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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遊江南的目的何在？
乾隆曾經六巡江南，民間流傳著無數他下江南時富有傳奇色彩的風流韻事和奇聞異談。這六次下江南之舉是他一生中的一項重要活動。他自己曾說：「予凡舉兩大事，一曰西師，一曰南巡。」可見他是多麼重視南巡這件事。
南巡，刺激了江南的商業發展
乾隆為什麼六下江南？表面看來，是效法他的祖父康熙。他曾說：「朕恭讀聖祖實錄，上面詳載祖父侍候皇太后南巡的歷史。當時老百姓扶老攜幼，夾道歡迎，齊聲讚頌皇家的孝順美德，朕心裡真是羨慕極了！」所以他後來把自己的南巡稱作「法祖省方」，也就是效法祖宗，視察地方。而且他也是恭奉皇太后巡幸江南，次數也是六次。
不過，從更深的層次考慮，乾隆六次巡幸江南，絕不僅僅是效法祖父，而有著複雜的社會背景。其中，根本原因是江南地區在清朝的統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具體地說，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穩定江南，清除危機。乾隆年間，雖然處於盛世，但深刻的社會危機已經孕育，江南地區農民起義和各種形式的反抗鬥爭接連不斷：馬朝柱領導農民在安徽、湖北等省起義；混元教等祕密組織在河南等省廣泛活動；農民抗租、爭田、反剋扣工錢、奪糧、抗糧鬥爭時有發生；奴婢逃亡、贖身、嚴懲奴主的鬥爭接連不斷；手工業工人罷工罷市，水手罷工，鹽販抗官罷市等鬥爭，在江南地區表現得尤其激烈。應當怎樣做，才能緩和日益深刻的社會矛盾？這是乾隆必須認真考慮的問題。
二、是勘察水情，解決水患。乾隆曾說：「南巡之事，莫大於河工。」乾隆年間，從直隸經山東、江蘇、安徽，直至浙江，水災多有發生。七年，夏秋雨水過量，黃河在銅山、石林決口。十年，黃河決口陳家鋪。二十五年，夏水稍多，河湖盛漲，高、寶、興泰等州低窪地方一片汪洋。除黃河水患外，還有浙江海潮之災。杭州灣一帶地理環境特殊，海潮一至，洶湧澎湃，形成強大的潮汐流，對沿海地區造成極大的破壞。應當怎樣做，才能免除水患，這是乾隆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三、是江南秀麗的山水風情深深吸引著乾隆。江南向以水鄉見稱，以水景為主的園林比比皆是。例如以山石見勝的上海豫園、揚州箇園、南京瞻園、蘇州滄浪亭、獅子林等。乾隆曾說：「江南名勝甲天下。」他希望「眺覽山川之佳秀，民物之豐美。」
除了以上三點之外，乾隆南巡，還和江浙一帶的客觀環境及政治地位分不開。在乾隆心目中，江浙的地位確實十分重要。先從經濟地位上說，江浙是清朝的魚米之鄉和「財賦之區」。江蘇、浙江二省的田地、賦銀、漕糧數分別占全國田地、賦銀、漕糧的百分之十六、二十九、三十。再以田賦之外的第二大收入︱鹽課而言。二十九年，全國鹽課共收銀三百八十餘萬兩，僅江浙就收二百五十八萬餘兩，
占鹽課總數的百分之六十八。在每年運京供帝王后妃、文武官員兵丁食用的四百萬石漕糧中，江浙就占百二百五十七萬石，為糟糧總數的百分之六十四。
僅這幾個簡單的數字，便足以表明江、浙二省在清朝經濟中的特殊地位。
