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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要旨
（一）前言
今天，我首次來向大陸青年們講述「中國文學」，我們深深知道目前你們對於中國文學的知識的需要，是何等的迫切與重要，所以我們在這裡特別為你們開播這一課目。
各位一定知道：中國文學，它的歷史與內容，都遠超過歐美各國文學的範圍之上；因此中國文學的典籍，自然也是非常之多。誠如曾國藩所說：「浩如淵海」。所以從事中國文學的研究，實在比從事任何一國的文學研究要來得更困難。可是話得說回來，中國文學雖然因為它的歷史悠久與內容廣闊，但它的發展，是有一貫的系統，既有本源，也有支衍；歷來的變遷發展，也都有著可循的規則。因其如此，所以研究中國文學，也最容易把握它的重點，尋出它的脈絡，而獲得它的精華。這個認識，是我們有志於研究中國文學的青年們在心理上首需具備的。
講到這裡，我想青年們，你們一定在內心要向我發問。所謂中國文學的本源究竟是什麼呢？我在這裡可以簡明的向各位指出，那就是中國的經書！最初是六經，包括《詩》、《書》、《禮》、《樂》、《易》、《春秋》六部。後來《樂經》亡佚，現在便稱它為五經。以後又有所謂七經、九經、十二經、十三經，總之，經書，它是我們中國五千年來文學發展的本源，這是毫無問題的。因此，我們在這首次開播中國文學課程的時候，便決定先講述「經學要旨」這一題目。今天，使得各位先明瞭中國文學的本源，然後再逐次的來研究有關中國文學的其他部門，才容易收到舉一反三，觸類旁通的效果。
（二）「六經」的意義與「十三經」的組織
(1)說明「經」的意義
「經」的意義是什麼呢？首先我們根據〈論語集解序〉中所說：「六經之策，長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這顯然是指經書的版本大小而言。因此有人以為經便是官書，所以版本特別大，長到二尺四寸，故稱它叫做「經」，但這種解釋是不對的，因為版本的大小，古代或許有一定的規格；但版本特大的官書，何以就可以叫做「經」，則又令人難以索解。近人章太炎又有另一個解釋，他說：「經」乃是以絲編綴竹簡成冊的通稱，好像印度佛書稱「修羅多」，翻譯漢文的人也翻成「經」。但章氏這一解釋，也是一般的解釋，不夠說明「經」學在《詩》、《書》、《易》、《禮》、《樂》、《春秋》六部書內容含有的特殊意義。
那末「經」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呢？記得《釋名‧釋典藝》中曾說過：「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又《文心雕龍‧宗經》篇也說：「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孝經序疏〉引用皇侃的話也說：「經者，常也，法也。」《玉海》引用鄭玄所作的《孝經注》說：「經者，不易之稱。」以上這些對經的解釋，雖然所用的文字略有不同，然而它們都認為「天不變，道亦不變」；「經」是垂教萬世，永遠不變的常道，則是一致的概念。而這一致的概念，我們認為才能完全包括「經」的含義，才能完全說明《詩》、《書》、《易》、《禮》、《樂》、《春秋》這六部古代偉大的書，所以稱它們為「經」的道理了。
(2)說明「六經」的意義
「六經」中每一部經書所含的意義是什麼呢？首先我們說明六經的由來。《莊子‧天運》篇引孔子對老聃的話，說：「《詩》、《書》、《易》、《禮》、《樂》、《春秋》六經以為文。」六經的名稱，見於古書的，似乎以此為最早。至於「六經」所含的意義，《禮記‧經解》篇中曾說：「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這一解釋，誠能將「六經」中各「經」的含義簡明的闡述出來，論到六經的功用，司馬遷在《史記》自序中說過：「《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仕，《春秋》以道義。」《莊子‧天下》篇也說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司馬遷和莊子這兩段話，真是將「六經」之用說得非常透澈，非常簡要了。
