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本書第五章 吃苦）
一九六○年，步基在他四十歲那年進入電機工程業。當時在美國的華人，只有二．五％從事高度技術方面的工作。傑出的專業人才如王安，專業也是電機工程，而且還創立了電腦公司；其他如IBM 和西屋（Westinghouse）也都開始聘請華人科學家。步基在一九六○年年底進入洛杉磯浩夫頓（Haughton）電梯公司，研究控制電梯升降的電流，開始將他在大學學到的知識應用在新工作上。
他除了不斷增加學識，也需要繼續在學校學習，才能向美國移民局證明他的合法身分，於是在南加州大學申請入學機會。這樣一來，他不但有全職工作，同時也是全職學生。「南加大真是個好大學，各種課程都有白天班，也有夜間部。」步基說。他在南加大申請再念一個科學學士學位，對他以後的工作會有幫助。當時美國大學所收的亞洲學生有規定名額，申請到學校的亞洲學生在畢業後也很難找到有關教學、醫學或公務體系的工作。
一九六五年以前，美國移民局一直有一條因歧視而拒絕華人入境的明文規定，因此在這條法令取消前，華人留學生無法取得永久居留權，更不能接家屬來美。當時步基必須拿到居留權綠卡才能申請成為美國公民，於是他請浩夫頓公司的總經理幫他申請居留權，公司同意了，顯然步基的才能和工作表現很好，加上他性格平易近人，因而得到公司的賞識。「他們都很器重我。」步基喜形於色地回憶道。沒多久他拿到了綠卡，然後依照一九四五年美國「戰時新娘法案」（War Bride Act），申請妻子雙如和兒子以移民身分來美。
就這樣，雙如和孩子得以到美國了。樓一年前的去世，讓雙如和孩子們極希望能和步基團聚。這個決定是雙如做的，她認為「我們要為孩子的教育著想，這是最重要的。」步基回憶道。
這麼一決定，步基就更拚命工作了。他說：「日日夜夜地工作，一點都不休息。」他不但沒有時間，也沒有閒錢休息，「朋友個個都沒錢。」休閒活動與他無關，只是專心一志的攢錢，等著雙如他們三人從台灣來。「錢要夠，工作要穩定，房子要找好。」他說。當時為了這個目的，他的確受了不少苦。
……
一九六五年初，步基在電機工程系念二年級，他買了一輛二手龐蒂亞克，但還沒上過高速公路；他買的房子也差不多能搬進去了；他在哈登公司的職位也很穩定。最重要的，是他與台灣的家人終於即將重新團聚了。
此時大一已十二歲，弘一十歲，兩個孩子知道要去美國和闊別七年半的父親重聚，都很興奮。大一記得，當時不必參加競爭激烈的初中入學考試，讓他鬆了一口氣。雙如辭了工作，準備行李；她將結婚禮服送人，也遵照步基的指示，把力行路的房子及房子裡的家具都出售了。「需要什麼，來這裡買吧。」步基對她說。她賣東西的所得，正好夠買三張從台北到洛杉磯的單程機票。
就這樣，他們三人帶著幾件簡單的行李，在一九六五年三月初離開台中到台北搭機。一些親戚到火車站歡送他們，大家都感到黯然，因為當時台灣還沒開放出國觀光簽證，不知何年何日會再相見，於是在車站揮淚道別，只有逸文陪他們到台北登機。他們在東京轉機，雙如有機會練習多年沒說的日語，大一和弘一在日本機場看電視看得入迷。他們的心情很興奮，對生命裡即將改變的一切充滿了盼望。
……
後來，大一每次走過洛杉磯機場入境處的走道，就會回想起，一九六五年當他抵達美國時，父親就在通道另一頭等著他們，迎接他們展開新生活與新的身分。從英文名字開始，他們兄弟倆慢慢學習適應新的一切。步基從聖經為他們各取一個英文名字，大一是大衛，弘一是腓力，他們的姓現在拼成HO，而不是HE。步基自己也有英文名字，是保羅，也是從聖經裡來的，他也給雙如起了英文名字索妮亞（Sonia），跟她的名字日文發音相似。他們在美國多半使用英文名字。