江浙地區不僅經濟發達，文化也甚為繁榮，為歷代中舉率最高的地區，高官名宦層出不窮。有清歷代科舉，順治朝舉行了八次殿試，取了八名狀元，其中江浙六人；康熙朝進行了二十一次科舉，除山東鄧鍾嶽外，其餘二十個狀元皆係江浙人；雍正朝的五個狀元中，江浙人居其四；乾隆年間出了二十七個狀元，江浙就占了二十一位；榜眼、探花及二、三甲進士的比率也與此類似。這自然會影響到大學士、九卿、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學政等職的人選。僅乾隆朝的大學士，就有江浙人徐本、汪由敦、梁詩正、陳世倌、于敏中、劉綸、史貽直等。其他才幹學者的人數也高於其它省區。江浙之人任職之多，在政界影響之大，是其它各省都難以比擬的。
以文化的另一層面來講，江蘇、浙江也是清朝歷代明末遺民活動的中心，反清復明思想的大本營，反清活動經久不滅。乾隆年間發生的著名文字獄案尤以江浙為最多。所以，乾隆自然得時刻看牢這個地方，籠絡江南士子，以防他們起謀逆之心。
江浙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內佔據如此重要的地位，乾隆心裡自然十分明白。雖是效仿康熙而有六巡江南之舉，但他的目的實是為大清江山而著想。
但是，一般大臣豈能看出他的這些心計手段。於是，便有大臣出來勸阻他放棄南巡，以使江南父老免受拖累。
在乾隆剛下達完南巡之諭後，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就奏言江南一帶地形山水交錯，實在難走，若修路鋪橋，就會妨礙民生；意即奉勸皇帝收回諭旨。後來嚮導大臣努三和北惠也說南巡之路難走，奏稱若真要前往，需大興土木，滋擾百姓；也意在諫阻巡幸江浙。面對這些反對意見，乾隆視若無睹，決意踏入江浙，巡幸百姓。
甚至在他幾次南巡過程中，愛民有加的良臣也不斷勸諫，希望停止江南之行。
譬如首次南巡時，身邊頗受器重的侍衛博爾奔察就曾巧妙地幾次諷諫，勸他不要給百姓增加負擔。皇帝的龍船行至鎮江，兩江總督黃廷桂命人放煙火相迎，有人被煙熏得咳嗽。博爾奔察就在一旁笑著說：「此乃素被黃煙所熏怕者，故望而生畏也。」這是以黃煙寓指黃廷桂，譏諷其諂媚，並以此提醒皇上：黃廷桂此舉是不該受到表彰的。帝聽罷，只得苦笑。
在蘇州觀光時，乾隆見靈岩梅粗可合抱，甚為喜歡，大有流連忘返之意。這時，博爾奔察在一旁拔出劍來，對著梅樹作欲砍狀。乾隆大吃一驚，忙問何故。博爾奔察故作生氣地說；「恨其不生於圓明園中，而使皇上跋涉江湖之險也。」乾隆明知他這是在勸誡自己，雖有些不快，但因其用心畢竟良善，也不便說什麼，只得轉身而去。
這次南巡，由於乾隆遊意甚濃，因此十分得意。一日，他揮筆寫了一個「福」字，
然後對身邊的博爾奔察說：「汝識此中佳否？」博爾奔察應聲答道：「知之。上所書福，黑且亮也。」乾隆本想讓他說上幾句吉利話，沒想到他竟說出這種近乎呆氣的話，於是忍不住哈哈大笑。
在第三次南巡到揚州時，乾隆讓休假在家的禮部侍郎齊召南一同遊玩。他對齊召南說：「你和朕一起遊覽金山吧！」
齊召南對乾隆南巡遊山玩水本就不滿，於是奏答：「臣有足疾，不能走路。」
乾隆說：「那就賜你馬騎。」
齊答：「臣不能騎馬。臣乘船即可一覽江山風光。若新修台閣殿宇，粉飾得儘管漂亮，皆人工罷了。」
這種回答實在讓人掃興。乾隆很不高興，但也不好發作。
後來，乾隆又讓齊召南做嚮導，遊覽天臺山。齊召南卻說：「山皆峭壁懸崖，虎豹所居。臣雖生長於此，敬遵孝子不登高、不臨深之義，未曾登過此山。」所謂「孝子不登高、不臨深」，意思是：為了父母尊長，不做冒險的事，以免出了意外，使父母無以贍養。此為孔孟儒家之道，但齊召南另有含義。乾隆自然也從中聽出了話外之音，只好解嘲說：「齊召南真是個士人。」
