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老師沒教的一課
一九七五年七月，我升上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四年級，這也是我在醫學院求學的最後一年。除了外科，所有的必修課我都修習完畢，因此迫不及待想見識外科的驚心動魄。
外科醫師不怯懦，他們勇敢、果決，幫你把傷治好，讓阻塞的腸子暢通，補好破裂的動脈，將深處的膿瘍引流，把支離破碎的肢體、器官修補完全。外科術講究精確、自制，是身體的磨練，也是心靈的試煉。這種紀律在開刀房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儘管是小差錯，刀劃得太深啦、傷口縫得不夠牢啦、太深入組織啦，都可能釀成大禍。如果以王國來比喻醫院，外科醫師就是國王，凌駕在所有臨床工作人員之上，下面的人對他們的命令莫敢不從。我們這些醫學生就是他們的步兵。一想到能夠踏入這個世界，我就雀躍不已。
我們那個外科小組是由佛斯特醫師領軍的。佛斯特人高馬大，五官突出，而且有稜有角。他一大早就開始巡房，接著開個兩、三檯刀，一直要到下午四、五點才能稍事休息。在這個典型的教學醫院，佛斯特醫師所有病人的診療都有醫學生參與。我們藉由追蹤病人的情況來學習基本的診斷和治療。不久前，我開始接受外科訓練，就被指派幫忙照顧一個名叫艾莎．溫柏格的病人。她還年輕，但左側乳房已長了腫瘤。
艾莎芳齡二十九，身材豐腴，杏仁果般的褐色眼珠。她是正統派猶太教社區的教友。這個社區在曼哈頓島地勢最高的華盛頓高地，與哥大醫學院毗鄰。我走進病房時，見她躺在床上，捧讀小本的祈禱書。她用藍布巾蒙頭——這是端莊合宜的表徵，已婚的正統猶太教婦女常這麼做，為的是不讓丈夫之外的男人瞧見她們的秀髮。
我自我介紹：「我是古柏曼，佛斯特醫師的學生。」我身穿醫學生制服，是件筆挺的白色短外套，右胸口袋上方的名牌上有我的名字，但明顯少了「M. D.」——兩個代表正格醫師的字母。艾莎飛快打量我一眼。她的目光在我的名牌上打轉。
我沒伸出手。儘管握手是再平常不過的禮節，一般我們不會與正統猶太教婦女握手。
艾莎的目光回到我的名牌，然後看著我的臉。我暗自忖度，她心裡在想什麼：或許我沒跟她握手，可見我是猶太人，所以知道這種禁忌？還是我只是個不懂禮貌的學生？佛斯特醫師告訴我，艾莎這個病人有焦慮的毛病。我在想，或許我與她相同的背景有助於讓她自在一點。
「Shalom aleichem!（希伯來語，祝平安）」我以猶太人傳統問候語跟她問好。
她非但沒有展露歡顏，一張臉反而繃得更緊。
我按照常規，開始向她問診，包括記錄家族病史和社會生活史。艾莎本姓席格曼，婚後才冠上夫姓，一九四六年生於歐洲。她的祖父母輩住在德國萊比錫，家族成員超過一百多個人，然而這個大家族只有她的父母逃過納粹集中營的死劫。她的父母在五○年代初移民美國。艾莎十九歲就嫁為人婦，翌年長女出世，一年半之後又生下一對雙胞胎女兒。她的父親不久前才中風過世。在過去一年中，她在曼哈頓城中一家清潔公司任職，做老闆的私人秘書。儘管在清潔公司服務，她做的都是辦公室文書，未曾接觸過任何可能致癌的清潔劑。