(3)說明「十三經」的組成
以上我們所提出的經書共為六種，但「六經」之外，又有「七經」、「九經」、「十二經」和「十三經」的名稱。這些經書的名稱又是怎樣形成的呢？首先說「七經」。「七經」的說法頗不一致，共有四種不同的意見：（甲）六經之外，加上《論語》。這一說出自唐朝李賢的《後漢書注》。（乙）宋劉敞的《七經小傳》，以《詩》、《書》、《周禮》、《儀禮》、《禮記》、《公羊傳》、《論語》為七經。（丙）清朝康熙皇帝的《御纂七經》，他又以《易》、《詩》、《書》、《春秋》、《周禮》、《儀禮》、《禮記》為七經。（丁）日本人山井鼎《七經奇異》，則別指《易》、《詩》、《書》、《左傳》、《禮記》、《論語》、《孝經》為七經。四家說法既然不一致，可見這不是一種公認的叢書。到了唐代，便以《詩》、《書》、三禮、三傳、《易》為「九經」，而唐人陸德明的《經典釋文》這部書，他又以《詩》、《書》、《左傳》、《公羊傳》、《穀梁傳》、《易》、《春秋》、《論語》、《孝經》為「九經」，到文宗所刻的《開成石經》，便將《易》、《詩》、《書》、三禮、三傳、《論語》、《孝經》、《爾雅》，合成一部「十二經」了。《孟子》一書，原是列在《漢志》的〈諸子略〉中的；到了宋代，朱熹定《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為四家，於是《孟子》地位提高了。到五代時，蜀主孟昶石刻十一經，從十二經中除去《孝經》、《爾雅》，而加入《孟子》，於是《孟子》便已列入「經書」了。等到清高宗刻「十三經」於太學，乃經十二經加入《孟子》，於是十三經這部叢書便成定本了。
以上我們將經與六經的意義，以及七經、九經、十二經和十三經的組成作了一個扼要的說明，我想各位聽了以後，對經書的一般情形會有一個大概的瞭解的。
（三）「六經」與「傳」、「記」
「六經」的意義，我們雖然在上節中說明了，但「六經」的內容自然絕不是如此簡單，聖人立說，都是寓大義於微言，如果不作深刻的研究，詳細的闡釋，恐怕不能盡得聖人著書的本意。所以很早就有解釋「六經」的「傳」和「記」這一類的書出現了。什麼叫做傳呢？《左傳》疏說：「傳者，傳也；博釋經義，傳示後人。」《禮記‧曲禮》疏也這樣說：「傳，謂傳釋經義，或親承聖旨，或師儒相傳，故謂之傳。」《博物志》更將「經」與「傳」列為相關的科目，所謂「聖人所作曰經，賢人所作曰傳。」這些說明都是一致的告訴我們，傳是用來解釋經書的。舉例來說：譬如《易經》這部書，它原來只有卦辭、爻辭，其中孔子所作的十翼—〈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便是我們所稱的「易傳」了。此外《詩經》有毛亨所作的傳，《尚書》有孔安國所作的傳，《春秋》更有三傳—即《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以上這幾種傳，自然都是用來解釋它的本經的。這裡再要提到的是，解經的書，除傳而外，還有一種「記」。如三禮之中，《周禮》、《儀禮》，原是經文，《禮記》便是「記」了。《禮記》一共有四十九篇，這四十九篇的記，所記既不是一事，作者也非一人，它本來就是一部各家解釋《禮經》的論文選集，它的性質固然是和「傳」相同的。又如《樂經》雖然散失了，但《漢志》樂類還有〈樂記〉二十三篇，至於《禮記》中的〈樂記〉，便是這二十三篇的縮寫；它的性質也是相當於「傳」的。
總之，「傳」與「記」都是用來解釋「經」的。經書得到了傳記的解釋，然後它的內容才能宏揚於天地之間，綿亘於萬世之下，直到今天，時間雖然隔了幾千年，而其精義，依然照耀在我們的眼前。所以傳和記，其本身的地位雖次於經，而其與經書相關的作用，自然是非常重要的。