一位朋友開車載步基從高速公路來到機場，兩人站在入境通道的盡頭等候著。當雙如和孩子們出現時，步基上前擁抱了雙如，隨後看見彷彿從相片中走出來的二個兒子，彎腰也抱了抱他們。
步基後來常把他們一家分散的那段時間戲稱為「七年之癢」，他也說，重聚後，有好一段時間要和兒子重新熟悉並不容易。林語堂的小說《唐人街》裡的兩個孩子，在紐約第一次見到從沒見過的父親時，感覺十分複雜，因為他們心目中的父親是個幻覺，是個傳奇，不是真人，跟現實無關。此時大一和弘一也有同感。步基離開台灣時弘一只有兩歲半，弘一憶道：「當時要叫爸爸都叫不出口。」還有，要和爸爸講國語也讓他們不習慣，因為他們和母親向來都說台語。
步基一家團圓了，這時是三月，新房子要到夏天才能住進去，因此他們找了一間暫時落腳的公寓二樓，離南加大不遠的瓦茲區（Watts），是當地的黑人區。
對雙如來說，丈夫把她和孩子都接來了美國，不像以前許多來美的已婚男人，多半將留在國內的妻子遺棄；有的即使被接來美國，也都要在舊金山外的天使島上接受長時間的移民局詢問，還要經過漫長等待才能正式入境。儘管雙如沒受這些苦，但此時她在這個新大陸仍需面對許多棘手的問題。
孤獨令人害怕，因為身邊沒有親朋好友能夠幫她了。同時，她還得適應加州的不同文化。這裡對所謂「理想女性」的想法相當不同。當時美國電視、雜誌和各種廣告上出現的都是金髮碧眼、曲線玲瓏的女人；華人崇拜的，則是像《蘇西黃的世界》女主角關家茜那樣性感而不真實的中國女人。
眼前還有另一個問題，那就是家裡經濟狀況並不穩定。雙如婚後生活環境一直不錯，但這時情況不同了。就在他們來美國之前不久，步基遭哈登公司解雇了，雖然他在全錄（Xerox）公司找到了新工作，但又能保證做多久？他們以後的生活水平能和其他美國一般中產階級相當嗎？等他們搬進新房子，每月的房子貸款怎麼付？
雙如剛來的第一個月，「每天待在家沒事做，真受不了。」她回憶道，但只懂一點英語，又不可能找工作。老三純一說：「母親不是能每天在家閒坐的人。」有一天，雙如搭公車到洛杉磯東邊的「小東京」找到一家職業介紹所，那裡的工作不需說英語，而她的日語很流利，於是在瑟高（Segal）公司找到了工作。瑟高公司專門為梅西（Macy）等大型百貨公司做珠寶首飾，老闆是猶太人，總監是日本人，雙如能用日語與總監溝通，因此介紹所對雙如說：「下星期一八點就去上班。」雙如回家後興沖沖告訴步基，他簡直不敢相信：「你可是連英語都不通，居然找到了工作！」那個週末，步基在地圖上仔細教雙如怎麼去上班；星期一早上，雙如五點就起床，給兒子準備好中飯後就去上班。這一去就做了整整三十年。
雙如帶著兒子來到美國時，美國移民規定的情況比以前好得多。美國的新移民法在一九六五年秋天付諸實施，接下來的十年裡，從台灣和香港來了二十萬五千人。同時間，新移民開始對本國的一切文化感到自豪，不再像以前那樣羞恥或不安。當時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剛起步，也有些成效，有些美國人對社會更多元化抱著開放的心胸，不過還是有許多人不願承認當時生活水準下降、教育制度失敗、失業率高，以及黑人仍備受侮辱或歧視等不平等現象。
