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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自〈十四、張九齡與李林甫〉
開元二十四年（七三六）十月初二日，京師長安發生了震級不算很高的地震，似乎是在輕輕召喚已經離開它兩年零十個月的遊子歸來。也實在是巧合，就在這一天，玄宗改變了來年二月西返的決定，提前離開了洛陽。不想這一去竟是永別東都。儘管開元二十六年玄宗還下過在西京、東都往來之路上作行宮的詔令，想為來往於兩都之間做好準備，但事實上，玄宗再也沒有來過東都。由於關中糧食問題已經解決，玄宗可以久居長安，不用再當「逐糧天子」了。除華清宮和長安城郊的苑圃，他甚至連長安城也沒有遠離過。
十月二十一日，玄宗回到長安。回到長安不到一個月，他對宰相人事做了重大的變動。十一月二十七日，侍中裴耀卿為尚書左丞相（左僕射），中書令張九齡為尚書右丞相，並罷知政事，解除了他們的宰相職務。兵部尚書李林甫兼中書令，殿中監牛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從此，李林甫掌握中樞大權達十六年之久。
張九齡的下臺和李林甫的上臺都不是偶然的。
張九齡是韶州曲江（今廣東韶關市）人，進士出身，又應制舉登第。以文學為張說所親重，張說常對人說：「後來詞人稱首也。」曾不止一次向玄宗推薦他堪為集賢院學士，以備顧問。張說死後，張九齡服母喪尚未期滿，開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就被重新任命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第二年四月，遷中書令，成為朝政的主要執掌者，首席宰相。
玄宗欣賞張九齡的器識、文辭和風度，曾經對侍臣說：「張九齡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朕終身事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場之元帥也。」早朝時玄宗見張九齡風威秀整，異於百官，對左右說：「朕每見九齡，使我精神頓生。」後來用人時也常問：「風度得如九齡否？」但對九齡事事固執己見，卻是越來越不耐煩了，玄宗要以李林甫為宰相，張九齡薄其無文，對玄宗說：「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
張守珪調任幽州節度使後，大破契丹，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迅速扭轉了東北邊的緊張形勢。玄宗欣賞張守珪的才幹，欲任為宰相。張九齡諫曰：「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不同意玄宗的意見。玄宗退而求其次，欲「假以其名而不使任其職」。張九齡也以「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而加以反對。
在討擊奚、契丹時，安祿山恃勇輕進，為敵人所敗。玄宗惜安祿山之才，免其死罪，「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張九齡也以「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而固爭。
玄宗欲廢太子瑛，張九齡對玄宗說得就更難聽了，使玄宗表現了明顯的不快。
在玄宗和張九齡君臣的衝突中，除了太子問題外，都是圍繞著獎勵軍功、重用吏幹之士進行的。隨著邊疆形勢的變化和社會矛盾的發展，玄宗的注意力越來越轉移到邊事和現實問題的解決上。張九齡的意見雖然不是每次都被玄宗拒絕，但他們在政事上的共同語言越來越少了。
這樣的爭論，一次比一次激烈，隨著爭論的逐步升級，張九齡作為首席宰相中書令的權力也在逐步滑失。張九齡以其文人的敏感，深深感到自己地位的不穩。開元二十四年夏他借玄宗賜宰相白羽扇的機會，作〈白羽扇賦〉獻給玄宗，最後寫道：「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玄宗看到後，敕報曰：「朕頃賜扇，聊以滌暑……佳彼勁翮，方資利用，與夫棄揖篋笥，義不當也。」表示對張九齡沒有棄而不用，要他不要多心。八月初五日玄宗過生日，群臣皆獻寶鏡，張九齡獨獻《千秋金鏡錄》五卷，要玄宗以歷代興亡為鑑，玄宗也賜書褒美。玄宗對張九齡老是反對他的意見雖然有些厭煩，對李林甫的信任也在迅速地增加，但還沒有把張九齡一腳踢開的意思。他還是想把開元九年召回張說後同時任用文學之士張說和吏幹之士宇文融這樣兩套人馬的格局保持下去。
