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別人薪水，學創業本事
──全心當記者，看盡商場百態
一九七八年初，我在中國時報上看到工商時報創刊，要招考記者的消息，我的心開始悸動，我的記者夢一發不可收拾。當時我正在好不容易才考上的國泰人壽受訓，在淡水山上的國泰人壽教育中心進行最後一個月的訓練，但當我看到工商時報招考記者的消息，就偷偷去報名了。
偷偷去報名是不能讓國泰人壽知道，因為這家公司不可能容許有人有二心，而我當時還沒有被正式任用；另一個必須偷偷的原因是媽媽，我好不容易才找到工作，而且是大公司，當「記者」？媽媽說那不是「乞丐」嗎（台語記者與乞丐發音很像，而社會上的印象，記者騙吃騙喝，素行不良不正是乞丐嗎？）應徵的過程經歷了波折，報社的要求是國文、英文的在學成績都在八十分以上才能報名應徵，最後還要正式筆試及口試後，才能錄取。而我大學玩四年，所有成績都是低空略過，沒有一科的成績超過八十分。
我不服，既然要考試，為何要限成績，我不能讓這不合理的規定，斷絕我的記者之路。
我左思右想，決定冒險一搏，我塗改大學的成績單，把國英文都改成八十分以上，然後再影印、清除塗改的痕跡，用影印本寄去報社，看看會有什麼結果。沒想到順利闖關，報社雖要求成績單正本，但用影本他們也接受，接著我就一路過關斬將，筆試與口試都不成問題，一九七八年八月，我正式跨進報社大門。
上班的第一天，我忐忑不安，深怕塗改成績的罪行被揭穿，最後我決定去向主管坦白、自首，沒想到主管完全不以為意，原諒我的自首坦白認錯，我終於可以安心了。或許我是天生的記者，很快就成為報社的明星，我在兩個月之內，從最不重要的採訪路線，一路轉換到最重要的路線，在工商時報創刊後的幾個月內，我兩天一小欄，三天一大欄（小欄指的是短的署名評論文章，大欄則是二千字以上的長篇評論，這代表記者的績效），我春風得意，自在悠遊。
我快速成為明星記者的原因很簡單，我興趣高昂全力以赴，記得第一天出去採訪，我八點就出門，騎著摩托車，一天就拜訪了八個單位，除了中午在路邊攤吃碗麵之外，完全沒有休息，那天還下著微雨，我不喜歡穿雨衣，我的衣服濕了又乾，採訪對象看到我嚇了一跳，每個人都說：「沒看過記者這麼認真。」事實上那個年代確實沒有記者在早上出門的。
我另一個快速進入狀況的奧祕是：每天把對手報──經濟日報，從第一頁讀到最後一頁，從第一個字讀到最後一個字，而經濟日報幾乎是台灣商場的縮影，從財經大事到產業新聞，到工商新聞到廣告，不管是不是與我的採訪路線有關，我都覺得好有趣，怎麼什麼生意都有人做，尤其是許多小廣告，更透露出底層商場社會不為人知的實況。我這樣囫圇吞棗的閱讀，讓我在兩個月之內幾乎變成商場通，對於台灣商場的公司、人物、行業都耳熟能詳，當然在採訪上也無往不利，不論什麼行業，所有的背景，我都可以立即上手，我變成同事的萬事通，任何問題我都能回答。至於記者最主要的工作：寫文章，對我更是容易，我全盛時期的寫作速度每小時三千字以上，那幾乎是全無思考，毫不停頓，下筆而就的狀況。我覺得我找到我喜歡的工作。
從記者轉變為銷售員
可是做記者沒多久，我立即遭遇人生的另一個抉擇，因為工商時報內部的權力鬥爭，我的直屬長官要離開編輯部到廣告部去工作，這原本和我無關，但這位老記者要給編輯部的新主管難堪，他要帶我這個明星記者離開。可是新任的編輯部主管也不斷地留我，希望我別離開，我面臨了兩難；老長官的情義，新主管的認同肯定，而我自己是喜歡採訪工作的，我該怎麼辦呢？我決定選擇情義，再加上我心中永不停息的創業之火，我告訴自己，未來我要做媒體，有機會歷練媒體中的各單位，絕對是好的。就這樣我從寫新聞，變成賣廣告，從記者變成銷售員。其實我不怕賣東西，因為在國泰人壽我賣過保險，受過完整的銷售訓練，我知道銷售技能一定是人生最重要的能力，現在我又用上了！