乳癌主要危險因子之一是家族遺傳。由於艾莎的親戚大多在二次大戰的時候喪生，對這些親戚生前的健康情況，她所知甚少，不管怎麼說，她想不起來有任何親戚得過乳癌的。另一個重大危險因子是雌激素的刺激時間延長或者未曾中斷，例如初經太早、停經過晚、三十幾歲之後才生第一胎或是終生未曾懷孕生子等。但艾莎在十三歲才步入青春期，不算太早，三十歲以前就生了三個孩子而且親自哺乳。不管怎麼說，艾莎罹患乳癌的風險該會因早生孩子而降低。
我按照教授的指導為艾莎做身體檢查。由於她是女病人，有些地方我特別留心，以表示禮貌以及對女性身體的尊重。在為一側乳房做觸診，看有無異常的時候，另一側乳房會用布蓋起來。我為自己的發現倒吸了一口氣。她左側乳房的硬塊很大，約有一個高爾夫球那麼大，就在乳頭之上，一摸就摸到了，左腋淋巴結也有不少變大了，而且硬硬的。
惡性腫瘤長這麼大，而且已擴散到旁邊的淋巴結，少說也要一年半載或是好幾年。從這腫瘤的尺寸和已轉移淋巴結的數目看來，預後恐怕凶多吉少。她還年輕哪，而且是個美人，怎麼會拖到這步田地才就醫？
我沒問她。佛斯特醫師指示我們這些手術小組的醫學生該謹守分際，我們的角色是觀察和學習，還有聽命行事。
「晚一點，佛斯特醫師來巡房，我們會再來，」我說：「祝你手術順利。」
「但願如此。」她答道。
我準備離去。
她把我叫住：「我能跟你談談嗎？」
「沒問題。」我說。我只是醫學生，病人竟然願意跟我談，讓我覺得很榮幸，好像自己已經是真正的醫師。
但她又說：「或許，晚一點吧。」變得有點猶豫不決的樣子。
那天傍晚，我們在艾莎的病房。佛斯特醫師站在床尾，左邊是三個醫學生，右邊是他手術小組裡的兩個住院醫師。七月的夕陽在房裡留下長長的影子。我向佛斯特醫師做摘要報告，講述艾莎住院的原因、身體檢查的結果，以及預定的手術。我們幾乎可以確定腫瘤是惡性的，而且已經到了末期。我們準備先施行手術，然後再進行化療。我繼續為小組成員做簡報，把佛斯特醫師在診間為艾莎解說的手術過程再說一次：麻醉後，我們會從腫瘤取得一些組織來做切片檢查，如果檢查結果正如我們預測是惡性的，就會立刻為她進行根除性的乳房切除術。這種術式是約翰霍普金斯醫院的外科名醫霍斯德（William Halsted, 1852-1922）自二十世紀初期傳下來的。
佛斯特醫師點點頭，刻意走到床的左側。他握著艾莎的手，問她對即將進行的手術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手術醒來之後，古柏曼醫師會在我身邊嗎？我希望那時能見到他。」
佛斯特醫師不解地看我一眼。
我不知道艾莎為什麼術後清醒時希望我在她身旁。我細細端詳她的臉，希望從中找到什麼線索。然而，怎麼看都看不出來。
「古柏曼先生就跟每個醫學生一樣，對病人的照顧始自住院，也參與手術及術後的照護。手術後，我一定會再跟妳詳談手術所見，還有接下來的療程。」
* * *
艾莎的手術是那天的第一檯。我在佛斯特醫師和資深住院醫師之後刷手進入開刀房。手術前沒有人在閒聊。我們排成一列走進開刀房，佛斯特醫師走在前頭，跟在後面的是住院醫師，再來是我，階級分明。麻醉科醫師已經讓艾莎睡著了。佛斯特醫師對我點點頭，於是我用棉花棒沾著像碘酒一樣的消毒藥劑，在病人左胸上面的皮膚畫著同心圓。塗好後，我就在做記號的乳房周圍覆蓋上無菌包布。
