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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1
向太魯閣族家園政治的
歷史負重致敬
夏林清 (輔仁大學教授兼社會科學院院長)
我在對受訪的長者與他們的父祖輩、在多次抗爭事件中犧牲生命的太魯閣勇士們致敬的情感中，完成這篇短序。
邀約做為閱讀者的你，和我一樣展開一程歷史情懷之旅。
1.家園的政治歷史
當《灣生回家》的書與記錄片熱烘烘的帶領日治時期在吉安出生的日本人回到花蓮時，「太魯閣族的另一種鄉愁」默默地登場。
由1895到1914長達20年，太魯閣族人抗日的事件沒停止過，日人定居的吉野移民村則於1910年設置；當我進入太魯閣族的反抗戰役歷史事件時序時，《灣生回家》所描繪「懷抱夢想，希望能在這塊土地上（七腳川）開花結果。」的日本移民圖像（第35頁，《灣生回家》）頓時崩坍！「去太魯閣族抗日歷史脈絡」的《灣生回家》一書僅用「番害」（第34頁，《灣生回家》），一筆略過1910年前後太魯閣族對抗日本殖民政府的激烈衝突！1910的「吉野移民村」建村的時間點是在1906威里（北埔）抗爭事件」、1908年「七腳川社事件」、1910年「征服全島五年計畫」和1914年「太魯閣戰役」之間。1906年的抗爭事件肇始於私營企業賀田組（業主）快速擴張土地，威脅侵擾了太魯閣族的生活，且不合理的對待受雇勞動的太魯閣族人；1908年則為阿美族人隘勇線勞役不公的反抗事件。1910年「吉野移民村」建村之地正是七腳川社被滅社後，所沒收的土地。所以，「灣生回家」所描繪出的「移民拓荒生活」是建構在不去觸及太魯閣族人慘烈反抗與被鎮壓的歷史脈動的一種書寫！
1910年日本理蕃總督佐久間佐馬太提出的征服全島五年計畫中表明「只剩下太魯閣尚未平定」，隨後佐久間便展開了審密勘察的龐大的作戰計畫，終於在1914年以10倍於太魯閣族的軍力殲滅了太魯閣的戰力。2015年的今天，誰能知道100年前太魯閣族在山上的原鄉的生活？誰還能訴說日治時的反抗與生活？這本書裡65-90歲的太魯閣族人說著他們的父輩與祖輩的故事時，我們在老人憶述兒時生活的場景中，穿越了中華民國遷台與日本殖民時期！
2.生活記憶•場景再現
協同王淑娟啟動此一對長者生命移動的訪談計劃時，我們並未料到對「家的移動歷史」的訪談會進入一道宛若地縫峽谷的風景，這道風景是對太魯族人的經濟政治與信仰的生存奮鬥的回溯記憶。正是因為太魯閣族不屈服的反抗歷時久，家園遷移的歷史也是分批多波的；每一波遷移都是不同政治經濟作用力的顯現。同時，這些社會作用的力道是由無數太魯閣家庭所承擔了的。
祖輩們「不習慣山下，想回山上」是在被迫遷移尤與「自然共生」的生命環境脫離的失落難安；「國民政府分了田給了牛，但不會也不習慣種田」是遷移所面臨的家園生計勞動方式的驟然轉換，「賣田換取養家育兒所需」以及「一窩蜂種植梧桐虧本」都是資本經濟的催逼，不熟悉耕作與金錢交易則更帶來吃虧受騙的苦頭。Sugi Karaw（余金園)說著自己的爸爸：
「我爸也不會種稻啊，有什麼辦法！平地人會向我們借土地，等到該還的時候就賴著不還……」（第51頁）
一生得經歷這麼多、非自己可決定與選擇要不要的變動，63歲的Meymu（邱美花)記憶中最安定的聲音是母親Sowbun(邱祖蔭)半夜勞作的音韻：
「凌晨3點，Bubu房裡傳來咚咚的編織聲…它聽起來是那麼沈穩、規律，不知不覺就在其中安靜地睡著了！」（第74頁)
勞動生活或者說生活於不停歇的勞動活動裡，幾乎是每位耆老的幼時記憶。被爸或媽帶在身邊勞動，也很小就參與勞動！同時也順理成章的習得了技藝，如放陷阱。當然伴隨著工業化而來的工傷、車禍與過勞死，則可由家系圖中不低的子女與親人死亡數字窺見一、二。他們應該是「在自然中勞動謀生、以物易物和換工合作」的末代太魯閣族人了！
3. Gaya與基督信仰的替換