我沒當太久的廣告銷售員，總經理就把我升為主管，專門負責籌辦各種大型的行銷活動，在這之前，中時報系很少辦活動，但在工商時報創刊初期，為了推廣，開始會舉辦不同的活動，而我就是實際執行的人。我辦過時報服裝展（秀）、時報資訊展、時報房屋展，我是專案執行人，從規畫、徵展、執行，所有細節我一力承擔，我從一個沒見過世面的人，變成面對再大的場面，我都不害怕，而且有把握完成。
培養出超強危機處理能力
每一個活動幾乎都高潮起伏、峰迴路轉。記得在做房屋展時，我們包下了榮星花園，在戶外建樣品屋，讓購屋的人一次可以看許多建案，但正值不景氣，所有的建設公司都在觀望。當時最大的兩家建商國泰建設與太平洋建設剛開始都不參加，而其它中小建商則說，只要這兩家公司參加，他們才願意配合，我不得已只好想盡各種辦法說服這兩家公司，結果在最後一刻才完成任務。在辦服裝秀時，參加廠商中興紡織公司要求要找到儀隊，穿上他們正在推廣的休閒衫上台表演，但一直到正式表演的前兩天，我還是沒找到儀隊，我非常沮喪，因為長官交待的任何事我從來沒有失手，而那一次眼看就要出事了，我決定回去向總經理請罪，也請總經理協助解決。就在回辦公室的途中，我看見開南商工的學生，靈光乍現，開南會不會有儀隊？我立即開車轉到開南商工，找到教官，感謝老天幫忙，他們真有儀隊，我又使出渾身解數，請教官幫忙，再附加每個學生兩件休閒衫，教官外加一塊西裝料，教官終於同意，並在第二天召集學生操演，第三天晚上如期在中華體育館上台表演，每一次我都是在這種驚險中一關關突破，這練就了我超強的危機處理能力。
在業務單位，我摸熟了生意的各種竅門，也讓我對媒體經營得到更大的體會。在廣告部一年七個月後，我決定重回編輯部當記者，在廣告部總經理的引薦下，我回到當時如日中天、號稱台灣第一大報的中國時報，在第一大報的招牌下，我開啟了與所有知名企業家請教與學習的機會。
大量學習強化創業的認知
在中時我負責採訪經濟新聞，路線是「企業界」，這是無限寬廣的路線，全國各種產業、數十萬家企業都是我的轄區，我要如何採訪呢？我自己設定目標，自己找答案，我從最大的行業著手：紡織、石化、水泥、汽車、家電⋯⋯ 我再從最大的公司下手了解：台塑、台泥、裕隆、大同、聲寶、統一⋯⋯ 我找各種機會採訪這些大老闆們，看看他們如何創辦事業，如何經營事業。
對每一個大老闆們，我都有多次近身採訪的經驗，每個人都表現了不同的特質：台塑的王永慶精明、樸實、執行力超強；台泥的辜振甫溫文儒雅，毫無銅臭味；裕隆的吳舜文理想遠大，也有上海人的海派；家電業的老闆則普遍較本土而苦幹，大同的林挺生、聲寶的陳茂榜、歌林的李克浚等都類似，我把握了做記者的機會，努力探索他們如何創業。
我發現他們共同的特質是趕上了台灣經濟起飛成長的潮流，在一九五○、一九六○年代，台灣的出口替代政策讓台灣經濟快速成長，而這些大企業都在這波浪潮中，把握機會茁壯。而他們的壯大也與政府政策息息相關，台塑因尹仲容的石化政策，汽車也受到政府的長期保護，而所有的出口行業也都在政府出口退稅的獎勵下，加速發展。所以了解政府的政策動向，是另一個成就事業的關鍵。
苦幹實幹，努力不懈是這些大老闆另一個共同特色，扣除辜振甫等世家子弟以外，每一個創業家都有一段非常艱辛的創業起步期。而每一個人的個性都不同，這讓我體會到每一個人都有機會成功，只要你努力。近身觀察是我最佳的學習，尤其當我又是有心探索，我看盡了每一個大老闆的奧妙。不過，讓我學最多的反而是在一些中小企業小老闆身上，他們有的尚在起步，有的小有成就，有的正遭遇困難，他們的經驗對我而言最可貴、也最可學習，因為大老闆的層次早已不是我這個小毛頭能想像。
在這一段記者生涯中，另一個重要的學習是經濟的專業素養與管理知識。我對台灣的經濟發展，做了一番自己的解釋，台灣從國民黨遷台以後，先發展本土農產品，再進行進口替代，讓本土工廠生產簡易的工業品，以替代進口品；再推動出口政策，然後再逐步升級，從勞力密集到資本、技術密集的產業，這是台灣經濟的軌道。
