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乾隆之世，大規模的內亂只有一次，事在三十九年，幫中文獻「清水教舉義事錄」云：
清水教者，白蓮教之一支派也。首創者，山東義民王倫，人極精明果敢，祖居兗州壽張縣，石佛口地方。其祖王好賢，世傳白蓮教，傳至王倫，以符法替人治病，秘授神武異術，往來漕河；見糧米幫勢力雄厚，而一般人義氣又重，乃生羨慕之心，遂與幫中結識，旋立清門教，聯誼合作，潛行廣收弟子留為己用。
其所謂清水教者，其意義取佛經云「清淨莊嚴」清字，及「十功德水」水字，定為教名（見彌陀經）從此幫與教相混，潛伏勢力更易伸張。
王倫素抱傾覆清廷之志，因之潛謀舉義更急，乃於乾隆三十九年間，乘清廷征伐金川之際，大倡有四十九天水火兵災，凡願入教信佛者得免慘死，不信者，難逃浩劫，因此一般愚夫愚婦從者日眾。事被壽張縣沈齊義所聞，派差往捕。王倫遂於八月二十八日拒捕，當日率眾襲城，殺死知縣，連陷堂邑、陽榖。
如上所述，為王倫利用清幫，幫中有少數人附從王倫，純為個人行為，整個清幫在當時是置身事外的。孟心史「清史稿」記「嘉慶間兵事」云：
三省教匪之役，為清代第一次長期之內亂，旗軍之不得力，亦顯露於此，其亂象與明季流寇相仿，眾股迭發，不相統率，殘破各處，不據城池；出沒三省，大股人數動輒數萬。
事亦起於乾隆中葉以後，而大發其毒於內禪告成，太上訓政之日。蓋吏治至乾隆朝而壞，內亂之源，無不出於吏虐，康熙朝崇獎清廉，大吏中有若湯斌、于成龍、張伯行、陳嬪諸人為憂者，風氣所樹，為大吏者大率端謹。雍正時亦勤於察吏，至高宗則總督多用旗人，風氣大壞。時方自謂極盛，亂機已遍伏矣。
乾隆三十九年，山東壽張清水教民王倫，以治病練拳號召徒黨，於八月間起事，襲城戕吏，連陷旁邑，方據臨清舊城奪新城，援軍大集，倫擒於城中（高陽按：王倫未成擒，據論被圍樓焚而死，實無佐證），凡一月而平。明年白蓮教事發，河南鹿邑，遂為川楚鉅匪之嚆矢。
此亦只言教匪，不言與清幫有關。王倫作亂，為清朝盛極而衰的一個鮮明徵象；在此以前，自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南巡至三十四年傅恆平緬甸，清朝極盛時期，文治、武功都達到了顛峰狀態。
此大約二十年的期間，適當傅恆自大用至病歿，傅恆一家，從他的伯父馬齊，到他的兒子福康安，於雍乾兩朝的政治有異常密切的關係。對高宗的影響，尤為深刻，因此談乾隆前期的政事，不能不談傅恆；而談後期的軍事，尤不能不談福康安。
關於傅恆，是一個很值得稱道，但也很值得同情的好人。他有個人的隱痛，其妻為高宗所通，生子即為福康安。玆先敘傅恆初期的經歷，「清史稿」本傳：
傅恆字春和，富察氏，滿州鑲黃旗人，孝賢純皇后弟也。……傅恆自洊侍衛，擢戶部侍郎，乾隆十年六月，命在軍機處行走，十二年擢戶部尚書。十三年三月，孝賢純皇后從上南巡，還至德州崩，傅恆扈行典喪儀。四月敕獎其勤恪，加太子太保，時訥親師金川，解尚書阿克敦協辦大學士以授傅恆，並兼領吏部。訥親既無功，九月，命傅恆暫管川陝總督，經略軍務。
重用傅恆而殺訥親，為高宗一生權術的大運用，脅之以威，臨之以恩，使臣子懷德畏威，惟命是從，這套凡是英主都善於運用的手法，高宗在這件事上的表現，真可說是到了極致。原來孝賢皇后富察氏之崩，是在德州赴水自盡，原因甚多，而以高宗與傅恆之妻的曖昧關係為主。孝賢皇后之憤而自絕，吃醋的成份少，覺得太欺侮她娘家人的成份來得多。
