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思台灣後殖民（節錄）
本書第一部分「重寫台灣國家歷史」的兩章分別以施叔青《台灣三部曲》的第一與第二部《行過洛津》、《風前塵埃》為討論對象，一方面因為兩書的台灣國族與跨族群視野，不但呈現了清朝與日本兩種帝國統治者與被殖民的台灣人民之間的關係，也描寫了原住民與客家人等弱勢族群，另方面則因為兩書涵蓋的社會層面以及性別與階級批判具有國史的厚度。《行過洛津》主要情節聚焦於孌童、纏足和閹割恐懼，因此產生了奇觀化的問題，同時它「對位式」地呈現外來者與本地人、帝國與邊陲不同卻部分重疊的位置，呼應當今中國中心與台灣中心的角力和交涉。敘述者統攝洛津（鹿港）古今的視野構成本書核心的鄉土想像，在性別和國族議題之外，其對商業活動既認同又批判的態度隱含了對現代性的雙重視野，暗示現代性與台灣的複雜關係。《風前塵埃》處理了台灣文學絕少探討的幾個議題：日治時期的「理蕃」、太魯閣之役、日治時期花蓮地區的族群關係、日本移民村、戰後的日本殖民遺緒。小說「對位式」地重新想像日治時期台灣東部日本統治者與原住民、漢人的關係，重新探索同化、皇民化、抵殖民乃至於土著化所涉及的身分問題，呈現殖民主義與國族、性別、族群身分政治，將台灣放在全球殖民主義跨國脈絡，並描寫戰後台灣、日本、韓國對殖民與帝國遺緒的複雜態度。
原住民書寫與自然書寫是台灣後殖民書寫的重要一環，都涉及對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的再思，兩者也有一些重疊。八○年代中期原住民運動興起，結合了文藝創作與政治行動主義的原住民書寫也隨之而起，批判國民黨殖民，也批判漢人沙文主義。散文方面，泰雅族瓦歷斯‧諾幹、排灣族利格拉樂‧阿（女烏）、達悟族夏曼‧藍波安和卑南族孫大川的諸多作品都是自我另類民族志（auto-ethnography）：漢化的原住民知識分子回到部落重新學習自己的歷史文化，回應主流霸權，折衝於部落與都市之間。小說方面，布農族田雅各（拓拔斯•塔瑪匹瑪）的兩本小說集《最後的獵人》（1987）與《情人與妓女》（1992）描寫原住民社會在殖民現代性下的危機與回應，夏曼‧藍波安的《黑色的翅膀》（1999）刻畫四位達悟族小男孩的成長歷程。布農族霍斯陸曼‧伐伐的《玉山魂》（2006）透過一位少年的成長過程描寫布農部落的歷史。布農族乜寇‧索克魯曼的《東谷沙飛傳奇》（2008）重新想像布農族的神話傳說，創造一個充滿詩情、精靈、鬼怪、禁忌的魔幻世界。卑南族巴代的《走過》（2010)描寫一位台籍卑南族老兵歷經日治、國民黨、共產黨顛沛錯亂的一生。瓦歷斯‧諾幹的小說集《城市殘酷》（2013）刻畫外移到都市的原住民的困境與掙扎。而興起於八○年代的自然書寫，則與七○年代國民黨政府遭逢一連串外交重挫、失去國際間代表中國法統地位息息相關，知識分子透過對台灣環境的關懷，展現其轉向對台灣地理與自然生態的認同。解嚴以來，徐仁修、王家祥、劉克襄、孟東籬、洪素麗、凌拂、廖鴻基、吳明益都是自然書寫的散文大家，有的批判環境污染或破壞，有的帶入博物學家式的觀察。小說方面，劉克襄、王家祥和吳明益的小說都有許多自然書寫的成分。劉克襄的動物小說《風鳥皮諾查》（1991）和《座頭鯨赫連麼麼》（1993）分別想像以風鳥與鯨魚為主體的感知與經歷。王家祥的《倒風內海》以魔幻寫實手法渲染有關鯨魚墓場和黑森林的神話氣息，摹寫西拉雅族泛神論；王家祥的奇幻小說《海中鬼影──鰓人》（1999）、吳明益的科幻小說〈複眼人〉（2002）、《複眼人》（2011）與《睡眠的航線》（2007）都批判人類中心主義所造成的環境污染與破壞，「鰓人」與「複眼人」分別連結到小琉球的烏鬼族傳說與泰雅族的生態知識，都借喻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可能。王家祥的《山與海》、吳明益的《本日公休》（1997）、《虎爺》（2003）裡不乏對台灣山與海的細膩描述，而這在田雅各、夏曼‧藍波安等原住民小說裡也相當常見，皆顯現對台灣土地的關注。廣義上，自然書寫與原住民書寫都是一種鄉土書寫，但都擴充了原先鄉土書寫的內涵。