從世界潮流中，學會經營之道
而這其中創業家會歷經機會大轉換，早期的台灣富豪如陳查某等是農產品貿易商，而六○年代以後變成製造業當紅，所有從事製造業的企業家都快速致富；而到七○年代以後，則轉向高科技，這又是另一個大轉換。我學到的是體會潮流變動，比自己努力埋頭工作還重要。而在趙耀東當部長時，台灣面臨第一次的石油危機，在那段時間，全台灣籠罩在企業轉型、內部整頓、成本降低、生產力提升的大浪潮中，我學到所有經營上的基本知識。
在經營困難中，所有的企業開始檢討策略，檢討開源、節流、檢討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經濟部的自動化服務團、節能服務團、生產力中心，這時候都變成企業改造的火車頭，我在第一線的採訪中，漸漸理解企業經營內部一些不為人知的細節。而認識許多本土的管理學者，也開啟了我自己探索管理的大門，許士軍老師、王志剛老師、司徒達賢教授以及許多企管名師，他們的課程、演講也是我工作中學習的過程。
記者生涯中，另一個重要的收穫則是看盡人間的冷暖，在第一、二次石油危機中，台灣都發生企業倒閉風潮，我看到許多大老闆在一夕之間崩塌，看他們如何應對，也看世界如何對待失敗者。
「經濟罪犯」是當時的流行語彙，經營不善一走了之，留下債務逃避國外，這是最不堪、最無恥的做法，當然也有人願意負責，努力面對債務，但大多數也無法東山再起，徒留遺憾。
我學到經營事業不能有絲毫犯錯，一犯錯可能從此冤沉海底。一直到我離開報社，我雖然領別人的薪水，但都在看這些老闆怎麼做，當時雖沒有明確的創業決心，不過心中澎湃的思潮從未停止。
深陷地獄門──創辦商業周刊
如果這個世界有舒適圈（comfort zone），那我在中國時報當記者的最後三年一定是舒適圈，那時我是財經新聞的主管，帶領七個人的團隊，以當時中時的聲勢，我是全台灣企業都需要公關的對象，所有人對你表面的奉承逢迎，很容易讓人迷失在五光十色的糜爛生活中。每天中午、晚上都有應酬，知名企業期待你多了解他們，多寫些好的，吃飯變成理所當然。到了下午我會找個地方洗三溫暖，傍晚才到經濟部看一看，那是我唯一的採訪單位，晚上回報社、看稿、發稿，下班後又是吃宵夜，深夜才返家。
這真是消磨志氣的舒服日子，所幸在三十四歲時我做了明智的抉擇，離開舒適圈，走向創業之路。我沒有一離開報社就創業，我選擇一本財經雜誌擔任總編輯，但很快迎來了媒體開放的大時代，我也投身眾聲喧嘩的洪流中。離開中國時報的第二年──一九八七年，這是台灣過去數十年歷史中最關鍵性的一年，也是蔣經國總統去逝的前一年，在蔣經國臨終前，他為台灣定下了自由、民主、開放的制度，一連串的劇變在這一年發生。
遠離舒適圈，走向創業之路
一九八七年二月，開放黨禁，民進黨正式成立，這是台灣走向兩黨政治的開始。四月，開放報禁，數十年來一潭死水的媒體，從此沸騰起來，從報紙到有線電視，到網路，台灣走向楚門的世界，所有的好事壞事都在媒體的監控中。五月，台灣宣布外匯管制開放，六月並正式宣告每一個人頭一年可以匯出五百萬美金，努力賺錢，累積巨富，但出不了台灣的金錢，從此可以在全世界流動，台灣變成經濟自由的地方。
同年的三月，幾個中時的老朋友，在黨禁、報禁開放的鼓舞下，創辦了「新新聞」周刊，並喊出「自由報業第一聲」，我深受鼓舞，大丈夫當如是，只是政治非我所長，所以並沒有加入。可是當五、六月宣布外匯管制開放時，我知道我的時間到了，因為全台灣都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動，而財經商業的劇變也將從資金的自由流動開始，用月刊詮釋台灣的變動已經不夠，一本商業性的周刊時代來了。
