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讀一
●篇名：出版精神
●作者：許章賢 鄭南榕基金會董事長
●正文：
要求解嚴，是一種生活態度，修養「恪遵自由民主的原則，尊重別人」的生活態度，要求加速解嚴，正是偵測到台灣的時不我與，希望台灣快快養成這樣的生活態度。無形的戒嚴陰魂不散，整個台灣正在和時間競賽，臻於自由民主的至善是台灣生存最後的堡壘。
出版緣起──
行動思想家鄭南榕生前三個重大社會運動：一九八六年五一九反戒嚴綠色行動、一九八七年二二八和平日運動與一九八八年新國家運動，這些運動開創了台灣突破戒嚴、平反歷史、追求台灣主體性的先河。二○一六年五月十九日適逢五一九綠色行動三十週年，鄭南榕基金會出版《百分百自由教戰手冊》以紀念這場正義與勇氣的運動，回顧過去，喚起台灣人的歷史記憶，展望未來，呼召台灣人的自由精神。
鄭南榕策劃五一九綠色行動時，國民黨政府已經在台灣實施了近三十七年的戒嚴，這是全世界施行時間最長的戒嚴令。在黨禁、報禁的壓抑下，台灣公民的參政權利與言論自由受到嚴格限制，國民黨政府對政治異議人士的逮捕、軍法審判、判刑與處決，時有所聞。當時鄭南榕不只要求取消戒嚴，並且是「立刻」取消戒嚴，希望他熱愛的台灣盡快解除無情的桎梏。戒嚴！戒嚴！戒掉了多少人的尊嚴！不僅禁錮了人民的思想、言語、行為及生活，更導致了台灣社會長期以來對於公共事務膽怯、冷漠、感到無力的文化現象。而時間已經過了三十年，台灣社會各角落，仍然隱藏著不同形式的無形戒嚴，為紀念一九八六年的五一九綠色行動，為此本會發想籌畫出版專書。
出版目的──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解除戒嚴至今，我們不得不承認，戒嚴的遺毒至今仍然對台灣社會造成相當深入的影響，所謂「心中的小警總」，在很多人身上似乎變成一種隱而未顯卻如影隨形的幽靈，不時控制人們的思考、判斷，非常不容易察覺。這是一種不正常、不健康的社會現象，妨礙百分之百自由的追求。
回首那段白色恐怖的歷史，我們希望不陷入悲情的泥沼，了解過去，記取教訓，同時警惕自己努力不夠，體悟仍有威脅存在，當有一天危機來臨時，我們能有警覺不讓悲劇重演。 試看普遍存在於台灣的司法整肅、媒體壟斷、黑箱作業、濫權徵地… 在在說明「解嚴」只是解除了有形的鐐銬；若指望完全解除無形的枷鎖，需要進一步的公民覺醒，才有辦法徹底消滅「心中的小警總」。
出版期待──
何謂真正的「解嚴」？有很多不同詮釋方式，如果把「解嚴」理解為一種「恪遵自由民主原則，尊重別人」的生活態度，去對照馬政府黑箱服貿協議、黑箱課綱微調、馬習會等作為，其實，台灣還沒有真正「解嚴」。以馬習會為例，馬英九總統未經民主程序，逕行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黑箱會談，除了黑箱，問題更在於馬總統的低支持度、半年後即將卸任，顯然無法代表台灣，更何況中國是對台灣有敵意的敵國，這在任何民主國家都是不被允許的，卻在台灣真實上演。誠然，在台灣實施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令」已走入歷史，但是掌權者無視民意、肆意傲慢的「戒嚴心態」卻仍普遍存在於國家機器，我們亟需設法去一一擊破。
觀察近三年的學生運動，二○一三年成大南榕廣場命名事件，二○一四年三一八太陽花運動、二○一五年高中生反黑箱課綱，讓我們看到九○後年輕學子旺盛的生命力，義無反顧追求真理的態度，完全不亞於黨外時期追求民主的前輩。再往前推，二○○八年野草莓學運，乃至一九九○年的野百合學運、廢除《刑法》一百條的社運，不同世代的年輕人和學者對台灣解嚴後的民主化進程都扮演重要角色。本書的出版，希望能影響更多當代的年輕人，引發「追求百分百自由」的共鳴，期待讀者們都能在這本書中找到自己認同的「自由精神」，學習爭取百分之一百的自由，走出屬於自己的「自由之路」。
試讀二
●章名：百分之一的自由種籽／戒嚴，戒掉多少人的尊嚴？
●篇名：五一九綠色行動的歷史意義
