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能專家賀立維老師寫了台灣核武發展的歷史，也是他個人一生最重要的經歷，是台灣近代史不可或缺的一個重大片斷。雖然，這段歷史有過一些討論，但不論海內外的說法，其實有很多是以訛傳訛，不足採信。賀立維以自己親身經過的歷程，為這段台灣史定下正確的過去，對於未來有可觀的影響。 本篇導讀可以完成寫作，當然是受到賀老師的書本出土的影響，而可以在許多過去有疑問的地方，找到了比較確定的判斷。以下是這個長久存在我心中的疑問的可能解答，作為賀立維老師本書的序文，應是風雲際會的世紀交流。 我從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正式成為記者，在戒嚴時代聽過很多傳聞─台灣自製原子彈，總覺得不可思議。解除戒嚴之後，有一些機會討論這個議題，問題是有太多傳聞而少有人證與物證，更重要的是，那種揭露祕辛的報導，不是我的興趣。真正想要探知的是，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所產生的想法？這樣的思維到底是對還是錯？很多塵封在記憶的祕辛，都在看到賀立維老師的見證之後，得到了連結，也相對有了對那個時代的理解與比較公道的評價。 我的記者生涯穿越了戒嚴時代，那個時代有很多至今未解的公案。新生代的記者多數未經歷過那些事件，很難有力量追蹤真相，所以這樣的議題，幾乎必須靠像我們這種已有三十年以上在現場第一線的「台灣觀察者」才有判斷能力。核武事件，從民國五○年代就有流傳，可是真正重要的是一九八八年的「張憲義事件」，我們經歷過這個事件的過程，當時除了用「詭異」兩個字描述之外，實在無法有任何的評語。在與賀立維老師交談後，發現有很多是當年情治單位故意誤導的訊息，揭開這些「迷幕」（veil）之後，真相才漸漸浮上。veil 這個英文字眼，曾是美國水門案的揭發者之一《華盛頓郵報》記者鮑伯．伍華德（Bob Woodward）一本在一九八○年代出版的書名，專門報導有關中央情報局的祕密作業（covert actions），其中也道出中情局如何在一九七○年代摧毀台灣核武計畫的活動。他的角度在於CIA的海外行動，對於我們想了解的時代議題─「台灣現場」的 why-how-what，沒有太大的助益。這回賀老師的回憶出土，才真正有助於我們挖找這個公案。 一九六四年中共原子彈試爆成功後，美國無力讓中共拆除核子反應爐，蔣介石決定，台灣也應該擁有核武，就此展開了台灣自製核彈的歷史，蔣介石還曾在國慶文告上宣告台灣將擁有原子彈。這段時期，美國也曾經在台灣台南空軍基地部署核彈頭，可是台灣一直沒有成功完成核彈裝置。一九七○年代末期，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祕密發展核設施，被美國中情局破壞，並被迫承諾不發展核彈，但是在一九八○年代，蔣經國晚年，還是背著美國研發了核彈，在他死前，幾乎完成一個固定裝置的核設施，其爆炸力，以所在地龍潭為中心，足以摧毀苗栗以北的北台灣，並讓整個台灣成為「核子廢墟」。一九八八年一月九日，為蔣經國發展核彈的主要成員張憲義，竟然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間諜，叛逃美國，一月十三日，蔣經國病逝，美國軍方與情治單位大批人馬，在一月十七、十八日期間到達龍潭，多輛水泥車長驅直入，封死核廢料再處理的熱室（hot cell），抽走重水式核子反應爐的重水，再將使用過的六百多支核燃料棒運走，但留下了由乾貯窖內取出時不慎發生氫爆而破損、有汙染問題的三十九支燃料棒，這些有問題的高階核燃料棒至今仍留置在桃園縣龍潭鄉佳安村的核研所內。這個殘破的「廢墟」，成為台灣曾發展核彈的一個「不光榮印記」。 蔣介石時代，與美國有邦交，發展核彈，應是美國的默許，只是美國是一個善於玩兩手的國家，反反覆覆，可以想像得到。而以核武作為攻擊性的戰略性武器，一度是這個冷戰時代的標記。