本書多位受訪耆老均為虔誠的基督信仰者，在工作討論中，素蓮提及姬望這位為信仰而抵抗皇民化運動的傳奇太魯閣女子；我們認為素蓮應好好寫一篇太魯閣族人的基督信仰歷史。素蓮在姬望的故事裡，以「文化生命改變」來回答太魯閣文化命脈Gaya在遷移過程中漸次瓦解；基督信仰取而代之的事實。素蓮亦分析基督教的生活紀律與行為規範，和Gaya對生活行為的要求相似，所以當原來的生活方式被改變，Gaya此依靠代代教導相傳的做人處事之道鬆動之際，基督信仰便取而代之了。重要的是，姬望這位女性對族人存亡的關切，讓她在1909年開始勸服族人交出槍枝放棄反抗；但到了1936年皇民化運動時，太魯閣族人的勇猛反抗性轉置進入殉道式反抗皇民化的宗教悍衛精神，姬望此時成為了堅毅的宣教者！
Gaya可以被理解為原民與自然共生的一種社會生活組織方式的文化結構，日本殖民由鎮壓、安撫再到皇民化規馴，在瓦解部落社會組織與Gaya文化的同時，基督信仰替置成為精神生活的支撐，殉道式反抗皇民化更深刻了信仰的堅定。
伴隨姬望信仰實踐故事的另一面向的核心主題是做為一名太魯閣族女人的跨界婚姻～她前後三次嫁給三位漢人丈夫，婚姻關係中的失落（第一與二任丈夫早逝）與背叛（第三任欺騙與背叛）為成為宣教人做出的準備；她同時是一名跨界的女性，婚姻跨原漢，殖民與被殖民及跨對立（1914年太魯閣戰役後，日政府給予獎勵）；精神信仰跨原民與西方基督。素蓮在書尾為姬望寫下小傳短文的信仰實踐的書寫動力，同時帶出本書另一個鮮明的主題～太魯閣族女人的承受力與女人之間的連結。
4.女人自己為自己接生•女兒訪談母親
女人的反抗之路向來是有著與男人不同的表現方式，但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女人的反抗是要先認識女人的堅韌與獨立。Masaw提到與他相愛相容忍的妻子Majiku：「8個子女都是她自己接生的，十分順利平安，沒有讓我幫忙的地方。」（第99頁）
78歲的Bowtung也是用生產過程述說媽媽的聰明：「媽媽很聰明，陣痛之後就拿起生的箭竹枝幹，把它削成尖尖的，用它來切斷我的肚臍，然後用麻繩綁住，之後又去燒開水，沖洗自己和我的身體，接著又去煮飯給其他小孩吃。」（第114頁）
試想，當媽媽告訴Buwtung她是這樣被生出來時，這對母女的聯繫有多情深義重啊！「另一種鄉愁」的受訪與被訪人有兩對母女，一對姊妹，亦可說是本書成書過程中的一個支撐點。
「另一種鄉愁」不是要讀者往鄉愁去寄託，反而是要邀請讀者進入我們所僅有的如斷簡殘篇般的原民歷史，推進屬於你的重構認識歷程。
推薦序2
闕漏的歷史與漂移的鄉愁
─花蓮縣吉安鄉太魯閣族人的移動故事出版序—
旮日羿•吉宏
現住在花蓮縣吉安鄉福興、慶豐兩個村落內的太魯閣族人，其祖先分別源自立霧溪流域支流Skadang(砂卡礑)溪上游山區上的Skadang部落，現稱大同部落，移住時間大約是在1947年間。與此同時移住福興村、慶豐村的太魯閣族人，還包括Snlingan(欣里干)、Sdagan(斯達干)、Dgarung(得卡倫)、Bsngan(玻士岸)等部落族人。居住在Skadang溪流住區內的Sdagan、Skadang、Snlingan等部落，在距今約三百多年前的太魯閣族東遷移住時期，他們同屬一個祖先Batu Umaw(巴圖•烏帽)，經過後代繁衍後，Batu Umaw的子孫們分別在Skadang溪上游建立了上述部落，雖然是同一祖先的家族後裔，他們卻各自擁有界線分明的部落獵區。
吉安鄉境內的太魯閣族人從Skadang溪流域移住後，福興村內的族人住區位址在福興村落行政區內偏西北的方位，也就是在今台九線道西面，往軍人公墓道路的北面隔一條巷弄以北住家。太魯閣族人穩定住居福興村若干年後，從1957年起開始又有了些移動，一方面是為了接近耕作地，一方面是因為平地生活後的家庭經濟壓力而不得不再次遷徙。在太魯閣族人移居的17個家戶中，有4戶遷到吉安山麓，其餘家戶則是遷出本村之外了。吉安山東南山麓一帶，即今初英發電廠北方200公尺平坦地，昔日原為銅門村Mkibuh(榕樹)部落Yumin Nowtan(尤敏•諾丹)家族耕作地。1942到1943年間，日本殖民政府為了供應鯉魚潭戰防區的彈藥需要，把Mkibuh台地北方山腳崖壁建為彈藥庫駐紮軍隊，並強制原居Mkibuh部落的太魯閣族人全數移住到銅門台地上。不久之後日軍戰敗投降，族人再次遷回原住地，但在此時有一部分族人為了就近耕作地，就直接遷到了吉安山東南山麓居住，即南華村初英部落。