一九六五年春夏之交，步基一家才剛搬進打算暫時居住的瓦茲區，那裡就發生了大暴動，隨之而來的是趁火打劫、聚眾毆打、破壞公物，以及最可怕的縱火等，造成三十四人死亡，一千多人受傷，近四千人被捕。事件直到八月才逐漸恢復平靜，但黑人與白人之間的關係仍十分緊張，步基一家搬進當地的兩個月後，一名白人警察勒令一位開車經過的黑人停車，然後一槍將他擊斃。調查結果，這名黑人只是為了送即將臨盆的妻子上醫院，因而車速過快。
大一和弘一來到美國後所看到的美國，無疑讓他們感覺震驚。他們的這種心情，步基都看在眼裡，但他並沒有說什麼，只要他們儘快將英文學好，要他們記住他多年前寫的「英文五大句型結構」並好好運用。兩個兒子都覺得語言不好學，種族問題也很讓他們頭疼。「黑人看我們連話都說不好，覺得我們兄弟是笨蛋。」這對自小就是學校模範生的大一來說，讓他自信全失：「每天被同學恥笑，罵我是笨蛋，我在那段時間裡變成沉默寡言、內向的孩子。」雙如問兩個兒子喜不喜歡他們的學校，兒子異口同聲地答道：「不喜歡！什麼都聽不懂！」
不久，新房子的銀行貸款通過了，他們高興地搬了進去。這個房子是有兩個臥室的平房，相當精緻。雙如一直在同一家公司上班，只有在一九六七年生產三子純一時才請了一段時間的假。純一是在美國出生的，在英語上沒經歷過兩個哥哥受過的苦，但他不會用國語或台語和家人交談。
兩個哥哥在語言上苦了一兩年才能流利地說英語。弘一是東學一點，西學兩句，又在電視上學到許多美國的俚語。大一也從卡通節目學到很多實用英語，他說：「搬到新家以後，換了新學校，湯瑪士．金（Thomas Starr King）中學裡設有英語學習班，我的英文才開始有了進步。」這也是步基在這區買房子的重要原因之一。
兄弟二人初中畢業後都進了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高中，大一初中時還因為成績好而跳了一級。高中老師很快就看出兩兄弟的潛力，如教數學的克羅斯（Cross）先生、教英文的希克曼（Hickman）先生，以及教物理的渥克（Walker）先生，他們都清楚這兩個孩子很聰明。當然兄弟二人在台灣受的死背硬記的嚴格學習方法，對他們在美國能克服語言的困難並迎頭趕上，也有一定的用處。到了高中畢業時，大一的數學全校第一，還拿了科學獎項。對弟弟弘一來說，這並不是驚人的事，因為他說過：「在任何方面都有一個人是第一名，大一總是這個第一名。」
……
多年來，步基一直想與江西的家人聯絡。一九五六年他離開台灣來美前，曾給弟弟步修寫了一封信，但沒有收到回音。到了一九六三年他又給江西去信，這次他說自己已在美國，而且提到了現已再婚，並有二子。信寄出後仍如石沉大海，杳無音信。他跟家鄉整整斷了十六年的信息。
步基並不死心；國際情勢讓他依然抱持著希望。美國從越南撤軍後，尼克森總統與國務卿季辛吉積極計畫與中國復交。一九七二年二月二日，尼克森前往中國進行具歷史性的訪問前夕，步基又給弟弟步修寄去一信，向弟弟報告了許多他來美國以後發生的事：兒子大一已十八歲，即將進入美國最有名的麻省理工學院就讀大學；弘一已上高中，三子純一已五歲，快進小學了。自己和太太整天非常忙碌等等。
這封信記錄了他來美國後如何和雙如在此安家、大一兄弟如何學業進步的美國夢，但最重要的是他想知道親人在江西過得如何？他能為他們做些什麼？他更希望江西的親人知道，他心裡常因離開他們而內疚。他問起母親，想知道她是否還在世；他問起棠祥、鴻蓮和香保是否已嫁娶，也提到無法善盡父職、陪在孩子身邊的難過；他更提到如果妻子顧氏改嫁他人也是理所應當的，他毫無異議。信的最後，他寫道：「弟弟，你和弟妹現在有幾個孩子了？我十分想念你們，亟盼你給我回信！」