台灣地處中共近鄰，不能沒有這樣的思維，是合理的推測。不要說台灣，與美國同盟的日本，幾乎無一日不思發展核武，日本的對手不只是中共，還有附近的北朝鮮。不久之前，美國才向日本要回三百多公斤的武器級鈽，但到底有沒有真的要回去了，仍是個懸案。 蔣經國時期發展核武的目的何在，則十分費猜疑。尤其在一九八○年代的美國總統雷根時代，美國在全球，特別是太平洋西岸這個戰略點上，採取了「零方案」（zero option），也就是削減核武。而美國與中共建交，雷根不希望台灣擁有太多武器，他認為台灣像個小孩，不要玩刀弄槍，擁兵自重的結果可能招來更大的災禍，加上他與蘇聯戈巴契夫的和解順利，「雷根經濟學」也使美國宏圖大展，冷戰要結束了，這樣的大環境，蔣經國不顧美國反對，祕密地發展了核武。一九八○年代，鄧小平當道，改革開放是中共的主旋律，加上胡耀邦與趙紫陽當總書記，兩岸之間不可能有戰爭，從一九七八到一九八八的十年間，應是世界最平安的和平時期，但蔣經國卻要發展核武，而且是大動作。台美斷交應是主因，蔣經國沒有安全感，這段時期鄧小平不斷放出訊息，要蔣經國「相逢一笑泯恩仇」，但蔣經國堅持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鄧小平甚至派了人來傳話，可以將福建省讓給台灣，以求和解，都被蔣經國拒絕，而且令他懷疑中共其實是「笑裡藏刀」，有謀台之心，使他更加積極地製造核武。這段期間，也是台灣內部最動蕩的時期，美麗島事件、江南案、黨外運動……一直到他死前兩年，他至少到過龍潭七次，每次都是為了關心核彈的進度。 事實上，在一九八八年接近完成的核彈，不太可能用於投射，因為中科院的核彈投射部門早就解散了。這顆核彈等於是固定在龍潭，唯一可能的運用是就地引爆。有沒有可能，當時受到台美斷交的影響，蔣經國認為台灣有可能不保，「漢賊不兩立」的思想與「退此一步即無死所」的恐懼，總和了這名獨裁者的心智，認為要有最壞的打算，不能讓中共拿走台灣，在最不測的時候，中共大軍占領台灣時就同歸於盡？這樣的思維，雖無文獻可以查證，但當時中科院製造核武的技術專家心中，都有這樣的懷疑。 張憲義的叛逃，阻止了台灣最接近成功的核武，到底應如何評價？過去大多從對國家忠誠的角度看，他是美國的間諜，雖不致罪該萬死，但總是一陣罵名。可是如果，他所揭發的是一個有可能「就地引爆」的核武器，那麼，張憲義的叛逃，就成了「義舉」了。事實上，從一九八○年代以來，大多數的國內外專家，也都認為台灣擁有核武，是禍不是福，即使有能力投射，也是一場亂局。保護不了台灣。張憲義現在住在美國受保護，據說，他在一九九八年時曾發表文章為自己辯護，並「主張」當時阻止台灣核武完成是「台美雙贏」。無法證實這確實是他的觀點，如果是，他還是沒有把話說清楚。 張憲義一月九日的叛逃，當然是在美國主使下的動作，就剛好在一月十三日蔣經國過世的前四天，顯然美國認定，蔣經國已無能力處理這個事件。事實上，從醫學的角度，當時蔣已經沒有意識判斷能力，所以後來有傳聞說，蔣經國是被叛逃的消息氣死的，應是杜撰的說法。比較可能的反而是，叛逃消息根本沒有告知已病危的蔣經國。美國應是選擇這位獨裁者已無反應能力的狀況下，啟動了銷毀台灣核設施的行動，而此行動需要張憲義的配合，帶走正確的圖資及電腦檔案。也只有如此，美國才得以在一週後，也就是蔣經國過世四天後就來到台灣，直搗龍潭。 很難想像，如果美國當時不出手處理，隨後台灣有李登輝總統接任之後的三月政爭，一個弱勢的國家領導人，軍事情報的大權還不在手上，如何處理這個燒滾滾的核彈。沒有資料顯示，當時這個核武計畫，蔣經國曾經告知或授權過其他代理人，包括他的副總統李登輝。當時的中科院院長是郝柏村，或許知情耳聞，可是這個計畫的真正技術指揮者是代理院長黃孝宗，他向蔣經國直接報告。這樣的祕密指揮體系、單線報告的情治控管手法，符合蔣經國的特務性格；這樣的機密核武，一旦獨裁者死亡，很難想像會產生什麼樣的亂子。美國應是算準了蔣經國即將死亡，就在他生命最後幾天，處理掉這個美國的「超大頭痛」，畢竟當時，美國根本看不出李登輝是這麼一位有領導力的總統。不過即使李登輝天縱英明，這麼一個接近完成的核武，到底要怎麼處理？