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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序】「時代感」書系總序
──李明璁
謝謝你翻開這本書。
身處媒介無所不在的時代，無數資訊飛速穿梭於你我之際，能暫停片刻，閱覽沉思，是何等難得的相遇機緣。
因為感到興趣，想要一窺究竟。面對知識，無論是未知的好奇或已知的重探，都是改變自身或世界的出發原點。
而所有的「出發」，都涵蓋兩個必要動作：先是確認此時此地的所在，然後據此指引前進的方向。
那麼，我們現在身處何處？
在深陷瓶頸的政經困局裡？在頻繁流動的身心狀態中？處於恐慌不安的集體焦慮？亦或感官開放的個人愉悅？有著紛雜混血的世界想像？還是單純素樸的地方情懷？答案不是非此即彼，必然兩者皆有。
你我站立的座標，總是由兩條矛盾的軸線所劃定。
比如，我們看似有了民主，但以代議選舉為核心運作的「民主」卻綁架了民主；看似有了自由，但放任資本集中與壟斷的「自由」卻打折了自由；看似有了平等，但潛移默化的文化偏見和層疊交錯的社會歧視，不斷嘲諷著各種要求平等的法治。我們什麼都擁有，卻也什麼都不足。
這是台灣或華人社會獨有的存在樣態嗎？或許有人會說：此乃肇因於「民族性」；但其實，遠方的國度和歷史也經常可見類似的衝突情境，於是又有人說：這是普同的「人性」使然。然而這些本質化、神祕化的解釋，都難以真確定位問題。
實事求是的脈絡化，就能給出答案。
這便是「出發」的首要準備。也是這個名為「時代感」書系的第一層工作：藉由重新審視各方經典著作所蘊藏的深刻省思、廣博考察、從而明確回答「我輩身處何處」。諸位思想巨人以其溫柔的眼眸，感性同理個體際遇，同時以其犀利筆尖理性剖析集體處境。他們立基於彼時彼地的現實條件，擲地有聲的書寫至今依然反覆迴響，協助著我們突破迷霧，確認自身方位。
據此可以追問：我們如何前進？
新聞輿論每日診斷社會新病徵，乍看似乎提供即時藥方。然而關於「我們未來朝向何處」的媒介話語，卻如棉花糖製造機裡不斷滾出的團絮，黏稠飄浮，占據空間卻沒有重量。於是表面嘈雜的話題不斷，深入累積的議題有限。大家原地踏步。
這成了一種自我損耗，也因此造就集體的想像力匱乏。無力改變環境的人們，轉而追求各種「幸福」體驗，把感官托付給商品，讓個性服膺於消費。從此人生好自為之，世界如何與我無關；卻不知己身之命運，始終深繫於這死結難解的社會。
「時代感」的第二項任務，就是要正面迎向這些集體的徒勞與自我的錯置。
據此期許，透過經典重譯，我們所做的不僅是語言層次的嚴謹翻譯（包括鉅細靡遺的譯注），更具意義和挑戰的任務，是進行跨時空的、社會層次的轉譯。這勢必是一個高難度的工作，要把過去「在當時、那個社會條件中指向著未來」的傳世作品，聯結至「在此刻、這個社會脈絡裡想像著未來」的行動思考。
面朝世界的在地化，就能找出方向。
每一本「時代感」系列的選書，於是都有一篇紮實深刻、篇幅宏大的精彩導讀。每一位導讀者，作為關注台灣與華人社會的知識人，他們的闡釋並非虛吊書袋的學院炫技，而是對著大眾詳實述說：「為什麼此時此地，我們必須重讀這本著作；而我們又可以從中獲得哪些定位自身、朝向未來的重要線索？」