（四）經學和古今文派
「經」與「傳」、「記」的意義和關係明了了以後，我們便可進一步研究，什麼是經學？近人蔣伯潛說：「研究本經及傳記的學術，便是所謂經學。」這將經學的定義，說得非常明白。經學的研究，最初盛行於西漢中世；其時原是盛行今文。但自劉歆發現古文經以後，於是研究經學的便分成今古文兩派，而且各立門戶，相爭不下了。
談到這裡，我首先要向各位說明，什麼是今文經？什麼是古文經？所謂今文經，是指秦始皇焚書以後，西漢傳經的儒生用當時的今文—隸書鈔寫的本子。所謂古文經是指西漢末年，劉歆發現的許多秦始皇焚書以前，用古代通行的文字寫的本子。簡單的說：今文經是一種漢代人的鈔本，古文經是漢代以前古人的鈔本。因為，既然是兩種版本，文字免不了有增減異同；篇章也不免有長短、分合；甚至於「古文經」有的，而「今文經」上沒有。對於經的訓詁、解釋，既不相同，就對孔子的地位以及研究的主張，也大有距離。加上各持己見，不肯融和，今古經學之爭，便自然而然的發生了。
前面說過：本來漢初時期，今文經學是最盛的，但自漢劉歆發現了「古文經」，他當時又擔任「侍中」的官職，很容易親近皇帝，於是他請求建立了古文《尚書》、《逸禮》、《毛詩》、《左氏春秋》的學官。這樣一來，便遭到許多研究今文經的太常博士的反對。劉歆更不示弱，發表了一篇〈讓太常博士書〉，於是更招致了太常博士們的憤恨，使得名儒龔勝上書乞休，左將軍公孫祿請誅歆以謝天下。自此以後，今古經學之爭，便一直發展下去，到了東漢，對立的形勢，慢慢的轉變了，大名鼎鼎的鄭眾、杜林、賈逵、馬融都屬於古文派；今文派除何休以外，著名人士便不多了。所以在兩漢時期，西漢仍以今文派居優勢，東漢則以古文派佔上風。但東漢到了鄭玄出來，所注群經，便能兼采今文古文。如作《毛詩》箋，以毛為主，而又兼采今文的齊、魯、韓三家詩說；注《尚書》，用古文，而又兼采今文家言；注《儀禮》、《禮記》，直想融會三禮，調合古今。今古文之分爭，得到鄭玄大力的弭平，便能混合為一；而這種混合的局面，竟維持了二千餘年。至在三國、六朝、唐、宋、元、明諸時期，經學本呈中衰的現象；直到清朝道光之世，今文學才又復興。如莊存興的《春秋正辭》，不拘於訓詁各物，而專講微言大義，可以推為清代今文學家的第一部著作。他的弟子劉逢祿作《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簡稱《公羊釋例》）等書，更為今文經學漸漸立了規模。從此以後魏源的《詩古微》、《書古微》；邵懿辰的《禮經通論》，戴望的《論語注》；皮錫瑞的《經學通論》，也都是偏主今文的。至於廖平的《今古學考》；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崔適的《春秋復始》、《史記探源》，更是為今文派張目。可見清代經學，又偏向了今文學派了。
以上是將經學和今古經學派分合的情形，作了一個扼要的說明，但是今古經學派分立的時間這樣長久，壁壘這樣森嚴，他們的歧異之處，重點究竟在那裡呢？為了使大家有個了解，我扼要提三點說明如下：
(一)所列六經次序不同
六經的次序，今文家是這樣排的—「《詩》、《書》、《禮》、《樂》、《易》、《春秋》」。《莊子‧天運》篇引孔子對老聃曰「丘治《詩》、《書》、《易》、《禮》、《樂》、《春秋》六經以為文」。《荀子‧儒效》篇曰：「《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缺《易》）這兩說雖然不完全，但前面四經的次序是相同的。《春秋繁露‧玉林》篇便說：「《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這便將今文家所列六經的次序明確的安排定了，但古文家所列的次序，便和今文家所列的不同，他的次序是：「《易》、《書》、《詩》、《禮》、《樂》、《春秋》。」《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敘述六經，它的次序便是這樣的。這是今古經學派所持的不同之見的第一點。