如果美國是到了李登輝接任之後才出手，這樣的台美關係又要搞成什麼亂局？實在很難想像。 一九八八年底，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出版的一本有關全球祕密製造核彈的書 The Undeclared Bomb: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1987-1988，已經將台灣列入其中；巴基斯坦在一九八六年已擁有核彈，另外印度、以色列與南非都在名單上。作者 Leonard S. Spector 指稱「這四個國家都採取了不正式公開、但用曖昧的訊息讓對手間接知道其核能力的戰略」，此外，他對台灣的狀況還有進一步的見解：「台灣一九八七年提煉鈽的成果（於雷根任內被美國中止），成為重新燃起各國核野心的一個案例。」 隨後 Kathleen C. Bailey 所寫的 Doomsday Weapons in the Hands of Many: The Arms Control Challenge of the ’90s 一書，也將台灣定位為核野心國家：「有些國家試圖生產能夠核分裂的鈽，阿根廷、巴西、印度、巴基斯坦、韓國和台灣則是用極小的實驗性規模，試圖從核廢料提煉出鈽。」 二○○三年 Dinshaw Mistry 所寫的 Containing Missile Proliferation: Strategic Technology, Security Regime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rms Control 一書中，台灣也列名其中：「一九六九年，尼克森政府成功阻斷了台灣購買鈽再處理設備的企圖，然而一九七五年，台灣卻自己興建了實驗性規模的一座，福特政府隨後要求台灣拆除，未來也不得再犯。」 二○○七年，Jeffrey Richelson 的著作 Spying on the Bomb: American Nuclear Intelligence from Nazi Germany to Iran and North Korea 中，台灣也是討論的重點之一：「揮之不去的中國軍事威脅，使得憂慮的台灣不斷試圖發展飛彈，一九七四年，台灣中山科學研究院於《海外學人》刊登廣告，徵求七十七位彈道方面的專家，往後的幾年，台灣學生也紛紛前往麻省理工學院尋求類似的訓練。但這個飛彈計畫很快就被美國國務院否決了，連帶未來的二十五年也提前封殺。」 這些外國學者對台灣都有很大的懷疑，認定只要中共的軍事威脅存在一天，台灣就不時地會有發展核武的企圖。事實上，台灣在不同政黨執政時，有關發展「關鍵性武器」（critical weapon）的想法，都不曾停止過，這個字不一定就是指核武，但只要這個概念出現在有實力的政治人士口中，常常就會引來美國官方的特別造訪。美國人想知道，台灣有無可能再啟動核武計畫。但其實，自一九八八年以後，台灣即使有心，也無力從事這樣的計畫了。核武的使用，除了恐怖主義者仍有這樣的企圖外，任何正常的民主國家都不會花錢去找一個頭痛。可以明確地說，台灣在二○○○及二○○八年兩次政黨輪替後，未來必然還會再次輪替，已使得這核武製造幾乎沒有任何的可能性。這個議題與台灣、中國之間的關係好壞已無關連，反而與台灣的民主化程度有強相關。 事實上，中共沒有任何機會對台灣使用核武，特別是兩岸之間的交往日益頻繁，就連戰爭的可能性也大大地下降。台灣需要的是與美國、日本建立一個區域聯防的架構，不讓中共有機會突破第一島鏈的半月彎防線。也就是說，在目前台美日共同防線的基礎下，台灣所必要的是心防與民防為主的國防。 台灣地處太平洋的西岸，地位很特殊。如果太平洋是個圍棋棋盤，美國在棋盤的右半邊界，中國在棋盤的左半邊界，台灣就正好在棋盤左下角「三三」的位置，任何想取太平洋地盤的國家，必然要占住這個「三三」的位置，這也讓台灣成了兵家必爭之地。