這次他收到回信了，但信中說得含糊，雖然回答了一些問題，但步基並未完全得到他期盼知道的事。一直到二○○七、二○○八年重返江西老家，那些年裡慘絕人寰的真實情況才真相大白。
他家中這麼多年來的一切情況十分慘痛，極具悲劇性，和中國解放以後的歷史分不開。一九四九年，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政權，接下來的三年裡，在大陸充公了一億多畝舊地主的田地，步基家就是這些田地的典型地主之一。共產黨幹部實行了「土改」，利用土改過程向地主展開鬥爭。
當時共黨鼓動農民向地主有仇報仇，有冤報冤。江西過去雖是共黨的發祥地，此時也難逃劫數，地主與過去的高級官員都被點名，接受嚴厲的批判鬥爭。在鬥爭大會上，地主與舊日官員跪在台上，接受民眾的批判與侮辱，民眾也將心裡累積的怨恨狠狠發洩出來，將地主官員徹底鬥垮。
一九五○年，步基的家遭遇了相同的命運，全家被抄並且充公。最不幸的是，弟弟步修和全家人先被趕出家園，不久步修更被捕入獄，幾天後就遭槍斃。
步修去世時只有二十八歲。他慘遭槍決對何家是天大的悲劇，母親傅氏的兩個兒子都離她而去，大的不知去向，小的慘遭槍斃，這時成為無依無靠的孤老太太。步基的妻子顧氏和三個孩子則受到嚴厲的監視，因為步基人在國民黨執政的台灣。兩兄弟都成了十惡不赦的罪人，一個是殘害民眾的地主，一個是國民黨的走狗。
步修死後，何家的男性一家之主責任，就落在步基年僅十一歲的長子棠祥身上。棠祥後來談起叔叔步修受害的經過，雖然往事如此悲慘，但他只是將當時的情況如實道來，對共黨不帶怨恨，更沒有怪罪父親不在而為全家帶來殺身之禍。然而，叔叔步修如何受到迫害，在鬥爭大會上如何受侮辱，如何當著全村人面前被捕入獄，最後死於非命，這點點滴滴，棠祥都記得清清楚楚，一切彷彿歷歷在目，一旦說起就讓他悲從中來，淚流難抑。
當時步修如果想逃，不是不可能；他在城裡有熟識的幹部，在他被捕後也很可能會來救他，免他一死，但那時何家村沒有電話，根本來不及通知任何人。還有，就算他在被逮捕前可以逃出村子，他也不會走。那時步修的前妻去世，他已再婚，共有三個孩子，家裡又有老母，還有不知去向的哥哥步基的妻子和三個孩子，這一家老老小小，他怎麼放得下？
步修以為自己雖是地主，如果保持沉默，低頭認罪，也許能倖免於難，誰知這時何家村附近有個黨幹部被人綁架，藏在松林的後山，地方安全幹部抓不到主犯，無法對上級交代，狗急跳牆，就抓了毫不相關、無辜的步修，一口咬定他就是綁架的主犯，將他就地槍斃。
多年後，棠祥認為當時地方幹部冤枉步修並處以極刑，主要是因為何家村沒有其他男人，地方幹部覺得他們最好欺負。棠祥哀傷地說，何家一直待人以誠，慈愛為本，「我們家謙虛自重，從來不和任何人有爭執，從來沒找過麻煩。但我們是全村最富有的，逃不過別人的紅眼病，要置我們於死地」。
步修死後，他們全家被逐出祖宗留給他們的家，被打成「臭老五」、 「臭地主」，將他們發配到豬圈去住。「我們把豬圈的豬糞清理乾淨，搬了進去。」棠祥憶道。他們就在這豬圈裡住了二十五年，家裡的一切都被充公了，只有何家家譜他們拚了性命藏好，才沒被毀，因而保留了下來。
年紀還小的棠祥在一九五○年不但成了一家之主，也成為家裡唯一能幹活養家的男人。「在那之前我從來沒幹過地裡的活，所以連幹活的器具都沒有。」他平靜地回憶道。一位以前曾是何家佃農的老鄉看他可憐，就教他如何在過去屬於何家的田地上為別人種稻、種菜。棠祥很聰明，學得快，身體也結實了，很快就做得像大人一樣好。沒多久，他自己買了全套的種地用具，其中最值錢的是一把犁，但當時他養不起牛，只好背起耕犁，自己以人工耕地。
