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前身《液體的回憶》出版發行以後，我收到過多種多樣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評論以及專訪，有來自兩岸三地的，也有來自北美和歐洲華人讀者圈的。當時專訪中最長的一篇，很意外的，是由香港記者呂珠玲女士所作，因為香港報刊上的文章通常短小異常不過手掌大小，那麼幾頁長的一篇太罕見。 我假此一專訪的機會溫和誠懇地批評了華人世界裡普遍存在的對於寫回憶錄的幾種不正確的態度，諸如只重視宏觀，輕視微觀；只願批判壞人，不願批評好人；只攻擊對方，不反省自己；只寫大人物的經歷，不寫普通人的經歷，等等。我當時收到的讀者意見中最主要的批評，是我的那本回憶錄裡反思的部分太少了，尤其是沒有告訴當今的讀者——他們絕大多數有幸的或不幸的全無參加或捲入文化大革命的親身經歷：我在「文革」期間及其後的漫長時間裡面，是怎麼反思自己在那狂暴歲月裡的所作所為的？因此有些讀者建議，應該加進去行為者的自我反省的文字——這裡所謂的反省是中性的，不是中共過去政治運動中強迫人所作的那種貶義的「檢查反省」——和思考的文字。
至今我都是真心地感謝這些讀者的評論和建議，這裡特別想感謝署名「顧爾德」的一篇書評。作者對我的那本小書作評論時的盡心盡力之敬業精神，在中文世界裡近年來實在不多見，儘管他並不全然肯定那本書的那種寫法。不過我想藉這個機會解釋一下，我在陸陸續續寫作那本小書的章節時，是把它們當作「歷史的個體」來處理的（historical individuality ——此一術語採用自德國歷史社會學大家馬克斯．韋伯，竊以為他的提法與史馬遷偉大的《史記》寫法有隔代相通之處），而不是為著寫一本專家學者式的理論分析著作。也許以後我會利用別的機會，來寫作這類針對「文革」的有學理深度的系統分析。
我的那本小書發行不久後還讀到一篇署名「張放」的短文，深情憶及他在一九九三年五月訪問美國文化中心之一的波士頓時，考古學大家張光直曾鼓勵他：「你是山東流亡學生，四十四年前從廣州搭『濟和輪』到了澎湖，你們五千多青少年的遭遇，雖是大時代的泡沫，但是作為歷史而言，我建議你把它寫出來。」張放的眼前立時浮現出四十四年前即一九四九年的流亡景象，浮想連翩，未作快速應答，張光直接連追問：「怎麼樣，有關寫這段回憶錄的事？」張放淚眼模糊地答道：「我可以向歷史作證：當年這五千多山東青少年，非常純淨，他們有金子一樣的心。每一個人都老實，老實得跟饃饃一樣。在大時代潮流中，億萬同胞受苦受難，我們一群黃毛孩子算了啥，滄海一粟而已……」。張光直幼少時隨父親從台灣板橋到大陸北平，後又返回台灣；縱然他專業上研究的是數千上萬年裡中華文明的來龍去脈，也十分珍惜大動盪時代中個體經歷的史實價值，這在我看來是中國史學傳統裡極可頌揚的一點。
這個修正增訂版裡幾多處有文字的修訂和補充，新增加的主要是兩個長篇章節和一個中篇。長篇之一是〈文化大革命是形形色色的人相互報復的革命〉，它是我對以上概括的那些讀者們的批評建議所作的尚非全面的回應。這一章包含了我對「文革」中紅衛兵和造反派行動的一點深入淺出的反思；但這反思也不是以講哲理的方式表述的，而是以講故事的方式推演的。寫這個新增加的章節，需要某種遠離當今喧囂塵世的沉鬱意境心情。而我在香港的工作環境實在太現代化了，節奏太快速了，以至於不易湧出那種古樸的內心氛圍，所以我掙扎著趁回中國大陸作交流的機會，夜深人靜乘搭老舊破車輾轉隱退到一個邊境的小鎮。這個偏僻的邊城，有著美味的大魚小蝦，純天然零汙染的菜蔬，形象怪異的山間野味，風格雜多而又樸實無華的烹飪（因它算得上是一個多民族移民社區），便宜而清冽甘甜的民間燒酒，以及——這會令你小小的吃一驚——價錢適中、品質相當不錯的原裝法國葡萄酒；雖然品種少少，卻也足以解吾輩紅酒之饞。
