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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版自序 胭脂和紅粉在這裡分道揚鑣——《胭脂》創作談
我平日並不是話癆，但遇上三兩知己，話題一開，就會顴飛桃紅，兩眼放出賊光，直聊到把腸子都翻到桌上為止。但人一多，尤其是遇上有愛打官腔說套話、在兩種話語系統裡遊刃有餘的人，我就變得全然無話，像一隻合得很緊的蚌。我不諳熟中庸之道，不太會在話癆和蚌中間那個得體的範圍裡活動。這種惡習難免會反射在寫作上：遇到讓人心跳加劇的題材，我就會成為字癆，一寫就是洋洋灑灑幾十萬字，明知在這個超過兩千字就是自殺的微閱讀時代，長篇大論就是滯銷或者自殺的代名詞。可是長篇讓我覺得舒服，就像在曠野跳舞，怎麼瘋都不會越過邊界。而我幾乎不會寫短篇小說──那是一門放出去就得馬上收回來，字字珠璣的絕活。出道到現在二、三十年裡，我寫過的短篇少之又少。這六、七年來，我的時間幾乎都花在了長篇上，連中篇也極少沾手。
《胭脂》是我最近七、八年來僅有的兩部中篇之一，寫第一行字的時候就提醒自己不是長篇不是長篇絕對不是，要收要收啊要緊收，結果一不小心又寫了七萬字──這是我最長的一部中篇小說。
《胭脂》的靈感是一個紛亂的線團，線頭來自不同的地方，其中最清晰明顯的一條，來自二○一五年初的臺灣之行。那年我應東華大學和洪建全基金會邀請，作為銅鐘經典系列講座作家，來到臺灣訪問。在臺期間，我在大劇院觀看了一場名為《婚禮/春之祭》的現代舞表演。那是一場集激光技術、古典音樂和現代舞藝術為一體的視覺盛宴，令人耳目一新。後來我與舞劇的藝術總監、一位從紐約歸來的現代舞藝術家成為朋友，慢慢瞭解到《婚禮/春之祭》激光背景的畫面，取自一位臺灣著名畫家的油畫，這齣舞劇，是對這位老畫家一生成就的致敬。從朋友那裡，也從這位畫家的紀念冊裡，我得知了這位老先生艱難坎坷的一生。家境貧寒的他，憑實力考上了上海美專，在劉海粟的新潮藝術思想薰陶下努力學藝。就學期間不幸身染傷寒，身無分文，命懸一線。這時他遇上了他的福星，一位到醫院探訪朋友的國立音專女學生。這位素昧平生的紅衣女子，不僅替他支付了所有的醫療費用，還一心一意地照看他，直到痊癒。他們有過一段琴瑟和諧的美好時光，卻終因戰亂不幸分離，從此天各一方。老人家在臺灣有患難與共的妻子和家庭，但他對那位救助他於危難之中的女子難以忘懷，他的多幅油畫裡，都出現過一個紅衣女子的朦朧形象。
雖然《胭脂》裡的人物都是虛構的，但老畫家的人生和畫作給了我巨大的靈感。幾乎就在看見那些畫的時候，小說的題目已經呼之欲出。我知道《胭脂》是個被用得很爛了的標題，極容易引起風馬牛不相及的低俗聯想，但我只是覺得沒有一個名字能更好地表達我當時的感動。這裡的胭脂，不是戲子交際花臉頰上的那層紅粉，而是行走在死亡隧道中的人猝然發現的一絲逃生光亮，是哀鴻遍野的亂世中的一丁點溫潤和體恤。是顏色，是溫度，也是品質。