如果你相信手機的滑動不會取代書本的翻閱，你感覺臉書的按讚無法滿足生命的想望，或許這一趟緩慢的時代感閱讀，像是冷靜的思辨溝通，也像是熱情的行動提案。它帶領我們，超越這個資訊賞味期限轉瞬即過的空虛時代，從消逝的昨日聯結新生的明天，從書頁的一隅航向世界的無垠。
歡迎你，我們一起出發。
【導讀】墮落是唯一的救贖
──胡晴舫
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戰敗，終戰翌年，四十一歲的坂口安吾發表〈墮落論〉，呼籲日本人應該全面墮落。
從「健全的道德」墜落，讓戰場生存歸來的義士從事黑市交易，讓寡婦改嫁不再守貞，回歸人性本能，所以能繼續活下去。「我們不是因為戰敗而墮落。而因為是人所以墮落，因為活著所以墮落，僅此而已。」主張人們要掙脫一切文明假象，活得像動物般單純，唯有「貫徹墮落之路，發現自我，獲得救贖」。
戰後日本世道凋敝，國民道德淪喪，夾帶戰敗國的恥辱，有識之士皆提倡回到戰前的「健全的道德」，強調日本人的傳統美德，像是勤勞節儉、忍受肉體煎熬、決不喊苦、服從團結，如天皇的投降詔書所說的「忍所難忍、耐所難耐」，坂口安吾大罵「謊話連篇！謊話連篇！謊話連篇！」，他以為正是這些似是而非的制度陋習，使得日本人民走到了幾乎亡國的命運，怎能還回頭撿拾起那些社會價值。
坂口安吾尖銳提問，「這場戰爭的始作俑者是誰？是東條還是軍方？的確是他們沒錯。只是，同時也是那個滲透日本的龐然巨物，那股讓人無可奈何的歷史意志。日本人在歷史面前，只是個順服命運的孩子。」他以為，日本人長期違反人性而活，因為明知人性的脆弱不可信，故意發明出一堆限制人性的政治規範，像是天皇制、武士道，結果便是整個社會活在虛假的欺瞞謊言之中，像自體捆綁了一顆定時炸彈，炸到粉身碎骨只是遲早的事。
猶太政治學者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指出，德國納粹之所以能成功殺害集體猶太人，其實跟猶太人習慣服從長老有關，引起極大爭議，迄今仍有大量猶太人完全不能諒解她的說法，而坂口安吾在他的〈墮落論〉及〈續墮落論〉對自身民族文化提出嚴厲控訴，同樣掀起嘩然迴響，宛如在民族自信完全喪失的戰後日本再投下一顆震撼原子彈。一般外界所喜愛而日本人也引為豪的日本文化特色，在他口中，全是封建遺毒、可怕的歷史計謀，那些想要使日本人活得像人的措施，反倒讓日本人活得一點不像人，失去了人性該有的態度。
「身而為人還有人性的應有面貌又是什麼呢？簡而言之，就只是：『誠實說出想要或厭惡的事物。』喜歡就說喜歡，有喜歡的女人就說喜歡。脫下『大義名分』、『私通為大忌』、『義理人情』等虛偽外衣，回歸赤裸裸的本心吧……如此一來，自我、人性以及真實才得以從中誕生，並往前邁出第一步。」他大聲疾呼：「日本國民諸君，我要向各位吶喊『日本人以及日本本身都應該墮落』，我要振臂疾呼『日本以及日本人都必須墮落』。」
坂口安吾與太宰治同屬於日本戰後文學的「無賴派」作家，或稱作「新戲作派」，面對當時日本社會亂象，專門書寫人性的腐敗墮落，抵抗既定現實，寧可自身絕緣於社會之外，當個人生的失敗者也不願遵守通行的遊戲規則。他們不但文字放蕩，平時言行也放浪形骸，太宰治吸毒酗酒，一生生活離不開女人，而坂口安吾亦喜好混跡酒肆粉巷，「爛醉如泥、腳步踉蹌地徘徊在幽暗的霓虹燈街道，在鬈髮女人的陪酒助興下牛飲假威士忌酒」，自嘲無可救藥也不悔改。