●作者：薛化元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九日，為了抗議國民黨政府從一九四九年開始在台灣實施的長期戒嚴，鄭南榕為首黨外新生代人士發起了「五一九綠色行動」。選擇五月十九日，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對一九四九年那一天宣布戒嚴（五月二十日零時起實施）的歷史批判。當時台灣已經實施了三十七年的戒嚴，雖然長期的戒嚴的正當性，已經受到強烈的質疑，來自國內外要求解除戒嚴的呼聲此起彼落，但是，蔣經國領導的國民黨當局的回應卻是不明顯的。而且對當時黨外公職為主組織的「黨外公政會」，也不願提供體制內合法化的可能，更時而傳出可能進行取締的壓制行動。
對「黨外公政會」組織的進一步發展，特別是成立分會，可能導致國民黨當局的取締，陶百川、李鴻禧、胡佛、楊國樞等四名中介人士則試圖邀請雙方代表溝通，緩和朝野對峙的氣氛，避免國民黨當局的強力鎮壓。不過，組織化是當時黨外運動者努力的目標，對於國民黨當局以可能採取壓制手段要脅黨外人士放慢公政會的發展，也引起部分黨外人士的強烈不滿。就在舉行餐會的五月十日，以顏錦福、陳水扁為首的黨外公職人員，便宣布成立「黨外公政會台北分會」。此舉自然促使其他黨外人士跟進，十七日康寧祥也在台北成立了「首都分會」。此後「黨外公政會」的分會便紛紛成立，至此以公職人員為首的黨外組織由中央到地方也已然齊備。但是，鄭南榕等人則試圖進一步把抗爭行動聚焦壓制台灣自由民主改革的戒嚴體制。
五月十九日由鄭南榕等新生代主導，加上部分公職、民主運動前輩的參與，在龍山寺集結了兩百多位黨外人士，他們手持標語，配戴綠色彩帶，準備從龍山寺出發，遊行到總統府請願，要求解除戒嚴。在戒嚴體制下，進行遊行示威本身就是衝撞體制的行為，而宣稱要前進總統府，更使情治單位的神經緊繃。結果，集結尚未完成，上千名的警力就築成數道人牆包圍了龍山寺，不准裡面的黨外人士舉行遊行，雙方對峙了十二個小時。同時，支持解除戒嚴的民眾，也聚集在警方的包圍圈外，並透過各種可能的方式將水、食物送進包圍圈內。這也是台灣戒嚴以來，人民要求解除戒嚴的最強力的抗爭行動。
其後，伴隨著內部持續組織化的努力，以及國外要求自由民主改革的壓力，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全國黨外後援會大會以變更議程的方式，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突破黨禁的限制。一九八七年，蔣經國領導的國民黨當局決定要解除戒嚴，條件是必須先制定國家安全法。對此，鄭南榕便強力加以批判，認為這樣的解除戒嚴基本上沒有辦法使人民的自由人權得到保障。而要求解嚴，反對制定國家安全法，也成為民進黨的重要訴求。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九日，則由民進黨主導，發動「五一九行動」，在國父紀念館集結群眾，準備進行遊行示威，反對制訂國家安全法。但是，國民黨當局則與一九八六年採取相似的圍堵行動，動員數千警力包圍準備遊行的群眾，雙方對峙十多個小時。
就此而言，原本已解除戒嚴為訴求的「五一九綠色行動」，面對國民黨當局形式解嚴，卻以國家安全法限制解除戒嚴效果的替代案，鄭南榕和民進黨都轉而反對、批判國家安全法的立法。當時關注的重點，主要是雖然國民黨主張，國家安全法的制訂是為解嚴預作準備，但因其內容不乏對人民基本人權的限制，特別是所謂的國家安全法三原則：不得違反憲法、主張分裂國土及共產主義，更是攸關人民基本言論自由的限制事項。而且意欲以其在立法院絕對多數的席次(包括大量資深委員)，強行主導完成立法程序。如此，無論是在程序上或是內容上都有明顯的問題。因此民進黨從六月十日到六月十二日，連續發動群眾在立法院前示威抗議。由於當時對示威抗議的進行並沒有法律規範，對反制行為更沒有規定，結果當時所謂的反共愛國陣線也發動支持國家安全法的人士到場進行反制行為，因而發生互毆的「六一二」事件。