乾隆四巡江浙時，想去湖州巡視一下。內閣學士程景伊勸他不要去，說若去了，那裡便會因迎駕而耗費民力。但乾隆執意要去。為了阻攔乾隆此行，紹興知府在試航時，往河道中拋下石塊、木頭，才免了勞民之苦。
為了得以南巡，乾隆可真是衝破了層層阻力。在他看來，江浙是清朝統治的政治戰略要地，無論多少大臣勸諫，也得去，誰也阻止不了。
可是，他又不便把自己的心計手段全部說出，總是以准民所訪的名義堵眾臣的嘴巴：「前因江南督撫等奏請南巡，特命大學士、九卿會議，詢謀僉同，業經降旨諭允。江、浙鄰封接壤，均係聖祖屢經臨幸之地，且海塘亦重務也，今既據該省士民感恩望幸，群情踴躍，合詞代奏，宜允所請。」
那麼，乾隆首次南巡，為什麼在即位十四年以後才提出呢？這是因為，乾隆十四年以前，他需要做一些比較緊迫的事，以鞏固皇位和國家的統一。這些事包括：東巡盛京謁祖，巡幸避暑山莊和木蘭秋獮，聯絡蒙古上層人士，平定西南苗民起義，降服大小金川土司首領。待辦了這些事，鞏固了事權和國家統一以後，南巡問題才得以提到日程上來。此外，南巡作為一個極為重要的活動，需要得到朝廷中高官大吏的支持。乾隆即位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由輔政大臣鄂爾泰、張廷玉主事。鄂爾泰、張廷玉資歷深，作用大，辦事謹慎，為政清廉，在朝廷中影響很大。如果他們二人反對南巡，乾隆將處於十分尷尬的境地。十年，鄂爾泰去世；十四年，張廷玉退休；南巡可能出現的阻力基本消除。這樣，他才認為南巡可以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南巡是聲勢、規模都很浩大的活動，需要認真準備。南巡前一年，要指定親王擔任總理行營事務王大臣，負責全面的籌劃與安排；要派嚮導勘察沿途道路，制定巡幸計畫。巡幸所經過的地方，各級官員要提前修橋鋪路，建築行宮，準備器玩，安排迎鑾。另外，穩定社會秩序、美化環境的工作也要做，包括訓練士卒、通緝盜匪、清理刑獄、安撫窮苦百姓、修繕城郭、治理河渠等等。這一切工作都做完之後，南巡才能成行。
乾隆六次南巡的基本情況是這樣的：十六年正月，以省方問俗、考察官方戎政、閱視河工海防、了解民間疾苦、奉母遊覽為由，首次南巡江浙。二十二年正月，以免除江蘇、安徽、浙江累年積欠錢糧，賑濟江蘇清河等十九州縣水災，奉皇太后啟鑾出京師，開始第二次南巡。二十七年正月，奉皇太后第三次南巡。三十年正月，第四次南巡。四十五年正月，從京師出發，開始第五次南巡。四十九年正月，從京師出發，開始第六次南巡。
乾隆歷次南巡，自然都會給沿途百姓造成巨大的負擔，他自己也深深地明白。因此，每次出巡時，他都對農糧商賦大加減免，以不負百姓愛君之意。這樣做，也可以穩定江浙地方的人心，使天下共享太平之福。
事實上，乾隆每次南巡，也總能給江浙地方帶來實惠。他六次南巡，無時不以先祖康熙為榜樣，一路上籠絡士農工商的諭旨不停地頒布。
凡南巡所到之處，所經州縣，均下令只交本年應徵地丁錢糧的十分之三。如果當地上年受災，再減免十分之五。這已經形成慣例。
十六年，乾隆首巡江浙，下諭免江蘇、安徽、浙江錢糧；還宣布：豁免乾隆元年至十三年江蘇省積欠地丁銀二百二十萬餘兩，安徽省積欠地丁銀三十萬餘兩。浙江省向來不欠交糧賦，免本年地丁銀三十萬兩作為獎勵。
第二次南巡時，江淮地區剛剛發生大水災，因此又下令免除江蘇、浙江、安徽三省二十一年前積欠的所有地丁錢糧。以後歷次南巡，都是這樣辦理。直隸、山東、江蘇、浙江四省也是南巡經由之地，凡因水旱之災所欠地丁錢糧，常因此恩免。