我的外科訓練從那個月一日開始之後，我已經在好幾檯刀中擔任過助手，也看到手術區域是怎麼處理的。這個區域好像跟整個人體有所區隔似的。外科醫師首先會在病人身體的相關部位做標記，就像土地測量師在地上劃線一樣。這麼做有助於客觀超然、避免感情起伏，以專心下刀。步步為營的開刀法更強化這種心智模式：就所見部位審慎評估之後，才會進行切割，同時劃下新的標記。這麼做的目的在於完全包抄病變區域，儘可能保全正常部位，避免周圍健康組織遭到破壞。然而，今天的手術並非如此。根除性乳房切除術，不但斬草除根，連所有可能被侵犯到的正常組織也一併切除【1】。所以，乳房組織切了，胸壁肌肉不保，胸肌和腋下淋巴結也都除去，以絕後患。最後，只剩疤痕和肋骨。霍斯德認為癌細胞會從原發腫瘤擴散到周遭的組織，之後經由血流的散布，連肝臟和骨頭等較遠的部位都會受到波及，因此採用這種嚴格的術式。只有切除整大塊胸肌，才能把潛伏在乳房下方的癌細胞清除乾淨。佛斯特醫師曾在課堂上詳述，說明乳癌治療因霍斯德的遠見有了長足的進步，不再是危險叢生的手術，而是非常合乎科學的標準手術。
佛斯特醫師把艾莎左側乳頭上方的腫瘤邊緣劃出來，然後指導住院醫師做切片。住院醫師從腫瘤上方做了個切口，接著取出一塊粗粗、亮亮的V字形組織，再請前來協助的病理科醫師做「冷凍切片」，也就是將切出來的部分組織瞬間冷凍，之後立刻放在顯微鏡底下觀察，看是否有癌細胞。要是看到的話，我們馬上為艾莎做乳房切除術。
我們靜靜地在開刀房等了一會兒。佛斯特醫師似乎陷入深思，我和住院醫師都不敢打擾他。病理科醫師再度走進開刀房。他面色凝重。看來，他在冷凍切片看到的是千真萬確的。
佛斯特醫師大膽地從乳房周圍切下去。他切下去的時候，我手拿電燒灼器，他叫我把正在出血的小血管末端燒灼一下。血管燒灼部位飄散出一絲絲特別的氣味——人肉燒焦的味道。我覺得反胃。
手術歷時三個多鐘頭才完成。乳房整個從胸壁分離之後，脂肪和淋巴液一滴滴地從下面滲出來，露出來的底層肌肉不斷冒血。我們還從腋下移除了十來個淋巴結。
我思緒飄移，目光從手術部位上移到艾莎的臉，她嘴裡插著輸送麻醉藥劑的管子。她醒來後，將會發現自己的形體已判若兩人。不知她會有怎麼樣的反應。但是，我想她既然是正統猶太教已婚婦女，有信仰和家人的支持，應該可以度過這個難關。
恢復室很寬敞，在天花板日光燈的照耀下，顯得亮晃晃的。入口掛了塊白板，上面寫著每一個病人的床號和姓名。我和一個護士從開刀房把艾莎推到恢復室，裡頭已有不少病人。我們把床推進去時，在板子上寫上她的名字。白板旁邊有個見習醫師問道：「佛斯特醫師的根除手術？」我點點頭。他指示：「第六床。」
我們用下面的床單撐著，把艾莎抬到指定的病床。緊急命令此起彼落，在恢復室中迴盪著：「點滴打多一點」；「血壓太低了，快打多巴胺」；「病人的嘴唇發黑，檢查血氧濃度」。佛斯特醫師像君王，威風凜凜地走進這片嘈雜的人聲之中。他叫住院醫師刷手，準備開下一檯刀。通常，這時我會先回病房，幫助處理一些雜事。但我答應艾莎，她醒來的時候，我會在她身旁。
我看著她。她額頭上汗珠晶盈，短短的髮絲因為汗溼變成一束一束的。看來，這樣的髮型方便蒙頭巾。
佛斯特醫師捏一下她的右手，喚了她的名字好幾次，她才悠悠醒轉。她還有點恍惚，那是麻醉尚未完全消退的結果。她努力集中精神。
「溫柏格女士，刀開完了，」佛斯特醫師停頓一下，「很遺憾，我們不得不切除乳房。」
艾莎呆了半晌，不發一語，久久才點點頭，轉頭看我。她低聲地說：「古柏曼，你會了解的。」我們四目交接了好一會兒。她的眼眸黯然無光，很快就睡著了。
走出恢復室的時候，佛斯特醫師突然止步，問我：「她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我也沒有頭緒。