富察氏為滿州八大貴族之一，米思翰一支，至此三世為顯宦重臣，族眾勢大，而高宗又尚有潛在的「政敵」，所以孝賢皇后之崩，在高宗看作非常嚴重的事，倘非善為應付，流言四起，即令還不致威脅到他的皇位，但在統御的威信方面一定大受打擊。因此，他分兩方面去運用他的權力，亦就是所謂「恩威並用」，而兩者都用得出了格。
先談用威，是以殺大臣立威。為了孝賢皇后之喪，文武官員在百日內剃頭，因而革職抄家者數起，湖廣總督塞楞額竟因此賜令自盡；江南河道總督周學健亦因百日內剃頭，本擬斬監候，已邀寬免，其後又因任內納賄徇私諸罪賜死。接下來便是殺訥親，殺張廣泗。其時大金川土司莎羅奔犯邊，先命川陝總督張廣泗進攻無功，十三年四月以訥親為經略大臣，率禁旅討伐。「清史稿」本傳：
六月，訥親至軍，下令期三日克噶拉依。噶拉依者，莎羅奔結寨地也……署總兵任舉勇敢善戰，為諸軍先，歿於陣，訥親為氣奪。乃議諸軍築碉，與敵共險，為持久。
訥親本不知兵，亦從未打過仗，而張廣泗有養敵自重之意，及至訥親一到前方，表面遵命，暗中觀望，是作了坐觀其敗的打算。攻噶拉依為訥親遙為指揮，失大將任舉，就此氣餒，仍舊請張廣泗主持，自己拱手聽命。而張廣泗凡所舉措，動稱奉經略之命，高宗以師老糜餉，復欲與敵共險，則牽延日久，大傷國力，因而下詔逮問。
十三年十二月初上諭：
訥親辦理金川軍務，乖張退縮，老師糜餉，經諸王滿漢大臣等參奏，朕諭令侍衛富成，將伊於奉到諭旨處，拿問拘禁，其舉動言語，並令富成逐一據實陳奏。今據富成奏稱，訥親云：「番蠻之事，如此難辦，後來切不可輕舉妄動，這句話我如何敢上紙筆入奏？」此語實為巧詐之尤。
以下歷數訥親負恩，並推測訥親的用心是：
伊之意，自知身名決裂，且無子嗣。萬分難免，輒思以不願用兵之言，博天下讀書迂愚無識者之稱譽；而以窮兵黷武之名，歸之於朕。此其心懷狡詐，實出意想之外。朕實不料十三年來，隆恩渥澤，而訥親之忍心害理，意至於此！
高宗自辯並無窮兵黷武，揚威喜功之意，按諸實際則不然。「清史稿」「高宗本紀」，乾隆十三年十月癸未：「諭張廣泗勿受莎羅奔降。」又，十二月乙亥：「張廣泗奏：『莎羅奔請降，告以此次用兵，不滅不已。』上以用卿得人勉之。」可知大金川之事早可了結，高宗不受降，非滅之不可，此非窮兵黷武而何？
今細推當時史實，高宗本有耀武揚威之意，至孝賢皇后崩，為彌補失德，更望在武功上有所成就，因而特命訥親以經略督師。訥親剛愎自用，張廣泗疑心莎羅奔欲降而不許，為訥親所進言，於是一方面由於負氣，一方面打算讓訥親知難，密奏高宗，受降而終結戰局。殊不知訥親已知高宗的本意，且正當高宗大振乾綱之時，如何敢以輕舉妄動之言入奏？這是旗人口語所謂「擰了！」
高宗之意，莎羅奔既然請降，則已勢窮力竭，以張廣泗的經驗，何不可一舉而滅之？其中必有曲折難明的緣故，固而特召張廣泗入京，於年底在瀛台親審，並頒上諭：
金川用兵以來，張廣泗貽誤於前，訥親貽誤於後，兩人之罪狀雖一，而其處心積慮，各有不同。至於自逞其私，罔恤國事，則實皆小人之尤矣，朕昨御瀛台，親鞫張廣泗，其狡詐欺飾，緊要情節，俱經一一供認不諱，而其茹刑強辯，毫無畏苦之狀，左右大臣，皆以為目所未見，即此一節，與市井無賴何異！
所謂「茹刑」即熬刑。張廣泗亦知只要一認錯，必死無疑，因而數審受刑仍極口稱冤。但「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張廣泗「茹刑」，未必就是市井，明朝東林黨人受刑不屈者甚多，但高宗則已與酷吏無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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