江蘇糧賦最重，免賦也最多。以四十九年為例，乾隆進入江蘇省界即宣布：加恩將江寧藩司所屬積欠地丁漕項等款未完銀三十六萬七千餘兩，民借籽種口糧未完銀十五萬餘兩，漕糧漕項等款未完米、麥、豆十八萬九千餘石，蘇州藩司所屬地丁漕項等款未完四萬餘兩，民借籽種田糧未完銀一千二百餘兩，漕糧糟項等款未完米、豆三萬八千餘石，安徽藩司所屬地丁等項未完米銀三十七萬三千餘兩，民借籽種口糧未完銀六萬餘兩，漕倉等項未完銀八萬三千餘兩，漕糧漕項等款未完麥豆六萬餘石，「俱著全行豁免，用敷愷澤，副朕行慶施惠之意。」
就實際而言，江蘇比浙江欠賦多，純係連年水災造成。江蘇淮安府地處黃、淮、運三河交會區，水災最重。乾隆六度南巡，對欠賦之因心裡十分明白。與其官逼民反，不如承認現實，適當豁免，順坡下驢，正是這位皇帝高明的心計手段。
第四次南巡，剛剛起程之後，乾隆就宣布：對直隸和山東「本年應徵地丁錢糧，俱著加恩蠲免十分之三。」兩省辦差的官員原來受罰或降級處分的人都准予免除懲罰，無處分的人官加一級。同時還賞給兩省銀各二萬兩，作為新建行宮之用。
這種蠲免對老百姓來說，自然是天大的喜事。乾隆深知，即使自己不想驚擾百姓，南巡所耗的民力和財力也定然會傷及民生元氣，所以試圖以這種措施補償民之所失。
乾隆六次南巡，鹽商都捐助了大批銀兩，供各地辦差使用。早在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南巡時，乾隆就表揚「兩淮商人踴躍急公，捐輸報效」，說自己見「眾商情詞肫懇」，推辭又擔心顯不出商人們的誠意，於是悉數收取。然而，他並不是白要商人捐資。為了不使鹽商因鉅額捐資而入不敷出，他利用多種辦法，給鹽商以政治和經濟上的補償。
經濟上的補償是：讓鹽商們多賣鹽而少交稅，並且對以往因各種差務集資而欠下的大量鹽稅，給予一次性的豁免。四十五年，乾隆曾下令免除兩淮商人應還未繳銀兩一百二十萬兩、緩徵銀兩二十七萬兩。四十七年，免淮南商人未完銀二百萬兩。四十九年，又免兩淮未完餘利銀一百六十三萬餘兩。這樣大宗的免稅，更激發了商人經商的積極性和辦差的積極性，為江南經濟的建設與繁榮做出大貢獻。
政治上的補償則主要是提高鹽商的政治地位。乾隆宣布，對兩淮鹽商「本身原有職銜，如已至三品者，俱賞給奉宸院卿銜；其未至三品者，俱各加頂戴一級。」賞賜給商人的雖然都是一些空銜，對於封建社會屬於下層之輩的商人來說，卻使他們成為官僚中人，不再以自己的身分低微而受人輕視。
乾隆南巡，對江南商人所採取的種種優惠政策，客觀上刺激了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的日趨繁榮，同時帶動了城市建設，也吸引了全國各地的商人前來投資。以揚州為例，乾隆南巡前還不太發達，自從南巡後，兩淮商人為迎駕，曾先後集資修了天寧寺、錦春園、高橋、蓮花橋、虹橋、寶塔寺等宮殿樓宇五千一百多間，各種亭台近二百座，使揚州來了個天翻地覆的變化。城內更是商賈雲集，百貨齊備。連山西、安徽等地的商人也紛紛到這裡做生意。
總之，在南巡之中，乾隆皇恩普施，對江南的農業和商業發展所建立的功績實不可沒，為封建經濟的繁榮和資本主義的萌芽所起的作用亦不可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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