* * *
三天後，我終於有點線索了。
那天早上巡房時，佛斯特醫師告訴艾莎，由於腫瘤很大，且已擴散到十來個淋巴結，癌症可能很快就會復發。現在接受化療，可以摧毀在體內潛伏的癌細胞。
手術傷口復原之後，必須馬上開始化療。他坦白說：「化療很不舒服。」又說：「但或許可以救命。」佛斯特醫師會親自監督藥物治療的過程。他那一代的腫瘤外科醫師常會這麼做。
那天晚一點的時候，我去看她。我決定主動，問她那天在恢復室說的話是什麼意思。不過，我發現沒有必要提出這個問題了。
「叫我艾莎就可以了。我可以叫你傑瑞嗎？」
「當然可以。」
「傑瑞，一開始我還不知道是否能夠信賴你。我能信賴你嗎？」
我像反射動作一樣伸出手，握住她的手。艾莎的手沒縮回去。她微笑，但這笑是為了強忍住淚水。
「癌症是上帝給我的懲罰。」她肯定地說。
我想說點什麼，不過被艾莎制止了。「等等，請先聽我說。」
她說，她的丈夫馬克一樣出身自華盛頓高地的德國猶太社區。兩人是奉父母之命結合的。成婚那年，馬克二十一，她十九，婚前只見過兩次面。其中一次見面時，她心裡已經很清楚，她不可能愛上這個人的。她說，馬克是個溫順、知足的人，對外面的大世界沒什麼興趣。由於家族是做雜貨生意的，他也走這一行。兩家相隔不遠。艾莎說，他們夫妻話很少，無非是家裡哪件事誰來做，或是討論孩子的課業表現。
「我覺得，走出家門之後，我才能呼吸。這個家、這個婚姻把我悶死了。」
然而，她還是知道自己是有魅力的女人。儘管長裙及膝，顯現不出身材，上衣寬寬大大的，袖長至腕，頭髮還用頭巾包起來，在街上行走時，還是有男人轉頭向她行注目禮。她注意到她的老闆對她有意。這老闆是個中年人，已經使君有婦，家住在紐澤西。他愛說些笑話，似乎只為了博艾莎一笑。他不但對艾莎的工作表現稱讚有加，而且眼睛很厲害，只要她的打扮有小小的改變，就會注意到，像見她戴琥珀耳環，就說這耳環和她的眼珠是絕配。
艾莎說，她知道老闆想要得到她。雖然她心知肚明，這不是愛，他不愛她，只是想要她，但這種感覺已經足以讓她擺脫婚姻的窒息感。
「他把他辦公室的百葉窗拉上，隔絕外面光線。他帶我躺在地上……」她一邊訴說，淚水沿著雙頰的線條滑下。
我給她一盒面紙。她揮揮手表示不必。「我該為了我的羞恥哭泣，」她說：「可是我不是為了我的羞恥而哭。我哭，是因為我知道，他不要我了。他會對我生厭，頂多覺得我很可憐。他會再找一個年輕貌美的女人。就我的生命而言，屬於我自己的，不過只是這一點點，而這一點點即將化為雲煙。」
艾莎以懇求的目光看著我。我該說這是罪惡的事，而這種事必然會帶來懲罰嗎？還是我該同情這個不幸的女人，聽了她的告解之後，赦免她的罪？
我不能為她定罪，也赦免不了她的罪。最後，我只能放開那隻緊握的手，悄悄地離開病房。
* * *
她的秘密像顆巨石，壓住我，讓我失去平衡。每天巡房之後，我會去看看她。她沒伸出她的手，我也沒伸出我的。我不知該說些什麼，就儘量在診療的話題上打轉：胸痛好些了嗎？會發熱或冒汗嗎？左手手臂和指頭一樣腫脹嗎？
艾莎出院那天，佛斯特醫師站在她的病榻旁，掀開衣服檢查她的胸口。傷口癒合緊密，沒有發炎的現象。正如預期，她有水腫，這是由於腋下淋巴結廓清，遠端淋巴液無法經由淋巴管輸回靜脈系統，淋巴液因而滲至細胞間質中造成的。佛斯特醫師對住院醫師和醫學生說，年輕女性做根除性乳房切除術恢復得很快，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實例。他宣告，這次的手術很成功。