開元二十四年十月回到長安後，玄宗欲以曾在河西頗有建樹的朔方節度使牛仙客為尚書。牛仙客，涇州鶉觚（今甘肅靈臺）人，初為縣小吏，後以軍功吏幹，由州司馬而節度判官，蕭嵩為相時薦為河西節度使。仙客在軍，清勤不倦，倉庫盈滿，器械精良。玄宗派人核查後，對他甚為讚賞，欲任命為尚書，張九齡反對；欲加實封，張九齡還是反對。李林甫乘機對玄宗說：「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玄宗聽後很高興，第二天又對張九齡提及要給牛仙客加實封。張九齡固執如初。玄宗大為惱怒，變色道：「事總由卿？」（什麼事情都要依著你嗎？）並責問說：「卿以仙客無門籍耶？卿有何門閥？」張九齡慌忙回答說：「臣荒徼微賤，仙客中華之士。然陛下擢臣踐臺閣，掌綸誥；仙客河湟一使典，目不識文字，若大任之，臣恐非宜。」下朝後，李林甫對玄宗說：「但有材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何有不可？」經李林甫這麼一說，玄宗不顧張九齡的反對，於十一月二十三日，賜牛仙客爵陝西縣公，食封三百戶。四天後，二十七日以牛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裴耀卿、張九齡同時罷相。
這次人事上的變動和開元十四年四月崔隱甫、宇文融、李林甫共同奏彈張說，把張說拉下中書令的位置頗有一些類似。不同的是那一次是雙方各為朋黨的結果，玄宗對兩派全都斥而不用。而這一次，李林甫立即被任命為中書令，執掌了政府大權。這是文學和吏治兩派大臣長期鬥爭的結果，也是當時政治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
所謂文學，如前所述，指進士和其他科舉出身，長於文學之士；吏治，指長於吏幹，富有解決實際問題能力的人才。他們之間的鬥爭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過程。玄宗即位後姚崇和張說之間的矛盾雖然是圍繞著穩定皇位展開的，但已隱藏著文學、吏治之爭的萌芽。在以前，兩派的鬥爭中，大多是圍繞某一具體政策或政治措施如括戶之類進行的，皇帝還凌駕於兩派之上，處於超然的地位。而這一次，鬥爭不僅在李林甫和張九齡之間進行，而且皇帝也直接成為衝突的一方。鬥爭的內容也不僅和人事安排有關，而且直接和用人標準聯繫起來。在是否提拔和重用牛仙客的爭論中，玄宗提出了「有無門閥」這個南北朝沿襲下來的傳統的用人標準。這主要是為了堵張九齡的口，在實際用人中他並沒有按這個標準行事。張九齡提出文學，李林甫提出材識，其實是正在發展的才學標準的兩個方面，本來是不矛盾的，而張、李卻各執一端，恰恰反映了當時官吏素質上的缺陷和官僚隊伍中的一些內在矛盾。
張說、張九齡雖然由文學、科舉出身，但由於他們是在武則天時期培養和選拔出來的，而當時僅有文學而無政事是很難擠進高級官僚隊伍的。因此，他們除了具有卓越的文學才能，同時也具有經世治國的政治才能。張說不僅是一代文宗，而且出將入相，對政事和軍事都很熟悉。張九齡雖然在總體素質上已不如張說那樣能文能武，但還是具有獨立的政治見解。而開元時期科舉出身的文學之士，由於玄宗粉飾文治，由於張說提拔文士，其中一些人即以文學才能而做到中書舍人一類的高官。因而「掌綸誥」。替皇帝起草詔敕，便成為文士最大的榮耀和最後的歸宿。開元二十三年孫逖掌貢舉，「拔李華、蕭穎士、趙驊登上第。逖謂人曰：此三人便堪掌綸誥」。張九齡也是以「踐臺閣，掌綸誥」來作為自己擔任宰相的同義語。在這樣的風氣下，一般文士雖然具有文學才能，但是他們「以聲律為學，多昧古今」；「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掛壁」。不學習儒家經典，歷史知識也很貧乏，對於政事就更不那麼內行了。而開元中期以後，政事日益紛繁，邊疆日益緊張，制度需要不斷調整，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解決。這些又是大多數文學之士不願也無力解決的。這不僅是由於他們的素質，而且是因為他們代表了那些在唐朝興起、並已取得了政治經濟權勢的上層地主官僚。他們不僅要求在農村繼續實行高宗、武則天以來的放縱政策，而且反對一切損害他們政治經濟利益的政策和措施。張說反對過括戶，張九齡曾請不禁私鑄錢，而對一切具有變革舊制意義的措施，他們也都採取消極態度。這樣，把開元中期開始的各項變革繼續下去並加以總結、規範的任務便歷史地落到了以李林甫為代表的吏治派官吏身上。