本書第二部分「原住民書寫與自然書寫」的兩章分別以田雅各的〈拓拔斯•塔瑪匹瑪〉（1983）、〈最後的獵人〉（1985）和〈安魂之夜〉（1992）與吳明益的〈虎爺〉（2001）、〈廁所的故事〉（2002）及〈複眼人〉為研究對象，一方面因為田雅各是原住民書寫的先行者，而吳明益則是自然書寫健將，另一方面則因田雅各的三篇故事深刻呈現原住民社會在殖民現代性下的問題與對應，而吳明益的三篇故事中的魔幻、鄉土、生態視野則展現出對神祕與現代的曖昧矛盾。〈拓拔斯•搭瑪匹瑪〉、〈最後的獵人〉和〈安魂之夜〉既是自我另類民族志小說（auto-ethnographic fiction），也具有現代小說的反諷與自覺。敘述者折衝於原住民與漢人兩種不同的語言、文化與世界觀之間，處理文化翻譯的問題。面對文化危機，敘述者隱含以部落為文化復振的中心，但同時也與現代性重新協商。〈虎爺〉、〈廁所的故事〉及〈複眼人〉呈現了現代生活的某些神奇瞬間人類所展現的模擬能力與被模擬的對象，探索人與動物、人與自然、人與神之間的（不）可溝通性。自然界的儀式與民間信仰的神祕實踐被緊密地勾連到神祕與鄉土，而與殖民現代性對立；但小說又暗示鄉土文化在某種程度上挪用或改變了殖民現代性遺產，將之吸納。
鄉土書寫是台灣意識的堡壘。「鄉土」一詞雖然有時被視為「鄉村」的同義詞，在現實上並非固定的所在；「鄉土」象徵了家園，連結到土地和身分認同。日治時期和戒嚴時期都曾發生鄉土文學論戰，前者對抗日本的同化政策，後者則對抗當時西方的文化帝國主義。一九七○年代末期的鄉土文學論戰是在西化造成的文化危機之下所爆發的「回歸鄉土」訴求，當時大多倡導中國民族主義和歷史敘述，然而葉石濤卻石破天驚地主張臺灣文學乃是從荷蘭殖民時期開始、以臺灣為中心的文學，隱然把臺灣視為國家、鄉土（1978：72）。在黃春明、王禎和、王拓、宋澤萊等作家的鄉土小說傳統裡，鄉土常代表救贖。鄉土的背景往往是農漁村或小城；相對地，都會（尤其台北）則經常代表外來統治者、資本主義的勢力範圍。鄉土所代表的正面、穩定的社群價值與真實的鄉土之內部問題和殖民現代性之下所遭逢的問題，矛盾地並存。而蕭麗紅、李昂等女作家的鄉土想像則批判性地帶入女性與土地、父權的複雜關係。九○年代陳燁的《泥河》（1989）、蔡素芬的《鹽田兒女》（1994）、凌煙的《失聲畫眉》（1990）、李昂的《迷園》（1991）裡，由於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城鄉關係改變，女性鄉土想像更趨不穩定；《迷園》進一步將鄉土想像結合了台灣歷史記憶與國族寓言。二○○○年以來，陳雪的《橋上的孩子》（2004）與《陳春天》（2005）、賴香吟的〈島〉（1999）與〈熱蘭遮〉（2000）、李昂的《看得見的鬼》、施叔青的《行過洛津》等女性鄉土小說，其場景若非游移在農村和都市之間，就是歷經前現代到現今種種變遷的古商城。顯示這些作家並非懷舊式地建構一個理想素樸的鄉土，而是將鄉土放在現代性或全球經濟活動的脈絡下。換言之，她們的鄉土想像摻雜了對現代性或全球化的思索。女性鄉土小說少不了對性別議題的敏感，這些小說對性別的批判更讓地方書寫免於被浪漫化。