「我們為妳安排兩個禮拜內到門診來做回診，」佛斯特醫師跟艾莎說：「在這之前，如果有任何不適，像是厲害的疼痛、發燒或手臂突然變得紅腫，可以先回來找我。」
艾莎點點頭。
「傷口復原得差不多之後，我們就可以進行化療。古柏曼待會兒會回來幫妳辦出院。」
下午四點剛過，我敲了艾莎的房門。我聽到一個男人的聲音：「請進。」一個結實健壯的男人，身穿寬鬆的灰色外套，頭戴一頂黑色軟呢帽。
「我是馬克．溫柏格，艾莎的老公。」他說。
我微笑，自我介紹，並說出院手續都辦好了。
艾莎一臉木然，情緒隱藏得很好。我再說一次，萬一艾莎有疼痛的問題，可以服用多少劑量的止痛藥，還有下次什麼時候該回佛斯特醫師門診做追蹤檢查。
「謝謝你們對我老婆的照顧，」溫馬克說：「也許——嗯，也許我們可以請你在安息日光臨寒舍，與我們共進晚餐？我們住的地方離這裡不遠，離醫學中心只有十五個街區。」
艾莎的臉還是像面具一樣。
我不知道要怎麼答覆。這是艾莎提議的嗎？她是否同意這麼做？此外，我也擔心接受他們的邀請，有違佛斯特醫師規定的醫病關係界限。
「謝謝你的邀請，不過您夫人才剛接受手術，可能會太累……」
「沒關係，我岳母住的地方離我們家很近，過兩條街就到了。在艾莎養病期間，她會幫我們準備吃的，也幫忙照顧孩子。」
我再次謝謝他們的邀請，說道接下來的幾個月班表還沒確定，所以時間很難安排。
馬克看著他老婆。
艾莎開口了：「我們真的很希望有這個榮幸能請你到我們家。」
* * *
接下來的星期五，太陽即將西沈的時候，我已經從醫學中心往北走，進入華盛頓高地。那天，雨下了一天，雨水刷亮的柏油路在八月豔陽的照耀下，熱氣騰騰。當初艾莎開口邀請我的時候，態度似乎有點矛盾，我因而更加舉棋不定。得知她的秘密後，我覺得我不能洩漏這樁情事，但我忐忑不安，擔心我的表情隱藏不住，讓艾莎的老公或媽媽看穿。
我一方面想打退堂鼓，另一方面又覺得不得不去。我想證明自己不只是個醫學生，而有醫師的風範。我告訴自己，醫師知道如何從專業的領域跨入病人的私生活，不會進退失據的。
溫柏格一家就住在一棟低矮的黃色磚造房子二樓，離華盛頓大橋不遠。馬克親自在街道上等我。
他們家的公寓房子不大，整理得很乾淨。通過長長的走道，就來到餐廳。艾莎見我們走進，起身歡迎。她身穿白淨的上衣和藍裙。安息日燭光搖曳生輝，她那小小的鑽石耳環也跟著閃閃發亮。溫先生走到主人座，示意我坐在他旁邊，和艾莎相對。他們兩個女兒坐在餐桌另一頭，在他岳母左右兩邊坐下。他的岳母胖胖的，眼神銳利有神，很有威儀的樣子。艾莎的女兒像她，頭髮是紅褐色的。
馬克在溫馨、寧靜的氣氛中，為女兒祈禱。之後，面向艾莎，唱起安息日丈夫獻給妻子的傳統頌歌：
才德的婦人誰能得著呢？
她的價值遠勝過珠寶。
她丈夫心裡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
她一生的日子使丈夫有益無損……
她張手賙濟困苦人，伸手幫補窮乏人……
能力和威儀是她的衣服，
她想到日後的喜況就笑。
她開口就發智慧，她舌上有慈愛的法則。
她觀察家務，並不喫閒飯。
她的兒女起來稱她有福；
她的丈夫也讚美她說：
「行事有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獨你超過眾人。」