六月底我就辭職，下決心創辦《商業周刊》。資金是我自己及共同創辦人金惟純、孔誠志、詹宏志及幾位企業界的老朋友一起籌措，台幣一千二百萬元很快就到位，但籌備工作很費時。本來說好四位共同創辦人全力下來工作，但真正開始工作時，孔誠志繼續開他的公關公司，隨後又去了聯合報；而詹宏志則繼續在遠流出版工作，只剩下我和金惟純兩位，我們決定讓詹宏志負言責，擔任發行人，讓孔誠志負財務風險，擔任董事長，而我則擔任總編輯，負責最費時費力的內容生產。我下定決心，要在一九八七年底前創刊，因為八八年一月一日報禁開放，我要在開放前搶頭香。
可是籌備的人才問題讓我痛苦不堪，除了二、三位當過月刊編輯勉強算有經驗的編輯之外，我全部重新應徵，我不放心用帶師學藝的記者，一切從頭開始教。就在團隊記者生疏的經驗中，我在十月底勉強編出了一本試刊號，封面故事是「匯率巨掌背後」，我興奮的找一位老夥伴給試刊號一點意見，在餐桌上這位老友一語不發，只吃飯，禁不起我再三催促，好歹給些意見，我禁得起打擊，他看看我說：「趁有飯吃的時候，多吃一些吧！」由此可以想見，當時的雜誌有多粗糙。
不管如何，《商業周刊》還是在一九八七年的十一月底正式創刊上市，我沒對外說，那是我三十五歲的生日前夕，這是賭上我一生，真正創業的開始。周刊的節奏，快到我不能想像，雖然我做過多年每日截稿的報紙，那是大集團作戰，我只是每日出刊的一個小團隊負責人，所以應付裕如。可是周刊人少事繁，每天都在截稿的壓力之下，我忙著連如期出刊都不可得。
我沒辦法想任何事，每天就是工作、工作、工作，而截稿又要弄到三更半夜，我陪著所有的小朋友（記者編輯們）做完所有的事才下班，此時已經沒有交通工具，只剩計程車，而他們多數是年輕女孩，我不放心，只好開車一一送他們回家，當時我的口頭禪是「桃園以北都順路！」真的，淡水、桃園、基隆都是我常去的地方，回到家時，常常是清晨提早點回家，吃了才休息。
辛苦的日子，卻沒有換來好的工作成果，一年下來一千二百萬的資金很快就賠完了，平均每個月要賠一百多萬元，只好增資，第一次的增資很容易，因為大家還處在創刊的摸索中，所有的人也看到我們的努力，所以所有的股東都繼續增資，我拿到第二個一千二百萬元。在增資的過程中，我開始仔細反省了一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找到最大的原因：編輯部缺乏即戰力的好手，自己訓練的新記者沒辦法提供足夠精彩的內容。於是在增資完之後，我努力招兵買馬，找來一些有經驗的老記者，組成了一個軍容壯盛的團隊，當時我底下共有三個副總編輯，都是從報社挖來，絕對可以完成好的內容採訪。
只不過事與願違，第二年《商業周刊》的內容並沒有具體的改善，稿量還是不足，品質還是有待改善，我也還是忙亂不堪，原因無他，我不會管理，不會排難解紛，坐令幾個有經驗的副總編輯們互相鬥爭，互相制肘。
有經驗的人各有脾性，也各有堅持，因此指揮調度、溝通協調上更為困難。而我這個主管因為沒有經驗，又一直想維持表面的和諧，不願直接裁決對錯，以避免大家面子上過不去，結果是問題一直存在，爭執糾紛不斷，我忙著安撫大家，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商業周刊》錯失在第二年成長逆轉的機會。
創業前先學管理
除了有經驗的副總編輯們的問題外，創刊時訓練的第一批記者，在第二年稍有經驗後，也陸續被挖角離職，整個編輯部又處在變動中。其他部門也一樣，創刊時投入的業務經理，也因公司營運沒改善而離職，第二年並沒有因增資之後而趨為穩定，反而陷入新的危機。在第二年週年時，由於內部營運很差，為了提振士氣，我們還辦了一場盛大的兩週年社慶，在來來飯店地下樓包下了最大的宴會處，廣發英雄帖，這其實是打腫臉充胖子，想透過外部的熱鬧，穩住內部的軍心。我還記得，第一個上門的賓客是宋楚瑜，他當時是新聞局長，正式的酒會下午兩點才開始，在我們還在準備現場時，一點十分他就到達，讓我們有些措手不及，他說因為有下南部的行程，只好先來致意。在當時我們處境艱難時，對這一幕，我的印象深刻。在酒會時，我們還做了一個企業大量訂閱雜誌的規劃，希望藉由熱鬧的現場，營造氣勢，促成光臨的企業界人士掏錢訂閱。只是我們不會叫賣，又不敢強力促銷，導致效果不彰。熱鬧的兩週年社慶一過，公司又陷入困難，第二次增資的金額又已見底，不增資又無以為繼。