就後續歷史的發展來看，鄭南榕從主張解除戒嚴到反對國家安全法，是有相當遠見的。因為，國安法三原則是對言論表現自由的限制，其後在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動員戡亂時期集會遊行法的立法或是修法過程中，也加入國家安全法三原則的文字，並確立罰則，這對國內政治、社會的發展造成相當的限制，特別是在終止動員戡亂、廢除懲治叛亂條例、修改刑法一百條之後。另一方面，由於「國安法」的限制，戒嚴令下受到軍法審判的平民，也被剝奪了根據「戒嚴法」尋求司法救濟的可能。如此，解除戒嚴的自由化改革根本達不到「戒嚴法」所規定的效果，相關政治案件的檔案也沒有可能因為實質的再審移送司法機關，使被害人和律師得以瞭解事件的真相，至於國民黨當局也迴避體制內歷史清算的可能。這也使得台灣戒嚴體制內原本有限的「轉型正義」可能，遭到閹割，而無法實現。
對鄭南榕而言，五一九綠色行動也累積了主導大規模群眾運動的經驗，因而隨後在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及新國家運動的發起和行動中，他可以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展現他追求台灣主體性的理想，也為當時台灣的政治運動留下了歷史的見證。
試讀三
●章名：百分之九十九的自由開花／社會改革實踐者採訪紀錄
●篇名：管中祥：讓邊緣的聲音傳播到公共領域
●作者：李屏瑤
為什麼有人要為言論自由犧牲生命？
一九八九年四月，管中祥參加了人生第一場社會運動。在那之前，他對社會運動是討厭的，參加是因為他想當記者，想知道什麼是示威遊行。當時的他對社運很不理解，就是純粹的觀察者。他跟學長騎摩托車到士林廢河道，大概在承德路一帶，突然出現上千人的隊伍，黑壓壓的一片、靜默無聲，跟在電視裡看到的穿拖鞋、嚼檳瑯、沒有秩序的示威遊行不同，比較接近他小時候看到蔣家父子出殯的印象。那是鄭南榕的出殯隊伍，他一時無法理解，怎麼會有人死掉之後，有這麼多人願意為他做這件事。
接著他們繼續騎摩托車去總統府，他生平第一次看見那麼大量的鎮暴警察、拒馬、蛇籠。現場由長老會主持，進行了一些宗教儀式跟短講，沒發生什麼事，警察就開始強力噴水。眾人跑，他跟著跑，眾人說衝，他就跟著往前衝，有二三十分鐘的時間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幹嘛。後來他前方十幾公尺處開始冒煙，詹益樺引火自焚。「那畫面實在太震撼，永遠都不會忘記。」管中祥回憶，「這讓我後來想很多，什麼是言論自由？為什麼有人要為言論自由犧牲生命？台灣沒有言論自由嗎？我們不是一直活在民主的社會裡嗎？要談言論自由，鄭南榕那次的經驗、學校社團的經驗跟學運經驗，都讓我衝擊蠻大的。」
另一件造成衝擊的事件與台灣運動史上知名的「五二○農民運動」有關，農民在媒體上的形象如同暴民，蔬菜下方暗藏襲警的棍棒。但他重考大學時看到綠色小組拍的農民運動，畫面跟在新聞看到的很不一樣，這對一直想從事媒體工作的他，造成極大的震撼。
後來三月學運（即野百合學運）爆發，參加異議性社團的他，遭遇莫名其妙的審稿及打壓，讓他對新聞自由有了更深刻的體會。他舉例，當時辦了一系列的演講，學校說這是政治性的，不能辦。又突然下命令說，一學期只能辦三場，叫別人一起來申請，就是要制止他們。社團常常跟學校談判，課外活動組組長會出現來錄學生的談話。連參加某場運動，教官都會知道。他回想，「印象很深是那一陣子再弄銅像，我跟朋友下課閒聊，說哪天也來弄。上課了進教室，接下來我就被教官叫走了。」
揭發不義的大學教授
參與運動認識許多不同的人，在運動中需要論述，管中祥開始讀書，讀馬克思、法蘭克福學派，發現自己可以讀書。他當時沒考上大學，念的是專科，下決心要考社會系。「要做一個會寫作通順的人其實不難，但要寫有生命力、動人的東西，不是純粹技術性的東西可以做到。我開始大量閱讀，認真地準備考試，這樣一路念上來，進到學院裡。」他一直到念碩士都還想當記者，因為父親也是記者，他抱持著「記者可以揭發不義」的理想，過程中發現不是如此，開始思考要不要走這條路。後來成為大學教授，進可攻退可守，還是可以參與運動跟媒體。管中祥補充：「教書有知識的生產，影響力也不會比記者低。我現在的狀態，大概就是我在念碩士班想像的狀態。」