移住到慶豐村內的太魯閣族人，主要是來自Sdagan部落，以及少部分Bsngan部落族人，他們居住現今慶豐村第三、四鄰，純然是平地社會的居住環境。其後在1953到1969年間，慶豐村內的太魯閣族人有些家戶為了避免繳稅、土地典當等問題，大半家戶陸續移出本村。廖守臣在七０年代所做的調查資料裡，曾對前述的移動情況做了清楚的記載 1。
至於七０年代之後，這群吉安鄉行政轄區內的太魯閣族人，居住在屬於平地鄉的少數族群，除了這幾年曾經舉行過太魯閣族年度祭儀活動外，有關太魯閣族人在平地鄉鎮內的家戶生活、家族歷史，乃至在變遷社會下的文化調適與演化情況，始終無法獲致全面性的瞭解。至於數十年來太魯閣族人在此地倍嘗艱難的拓展、延續祖先教誨，其中遇到的辛酸、挫折與困頓，台灣現代社會也沒有給予太多的關注。即便到了2000年前後時期，台灣原住民族群正戮力於紀錄、詮釋自己獨特的社會文化歷史，以當地族人為主體的觀點，重建曾在某個社會變遷時期斷裂的族群文化。然而在此時刻的吉安鄉太魯閣族人，由於文化資源與輔助政策的匱乏，相對於秀林鄉、萬榮鄉與卓溪鄉的民族文化推動進度，確實處在比較弱勢、邊陲的位置。
太魯閣族群在花蓮縣境內的民族發展情況，基本上是在日治殖民時期即已形成現在分佈的雛形，台灣光復後，國民政府主政下的管理政策，依循日治殖民時期的山地保留地策略，訂定原住民保留地管理辦法，現在看來雖然是限制了原住民土地運用的彈性，惟從民族發展角度而言，卻也具有保護和穩定部落社會環境的作用。秀林鄉、萬榮鄉、卓溪鄉等三個鄉鎮的太魯閣族人，從二十世紀末期戮力於探討歷史事件、建構傳統祭典、傳習手工技藝，以及踏勘傳統領域，部落族人積極推動主體性的文化活動進入到最沸騰的階段2。
就上述太魯閣族群的歷史脈絡而言，是以秀林、萬榮、卓溪等三個鄉來涵蓋整個太魯閣族人的民族發展概說，但對於在國民政府時期從立霧溪支流Skadang溪移住到吉安鄉的族人，其家族生活故事、社會變遷適應與文化演化情況的紀錄研究，確實是非常缺乏。因此，「台灣行動研究學會」在今(104)年推動村落文化發展計畫，即針對吉安鄉太魯閣族部落歷史的缺漏記載，進行家戶口述訪談。
此次家戶訪談計畫總共訪問到15位族人，經過學會人員的翻譯整理、書寫分析後，編輯出版部落口述歷史：《太魯閣族的另一種鄉愁—花蓮縣吉安鄉太魯閣族人的移動故事》一書。這本書紀錄了太魯閣族人數十年來在平地社會居住所產生的種種困擾，其中包括耕作土地、經濟生活和文化傳承，更多的族人口述則是指出了家戶生活調適不良的經驗，原居的土地沒有了，現住地又不發給土地所有權，導致族人心境流散在漂移、虛空而不知如何是好的尷尬局面：
政府聲稱在民國58年時有公告要我們去申請，而我們沒去，所以就是佔用土地。
政府就這樣叫我們遷出來，我們就照我們山上的習慣啊！你給我的就是我的，我們怎麼知道要進行土地登記，而且我們原住民根本不知道甚麼是土地登記，現在卻說我們佔用土地！
當時你們叫我們搬到這邊的，我們也不知道這個地方，不是我們的錯，山上的的已經沒有了，不能回去，這邊的地也不給我們了，那我們要住哪裡？(Sugi Biyuh林金全口述)
閱讀本書15位族人口述文字記錄，如同經驗太魯閣族人在平地社會的個人生命經驗。有很多的口述談到家族長輩移住初期，為了家庭經濟和子女就學的生活壓力，在耕地種生薑、砍竹子、揹梧桐下山拿去賣，連還在國小讀書的孩子，他們放學之後仍然要跟著家人上山幫忙挖地瓜、養牛。在那個整體經濟體系正在轉型的台灣社會裡，太魯閣族人的農獵生活也在這段時期產生重大變化。除了生活型態轉變的調適，太魯閣族人還要面對與漢人接觸下的歧視、欺騙、誤解。雖然在這些互動過程中，太魯閣族人曾經付出了相當的代價，但也逐漸習得了在平地社會求生存的生活節奏。
本書以福興村太魯閣族人的口述內容為文本，用文字書寫當代太魯閣族人自七０年代以來的家族生命經驗，不僅補充了太魯閣族群遷徙歷史中的缺漏，也讓讀者從家族口述故事裡，深深感受到潛隱在族人內心中的那份漂移的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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