但是窮畫家和闊小姐的故事，並不是《胭脂》的全部內容，《胭脂》中還有一些別的感動和想法，它們衍化成了小說的中篇和下篇。中篇的靈感來自我的童年記憶。我讀小學時遇上了一個瘋狂的年代，我目睹了一次規模盛大的抄家，從牆壁拆到地板。我至今清晰地記得從撬開的地板底下發現了一枚不知何年掉落進去的五分錢硬幣。在那個貧窮的年代裡，一分錢硬幣就可以使一個孩子欣喜若狂。可是那天我沒顧得上，我的心被恐懼占滿了，因為那次抄的是我的家。那天我唯一想做的，就是藏在一個捆成捲的棉胎裡，什麼也不看，什麼也不聽。這麼多年過去，時代早已回歸平常，我也早已被出國大潮裹挾著去了異國他鄉。一直到前幾年，我每每聽見值勤的警車從我身邊馳過，與我毫不相干的警笛聲會讓我縮成一團，甚至產生心絞痛。家人朋友笑話我：你到底幹下了什麼壞事，能怕成這樣？我不想解釋，說了也沒人能懂。我想說的話，有一部分寫進了《餘震》那部小說裡。但《餘震》裡我想說的話遠未說完，我把沒說完的一些話，放進了《胭脂》之中。
《胭脂》裡那個小女孩扣扣，和我一樣見證了災禍，她一直沒有真正治癒恐懼，她只能用謊言來抵擋恐懼。即使撒謊已不再是生活的必須，她也無法改變自己，因為撒謊已經成為習慣，如同吃飯穿衣。當她目睹那個貌似不可撼動的施虐者，竟然輕而易舉地被人海的力量擊垮時，她的身體突然得到了解放。一覺醒來，她發現她再也穿不下昨晚脫下的鞋子了──這裡所蘊含的象徵意義，應該是不言而喻的。
《胭脂》的下篇牽涉到了古董──那是我這幾年在歐洲所見所聞的一個縮影。在歐洲有一大群做夢都想「撿漏」的華人，無論多麼遙遠偏僻的舊貨市場，你總可以見到神情詭異雙眼發亮的淘金者。有一次我在巴黎一家華人餐館吃飯，發現那上下兩層的店面裡擺滿了各種各樣的「收藏品」。老闆走過來和我熱絡地聊天，滔滔不絕唾沫橫飛地介紹著每一樣藏品：每一塊石雕都是圓明園舊物，每一張舊畫都是郎世寧或八大山人遺作，每一件瓷器都是大明官窯。臨走時，他神情凝重地囑咐我們一定要保密，因為已經有人盯上了他。諸如此類的發財夢，讓我不由地想起多年前我的小說《金山》裡那些懷著同樣夢想出洋的淘金客。日曆換了很多本，但歷史只是類似事件的間隔重複而已。但假如這個古董夢裡沒有按摩女（即長大成人的扣扣）的參與，上篇和中篇裡織就的線索，就會失去和下篇之間的內在聯繫。連貫這三個篇幅的中心意象，正是那幅「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的郎世寧舊畫。這幅畫是一根至關緊要的鉸鏈，它把三個篇章連成一體，它的存在才使得所有的人物和事件免於流落成一盤散沙。
《胭脂》的三個篇章可以看成是一個故事在三個年代的延展，也可以看成是由一條共同線索串聯起來的三個單獨故事。這三個篇章是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裡斷斷續續寫成的，因為中間插進了《勞燕》的宣傳期。一個作家從前只要碼字就可以了，現在碼完字還要站在街頭吆喝叫賣。吆喝叫賣的事比碼字費心神多了，所以《胭脂》被擱置了多次。現在成品的三個篇章，呈現了三種風格。從上篇的凝重寫實，到中篇的半真半幻，到下篇的荒唐荒誕，權當是三個地點的日有所見，化成了三個時段裡的夜有所夢吧。
《胭脂》最早的靈感是在臺灣生出的，經過許多輾轉，最初尚無形狀和邊界的感動，最終化為了白紙上的黑字。如今，白紙和黑字又回到了最初孕育它的源頭。願臺灣的讀者們能從閱讀《胭脂》的過程中感受到文字背後的那些腳蹤。
二○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上篇 窮畫家和闊小姐的故事