率先提出無賴派概念的第一人是太宰治，坂口安吾的〈墮落論〉發表在文藝雜誌《新潮》四月號，奠立了無賴派文學的立論基礎，兩年後，留下一卷《人間失格》的太宰治與情婦用繩子綁住腰，雙雙投河而死，女人似乎決心殉情，而老鬧自殺不成功的太宰治這次卻好像只是喝得太醉，糊裡糊塗跟著去了，便糊裡糊塗死了，精神徹底糜爛，隨性所欲，沉淪頹靡至死如一。太宰治自嘲「生而為人，我很抱歉」，但這個說法既帶著酸酸的幽怨，更帶著墮落者的驕傲、輸家的浪漫，他沒有真心在道歉，反倒過來，他鄙夷那些自以為是人的人，不屑與他們為伍。他不是人，因為他不想當人，或說他不想當社會要他當的那個人，他要當他自己定義下的人。他說，「我是自由人，我是無賴派，我要反抗束縛。」而他反抗的策略便是坂口安吾所提的墮落，讓自己虛弱而充滿恥辱地活著，拒絕一切社會安適的誘惑，禁止自己接受既定成規的保護，以自伐精神去面對人生的挑戰，通過傷害自己的肉體，以保持精神的絕對純潔。寧可當個爛人，也不肯當好人，因為如坂口安吾所說的「善人是種輕鬆愉快的選項」，只要一心一意投入社會制度就好了，遵循眾人之間的約定承俗，不去質疑，不去挑戰，不去思考什麼叫人，相當於默默不抵抗地直接等死。
坂口安吾在〈續墮落論〉裡寫，墮落雖然無趣，而且是種惡，卻帶有「莊嚴的部分，那就是人類偉大的真實樣貌──『孤獨』」。因為墮落，會遭父母離棄、朋友遠離，全身彷彿散發可怕的惡臭，一上街便遭冷眼唾棄，墮落者即為背德者，將會被迫「脫離常軌，孤身走在曠野之中，縱使惡德無趣，『孤獨』這條路卻是通往神的道路」。
而今透過時光稜鏡的過濾，後人很快能明白坂口安吾所說的「墮落之必要」，他說的只是獨立思考這件事，擺脫僵化禮教的束縛，不要受社會習俗制約，相信你的靈性直覺，本著良知走。然而，在當時的日本社會情境之下，他的言論與太宰治、織田作之助、石川淳等其他無賴派作家的言行，宛如中國魏晉南北朝的「竹林七賢」，只能用驚世駭俗來形容，自逐於社會之外，對一般約定成俗不但完全置之不理，反倒過來抨擊嘲笑。
人們問，他們怎麼變成這副人間惡魔的模樣，他們面目猙獰地嘲諷，反問日本怎麼走到這般田地。
坂口安吾和太宰治一樣出身豪門世家，母親是縣議員的女兒，父親是眾議院議員，擔任《新瀉新聞》報紙總裁，也是詩人。出生於一九○六年，本名「炳五」，從小就不守規矩，時常逃課，中學二年級時因為四科不及格而留級，漢文老師恨他難以管教，憤而罵他乾脆改名「暗吾」，與「安吾」同音。後來終於因翹課過多，遭學校開除，十七歲時轉去東京就學。隔年父親過世，全家陷入巨大債務，他去中學當代課老師，逐漸著迷佛教，因而入東洋大學印度哲學系研究佛教，藉學習梵語、拉丁語等古老語言，以療癒自己的神經衰弱。大學時代，他便以敢寫敢言著名，發表文學作品，很快受到日本文壇注視。
他的人生正好落在日本歷史的關鍵時刻。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成為第一個現代化的亞州國家，物質發達，文明興盛，軍事力量強，與歐洲強權又聯合又對抗，很快進入中國及其邊緣地區與西方各國爭奪地盤。坂口安吾出生的前一年一九○五年，在中國清廷的東北土地上，日本大勝俄國，取得東北亞的全面優勢，日本無庸置疑地正式躍升世界強權行列。