第三次募資，我們學乖了，決定加一倍增資二千四百萬，以免一下子又賠完。不過這一次增資不像第一次那麼順利，所有的股東都開始懷疑，我們到底在搞什麼鬼？我們努力的一個個說服，但已經有許多老股東決定放棄，在不得已之下，我們只好引進新股東，幾乎是只要任何人願意投資，我們都視為恩人，雙手歡迎。
這時候的《商業周刊》，工作團隊來來往往，許多人加入了沒多久，就發覺這是個沒有希望、沒有前景的地方，很快就離開了。而最早參與的一些老幹部，也都在第三年左右全數離開，整個核心團隊只剩下我和金惟純兩人。不得已我又重回訓練新人的階段，不過這次我學乖了，對所有的新人，我在面談時都要求一定要工作滿兩年，中途不得離職，有的應徵者會問，要簽約嗎？我說不需簽約，這是口頭承諾，他們聽到不用簽約，都答應加入工作，可是事後真正做滿兩年的不多，我一直停在替其他媒體訓練新人的困境。
由於營運一直沒有具體的改善，我開始不務正業。我認為《商業周刊》需要長期抗戰，而每個月平均都得賠一百萬左右，這個虧損數字也無法降低，因此我們要開拓其他業務，賺錢以挹注商業周刊的虧損。我們做了許多事，代有錢的單位編輯刊物；代有錢的廣告客戶代辦公關活動，而這些事當然會用到《商業周刊》的品牌，我們畢竟是一份周刊，更是當時台灣唯一的一份商業性的周刊，用媒體的影響力，去發點「橫」財，所謂「橫財」，指的是非雜誌正常收入，其實也是蠅頭小利的辛苦錢。
我還有另一種假設：因為《商業周刊》知名度不足，所以賣不好，所以廣告收入少，如果能增加知名度，那《商業周刊》才有機會逆轉。於是我也去額外做了一些事：替廣播電台代工，製作公營電台的節目，一方面收代工費，一方面增加收入。現在《商業周刊》最傑出的總編輯王文靜，當時就是應徵進來做廣播節目而留下來的人。
我們也替電視台做節目：台視因為要開設晨間時段的節目，每天有十五分鐘的財經時段，因為對財經新聞不熟，我們就把這十五分鐘的節目承包下來。而為了省錢，有一段時間，我還自己粉墨登場，做起主持人，主持其中五分鐘的每日股市講評。所幸這些非本業的節目，不只增加《商業周刊》的知名度，也都有錢可賺，對財務捉襟見肘的我們，有正面的助益。不過這種好事，通常做不過三年，就會被其他單位眼紅而搶去。
用同樣的方法，卻期待不同的結果
雖然我仍然努力，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以上，但是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沒變，最原始的經營策略沒變，或者應該這樣說，我自己對經營事業的邏輯沒變，如果我有錯，我並沒有針對錯誤修正。我並非執迷不悟，而是覺得一本刊物的創辦，確實需要很長的培育期，要經過時間的洗鍊，才能被大眾接受。這個觀念或許沒錯，但我們沒有足夠的資金支持，所以一直在與資金奮鬥，一直在跑「三點半」。
在第三年底，第二次增資的二千四百萬又用罄，這是《商業周刊》最悲慘的日子。再增資自是必然，只是所有的股東幾乎都認為我們是騙子（除了少數我十分感激的一、兩位），我們要再增資的二千四百萬（總股本變成七千二百萬）分成好幾次完成，不過從最後的增資無著之後，我自己的悔悟、頓悟也完成了。過去我們遇到困難，我覺得用增資換取時間，以改變營運結果，而現在增資無門，我們一定要有別的方法才能自救，改變是我們唯一的路。這時候，我遇到石滋宜博士（前中國生產力中心負責人），在聊天時他說：「什麼是笨？ 就是老是用同樣的方法做事，卻期待會有不同結果的人。」
