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用和景氣
失業率明明很低，但為什麼景氣沒恢復？
總務省發表的二○一七年三月的完全失業率為「2.8％」。與一九九四年六月一樣，出現睽違二十二年的低失業率。
「失業率未達3％」的狀況，堪稱是實質的完全雇用。
完全失業者人數為一百九十七萬人，比去年同月減少了二十八萬人。厚生勞動省發表的四月有效徵人倍率（全國）也達到1.48倍，出現了睽違四分之一世紀的高水準。因此，人力雇用有急迫需求，人力不足的問題嚴重。
但國民卻對「好景氣」無感。
當中甚至還可聽到「失業率明明很低，但為什麼景氣沒變好？」這樣的質疑。
因為「景氣惡化，失業率就會增加」這樣的印象，一般人或許會認為景氣與失業率息息相關。以前確實是如此。但事實上，在日本這樣的「成熟國」，這兩者並無關聯。
舉例來說，英國的失業率在一九八○年代為10％左右，但現在下降到5％以下，達史上最低標準。就總體經濟學來看，這和日本一樣，是處在近乎「完全雇用」的狀態，所以餐飲店等服務業皆人手不足。但大部分國民卻都覺得「景氣差」、「外來移民搶走了工作」，而決定脫歐。
美國的失業率現在處於4％，算是非常低。但在中西部到東北部的新英格蘭一帶，有許多夕陽產業的「銹帶（生銹的工業地帶）」，景氣非常糟，所得也低。而在銹帶，有許多人稱「窮困白人（Poor White）」的低所得白人。這些人在二○一六年美國總統選舉中，強烈支持川普要將創造兩千五百萬個工作機會以及反移民政策加入公約中的政見。
從這樣的案例中我們可以明白，景氣好失業率就低、景氣差失業率就高，這樣的相互關係深植在許多國民心中，但實際在，在大部分的成熟國卻是不同的狀況。
降低失業率的政策毫無意義
話雖如此，以往失業率都被視為「景氣指標」之一，在一般的想法下，人們普遍認為「為了稍微降低失業率，政府應該打出各種政策」、「這樣能刺激景氣」。
但和日本一樣，在失業率低的國家，就算政策聲稱這是振興景氣的政策，而投注大筆預算，對公共事業和低所得者提供補助，卻幾乎不見任何成效。
而且這項政策不是為了社會多數，而是為了社會少數。結果在實際的政策與真正重要的經濟政策間產生很大的落差。
但往往媒體不會報導經濟獨立、生活安穩的多數人，而是報導那些因失業等問題而貧困的少數人，宛如整個社會都是窮人一樣。例如最近報紙和電視上常大幅報導「下流老人」和「老後破產」等問題。但日本的個人金融資產一千八百兆日圓當中，有一半以上是握在高齡者手中。也就是說，就大局來看，大部分高齡者都過著優渥的生活，而「下流老人」和「老後破產」，以整體來看，只是極少數的問題。
或許有不少人還記得從二○○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到隔年二○○九年一月五日止，在東圍日比谷公園設立的「跨年派遣村」。為了對失業者提供援助，非營利組織和工會組成的團體進行煮飯賑災、生活和職業諮詢、簡易住處設置等活動，當時接連數日都大肆報導。但從那之後，「跨年派遣村」便沒再開設。因為這是極少數人的問題。
此外，安倍政權提出要在二○二○年前達成「零待機兒童4」的目標，但如果是地方自治體的首長倒還另當別論，在人口超過一億的日本，要讓數萬名的待機兒童歸零，將這樣的問題列入國家的基本方針裡，這根本和前面的情況沒有兩樣。只要比照橫濱所實施的方法，對每個兒童的平均面積限制略微放鬆，或是退休的高齡者開放自家住宅，就馬上能解決的問題，卻在既有限制的前提下吵得沸沸揚揚，簡直就像一場鬧劇。
儘管如此，當媒體大肆報導後，政府馬上有所反應，應急的提出針對少數者的政策。我並不是說「貧困者對策」這項政策沒有必要，但如果認為朝這裡投注稅金，減少失業者，就是「刺激景氣的方案」，那可就大錯特錯了。
就現實來看，日本的景氣還算「差強人意」。雖然稱不上有多好，但也沒多差。在選舉時所做的街頭訪問和問卷調查中，若是問到「對政治有什麼期望？」大部人都會回答「希望景氣變好」。但如果真的來到景氣差的國家，會發現到處都是流落街頭的人，而在日本到處都看不到這種景象。