這時候，棠祥的奶奶和母親替人做針線活，貼補家用。日子並不好過，而且愈來愈苦，到了一九五○年代初期，他們和全中國各地一樣因饑餓而苦。當時中國的農產並非不足，而是由於共黨政權打算將農產外銷；毛主席一心掙外匯，希望中國很快從農業國變成工業大國，但他的算盤打錯了，反而引起全國嚴重的饑民現象。
「饑荒對我們全家更是大難。」棠祥回憶道。他母親與奶奶成為乞丐，沿街乞討，全家落得吃番薯葉，啃樹皮或野草。「現在想想，都不知道那五、六年是怎麼活過來的！」棠祥一邊說一邊搖頭歎息，似乎想將這些痛苦的回憶從腦海中甩開。
在這種慘況下，步基遠在江西的一家人硬生生地分開了。步基的妻子顧氏一九五五年離開何家，在鄰村嫁了一個以前何家的佃農，第二年生了一個孩子，後來又生了兩個。雖然她改嫁讓一些恥笑她沒有丈夫的人閉了嘴，但棠祥說，母親是在幹部逼迫之下才改嫁的，而且這個男人還經常打她。同樣在一九五五年，步基的大女兒鴻蓮自動離家，嫁給中學老師李武唐，生了七個孩子。棠祥自己在一九六二年討了妻子張金香，和小妹香保、已故叔叔步修的寡婦嬸嬸、步修三個喪父的孩子，以及奶奶傅氏一起在豬圈裡過日子。
一九六三年，就在這種暗無天日的生活裡，棠祥收到父親步基從美國寄給他的信；他知道父親好好地在美國活著，雖然心中暗自慶幸，但絕不敢回信。當時給美國寫信是自尋死路。步基也說：「當時孩子收到我的信已嚇得半死，看完立刻就燒了。」他的信對家人非但一點幫助沒有，反而大有害處。他給家人寫信說自己人在美國，這消息馬上就傳到了村幹部的耳朵裡，讓幹部和領導對他家人添了疑心，幾年以後又抖了出來，讓他們受了更多的苦。
一九六六年，毛主席發起的「大躍進」竟又全面失敗，活活餓死了三千萬人，毛為了重整旗鼓，發動「文化大革命」，揚言「破四舊」：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鼓動全國青年紅衛兵到處抄家，根除舊地主階級的餘毒。
……
六○年代末，文革方殷，他又被稱為地主，在鬥爭大會上接受鬥爭，頭上被扣了裝滿糞的盆子，說是為他「加冕」，還押著他滿村遊行。「鬥我的人都是何家的親戚，」他說：「他們揭發我竟有個親爸爸在美國。」他們逼他自我檢討，寫悔過書，承認自己所有罪行。有一回他們毒打他，他全身傷痕累累，又不可能有藥，他情急生智，想到中國人說「苦藥治傷」，就將自己的尿喝了下去，希望能稍微止痛。
棠祥重述這些駭人聽聞、痛苦無比的往事時，絲毫沒有怪罪父親步基之意。文革結束後，他也沒去找那些親戚報仇。毛主席想盡辦法要中國人丟掉中國傳統文化裡的溫情包袱，但棠祥總沒忘記親情可貴，沒忘記他的父親是誰，以及他的祖宗如何教導他們以寬厚仁愛待人。
當時步基哪裡想得到，他在美國千方百計想拿到居留權，為他生命中的第二的家帶來新生活、新展望，以及所有美好的一切，但對他遠在中國不幸的第一個家，卻帶來了無窮的痛苦與傷痕。他完全不知道，他一九六三年給江西寫的家書，為他們惹來那麼樣的大禍，只知信寄出後又如石沉大海。幸好他不放棄，到了一九七二年又往江西寄了信，那時因世界局勢有所改變，中美關係改善，棠祥又接到父親的來信後，無限驚喜，並且立刻回了信。就這樣，為他們幾年後中國和美國的兩家相聚團圓打開了一扇希望之門。
（摘自本書第五章 吃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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