法國人喜歡追求政治方面的一般觀念。他們很強調自由的積極方面。最代表法國知識分子的，不是理性的、自由主義的雷蒙．阿隆，而是激進的、充滿情感力量的保羅．薩特。無論在歷史上，還是當代，法國總是左翼知識分子最適合的溫床，從盧梭一直到當代的薩特、福柯、利奧塔和德里達。
比較而言，英國的知識分子不是在大街上，而是大都在牛津和劍橋裡面，主要是一群學院派的知識分子。從歷史上看，由於英國新教改革比較成功，知識分子同宗教、政治的關係就不像法國那麼緊張，所以他們也更多地具有一種保守的、妥協的性格，更習慣在經驗主義、自由主義的傳統上，在體制內部尋求變革的道路。他們也有批判性，但往往是溫和的、試錯式的，而不是反體制的。羅素在英國知識分子中算是最激進的，但比較起薩特來，還是溫和得多。
德國的知識分子，從歷史角度而言更多地具有國家主義的氣質，這是因為他們受狂飆運動的浪漫主義和民族主義影響比較大。即使講自由，既不是英國式的“消極的自由”，追求自由的外在的、不受強制的那一面；也不像法國知識分子那樣，強調政治參與，追求“積極的自由”。德國知識分子更強調“內心的自由”，即通過邏輯的哲學思辨，達到內心的超越。他們與現實的關係是十分矛盾的，也很複雜。德國知識分子的這一傳統與他們所處的政治專制主義環境有關，凡是處於專制統治下，又無力直接向權力反抗的，通常都會退回到內心，在抽象的形而上或歷史的層面，追求超越的自由。這種自由在現實層面而言，多少是想像性的，猶如中國的莊子。
而俄國的知識分子，由於有一個東正教的背景，更具有沉重的道德緊張感。同時他們又處於東西文化衝突的交匯點上，東方與西歐兩種文化之間的衝突也直接呈現在他們身上。俄羅斯苦難的大地與西方化的上流社會的腐敗，使得許多俄國知識分子產生道德上的原罪感，產生綿延不絕的民粹主義。俄國知識分子始終有各種各樣的緊張感：道德的、政治的、文化的，其緊張的淵源有上層與下層的衝突，也有東西方文化的衝突。這樣的緊張感至今還沒有消除。
當我們將西方知識分子置於一定的歷史語境來看的時候，就可以發現他們完全不是整性的、一元化的，而是有著各自的“個性”。這對於我們反思中國知識分子問題很有幫助，可以獲得一種多元的參照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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