這是坂口安吾出生的時代背景，二十世紀剛開始，日本國宛如櫻花燦爛盛開，輝煌如一輪旭日，國勢銳不可擋。他的家庭優勢更讓他浸潤文化，滋養靈敏心智，隨著自己年齡漸長，他目睹日本從璀璨強國逐漸像過了花季的櫻花，花瓣落滿地，只剩下死亡帶來的虛幻美感。
一九四二年，日本深陷戰爭，全民疲憊痛苦，卻無力自拔，不知如何停止這場由他們自己發動的殘酷戰爭，坂口安吾發表〈日本文化之我見〉，首度重力批判「民族性」這個東西。一開始，他便開宗明義自稱他幾乎沒什麼日本古典文化的相關知識，沒見過桂離宮，很少各處旅行，根本分不清祖國山河各地風俗，什麼町哪個村完全沒有概念，對品茗一竅不通，只懂酩酊大醉之樂，對壁龕之類的東西向來不屑一顧。然而，他從來不覺得喪失了所謂的日本古典文化素養，讓他感覺自己不是一個日本人。
接下來，坂口安吾大逆不道，非常政治不正確開始質疑究竟何謂日本傳統，為什麼日本人要如此順從傳統，真的有傳統這件事嗎？「所謂的『傳統』是什麼？『民族性』是什麼？日本人有什麼必然性格，真有什麼決定性因素必然會發明和服、必然要穿和服嗎？」
傳統是由人發明出來的。「被發明的傳統」這個概念一九八三年由著名歷史學大師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以及其他學者共同提出，而成為一個普遍的概念，然而，坂口安吾遠在一九四二年二次大戰期間便已經提出來，大聲質問他的同胞，所謂的「傳統」、所謂的「民族性」，這些「明明與自己個性背道而馳」的價值習慣，究竟是什麼東西，要讓他們像牛一樣背負在身上，明知前方死路一條卻不能卸下。
對他來說，所謂的傳統只不過是日本經歷過的事物，所謂的非傳統只不過是日本還未經歷過的事物，這其中沒有非不得已的道理。「說什麼『日本以前就有的傳統，因為是過去的傳統所以是日本原有的事物』，根本就不成立。有些存在於國外，日本尚未體驗的習慣，事實上也可能十分適合日本人；反之存在於日本，國外未曾體驗的習慣，事實上也可能適合外國人。這並非模仿，而是發現。」他甚至說，說不定肩膀寬闊的西方人穿起和服比日本人還氣宇軒昂。
不僅在亞州，許多非西方國家在努力現代化的過程中都曾遭遇「現代化等於西化」的哲學辯證，雖然大家都明白文化不該死板，應該演進，民主與威權兩種選項的利弊如此明白，依然有人如香港明星成龍主張中國人不適合民主，拿文化傳統與民族性當作阻擋社會變化的理由。
坂口安吾認為本質重於一切，不管他們是否依然遵循古文化習慣去生活，都不會改變他們生而為日本人這項簡單的事實。他們不是喜愛日本文化的外國學者，他們不需要發現日本，他們生來就是日本人。只要他們活著，日本文化就活著，因為要先有日本人，才會有日本文化，繼承傳統遺產固然重要，能夠創造祖國遺產的人卻是自己。
「只要日本人的生活健康，日本本身就會健康。日本人彎彎的短腿套上長褲、穿上洋服，歪七扭八地走路、跳舞，捨棄榻榻米，霸氣十足坐在廉價桌椅上，裝模作樣。歐美人眼見此情此景覺得萬分滑稽，而我們自己本身卻對這樣的便利性感到心滿意足。」