李林甫是李唐宗室，門蔭出身。開元初先後為太子中允（正五品下）、太子諭德（正四品下），後為國子司業。開元十四年宇文融引為御史中丞，共同傾倒了中書令張說。正是在文學和吏治兩派官吏的鬥爭日益激化的情況下，李林甫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開元二十年前後，李林甫由刑部侍郎遷吏部侍郎，協助宰相兼吏部尚書裴光庭行用循資格。當時通過流外入流和各種途徑獲得做官資格的達兩千餘人，而每年需要補充的官吏在六百人上下，因此，得到一個官職是很不容易的，有出身二十餘年而不獲祿者。即使做了官，升遷也很困難，很多人老於下位。針對這種情況，裴光庭奏用循資格，規定各級官任職期滿後，需過一定年限，即若干選才能再到吏部應選，一般都可獲得官職並按年資逐步升級。這對於才俊之士固然是一種限制，但對長期得不到官職或沉滯下位的一般官吏，卻是一種福音。因此李林甫繼續行用循資格，自然得到廣大中下級官吏的支持，這就奠定了他日後大展宏圖的基礎。
在吏部侍郎任期內，李林甫「每奏對，常稱旨，上悅之」，玄宗把他提升為黃門侍郎。開元二十一年五月，又任命他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與侍中裴耀卿、中書令張九齡並為宰相。李林甫擔任宰相職務後，在由東都返回西京、太子廢立，特別是獎勵軍功、重用吏幹官吏等一系列重大政治問題上都支持了玄宗。因而最後玄宗拋棄了張九齡而選中了李林甫去繼續進行各項制度的變革，並將之穩定下來。
李林甫擔任中書令後，《舊唐書》說他「每事過慎，條理眾務，增修綱紀。中外遷除，皆有恆度」。司馬光也說，李林甫引牛仙客為相，牛仙客「唯諾而已。然二人皆謹守格式，百官遷除，各有常度」。在財政、軍事、政治制度、選舉制度以及法律制度等方面，他協助玄宗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1、財政上，簡化度支旨符；把地稅、戶稅新的徵收辦法從法律上肯定下來；進一步推行折納制度。
唐初以來，每年的租稅雜支均由戶部度支司造為旨符，即當年的徵稅辦法，發到州縣及諸司，僅紙張即需五十萬張。百司抄寫，事甚勞煩，而且輕重不等，又沒有定額，地方官也很容易從中搗亂。開元二十四年，李林甫在與諸道採訪使和各州朝集使商量後，奏請取消了一些不穩便於民、非當地所出的項目，將各州每年應支物數修為長行旨條五卷。這樣尚書省有關部門每年只要根據旨條規定的數額頒行，每州只需一兩紙，大大簡化了手續。玄宗批准了這個建議。
地稅、戶稅唐初即開始徵收。地稅原來是作為義倉用，畝納兩升後來改為按戶等徵收，上上戶也只收五石。戶稅主要用於官吏祿錢和官府開支，還沒有成為定制。隨著土地集中和地主經濟的發展，為了增加國家收入，開元二十五年確定，王公以下每年按照所種土地，畝稅兩升；狹鄉按戶籍上登記的土地徵收，寬鄉根據登記每戶實際耕種土地的青苗簿徵收；商賈及無田戶仍按戶等徵收。這樣不僅擴大了地稅的負擔面，而且也增加了地主向國家交納地稅的數量，從而增加了國家粟米的收入。按戶稅錢也同時確定下來，三年一大稅，共約一百五十萬貫，每年一小稅，共約四十萬貫，以供軍國、傳驛及郵遞之用。每年又別稅八十萬貫，以供州縣官之月料及地方政府的開支。
折納制度南北朝時期就實行過。唐朝在武則天時期也在江南實行納布代租。中宗以後，又把義倉之粟變米納京師，叫做變造。開元二十五年，根據關中地區農業生產有所提高以及各地區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唐政府進一步調整各地折納的實物，規定：江南諸州租，並回造納布。關內各州庸調資課所收絹、錢，根據時價變粟取米送京，路遠的則就地收貯以充隨近軍糧。河南、河北有不通水運州，折租造絹，以代關中調課。唐初以來，實行於江淮一帶的折納制度，進一步在關中、河南和河北部分州縣推廣。
二、軍事上，最後完成了由府兵制到募兵制的轉變。
開元十年，張說建議改革兵制。當時，只完成了京師的衛戍由府兵改為募兵的工作。到李林甫為相時，開元二十五年五月，玄宗「令中書門下與諸道節度使，各量軍鎮閒劇審利害，計兵防健兒等作定額，委節度使放（於）諸色征行人內及客戶中召募，取丁壯情願充健兒長任邊軍者，每歲加於常例，給田地屋宅。務加優卹，使得存濟。每年逐季本使具數報中書門下，至年終一時錄奏」。這樣就開始了邊防戍兵由府兵輪番擔任向募兵充任的轉變。根據敕令要求，這項工作，一是確定各軍鎮的兵員；二是在原有的鎮兵和邊地的客戶中招募壯丁長期充當邊兵。對於征行人來說，主要是由他們自己決定自己的去留，對於客戶來說，則是通過從軍尋找一條新的謀生之路。
經過不到八個月的工作，開元二十六年正月詔：「朕每念黎甿，疲於征戍……所以別遣召募，以實邊兵，賜其厚賞，便令長往。今諸軍所召人數向足，在於中夏，自可罷兵，既無金革之事，足保農桑之業。自今以後，諸軍兵健並宜停遣，其現鎮兵並一切放還。」邊鎮兵由府兵轉變為募兵的工作告一段落。從開元十一年招募長從宿衛充禁軍開始的由徵兵制向募兵制的過渡，至此基本完成。