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上台後，以「新的大國關係」向美國強調，「太平洋夠大」，足以共享，很明顯地想占有這個棋盤左半邊的區域。這種野心造成了區域的緊張，東海與日本衝突，南海與菲律賓、越南對峙，中間夾著台灣海峽，等於把台灣放在「爆炸熱區」。最近中共操兵，將航空母艦開過台灣海峽，還揚言要切斷美日在亞洲的生命線。事實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日本以台灣海峽為海上運輸的通路，連接中東油源及與歐洲市場互通的路線，每天在水面上走的與在空中飛的運輸載具有上千航次，這也就是為什麼，美日不可能讓台灣落入中共之手的重要原因，一旦台灣成為中國的附屬領土，台灣海峽就成了中國內海，世界的平衡馬上改觀。 如今東海與南海都發生嚴重的資源爭奪，中國與這些鄰近國家已進入軍事緊張狀態，台灣就剛好在中共所布戰局的中心地帶。而最近的兩岸關係發展，普徧被認為台灣已向中共傾斜，這是個「誤區」，並不符合台灣真實的現狀，可是從經濟依賴已高達四○％，國際觀察都對台灣的未來立場保持著警覺，一旦台灣成了中國的一部分，東亞的局勢丕變，是區域和平所不樂見。日本最近在集體自衛權方面的進展，有美國的大力支持，而日本擴張武力，針對台灣海峽的固守防衛，都是以台灣為親美日的「隱形成員」來處理，事實上，美日的確以防止「台灣及台灣周邊海域」落入中共之手來當演習方針，可是卻在軍事結盟過程跳過台灣，就是已經將台灣當作「和平中立區」在處理。美日當然深切理解，在未來有可能發生日中衝突或美中對抗的戰局時，不可以將台灣這個美日「隱形成員」拖下水，也不能逼台灣清楚表態，當戰爭發生在東海或南海，對美日來說，台灣最佳的立場就是不介入任何爭端，而非被中共用經濟與軍事逼迫宣告與中共站在同一戰線。這是台灣對新的東亞情勢必要的警覺。 這樣的新局面，都不利於台灣發展核武。台灣要的是民主自由，也不是核武可以保障的。賀立維老師的書重啟了這段歷史的討論，不但是為了過去，更是為了未來。
核能專家賀立維老師寫了台灣核武發展的歷史，也是他個人一生最重要的經歷，是台灣近代史不可或缺的一個重大片斷。雖然，這段歷史有過一些討論，但不論海內外的說法，其實有很多是以訛傳訛，不足採信。賀立維以自己親身經過的歷程，為這段台灣史定下正確的過去，對於未來有可觀的影響。 本篇導讀可以完成寫作，當然是受到賀老師的書本出土的影響，而可以在許多過去有疑問的地方，找到了比較確定的判斷。以下是這個長久存在我心中的疑問的可能解答，作為賀立維老師本書的序文，應是風雲際會的世紀交流。 我從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正式成為記者，在戒嚴時代聽過很多傳聞─台灣自製原子彈，總覺得不可思議。解除戒嚴之後，有一些機會討論這個議題，問題是有太多傳聞而少有人證與物證，更重要的是，那種揭露祕辛的報導，不是我的興趣。真正想要探知的是，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所產生的想法？這樣的思維到底是對還是錯？很多塵封在記憶的祕辛，都在看到賀立維老師的見證之後，得到了連結，也相對有了對那個時代的理解與比較公道的評價。 我的記者生涯穿越了戒嚴時代，那個時代有很多至今未解的公案。新生代的記者多數未經歷過那些事件，很難有力量追蹤真相，所以這樣的議題，幾乎必須靠像我們這種已有三十年以上在現場第一線的「台灣觀察者」才有判斷能力。核武事件，從民國五○年代就有流傳，可是真正重要的是一九八八年的「張憲義事件」，我們經歷過這個事件的過程，當時除了用「詭異」兩個字描述之外，實在無法有任何的評語。在與賀立維老師交談後，發現有很多是當年情治單位故意誤導的訊息，揭開這些「迷幕」（veil）之後，真相才漸漸浮上。veil 這個英文字眼，曾是美國水門案的揭發者之一《華盛頓郵報》記者鮑伯．伍華德（Bob Woodward）一本在一九八○年代出版的書名，專門報導有關中央情報局的祕密作業（covert actions），其中也道出中情局如何在一九七○年代摧毀台灣核武計畫的活動。