由於政治家和媒體都只關心迎合少數人的政策，所以大部分國民會覺得「要是失業該怎麼辦」「我該不會也變成下流老人或老後破產吧」，而漸感不安，就此成為內向、消極、退縮的「低欲望社會」。因此個人消費始終不會擴大。
景氣是由「感覺」來決定
像日本這樣的成熟國家，景氣無法靠失業率來衡量。甚至應該說，沒有一個衡量景氣的明確指標。
因為景氣是由眾人的「感覺」和「心理」來決定。而這種感覺和心理，會隨著前面所提到的媒體「偏頗報導」而擴大和擴散。換言之，日本的景氣之所以遲遲無法恢復，問題就出在感覺和心理。
而且今日的日本物質豐足。例如家電產品和汽車之類的耐久財，幾乎有需要的人皆已擁有。如果其耐久期限為六年，則推算其換新的需求為每年增加六分之一。
但事實上，家電產品和汽車都不太會故障，所以有即刻需求的物品出奇的少。因此，人們要是覺得「景氣不太好呢」「以後薪水或許會縮水」，就算錢包或存款尚有餘裕，也會將更換用品的循環延長為七年、八年。相反的，如果覺得「景氣不錯」、「薪水有可能增加」，就會將更換用品的循環縮減為五年、四年。
也就是說，為了擴大個人消費，提升日本的景氣，應該化解國民的不安，將國民的感覺或心理轉往「花錢」的方向。尤其是高齡者，他們擁有國家個人金融資產一千八百兆日圓的絕大多數，改變他們的感覺或心理更顯重要。從根本將他們認為「儲蓄是美德」的文化改變為「人生就是要享受才有價値」，同時創造一套可讓人放心的系統，消除他們心中的不安，使其轉化為「趁身體還健康時，花錢享受人生吧」的心理，現在必須得想辦法讓淪為「死錢」的一千八百兆日圓投入市場。
這正是政府最該優先著手的課題，鎖定這點推出政策，才是真正刺激景氣的政策。
二十世紀在其他國家展開操弄利息和貨幣供應量（貨幣基數）的總體經濟，竟然全盤相信，就此展開「安倍黑田火箭筒5」，如此偏差失準的政策，可說是絕無僅有。明明都已邁入第五年，還展現不出成果，卻不做任何反省。緊抱著以前的學說，就此大膽推行政策的「天才」，根本完全不了解每個日本人的生活和心理。說他們是未經診斷，便以舊有的模式開立處方箋的蒙古大夫，也一點都不為過。
經濟指標
「提升GDP」真有那麼重要嗎？
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大膽的金融政策、機動性的財政政策、喚起民間投資的成長策略）最後以失敗告終，這是大家都看得出來的事。豈知安倍首相不知反省，於二○一五年秋天又打出「新三支箭」。
① 創造希望的強大經濟
② 編織夢想的育兒支援
③ 促進安心的社會保障
②是要將總和生育率提升到1.8，③則是要讓因照顧家人而離職的情形降為零，這是他們提出的目標。每一項都很難達成，不過最大的問題在於①。因為「強大經濟」的具體目標是要「達到名目GDP（國內生產總值）六百兆日圓」。
如果人口沒增加，GDP就不會增加
所謂的GDP，是國民創造出的附加價值總和。當然了，以總體經濟來看，GDP愈高愈好。但日本的生產年齡人口（十五～六十四歲的人口）逐年遞減。在生產年齡人口遞減的情況下，想提升GDP的想法是錯誤的，因為連要維持現狀的GDP都有困難。
提升GDP的方法大致有二種。
一是增加勞動人口。這是很單純的計算。假設創造出一定附加價值的勞動人口，一邊有一千人，一邊有一萬人，其GDP的數值自然就不同。勞動人口愈多，GDP愈高。
那麼，要如何增加勞動人口呢？這就會談到提高出生率，這沒別的特效藥。就算一對夫婦生下兩個以上的孩子，但要顯現其成果，得等二十年孩子出社會後。這很花時間。
事實上，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整理的資料（二○一三年），在調查過「中央年齡（上個世代與下個世代同樣人口的年代值）」後得知，日本為45.9歲，在一百八十三個國家當中年紀最老。看了之後便可明白，日本人口別說增加了，甚至還會再減少。