他的觀點顯然與他前一代東京作家永井荷風南轅北轍。生於明治時代的永井荷風眷戀江戶東京，痛恨日本全面工業化，一頭栽下他視為「空洞的西方偽文明」之中，日日足履木屐、手持蝙蝠傘信步而行，穿梭於都市更新前的老街舊巷，遊蕩於古寺、荒煙墓地及附近的貧窮街町，他不是不相信現代化，不是不信賴電療、放射礦泉的力量，只是更喜愛那些住在不衛生後街的虛幻人生，仍把生命托付於迷信和煎藥、那種逆來順受的古老生活。與坂口安吾正好完全相反，他特別悲痛日本人追求便利這件事，譬如為了方便，就開始使用鋼筆，「大概沒有比近世人熱切接受所謂『便利』一事更無意義了。」
當永井荷風頌讚陋巷、渡船、庭園和長滿雜草的閒地，坂口安吾卻恰恰把他的美學與文學觀建立在「實用」兩字。
對他來說，生活所需決定美感。故鄉舊貌景物遷移，木橋變成鐵橋，他固然感傷，卻覺得天經地義，日本人需要全新運輸工具，需要電梯，比起傳統之美，他認為日本人更需要便利的生活，「即便京都寺廟或奈良佛像全毀了，也不會覺得哪裡不方便，但是電車不開可就麻煩了。」依他看來，仙氣華美的金閣寺或銀閣寺只是「附庸風雅的富豪玩物罷了」，舉世聞名的龍安寺石庭不過相當於一塊佛曰乾屎橛，甚至語出驚人地說，「若有需要，剷平法隆寺改建停車場也無妨。因為，我們民族的光輝文化或傳統，絕不會因此滅亡。」他對永井荷風所鍾愛的一切老街古樓漫不經心，反倒讚美起軍艦、乾冰廠與監獄，認為這三種光禿禿的現代造物非常之美麗，因為身上沒有一絲虛假的美感，完全依照使用目的而被創造出來，「只有必要的物件，放在必要的地方，而不需要物品全被移除，只有順應必要要求所成就的獨特形貌。那是形似本身，不形似其他任何物體的形貌。」永井荷風一直活到了一九五九年，不知道他是否有機會讀到坂口安吾這些文字，要是他真讀到了肯定全身逆血而行。
但，這就是坂口安吾，堅持日本人的文化跟他的文學都要因「必要」而存在，「沒有任何一行文字是為了看來美麗而寫」，沒有任何一種文化該為了堅持傳統而留，社會規範要順應生命欲求，而不是限制，否則變成魯迅口中的「吃人的禮教」。
某方面，坂口安吾與中國同時期的魯迅類似，他們皆熱愛自己的祖國，痛心自己的社會如此衰弱落後，一介書生想要用一枝筆痛下針砭病症，而他們的結論均是傳統禮教不但沒有助益，反倒是最大阻力，好像中國古代漢族婦女纏小腳，說是文明禮俗，實則是一種民族自殘。
魯迅的《狂人日記》以文學手法，批判舊社會的「仁義道德」虛偽腐敗，已形成了人吃人的社會現象，坂口安吾在奠定他文學地位的小說《白痴》裡，同樣藉由弱智女子的形象，烘托出他認為「人」的真正意義，必須恢復感情的人性，才能引導人類走出生命的困境，而不是靠那些道德教條與僵化禮教。
二十世紀初，魯迅的中國與坂口安吾的日本都在前現代與現代之間掙扎，任何想要進步或改變社會現狀的企圖都被標示為「西化」，視為對土地的背叛，必定會失去民族的尊嚴，任何想要保留文化習慣或繼續傳統價值的想法，就遭駁斥為保守反動，標籤為封建殭屍再世。保守與進步變成一種零和對抗，非彼即此，好像社會一定沒有選擇，人生非得如此。坂口安吾與魯迅無疑地不認同非不得如此的社會選項，但他們花費更多力氣在推翻這些想當然耳、不言而明的文化習慣，希望用思考、以行動，找出社會進步的動力與方向。