他的角度在於CIA的海外行動，對於我們想了解的時代議題─「台灣現場」的 why-how-what，沒有太大的助益。這回賀老師的回憶出土，才真正有助於我們挖找這個公案。 一九六四年中共原子彈試爆成功後，美國無力讓中共拆除核子反應爐，蔣介石決定，台灣也應該擁有核武，就此展開了台灣自製核彈的歷史，蔣介石還曾在國慶文告上宣告台灣將擁有原子彈。這段時期，美國也曾經在台灣台南空軍基地部署核彈頭，可是台灣一直沒有成功完成核彈裝置。一九七○年代末期，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祕密發展核設施，被美國中情局破壞，並被迫承諾不發展核彈，但是在一九八○年代，蔣經國晚年，還是背著美國研發了核彈，在他死前，幾乎完成一個固定裝置的核設施，其爆炸力，以所在地龍潭為中心，足以摧毀苗栗以北的北台灣，並讓整個台灣成為「核子廢墟」。一九八八年一月九日，為蔣經國發展核彈的主要成員張憲義，竟然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間諜，叛逃美國，一月十三日，蔣經國病逝，美國軍方與情治單位大批人馬，在一月十七、十八日期間到達龍潭，多輛水泥車長驅直入，封死核廢料再處理的熱室（hot cell），抽走重水式核子反應爐的重水，再將使用過的六百多支核燃料棒運走，但留下了由乾貯窖內取出時不慎發生氫爆而破損、有汙染問題的三十九支燃料棒，這些有問題的高階核燃料棒至今仍留置在桃園縣龍潭鄉佳安村的核研所內。這個殘破的「廢墟」，成為台灣曾發展核彈的一個「不光榮印記」。 蔣介石時代，與美國有邦交，發展核彈，應是美國的默許，只是美國是一個善於玩兩手的國家，反反覆覆，可以想像得到。而以核武作為攻擊性的戰略性武器，一度是這個冷戰時代的標記。台灣地處中共近鄰，不能沒有這樣的思維，是合理的推測。不要說台灣，與美國同盟的日本，幾乎無一日不思發展核武，日本的對手不只是中共，還有附近的北朝鮮。不久之前，美國才向日本要回三百多公斤的武器級鈽，但到底有沒有真的要回去了，仍是個懸案。 蔣經國時期發展核武的目的何在，則十分費猜疑。尤其在一九八○年代的美國總統雷根時代，美國在全球，特別是太平洋西岸這個戰略點上，採取了「零方案」（zero option），也就是削減核武。而美國與中共建交，雷根不希望台灣擁有太多武器，他認為台灣像個小孩，不要玩刀弄槍，擁兵自重的結果可能招來更大的災禍，加上他與蘇聯戈巴契夫的和解順利，「雷根經濟學」也使美國宏圖大展，冷戰要結束了，這樣的大環境，蔣經國不顧美國反對，祕密地發展了核武。一九八○年代，鄧小平當道，改革開放是中共的主旋律，加上胡耀邦與趙紫陽當總書記，兩岸之間不可能有戰爭，從一九七八到一九八八的十年間，應是世界最平安的和平時期，但蔣經國卻要發展核武，而且是大動作。台美斷交應是主因，蔣經國沒有安全感，這段時期鄧小平不斷放出訊息，要蔣經國「相逢一笑泯恩仇」，但蔣經國堅持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鄧小平甚至派了人來傳話，可以將福建省讓給台灣，以求和解，都被蔣經國拒絕，而且令他懷疑中共其實是「笑裡藏刀」，有謀台之心，使他更加積極地製造核武。這段期間，也是台灣內部最動蕩的時期，美麗島事件、江南案、黨外運動……一直到他死前兩年，他至少到過龍潭七次，每次都是為了關心核彈的進度。 事實上，在一九八八年接近完成的核彈，不太可能用於投射，因為中科院的核彈投射部門早就解散了。這顆核彈等於是固定在龍潭，唯一可能的運用是就地引爆。有沒有可能，當時受到台美斷交的影響，蔣經國認為台灣有可能不保，「漢賊不兩立」的思想與「退此一步即無死所」的恐懼，總和了這名獨裁者的心智，認為要有最壞的打算，不能讓中共拿走台灣，在最不測的時候，中共大軍占領台灣時就同歸於盡？這樣的思維，雖無文獻可以查證，但當時中科院製造核武的技術專家心中，都有這樣的懷疑。 張憲義的叛逃，阻止了台灣最接近成功的核武，到底應如何評價？過去大多從對國家忠誠的角度看，他是美國的間諜，雖不致罪該萬死，但總是一陣罵名。