最初我看見的只是一抹粉紅，很小，很淡，像是清洗狼毫時不小心濺出來的一滴水。我想揪過一個袖角來洇那滴水，可紙是生宣，水跑得比我的手快，轉眼間一滴已經衍成了一團，一團又衍成了一片。
白費了，一張紙。我想說。可是兩爿嘴唇黏得很緊，話找不到一條逃生的路。物價飛漲，家裡寄的錢永遠還走在路上，米貴，油貴，顏料墨條紙筆，萬物都金貴，我只是捨不得那張新紙。
那片粉紅的水跡很快漫過了整張紙，漫到了桌子上，漫上了牆壁。再後來，連窗玻璃和天花板都有了顏色。顏色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變的呢？我沒留意，還沒來得及。顏色像花一樣開出了許多瓣兒，從粉紅到洋紅到桃紅到石榴紅到玫瑰紅到杏紅到酒紅到朱紅到豔紅到深紅到紫紅……我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種紅，有的紅沾了花卉的名字，理直氣壯，跋扈張揚；有的紅跌落在一種花和另一種花之間的縫隙裡，沒有名字，也沒有名分。
每一樣紅，都應該有一個名字的。我想。
那片紅越變越深，到最後，就變成了阿娘嘴唇的顏色。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阿娘。阿娘在那張有頂篷的雕花木床上躺得太久了，從我記事起，阿娘似乎就從來沒起過床，阿娘的身子已經在褥子上長出了根鬚。只是那天阿娘的躺姿有些古怪，身上的骨頭彷彿都變成了鐵絲，翹起的雙足將杏黃色的緞被子戳出兩隻硬角。那天阿娘的嘴唇很紅，紅到發紫，後來我才知道那是沒擦乾淨的血跡。阿娘的血在肺裡待膩了，一心想逃出來見見生天。
有一隻黃蜂爬進了我的耳朵。不，不是一隻，是一群，那些嚶嚶嗡嗡的聲響，是許多對翅膀在撞擊。後來，那些癲狂的翅膀大概搧得疲軟了，漸漸安靜下來，我才聽見了一陣模模糊糊的說話聲。
「這，是誰？……抖成這樣……沒人，陪？」我迷迷糊糊地聽見一個聲音在問。
那聲音也有顏色，感覺也是紅的，只是說不準確是什麼紅，似乎比粉紅濃烈些，又比桃紅老成些。
「美專……日本人……學校內遷……沒走成……」一個蒼白的聲音回答道。
「傷寒……半個月了……家裡沒人……醫院不曉得，哪裡寄帳單……」另一個同樣蒼白的聲音說。
我突然醒悟過來，我們在談論我。
家裡，沒人？
我很想坐起來，憤怒地咆哮一聲：「怎麼可能？」可是我指揮不了那堆包裹在皮（從前是肉）裡的筋骨，甚至連挪動一下也不能。我覺得我的背我的腰我的臀已經在床鋪上生出了根鬚，正如當年的阿娘。
我只是沒了爹娘而已，我還有一整大家子人，在老家。我爺爺娶了三房妻妾，我有三個伯父，五個叔叔，七個姑媽。我的堂親戚聚齊了吃酒席，十張大圓桌都嫌擠。
可是，他們現在在哪裡，那些伯伯嬤嬤叔叔嬸嬸姑姑姑父堂兄堂弟堂姐堂妹堂侄堂侄女？他們在路上，就像那些早該匯到的生活費一樣。他們只能在路上，他們永遠不會抵達，因為他們沒法見我。他們見了我的面，就不得不解釋那些改了名的地契，易了主的房產。
阿爹是在阿娘走後的第二年死的，頭天喝了酒，躺下去睡覺就再沒醒來。醫生說阿爹是死於心臟病，我知道阿爹是死於失望，為阿娘沒生下另外一個兒子，也為我不肯守在家裡幫襯他的茶葉生意。我原先是想縣中畢業後回到鄉裡的，我自小在茶園長大，喜歡茶園的清靜──假若我沒有遇見那位教美術的范先生。范先生說我書讀得好，畫畫得更好。范先生說我的眼睛就是為畫而生的，我若回了鄉下，我就辜負了上蒼給我的這雙眼睛。范先生說上蒼是吝嗇的，千萬個人裡，也只能找到一雙這樣的眼睛。