人口爆增的印度為26．4歲（排名九十七）、孟加拉為25．1歲（排名一百零七）、菲律賓為23．0歲（排名一百一十七），而衣索比亞則為18．2歲（排名一百六十四）。這些國家的GDP正急速上升，但這和過去戰後人口爆增的日本一樣。
只要勞動人口增加，就算放任不管，GDP一樣會增加。這即是所謂的「人口紅利」（因人口增加而促成經濟成長的狀態）。中國的GDP成長減緩，就是因為人口紅利所帶來的恩惠已結束的緣故。
如〮果想提升GDP，只能接受移民
既然無法仰賴新生兒的增加，那就只能靠「移民」了。
但就現狀來看，日本並未推動移民政策。就算轉換為積極的移民政策，但接下來得對移民投注大筆的教育費用。必須針對日語、社會習慣、商業習慣等展開教育。因為如果在不懂語言、習慣、文化的情況下，在日本工作生活，將會引發許多衝突和問題。
為了接納移民，需要這樣的教育費用。換句話說，初期得花一筆費用。而這也得等上很長一段時間才會顯現效果。
我本身認為，日本應該要推動移民政策才對。
例如想在日本工作的外國人當中，曾在自己國家受過相當教育的人材，由日本政府負擔費用，讓他們在日本的學校用兩年的時間學習日本法律、語言、社會習慣等基礎。之後接受畢業考，經判定可以在日本生活無礙後，就發行「日本版綠卡（就算沒有國籍，也能永久居住的權利和資格證明書）」。
取得綠卡的他們如果來到日本社會，勞動市場便會就此活化，可解決人力不足的問題。
這是其他國家史無前例的機制，能成為防止外國勞工的居住地淪為貧民窟的有效手段。一旦日本成功引進這套方法，也會博得全球的一致好評。
如果強行提升GDP，失業人口將會增加
提升GDP的另一個方法，是政府朝企業投入「補助金」。如果產業能就此發展，促成經濟成長，那或許也是美事一樁，但是受這筆補助金壓迫的，其實是勞工。
為什麼呢？政府藉由投入補助金所促成的，是設備投資。安倍首相也反覆向企業要求「進一步擴大設備投資」，但設備投資會引發什麼，請各位試著想想看。那就是業務會變得比現在更加機器人化，並引進AI（人工智慧）。藉由進一步的效率化，企業的業績或許會提升，但卻有大量的勞工被革職。也就是說，失業率將就此擴大。
勞工大致可分成三類：
．藍領（單純勞工）
．白領（定型業務）
．白領（創意型）
當中占最大比例的，是定型業務的白領。日本企業在定型業務方面，還沒加以效率化。這個領域日後必定會引進機器人或AI。到時候，辦公職務的勞工會逐漸被淘汰。
藍領倒是能意外的延續下去。例如二十四小時營業的店面，有防盜方面的問題，得配置多名人手才行。這種得仰賴人力的工作非常多，所以需要「人力」的藍領職務，暫時有其需求。
如果是為了提升GDP而投入補助金，就會以定型業務的白領為主，產生許多失業人口。為了救濟失業者，需要花費龐大的稅金。最後不管對企業投注多大的補助金，企業業績提升所得到的稅金，結果都會用在失業救濟金上。根本就是白忙一場。而在日本，這樣的負面循環已持續將近二十年。
這樣大家應該就能明白，「提升GDP」的目標根本就是無稽之談。
提升個人的附加價值
將國家目標擺在GDP上，是個錯誤。但商務人士要各自意識到「自己個人的GDP」，這點很重要。
「個人GDP」就是一個人「能創造出多少附加價值」。這個想法並非不管國家怎樣，社會怎樣，都和我無關，而是抱持「我有多少價值」的觀點，重新評估自己。
舉例來說，如果在日本國內已達到頂點，那就前往能期待有「人口紅利」表現的國外，好好拚一場。將過去在日本曾經奏效的商業模式，帶往新興國家。
或是在創意上一較高上。例如強勢的品牌，不管再高價，總還是會有它的買家。應該要成為具有創意的勞工，創造出這樣的商品。也就是說，每個人都要提升自己的附加價值。
正因為現在已是無法將提升GDP當目標的時代，所以每個人的附加價值（＝「賺錢力」）才會更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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