這句話一語驚醒夢中人，過去四年來，我一直用同樣的方法經營《商業周刊》，卻每年期待會有不同的結果，這不正是我嗎？我何其笨啊！
我開始閉門思過，決心自我改變，決定不能再期待增資，要立即從內部改善找到答案。徹底瘦身，徹底檢視所有成果，要把開支降到可能的最低，最好是能立即損益兩平，不能的話也要讓虧損降低，這是勒緊褲帶存活法，任何能降低支出的方法，都要立即採行。
創業的生死關頭，不談合理只談存亡
至於我自己，檢討的事就更多了：我的管理能力、領導能力、做媒體的專業能力，對外提升業務的能力，我發覺我沒有一項足夠，每一項我都需要重新學習，我嘗試快速改變。
但所有的改變抵不過營運上的繼續沉淪，當每天都要借錢時，環境會給你更嚴酷的考驗。市場上不斷傳言《商業周刊》隨時可能倒閉的消息，已經要上稿的廣告客戶，反悔抽稿，我們的銷售人員每天闢謠都來不及。
我決定正面面對，我要求業務人員正面向客戶坦承我們面臨了困難，但也告訴他們，我們已經活了五年，我們有信心、有決心苦撐下去，我們一定要讓台灣第一本財經周刊存活，決不放棄。
內部的營運可以慢慢改善，但資金問題還是一定要解決。當時我和金惟純協議，我守住內部，他負責對外找錢。會這樣安排，一方面是我對內部經營較熟悉，但更重要的是我的愛面子，不敢向別人開口。理論上我跟企業界的關係比金惟純好多了，但我不敢，我只能躲著，這也真十分為難他了。不過金惟純也證明他有募款及資金調度的本事。
用本本暢銷書解決財物黑洞
有一年小年夜，薪水及獎金無著，我已經準備向員工道歉，沒想到傍晚金惟純回來說錢已籌到，第二天一提現，如期發薪，他的同學在最後一刻提刀相助。我雖然不負責資金調度，但也常常在山窮水盡時加入幫忙，而我能找的，也就是我的姐姐、親人及我的太太。我的太太面臨了最多的考驗和煎熬。當我每一次動用太太僅有的幾十萬存款時，我都痛苦不堪，但也無法選擇。
有一次下午二點半，金惟純告訴我，公司還差一百萬，他已無能為力，我們只好分頭努力。我打電話給老婆，要求她動用她的保命錢。只是前不久我才答應她絕不再做這樣的事，但事隔不久我又再犯。老婆當然無法拒絕，我急忙開車到她的辦公室，她站在走廊下等我，手上捧著牛皮紙袋，我開車靠近，搖下車窗，她把牛皮紙袋丟進車裡，轉身就走，我看到她掩面痛哭，我坐在車中，十分鐘內無法開車，「一個大男人，怎會做這種讓自己的女人傷心欲絕的事？」我自怨自問。
這種驚險萬狀調度資金的日子，過了兩三年，一直到我出版了《一九九五閏八月》一書，四個月之內熱賣了近三十萬冊，也賺進了近三千萬新台幣，《商業周刊》的財務窘境才獲得紓解。到了《商業周刊》的第六年，我又調整了工作內容，我全心全意負責出版，這是搶錢的任務，我用一本本的暢銷書，快速賺錢，以紓解商周的財務黑洞。
地獄門的句點
做出版是全新的開始，我下定決心，每一本書都要賺錢，我不能再慢慢來，我的青春不再。或許是在《商業周刊》已繳完了所有的學費，我從出版第一本書開始，就立即賺錢。一直到一九九四年九月，《一九九五閏八月》一書更是我扭轉乾坤的一擊，這本書使我的人生徹底改變，也使《商業周刊》的營運結構逆轉，我告訴自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老天爺終於還我公道了。」我記得《商業周刊》最多時對外負債高達數千萬元，而《閏八月》一書正如大旱之望雲霓，財務改善之後，《商業周刊》自然回到比較正常的營運道路。
其實《商業周刊》在歷經了三、四年的內部結構調整後，一切的營運狀況都已正常化，也找到自己的規律，而從《一九九五年閏八月》之後，不只是台灣的命運改變，真正改變的是《商業周刊》，我深陷地獄門的創業之舉，也從此劃下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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