可是如果，他所揭發的是一個有可能「就地引爆」的核武器，那麼，張憲義的叛逃，就成了「義舉」了。事實上，從一九八○年代以來，大多數的國內外專家，也都認為台灣擁有核武，是禍不是福，即使有能力投射，也是一場亂局。保護不了台灣。張憲義現在住在美國受保護，據說，他在一九九八年時曾發表文章為自己辯護，並「主張」當時阻止台灣核武完成是「台美雙贏」。無法證實這確實是他的觀點，如果是，他還是沒有把話說清楚。 張憲義一月九日的叛逃，當然是在美國主使下的動作，就剛好在一月十三日蔣經國過世的前四天，顯然美國認定，蔣經國已無能力處理這個事件。事實上，從醫學的角度，當時蔣已經沒有意識判斷能力，所以後來有傳聞說，蔣經國是被叛逃的消息氣死的，應是杜撰的說法。比較可能的反而是，叛逃消息根本沒有告知已病危的蔣經國。美國應是選擇這位獨裁者已無反應能力的狀況下，啟動了銷毀台灣核設施的行動，而此行動需要張憲義的配合，帶走正確的圖資及電腦檔案。也只有如此，美國才得以在一週後，也就是蔣經國過世四天後就來到台灣，直搗龍潭。 很難想像，如果美國當時不出手處理，隨後台灣有李登輝總統接任之後的三月政爭，一個弱勢的國家領導人，軍事情報的大權還不在手上，如何處理這個燒滾滾的核彈。沒有資料顯示，當時這個核武計畫，蔣經國曾經告知或授權過其他代理人，包括他的副總統李登輝。當時的中科院院長是郝柏村，或許知情耳聞，可是這個計畫的真正技術指揮者是代理院長黃孝宗，他向蔣經國直接報告。這樣的祕密指揮體系、單線報告的情治控管手法，符合蔣經國的特務性格；這樣的機密核武，一旦獨裁者死亡，很難想像會產生什麼樣的亂子。美國應是算準了蔣經國即將死亡，就在他生命最後幾天，處理掉這個美國的「超大頭痛」，畢竟當時，美國根本看不出李登輝是這麼一位有領導力的總統。不過即使李登輝天縱英明，這麼一個接近完成的核武，到底要怎麼處理？如果美國是到了李登輝接任之後才出手，這樣的台美關係又要搞成什麼亂局？實在很難想像。 一九八八年底，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出版的一本有關全球祕密製造核彈的書 The Undeclared Bomb: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1987-1988，已經將台灣列入其中；巴基斯坦在一九八六年已擁有核彈，另外印度、以色列與南非都在名單上。作者 Leonard S. Spector 指稱「這四個國家都採取了不正式公開、但用曖昧的訊息讓對手間接知道其核能力的戰略」，此外，他對台灣的狀況還有進一步的見解：「台灣一九八七年提煉鈽的成果（於雷根任內被美國中止），成為重新燃起各國核野心的一個案例。」 隨後 Kathleen C. Bailey 所寫的 Doomsday Weapons in the Hands of Many: The Arms Control Challenge of the ’90s 一書，也將台灣定位為核野心國家：「有些國家試圖生產能夠核分裂的鈽，阿根廷、巴西、印度、巴基斯坦、韓國和台灣則是用極小的實驗性規模，試圖從核廢料提煉出鈽。」 二○○三年 Dinshaw Mistry 所寫的 Containing Missile Proliferation: Strategic Technology, Security Regime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rms Control 一書中，台灣也列名其中：「一九六九年，尼克森政府成功阻斷了台灣購買鈽再處理設備的企圖，然而一九七五年，台灣卻自己興建了實驗性規模的一座，福特政府隨後要求台灣拆除，未來也不得再犯。」 二○○七年，Jeffrey Richelson 的著作 Spying on the Bomb: American Nuclear Intelligence from Nazi Germany to Iran and North Korea 中，台灣也是討論的重點之一：「揮之不去的中國軍事威脅，使得憂慮的台灣不斷試圖發展飛彈，一九七四年，台灣中山科學研究院於《海外學人》刊登廣告，徵求七十七位彈道方面的專家，往後的幾年，台灣學生也紛紛前往麻省理工學院尋求類似的訓練。