范先生的話叫我的腳改了路。縣中畢業後我沒回鄉，而是報考了上海美專。阿爹從此就沒給過我笑臉。
阿爹死後，阿伯阿叔就把我家名下的茶園和生意給分了，說是抵阿爹生前借下了債──那都是些死無對證的事。我是阿爹的一根獨苗，沒人肯站出來替我說句公道話，誰也犯不著為一個遠在他鄉的學生娃，得罪一群抬頭不見低頭見的鄉親。
「哦，是畫家，怪可憐的。」我聽見了一聲暖色的嘆息。在沒有想好究竟是什麼紅之前，我只能含糊地把那個聲音歸在暖色譜裡。
我不知道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是畫家可憐？還是生病無人照看可憐？還是生病無人照看的畫家可憐？我很想問一問，可是我張不開嘴。嘴唇也生出了根鬚，在牙齦上。
這時我感覺有一片冰涼的東西，輕輕地落在了我的額頭上。我聽見了嗤嗤的響聲，那是我的額頭在化著冰。
我終於睜開了眼睛。我最先看見的不是那張臉──臉那時還掩藏在一簾頭髮之下，我看見的是一件紅色的呢子大衣。我這才明白，先前那團漫無邊際的紅並不是夢，也不是幻覺，而是那件大衣在視網膜上壓下的朦朧印記。或者說，是眼皮在空氣中感受到的細微重量。
胭脂。
我一下子想起了這種紅的確切名字。
「黃仁寬，你醒了？」
我床前的那個女子抬起頭來，從一簾濃密的短髮中露出一雙眼睛。當然，她露出來的並不只是一雙眼睛，但在我的記憶中，我對她的整體印象在看到那雙眼睛時便已徹底完成。在我的審美學詞典裡，臉上的其他器官只具備生物學意義，它們不過是眼睛無關緊要的鋪墊和補充。這也是為什麼我的寫生課老師總是奇怪，我的人物除了眼睛之外，一概面容模糊。
「你怎麼，知道，我，名字？」
過了一會兒，我才醒悟過來，那是我的聲音。我已經記不得上一次開口說話是什麼時候的事，我只聞見了舌頭在口腔裡悶久了散發出來的酸腐氣味。
我是怎麼一下子掙斷了嘴唇和牙齦之間那些越長越粗的根鬚的？我知道是她的眼睛。她的眼睛是一匹超大馬力的發動機，能叫死人從棺材裡站起來跳舞。
那是一雙什麼樣的眼睛啊？眼白蕩漾著一抹淺藍，帶著一絲不喑世事的驚訝和好奇，碩大的眼珠遊走在那汪淺藍之中，像裸露在海面上的兩座幽黑島嶼。我從海水和島嶼之中看見了我這輩子沒在任何女人眼中發現過的東西。
她抽回那隻搭在我額頭的手，指了指我床頭的那塊牌子：「你的名字，寫在那裡。」
「我，要，死了。」我嚅嚅地說。
她沒聽清我的話，她是從我翕動的唇形和表情上猜出了我的意思的。
「誰說的？」她的兩條眉毛走動起來，眉心蹙成一個柔軟的結子。
「黑暗，加深……」我說了半句，就無力地停了下來。
她以為我在說胡話，就掀起窗簾的一角，指給我看窗外那輪掛在光禿禿的樹枝上的太陽。太陽沒有多少熱氣，但依舊給樹身和對面的屋頂塗上了一層稀薄的白光。
「嬤嬤，剛才，來唱過……」我說。
我說的是那首〈黑暗加深〉（Darkness deepens）的聖詩。我上縣中時認識了一位瑞典傳教士，跟著他去醫院探訪過病人，他告訴我這首歌是唱給臨終之人的安魂曲。所以，當我從醫院的嬤嬤口裡聽到這個旋律時，我就知道我已經踩到從白天進入長夜的那道門檻上了。
我不指望她懂，可是她竟然懂了。後來我才知道，她上過教會學校，她會的聖詩遠比我多。
她眼裡那汪淺藍色的海水顫了一顫，流溢出來，滴落到臉頰上。
「我怕，一個人，上路……」我的牙齒相互碰撞起來，發出格格的聲響。