他的大學階段正好經歷了台灣解嚴、民主化的過程，原本戒備萬分的校方，似乎一夕之間變得開放。台灣相對民主了，開始資本化、娛樂化，人民看似過得很安穩，再來，經歷政黨輪替，管中祥覺得，在這樣愉悅的氣氛中，中間存在巨大的斷裂，有問題被忽略了。「台灣的資本化愈來愈明顯，過去還在愉悅的盼望中，經過十幾二十年，各種問題一一浮現、派遣、低薪、媒體整併、銀行整併、青年貧窮化，那個剝奪感更明確。」他說，「我們成長的年代中國很弱，主要是武力威脅，只要用精神勝利法就可以超越，台灣處於某種獨立的狀態。再來，中國因素就進來了。」
媒體改革涉及政治意識形態
國家釋出權力，開放報禁跟廣電媒體，一九九○年代推動的亞太營運中心計劃，進一步降低門檻並且開放外資。自由競爭的狀況下，市場小，但媒體多，永遠都是商業媒體獨大。開放投資的結果，也造成資金來源不明的問題。
「媒體這幾年來都不是作為文化的角色，也不是公共論壇，就是營利目的跟公關需求。隨著自由化開放之下的結果，就會出現這種情形。」他說，「我們對於未來，對於民主化的體制是有些期待的，但這個民主化體制的基礎在於反對權威。因為反對權威，某種程度我們是排斥國家的，有時候又希望國家來幫你。究竟我們跟國家的關係是什麼？國家要介入到哪個部分？我們的想法是模糊的。我們的民主化不是建立在公共的概念下，而是反國家的。」
發展出什麼媒體，跟國家的政策息息相關，所以他認為媒體改革是政治運動，涉及到政治的意識形態。台灣市場太小，可不可以發展出多元的媒體結構？政府應該要想一個辦法讓商業媒體、非營利媒體、社區媒體、獨立媒體在市場上有共存的機會，可不可以規範商業媒體的壟斷性，可不可以成立一個公共基金，讓小媒體可以活下去。而言論自由的目的到底是什麼？管中祥覺得這是必須被討論的問題。他認為台灣現在參與媒體改革的人，有一部分在投入的時候，並不是要促成媒體的公共性，而是要反對某些言論大量出現，或是讓自己有發聲的機會。「爭取的是『我』可以說話，之後怎麼去聽別人說話、跟別人討論會是有問題的，反而失去交流的可能。如果要做媒體改革，我們該談的是，媒體怎麼去達到公共性。」他舉例，「有些國家的作法，可能頻道不多，但這頻道容納不同的政黨、宗教，可以有時間讓他們說話，但我們並沒有。坦白說今天如果要達到媒體公共性，應該有更多運動的能量在裡面。」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管中祥從二○○七年開始做「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企圖將社會中被主流媒體忽略或是扭曲的公民行動，以影音方式紀錄存檔。公庫避免弱勢者跟社會運動被汙名化，為邊緣發聲、監督權力者、促成公共討論，也接近他心中媒體的理想狀態。加上他曾經被綠色小組震撼過，生命的方向產生改變，當年的綠色小組大量去報導他們年輕時候參與過的社會運動，他也以公庫向綠色小組致敬。
「傳播的英文是communication，中文翻成溝通，這是促成民主非常重要的關鍵。溝通之前，大家可以說話，而且是平等的說話。不去對話，就沒辦法看到彼此的差異，不會去尊重對方，不會形成共識。說話的目的、言論自由的目的，如果只在於自己說話，那沒有意義。你要想外籍配偶、外籍勞工、精障者有沒有辦法說話，邊緣的聲音有沒有辦法到公共去？」管中祥解釋，「說不只是訴說，他的生命經驗也會被說出來，要先訴說，才能講到歷史，我們才有理解對方的可能性，才有可能對話，我們才有真正的溝通跟民主。回到最古典的民主的定義，就是論辯跟討論。不去做實際的公共參與，只有投票，那我們對民主的想象真是太貧乏了。」
回到個人的位置上，可以做的會是什麼？他秒答：「不要隨便unfriend別人！」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不去排斥，聽多元的意見，聽不一樣的意見。在一個訴說不是太困難的年代，他認為問題應該回歸核心，去思考民主的目的，言論自由的目的，也必須多想想，是不是有很多人沒有享受到跟你一樣的言論自由？一個問題接著一個問題，一步步去釐清，接下來，才有可能達到真正的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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