留學日本仙台學醫的魯迅在日本學會穿三件套西裝，每日勤梳理，保持外表整潔，因為看了一捲日俄戰爭影片，裡頭中國間諜遭日本軍人處決，其他中國同胞面無表情聚集圍觀，令他醒悟救國必須先從精神開始，他輟學，換回長袍馬褂，回到中國之後，非常不習慣中國依然封建落後，人們只求溫飽，因循苟且，阿Q精神，不求上進，悲憤激昂提筆，犀利狠批中國民族，想要刺激中國人思考、振奮，因為「命運並不是中國人的事前指導，乃是事後的一種不費心思的解釋」，沒有命運這回事，沒有民族性這種說法，只有因循苟且的文化惰性。
這與坂口安吾不謀而合。雖然當時日本比其他亞洲國家已經現代化許多，但那只是物質進步，不代表文化現代化，他挑戰大家不加思索即接受的傳統武士道，如童話裡指出國王沒有穿新衣的小孩大聲說出天皇也不過是個人，痛恨日本人以刻苦耐勞為美德，因而「不追求變化，不追求進步，總是憧憬讚美過往種種，當進步的精神偶然現身時，卻常會遭受刻苦耐勞的反動精神打壓，再度被拉回過去」。
他批評日本人堅持節儉是美德，明明富翁還要省一兩塊車錢，不肯消費刺激經濟，一昧依賴肉體勞動，按個鈕就能解決的事情卻要浪費時間流下亮晶晶的汗水去完成，使得需求無法變成發明的動力，他討厭大家認定農村文化才是日本文化、誤信日本的墮落是因為農村文化轉成都會文化的關係，而根本沒人深思所謂農村文化的意思，因為農村打從一開始就不純樸，對他來說，農村精神就是「不屈不撓地研究如何逃稅的精神」，故意每次三寸、五寸移動田埂界線偷取鄰人土地，背叛鄰居摯友還以為自己只是為了勤苦求生存的小農，「只要見到陌生人，一律將其視為小偷」，「對他人的不信任以及排他精神」，假裝被動所以能狡猾逃避所有外界加諸自己身上的事物，都是他斥之偽善的農村之魂。
這裡，坂口安吾其實只差沒喊口號，「日本人，你為什麼不起來？」令他難過失望的那一種「被動的狡猾」依然存在目前許多亞洲社會，即使已經進入民主制度，仍不相信自己能做什麼，依舊躲在善良老百姓的盾牌之後，對大社會漠不關心，在小處摳錢過日子，沾沾自喜，不肯在大處求改革，追求更大的成就。尤其那種莫名其妙的社會懷舊，好像忘了古代農業時代的真相其實是大家都活在封建制度下，所有人身分階級一出生就被規定了，女孩子只是生產的工具，男孩子只是種田的動物，除了少數人能受教育，其他人天天都在汲水耕田，遭社會權貴洗腦以為艱苦勞動是自己生存的唯一目的，不加反抗盡量忍耐種種不合理也變成至高美德的表現。
坂口安吾之所以現代，因為他真正相信民主，追求「人」的價值，而不是一時的社會制度或政治觀念，他堅信任何事情終究要回到人的根本，一個人在世上要怎麼活下去，要怎麼活得好，這才最重要，所有的制度法律觀念都是可以修正的，因為那是人的產物，就像科技終究要服務人，因此要符合人性，而不是倒過來讓科技主宰人。
「人」，就是坂口安吾的中心思想。「人，只會眷戀人。不可能有任何藝術，欠缺人的氣息。我們也不會想在無法引發鄉愁的樹木下休息。」當他醉眼朦朧，腳步不穩走在銀座街頭，坂口安吾一定恨不得抓過每一個經過他身邊的路人，不分男女老少，緊緊抱在懷裡，狠狠親吻對方，告訴他們，我他媽的愛死了你，請你一定好好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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