她伸出手來，捏住我裸露在被褥之外的那隻手。我手上的骨頭尖利如刀，她被割傷了，疼得嘶了一聲。
「我陪你。」她說。
她說這話的時候，眼睛沒看著我，是不敢，也是不忍。
我以為那只是一句虛浮的安慰──惻隱是一根斷頭的線，甩出去很容易，收回來卻很難。
沒想到第二天她果真來了。第三天也是。以後天天如此。
後來我才知道：那陣子她正為一個大決斷而躊躇不決，所以才有空閒。她是到醫院探望一位生病的朋友的，誰知拐錯了一條過道，走進了另一間病房，就遇見了我。生命在拐彎之處猝不及防地撞到了一樁意外，或者說，一場災禍。
遇到黃仁寬的時候，我正閒得發慌。我是師範學校音樂系的學生，那陣子上海的學校不是內遷，就是停課。爸爸不許我跟學校走，爸爸另有打算。爸爸在英國人的銀行裡做襄理，認識上海碼頭上三六九等人馬。他給我介紹認識了一位外交官的侄子，兩邊家裡都在動用關係安排子女去相對安全的美國留學。在這個兵荒馬亂的年代，找個好人家、遠離戰亂之地，是所有有身份的人家給女兒設想的理想之路，我父母也不例外。
這段閒置時間其實並不真的空閒，爸爸早給我安排了計畫。爸爸邀請了喬治 ──那個有可能成為我未婚夫的男人──到家裡參加每週五的餐會。來赴我們家餐會的人大致分成兩類：有錢，或者有才。爸爸總是天真地以為這兩類人可以像糖漿一樣捏合成一個糖人，再不濟，至少可以在這兩類人中間營造某種觸手可及的聯結。所以爸爸的餐會上經常會出現某位駐外使節的家眷、永安百貨公司的老闆、幾個從東北逃亡到上海的教授、某位有影響力的猶太商賈、某一對流落到上海的白俄音樂家母女毗鄰而坐的怪異場景。
爸爸安排喬治來家裡聚會，是想讓我有機會在人多的場合近距離地觀察喬治的處世為人。爸爸常說：要揭開一個人的畫皮露出他的本真，就得看他如何對待旁不相干的人。「貝貝你若看對了眼，就可以多找機會私下和他約會。」爸爸這樣叮囑我。當時無論是爸爸還是我自己都沒想到：爸爸的話會給我後來的行動製造了如此方便的藉口。每一次我出來陪黃仁寬，爸爸都以為我在和喬治約會。當然，我從來也沒試圖糾正過爸爸的誤會。等到爸爸發現我既沒想嫁給喬治，也沒有打算出國留學時，一切都已為時過晚。
爸爸的計畫是一塊大幕布，那後邊悄悄掩藏著的，是我的小計畫。我是想離開上海，但不是去美國，更不是和喬治。我早已厭倦了音樂課程。不是鋼琴的錯，也不是樂譜的錯，更不是老師的錯。錯的是環境。在焦土之上彈琴，連蕭邦也會感覺怪異，或者說恥辱。我想和幾位同學一起動身去重慶，當然是瞞著家裡。我們想去報考遷移到歌樂山下的上海醫學院。我從小喜歡玩治病救人的小把戲，至今我還記得拿到爸爸給我買的第一個洋娃娃時，我沒有像別的女孩子那樣給娃娃梳頭換衣，而是立刻給它施行了開膛手術。我非常震驚地發現，那個被我用小刀割開的肚腹裡，並沒有我在看殺雞時發現的心肺和腸胃，而是一團無色無味的刨花。一個不願在亂世裡苟活的女子，即使捨身捨命也不見得救得了國，但至少可以試著救幾條性命。
可是最終我哪兒也沒去。我走了一條讓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瞠目結舌的路：我成了一個籍籍無名的窮畫家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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