那一個星期當中，每天寫畢一小部分後（我同時還要做所謂的「田野研究」就是關於跨國邊境貿易和文化交流方面的考察），就漫步溜進那幾條窄窄的、燈光昏黃的小街道，找到一家看起來還算是乾淨的小食鋪，輕聲拍桌和氣吆喝一聲，喚來兩、三碟誘人小菜，拎出自己攜帶的或紅或白的洋酒土酒，莊嚴地、有節奏地、緩慢地茗呷下去，一直到路邊的店門鎖住了，街上的人們稀疏了，巷裡的狗們無聊了，無聊到遙對著河岸那邊另一個國家的土路上爬行的手扶拖拉機，真不真假不假地哼叫兩聲。中國這邊的狗兒們真是一點現代「主權」觀念都沒有，別人國家的拖拉機在自己的領土上爬行關你什麼事了？那片土地明朝以後就跟這邊分家了，犯不著你負責看守。
靠著如上的環境釀成的心境，我寫出了那一長篇，果然不出首發該文章的台灣《思想》雜誌的編輯所料，引起許多讀者的熱烈反響，當然也引發了少數讀者的誤讀曲解。轉達給我的反響中，特別令我難忘的，是北京電影學院教授、現代文化史專家崔衛平女士的讀後隨感，稱該文是她所閱到的文化大革命參與者寫的少量極真實極誠懇的反思作品之一。遺憾的是，這篇長文卻無法在中國大陸的主流印刷刊物上轉載，否則，一定會觸發更多的他者和她者挖掘記憶，撰寫這類作品問世，讓當今和以後的研究者們面前有更豐富多彩的「文革」畫卷。最近讀到作家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後對德國媒體的應答，說他也曾有過當紅衛兵的革命經歷。我希望他也能寫寫這類故事，越靠近真實越靠譜；若是，他的許許多多的同胞們會增加對他的敬意的。
迄今為止，大部分中國大陸之外的研究者們都贊許，由美國製片人Sue Williams女士拍攝的《中國：一個世紀的革命》（China：A Century of Revolution）的第二部分，是關於毛澤東時代、特別是文革時期的最優秀的紀錄片。根據美國PBS發行方的介紹，製片人Sue Williams的母親在中國出生，她的外祖父和外祖母也在中國生活了很多年，她從小就耳聞了不少有關中國在一九五○年代以前的事情。從一九八○年代後期開始，她陸續拍製了紀錄片China in Revolution1911-1949即《革命中的中國1911-1949》、The Mao Years1949-1976即《毛澤東時代1949-1976》和Born Under the Red Flag1976-1997即《紅旗下出生1976-1997》，合稱China Trilogy ——《中國三部曲》，在Amazon.com的銷售網裡片名叫作China: A Century of Revolution。製作者耗資一百多萬美元，採訪了中國二十世紀幾場大革命中好幾代的參與者，海峽兩岸都有，也包括筆者本人。這套紀錄片問世以來，一直是美國和歐洲多所大學裡的教學參考資料，只是第三部分有關鄧小平時代得到的評價遠不及前兩部分。這也難怪，越是距離我們時間上切近的時代，越是不好描述反映。我一九九○年代末在北京給電視界人士作報告時，曾提出他們應該籌資拍攝一套主要供教學使用的嚴肅而非娛樂性的系列紀錄片，總名可以是「為二十世紀作證」，因為這一百年裡中國人經歷的革命實在是太多了，該給未來的中國人和海外華人群體以至其他國家的人民留下中國波浪式革命的主動被動參與者之第一手的音影資料。二十世紀已經過去十多年了，我還在耐心等待。
革命和反革命的蹺蹺板