根據這上述詔書，內地不再向邊地遣送鎮兵。同年編撰完成的《唐六典》卷五〈尚書兵部〉兵部郎中條注中也說：「是後，州郡之間永無征發之役矣。」這只是制度初定時的一種理想罷了。此後，安西、河西、幽州、朔方等鎮的兵健確是就地招募，其中包括相當數量的胡人。但隴右等邊鎮地區人口稀少而兵額甚多，因此仍需從山東地區徵派。二十九年詔中就提到，「諸軍行人，皆遠離鄉貫」。〈天寶八載冊尊號赦〉更明確提到，「其百姓有頻經征鎮者，以後差點之次，不在取限」。杜甫〈兵車行〉：「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則形象地說明直到天寶後期，從內地遣人戍邊還在繼續進行，並且是強制性的。
《資治通鑑》卷一二五天寶四載記載：「舊制，戍邊者免其租調，六歲而更。時邊將恥敗，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貫籍不除。王鉷志在聚斂，以有籍無人者皆為避課，按籍戍邊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有並徵三十年者，民無所訴。」《資治通鑑》所說的舊制，不是唐初府兵征行時的舊制，而是開元二十六年諸軍兵健並宜停遣以後實行的制度。戍邊者六年一更，免其租調，這與唐初府兵戍邊有很大不同，他們不再需要自備兵甲衣糧，而由國家發給糧餉。因此，從兵役制度來說，這是從徵兵制轉變為募兵制的重要環節。從軍人的身分來說，他們雖然是由徵發而來，還不能算是募兵，但多少已具有職業兵意味。這種轉變，無論是從軍隊性質的變化，還是糧餉全部由國庫支出，其影響都是深遠的。
府兵制到天寶年間，「日益墜壞，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復點補，其六馱馬牛、器械、糗糧，耗散略盡」。「應為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折衝府已變成有名無實的空架子。募兵制在京師宿衛和戍邊中已推行完成。所以，李林甫於天寶八載（七四九）五月初十日，「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雖然折衝、果毅等府兵的官吏還存在了一段時間，但府兵的活動至此結束。可以說，兵制的改革，始於張說而終於李林甫。
三、法律上，完成律令格式的修訂。
律令格式的修訂完成是開元二十五年的又一件大事。開元以來制度上的各項變化次第完成，玄宗急於從制度上把這些變革固定下來，把秩序安定下來。當他聽說京城囚徒只有五十人，「怡然有喜色」。大理少卿徐嶠上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人，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不棲，今有鵲巢其樹。」玄宗以宰相燮理，法官平允之功，封李林甫為晉國公，牛仙客為邠國公，刑部、大理官賜絹兩千匹。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舉動，反映了玄宗當時的理想和追求。九月，律令格式修訂完成。
唐朝的律令格式自武德七年（六二四）三月頒行後，除了格式或令格式的修訂外，律令格式同時修訂先後有貞觀十一年（六三七）、永徽二年（六五一）、垂拱元年（六八五）和開元七年（七一九）四次。開元二十五年這一次，由李林甫、牛仙客共加刪輯，總七○二六條，其中一二三四條於事非要，並刪之；二一八○條隨文損益，三五九四條仍舊不變，總成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開元新格十卷。又撰《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變動是相當大的，說明還是力圖使律令格式適應社會的變化。
按唐律原為五百條，唐令原為一五九○條，這次刪改的共為三五○四條。修訂後，律仍為五百條，修訂的僅少數幾條。令也沒有太大的變動。刪改的大多為格、式。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令已經不能完全適應社會的變化，如賦役令；有的令已經完全和實際情況脫節，如田令、宮衛令、軍防令，但在開元二十五年修訂完成的令中卻沒有反映出來，令文基本是一仍其舊。這樣，就給唐的律令體系造成一個巨大的內在矛盾，令文與現實脫節，令文不能嚴格執行。這也勢必造成令的重要性越來越低，而格式的重要性越來越大。唐朝令以設範立制，是規定各項國家基本制度的，不輕易做變動。作為各部門辦事規程和工作條例的格、式，則是可以隨時修改的。對令不作大的修改表明，儘管此後制度的變化仍在繼續，但是，拋棄舊制度、建立新制度的做法至此已告一段落。表明玄宗甚至寧可使某些制度成為具文，也不願實行更加徹底的變革。