豔麗是虛假的，美容是虛浮的；
惟敬畏耶和華的婦女，必得稱讚。
她得著親自操勞的果效，
願她的工作使她在城門口得稱讚【2】。
艾莎一邊聆聽，一邊露出痛苦的神情。
她的母親問：「妳吃了止痛藥了嗎？」
「吃過了。也許，飯後我再吃一顆。」
馬克很快說完祝禱，大家舉杯、用餐，艾莎堅持幫忙夾菜。她比較喜歡用右手。這是意料中事，她的左手手指仍腫脹得像小香腸。現在還不知她的水腫何時會消退，也不知道這種淋巴結廓清的後遺症是否永遠都好不了。
「你是醫師嗎？」艾莎的大女兒蕾貝卡問我。我想起艾莎住院時填寫的資料，算了一下，這小女孩該是九歲大。
「還沒。」
「還要多久呢？」
我解釋說，醫學院要念四年才能畢業，我已經四年級了，畢業後先當實習醫師，然後做住院醫師，再來我計劃專攻血液疾病和癌症研究。
「什麼是癌症？」蕾貝卡問。
「蕾貝卡，我們要給客人吃飯啊，」外婆嚴厲地說了她一句：「不要再問了。」
窗型冷氣的噪音填補了長長的靜默。
我看了這一桌子的菜：有烤雞、牛胸肉、馬鈴薯砂鍋、雞蛋麵條。我用大叉子拿了片雞肉放在自己的餐盤上。金屬碰觸磁盤的叮噹聲在室內迴盪。
「明天溫度可能又會攀升到三十二度以上，」馬克說：「今天三十三度呢。」
我又加一句：「而且很潮溼呢。」
艾莎心不在焉地戳著盤子裡的東西。儘管馬克要她多吃，她還是對甜點興趣缺缺。
馬克做飯後感恩禱告，這頓飯就宣告結束。他們的兩個女兒似乎特別喜歡唱感恩詩。
「她們的聲音很美。」我說。
艾莎應和：「就像天使的聲音。」有那麼一刻，她的唇微微顫抖，似乎難以克制自己的情緒，於是低頭看著地板。再度抬起頭來的時候，她已經恢復了。
馬克起身，謝謝我來。他叫女兒回房準備就寢。我準備離去，又說一次艾莎母親做的菜真好吃。
「我想透透氣，」艾莎說：「我陪醫師走一小段路。」
馬克臉上閃過一絲疑慮，但沒有反對。
白天的熱還殘餘在街上。一群年輕人坐在街道尾端門前台階上喝汽水。艾莎走過時，他們的眼睛打量著她。
「你看看我過的日子，」艾莎說：「什麼都得藏起來。即使是我生病的事，大家也都絕口不提。」
我說，像是父母生病該跟孩子透露多少的問題，也是見仁見智。艾莎說：「孩子甚至不知道我住院。好像我只是消失幾天，又回來了。我的病只有我一個人扛著。馬克有什麼事，都跟拉比（譯按：rabbi為傳授猶太經典的導師、猶太會眾的精神領袖，一般主持禮拜儀式、講解教義，也會撫慰信徒。rabbi讀如「拉拜」，本書從俗沿用「拉比」）說，我媽則是跟神說，而我既不能向拉比也不能跟神說。」
「也許你可以私下找拉比談談。」
艾莎以嚴厲的眼神看著我。「你不是在開玩笑吧？在我們這個圈子，我無異是個妓女，怎麼去找拉比？」又說：「我不會去做化療。」
我不可置信地盯著她。「妳該照佛斯特醫師說的去做。他不是已經告訴妳手術發現的？你復發的可能性很高，再度復發可能就沒命了。艾莎，好好做化療吧，這樣才有機會活下去。」
「安息日晚安。」艾莎道別後就轉身回家。
* * *
我坐在宿舍書桌前，舌上還有方才那頓大餐的餘香。這個週末我值班，有個胰管阻塞的病人必須收住院。桌上擺的外科教科書翻到胰臟解剖學及相關病症那一章。禮拜一早上巡房，佛斯特醫師會考我這個部分。然而，艾莎的事一直襲上心頭。
現在，我才恍然大悟，何以艾莎會拖到這麼久才來看病。我也終於解開她先前那番謎語般的話，說什麼我會了解的。