但這個飛彈計畫很快就被美國國務院否決了，連帶未來的二十五年也提前封殺。」 這些外國學者對台灣都有很大的懷疑，認定只要中共的軍事威脅存在一天，台灣就不時地會有發展核武的企圖。事實上，台灣在不同政黨執政時，有關發展「關鍵性武器」（critical weapon）的想法，都不曾停止過，這個字不一定就是指核武，但只要這個概念出現在有實力的政治人士口中，常常就會引來美國官方的特別造訪。美國人想知道，台灣有無可能再啟動核武計畫。但其實，自一九八八年以後，台灣即使有心，也無力從事這樣的計畫了。核武的使用，除了恐怖主義者仍有這樣的企圖外，任何正常的民主國家都不會花錢去找一個頭痛。可以明確地說，台灣在二○○○及二○○八年兩次政黨輪替後，未來必然還會再次輪替，已使得這核武製造幾乎沒有任何的可能性。這個議題與台灣、中國之間的關係好壞已無關連，反而與台灣的民主化程度有強相關。 事實上，中共沒有任何機會對台灣使用核武，特別是兩岸之間的交往日益頻繁，就連戰爭的可能性也大大地下降。台灣需要的是與美國、日本建立一個區域聯防的架構，不讓中共有機會突破第一島鏈的半月彎防線。也就是說，在目前台美日共同防線的基礎下，台灣所必要的是心防與民防為主的國防。 台灣地處太平洋的西岸，地位很特殊。如果太平洋是個圍棋棋盤，美國在棋盤的右半邊界，中國在棋盤的左半邊界，台灣就正好在棋盤左下角「三三」的位置，任何想取太平洋地盤的國家，必然要占住這個「三三」的位置，這也讓台灣成了兵家必爭之地。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上台後，以「新的大國關係」向美國強調，「太平洋夠大」，足以共享，很明顯地想占有這個棋盤左半邊的區域。這種野心造成了區域的緊張，東海與日本衝突，南海與菲律賓、越南對峙，中間夾著台灣海峽，等於把台灣放在「爆炸熱區」。最近中共操兵，將航空母艦開過台灣海峽，還揚言要切斷美日在亞洲的生命線。事實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日本以台灣海峽為海上運輸的通路，連接中東油源及與歐洲市場互通的路線，每天在水面上走的與在空中飛的運輸載具有上千航次，這也就是為什麼，美日不可能讓台灣落入中共之手的重要原因，一旦台灣成為中國的附屬領土，台灣海峽就成了中國內海，世界的平衡馬上改觀。 如今東海與南海都發生嚴重的資源爭奪，中國與這些鄰近國家已進入軍事緊張狀態，台灣就剛好在中共所布戰局的中心地帶。而最近的兩岸關係發展，普徧被認為台灣已向中共傾斜，這是個「誤區」，並不符合台灣真實的現狀，可是從經濟依賴已高達四○％，國際觀察都對台灣的未來立場保持著警覺，一旦台灣成了中國的一部分，東亞的局勢丕變，是區域和平所不樂見。日本最近在集體自衛權方面的進展，有美國的大力支持，而日本擴張武力，針對台灣海峽的固守防衛，都是以台灣為親美日的「隱形成員」來處理，事實上，美日的確以防止「台灣及台灣周邊海域」落入中共之手來當演習方針，可是卻在軍事結盟過程跳過台灣，就是已經將台灣當作「和平中立區」在處理。美日當然深切理解，在未來有可能發生日中衝突或美中對抗的戰局時，不可以將台灣這個美日「隱形成員」拖下水，也不能逼台灣清楚表態，當戰爭發生在東海或南海，對美日來說，台灣最佳的立場就是不介入任何爭端，而非被中共用經濟與軍事逼迫宣告與中共站在同一戰線。這是台灣對新的東亞情勢必要的警覺。 這樣的新局面，都不利於台灣發展核武。台灣要的是民主自由，也不是核武可以保障的。賀立維老師的書重啟了這段歷史的討論，不但是為了過去，更是為了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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