本書新增加的另一長篇〈中國大陸的改革前景和思想出路——余英時教授與兩位大陸青年思想家對談紀錄〉，在我的思想和學術經歷上，具有非常特別的意義。那是我與中國大陸之外的學界前輩和嚴肅媒體資深從業人士的第一次全面深度交談——《聯合報》駐北美新聞中心的主任張作錦先生及其助理孟玄先生，經過認真籌備，於一九八七年十月中旬，將我們兩個大陸留學生從波士頓的哈佛大學，專程接送到新澤西的普林斯頓大學，拜訪中央研究院院士和該大學榮譽教授余英時先生，進行了整整一個下午加傍晚的深度討論。雖然我們的觀點不盡一致，關心的問題卻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中國大陸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後，其改革前景如何？這篇對談經張作錦先生及孟玄先生編輯成文發表在《聯合報》上，引起極廣泛的討論，而它也因此成為我日後與台灣乃至海外華人學術界和傳媒界全方位交流的一個里程碑。雖然我當初只是對涉及我發言的那部分作了仔細的文字修訂，並非全文的原撰稿人，這次也斗膽收進本書，一來是作為對我與台灣朋友們幾十年交往的紀念——我從結識老《聯合報》系的多位女士男士開始結識了無數的男女島友，二來是作為我對閱讀了《液體的回憶》的一些評論者相關問題的另一個側面的回應。以上新增加的兩長篇文章，都放在這本修正增訂版的「反思篇」部分。
新增加的一個中篇文章〈「重慶模式」算是第幾次「小型文革」？〉，是評論重慶市薄熙來、王立軍、薄谷開來之間的原本鐵桿革命同志的關係，怎麼一下子就變成「文革」式的反革命同夥關係。我把它放在「淚與血篇」裡——他們三位在各自任職的多個地區和系統，都對當地和本單位的普通老百姓乃至下屬的流淚流血，作出過不可估量的貢獻，雖然最後他們自己也落到撒淚滴血的地步，那是一不小心鬧出的大事故。這完全符合我們家鄉農民的規律性經驗總結——老是走夜路，總有一次要碰上鬼的。
這個修正增訂版將原來的書名改為《革命與反革命追憶》，是出於兩個考慮。《液體的回憶》裡最後的部分是「酒篇」，這次未被收編進來。這倒不是我對酒這種液體喪失了興趣，而是我在酒的話題上，近幾年來多次接受各地名記者的訪談，無數的讀者紛紛催促我把這類文字專門編寫成一本書，「酒篇」不久將派作此用。另一個考慮是新增加的兩長篇文章，特別聚焦在「革命」及其孿生兄弟「反革命」之上。在中國大陸的政治生態系統裡，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永遠說不清：今天是「革命分子」的，明天可能被說成是「反革命分子」。像時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劉少奇、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的鄧小平，幾十年如一日地被別人稱作「老革命」，也自稱為「老革命」，一到了文化大革命發動之初的一九六六年七月末，就被立刻換了頂帽子：他倆解釋自己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方式老是不得法，乃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毛澤東卻嗤之以鼻——「什麼老革命，是老反革命。」這種人界鬼界一步之差的現象，雖然是以毛澤東時代最為常見，他撒手歸天之後也並沒有絕跡。就像上面提到的，過去一、兩年裡在重慶市發生的政治過山車式戲劇性的翻翻滾滾，便是最切近的絕妙例證。這種事情以後也還會有，雖然我們說不準何時何地與何人。本書中描述的那麼些人物和事物，都是在「革命抑或反革命」的蹺蹺板上折騰和被折騰過好多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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