本書第三部分「女性鄉土想像的新貌」的兩章分別以陳雪的《橋上的孩子》、《陳春天》以及賴香吟的〈島〉、〈熱蘭遮〉與李昂的《看得見的鬼》為研究對象，因為這些新的女性鄉土想像透露對地方、性別與記憶錯綜關係的反思；常常是從已經移居台北、深諳資本主義運作的眼光，有的回溯資本主義和父權制度下充滿多重衝突與糾葛的鄉土經驗和歷史記憶，有的藉由回溯台灣這塊土地上不同族群四百年來的歷史經驗與鄉土記憶，寄寓國族寓言。《橋上的孩子》與《陳春天》中呈現豐原夜市和神岡鄉下的地方記憶、下層女性遭逢的性別與階級壓迫，以及階級爬升後如何交涉於城鄉之間，透過重新記憶和批判式的重構，讓土地認同再度變得可能。女主角與資本主義共謀，但也對之抗拒。〈島〉與〈熱蘭遮〉以當代台灣為背景，採隱喻手法探討台灣當前的島嶼性格以及對台灣島的母體想像，描寫疏離於鄉土的女性敘述者如何經由懷孕和返鄉重新認同了鄉土，藉此召喚台灣國族。《看得見的鬼》則將背景放在三百多年前一直到現今的鹿港，透過五隻女鬼所受的壓迫和顛覆父權的故事，側寫三四百年來的台灣歷史和土地上的變遷，寄寓台灣國族寓言。
無論是重寫台灣歷史，鄉土書寫、或自然書寫，前述不少小說都有台灣國族主義的寓意。其他如宋澤萊的《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1996）、施叔青的《微醺彩妝》（1999）、李昂的《鴛鴦春膳》（2007）、鄭清文的《青椒苗》（2012）、平路的《婆娑之島》（2012）也都如此。二二八、白色恐怖小說也率多蘊含台灣國族寓言，如戰前世代葉石濤的《台灣男子簡阿淘》（1996）、鍾肇政的《怒濤》（1993）、李喬的《埋冤‧一九四七‧埋冤》（1995），戰後世代陳燁的《泥河》、李昂的《迷園》、《自傳の小說》（2000）與〈彩妝血祭〉（1997）、舞鶴的〈調查：敘述〉（1992）、楊照的《暗巷迷夜》（1994）、施叔青的《三世人》（2010）、陳玉慧的《海神家族》與賴香吟的〈虛構與紀實〉（2000）。這些小說有的直接控訴國民黨政府的腐敗、歧視與壓迫導致二二八事件爆發以及後來的血腥鎮壓，有的刻畫二二八事件的脈絡或事件中的四大族群、不同階層、性別，有的描寫二二八遺眷所遭到的監控、騷擾和社會歧視，有的呈現二二八成為禁忌後的記憶斷裂以及解除白色恐怖的困難。學運世代的賴香吟則在〈虛構與紀實〉裡連結學運與反對運動，並在〈翻譯者〉（1995）和〈喧嘩與酩酊〉（2000）裡探討台灣國族運動者的艱辛和個人感情上所付出的代價。許多小說都呈現國族與性別的交纏交錯。例如《迷園》將女主角戀父、陽具崇拜和受虐心理，勾連到二二八台籍菁英的傷痛和八○年代台籍紅頂商人的崛起。〈彩妝血祭〉裡白色恐怖受難者遺孀、同時也是反對運動支持者，為死去的同性戀兒子舉辦私人弔祭儀式，暗示男同志的衣櫃狀態正與當天二二八公開祭弔形成對比。但小說又暗示：國民黨舊勢力對二二八的扭曲、否認與忽視，又與同志被關入暗櫃形成某種交相指涉的關係。《海神家族》中女性敘述者的福佬族外公在二二八中遇害，二叔公是台共，外省人父親則因冤獄被以匪諜罪名入獄。敘述者卻因白色恐怖和父親家暴而有殺父情結，也因白色恐怖而長期不知外公和二叔公，更曾因戒嚴時期國民黨的仇日教育而認為琉球籍外婆像日本女鬼。〈虛構與紀實〉中的女性敘述者則是本土女性知識菁英，卻直到解嚴前後，藉由書寫才感知戒嚴時期的政治禁忌，發現自己被殖民、缺乏文化主體性。〈翻譯者〉裡女性敘述者猜想父母因從事反對運動而承受莫大壓力，產生齟齬，母親愛上了友好台灣的日本友人，卻因顧及反對運動而不敢表白乃至於抑鬱自殺。敘述者則徘徊在對父母和日本義父的認同與質疑之間，小說藉此隱喻台灣歷經各個殖民政權的創傷，在身分認同上的苦惱與迷惘。整體而言，這些小說探索國族與性別的交纏交錯，一方面顯現台灣國族主義之必要，另方面也顯示光是台灣國族主義還不夠，性別、性取向、階級等議題同樣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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