(二)對孔子的印象不同
今文家以六經為孔子所作，雖多根據前代的材料，但經過孔子一番工夫以後，便與原書的本子截然不同。古文家則以為孔子自承「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只是一位繼往開來的史學家，他與六經無關。如《易》，自周公作爻辭，便成為《易經》，孔子只為《易》作「傳」；《禮》、《樂》皆周公所定，尤其《周禮》，是周公制太平之書，和孔子無涉。《春秋》，孔子也是繼周公舊例修的，他如《詩》，《書》二經，更是完成在孔子以前，孔子不過為它作序罷了。六經皆周公舊典，故他們所崇奉的是周公而非孔子。這是今古文經學派所持不同之見的第二點。
(三)所說古代制度不同
如說封建，今文家以為全國分五服，每服各五百里，合為方千里。其爵有三等，公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方五十里；王畿之內也封國，天子五年一巡狩。古文家分全國為九服，亦各五百里，並王畿千里，合為方萬里，其爵分五等，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王畿之內不封國，天子十二年一巡狩。其他如中央官制、祭祀、賦稅等等，今古經學家持說都不一致，經學家考證古代制度是很繁瑣的，我們不能一一舉例說明。大抵今文家以《孟子》王制為主，而古文家是以《周禮》為主的，所以持說便不相同了。
以上我們把經學的要義與今古文派的分合情形和他們持說不同之處作了一個簡單的說明，這是我們從事經學研究的人所應首先明瞭的。
（五）我們對經籍的態度
經籍，自上古流傳到清末民初，貫穿了五千餘年，一直成為我中國文學的重心，今古文的爭端，雖然直到清季還是很盛，但其對於經學的重視是可想而知了，成為我中國學人所崇奉的寶典。但自近五十年來，學人因受外來學潮思想的影響，便漸漸的漠視了經書的價值，而對經學摒棄而不研究，造成了我國文學上的無限損失，這是非常遺憾的事。今天，我們應回過頭來重視我們的固有文學，重新的要從我國固有文學作探源流的工夫。蔣總統在民國四十一年六月十六日發布了〈整理文化遺產與改進民族習性〉的文告，昭告我們「經書是民族文化的精髓」。蔣總統說：「在這些經書裡是有許多『放之天下而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的至理名言。」因此，蔣總統要我們將「四書五經」裡面「適合於現代需要的傳記、倫理、文化……加以擷取，加以解釋，使人簡切易知，都能篤信，都能實行。那末可以讓往聖之學，由闇而彰了。」二十年來，我們在自由中國復興基地，秉承蔣總統這一號召，大家都分頭邁進來從事經籍的研究和整理工作。在高中及大專院校裡，都有中國基本文化教材（包括四書五經）的課程的開設，讓全國青年都能遊息於我國固有文學的領域中，吸收、融會，以收潛移默化的功效。特別自民國五十五年，蔣總統又號召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後，全體學人與出版界在研究整理各種典籍之後，近又紛紛的將書籍作今注今釋的工作。我今天可以告訴大家的，目前臺灣的商務書局和正中書局，結合了在臺灣和散在美國、香港、南洋的國學專家正在趕寫這些經籍的今注和今釋，而且已經有些出版了。等到這些新編的經籍一一問世，將見我國固有文化的精華，不但充塞在中國的自由基地臺灣，而且將宏揚於國際，更可堅信的是，它必將大批的傳入大陸，來重振我國固有的文學，復興我國傳統的文化！我想，這是大陸青年所共同願望的，我們一定保證能滿足你們的願望，你們耐心的等著吧！等著吧！
今天，我所要講述的經學要旨，因為時間所限，就此告一結束，我們下次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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