事實上，有些制度基本已經到頭了，如兵役制度。有些制度，如賦稅制度，儘管從發展趨勢來看，還需要繼續前進，但從當時情況來看，它已經達到了地主官僚們所能接受的最大限度，再前進，就會超出他們的承受能力。而原來的租庸調制，也還沒有超出農民的最大承受能力。通過唐政府每鄉根據具體情況免除三十丁的租庸，以及農民逃亡成為客戶或自行開荒等方法的調節，一時間也不至於鬧出大亂子。開元、天寶之際社會是相當安定的。這是玄宗上述做法的客觀基礎。
四、政治制度上，集權和分權都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開元十一年張說為中書令，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列吏、樞機，兵、戶、刑禮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宰相制度發生了重大變化。決策權和行政權都集中到中書門下，三省制的格局徹底破壞，執政事筆的中書令的地位進一步提高。但是，由於新的中樞制度尚不完善，加上傳統的影響，文學、吏治並用的用人格局，中書令並沒有大權獨掌，宰相共掌朝政的局面迄張九齡下臺，一直沒有改變。而到李林甫任中書令後，宰相減為兩人，權力集中到侍中和中書令，主要是作為中書令的李林甫手中。開元二十七年（七三九），以牛仙客為兵部尚書兼侍中，李林甫為吏部尚書兼中書令，總文武選事。文武官吏的任免大權都集中到宰相手中。這是前所未有的，也從一個側面反映集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相反，在地方上，卻給予開元二十二年設置的採訪處置使以越來越大的行政權力。採訪處置使不僅有權與刺史商定開倉賑給等事務，不需事先奏報，而且對於犯有貪贓等罪的刺史可以停止其職務，並派人代理。這對於加強對地方官吏的監督和管理，及時解決地方事務都有積極意義。
李林甫走上權力之巔後，為鞏固自己的地位，排斥打擊那些受到玄宗賞識並有可能入相的人，並利用玄宗疑忌太子的心理，興起了幾次大獄。他為了自專大權，蔽塞皇帝耳目，打擊上書言事者。諫官補闕杜璡上書言事，被出為縣令。據說他還曾招集諫官們談話：「今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瑕，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他還大大加強了宰相的威勢。過去宰相隨從不過數人，士民不需要避道，李林甫為相後，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前面還有金吾衛的將士在數百步外靜街，路上的公卿、行人都需要走避。
李林甫任中書令達十六年之久，由於處處順從玄宗的意旨辦事，因此深得玄宗信任，「悉以政事委林甫」。而林甫在政務的處理上，也能做到「每事過慎，條理眾務，增修綱紀」；「動循格令，衣冠士子，非常調無仕進之門」。就連把李林甫列入〈奸臣傳〉的《新唐書》也不得不承認他「練文法，其用人非諂附者一以格令持之，故小小綱目不甚亂，而人憚其威權威權。」他死後，楊國忠誣陷李林甫與突闕阿布思謀反，《舊唐書》說：「天下以為冤。」說明當時不僅是「朝野側目，憚其威權」，而且因其業績，確實享有相當高的威望。
總之，在玄宗重用李林甫主持朝政期間，對各項制度繼續進行調整。經濟持續發展，邊防得到加強，唐王朝的繁榮昌盛達到了頂點。玄宗和李林甫把中樞機關和宰相的權力集中到那樣的高度，這在一個時期內固然可以提高效率；但是，若是換一個無力駕馭這套機構的人，或者形勢突然發生變化，都可以使整個統治機構失靈。而閉塞言路，獨斷專行，改變了唐初以來兼聽納諫、廣開言路、集思廣益的決策機制，更使得決策發生重大失誤成為必然。後來為了加強邊防，又不斷擴大邊地節度使的權力，改變了內重外輕的軍事布局，而又失於措置，沒有採取任何防範措施。這又在統一王朝的基礎下埋下了一顆巨大的定時炸彈。只要碰到合適的條件，立即就會炸毀統一王朝的大廈。天寶時期繁榮昌盛的背後隱伏著的這三個巨大的危機，終於導致了唐王朝的中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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