《聖經》常常把疾病視為做了惡事的懲罰。米利暗毀謗兄弟摩西的妻子，耶和華就讓她得了痳瘋【3】。雖然後來拉比將這痲瘋視為一種比喻，象徵一個人因為嫉妒而被毀滅，在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眼中，什麼比喻啦、象徵啦，根本沒多大意義。他們認為神有兩面，一面是慈愛的：孰人無過，如果人能悔改，神必然會饒恕的。米利暗後悔了，她的痲瘋就痊癒了。神的另一面則是公正不阿，賞罰分明的，犯下滔天大罪必然難逃嚴厲的懲罰。
艾莎在癌症徵兆出現之初沒有就醫，已經踏上了必死之路。然而她也曾經離開這條路，尋求佛斯特醫師的協助。如果立刻接受積極治療，至少還有生存的機會。現在她拒絕進一步的治療等於是回到那條自我毀滅的路。
我曾說，她可以信賴我，我答應她，我會好好守住她的秘密。然而，我還是希望她未曾把她的秘密告訴我。我因為知道了這件事而困擾，然而另一方面，我不得不承認，她找上我，選擇信賴我這個人，還是讓我覺得受寵若驚。我想，由於我們都是猶太人，基於這個相同的背景，或許我能幫她。但我現在才了解，這種想法是多麼膚淺、天真。我誤入歧途，離開事實與知識的基礎，陷入感情與想像的泥淖，真是自找苦吃。
我只是個四年級的醫學生，不是醫師。我對病人的責任，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佛斯特醫師都界定得很清楚。既然我還是學生，如果對診斷有疑慮，或者對已經決定的療法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都應立刻請教資深住院醫師或主治醫師。就目前我碰到的這個難題，該請誰來指引？
醫院裡有神職人員可以幫助病人，但艾莎在住院期間不願跟醫學中心的拉比談；雖然碰到棘手的情況，可以請求心理治療師支援，但正統派猶太教對佛洛伊德式的心理治療成見很深，也不贊同利用藥物來調整精神狀況。我該信守我的諾言嗎？我認為我該幫艾莎保密。兩個禮拜後，她該回來佛斯特醫師門診做追蹤檢查。我相信，以佛斯特醫師的威嚴，病人莫不折服，艾莎應該會好好跟我們合作，接受化療。
我回頭研究我的胰臟解剖學。
* * *
艾莎並沒有照計劃回來治療。她打電話告訴秘書說，她不想來門診，也不想做化療。當時，我剛好在門診，所以知道這回事。過了幾天，我又聽到秘書告訴佛斯特醫師，艾莎取消了重新安排的追蹤檢查。
聽到佛斯特醫師說艾莎拒絕治療，我的胃一陣絞痛。他親自打電話給她問明白。他們在電話裡講了很久。
「她認為她的病是報應，是上帝給她的懲罰。」佛斯特醫師簡明扼要地說。我說，她也跟我說了，但不知艾莎是否跟佛斯特醫師透露更多的事。聽他的語氣，似乎不想再討論下去。他似乎展現鋼鐵般的自制力，就像我在開刀房見到的他。離去前，他說他還會去找艾莎談，直到理智獲勝。
* * *
三個月後，我的外科見習結束了。我雖然鬆了一口氣，但罪惡感仍在。佛斯特醫師不知花多少時間、費了多少唇舌才說服艾莎。她接受第一回化療之時，剛好是我在外科見習的最後幾天。
醫學生和病人的互動通常很短暫。幾個禮拜後，他們在某一科的門診或病房見習結束後，就莎喲娜啦了。我在外科見習後出國了幾個月，在英國和以色列選修了一些課程。醫學院畢業後，我在波士頓實習。後來，我才從留在哥大的同學口中得知，艾莎積極尋求治療的時機還是晚了。她的癌症果然復發，先來到骨頭、然後到肝，最後轉移到肺。死時，才三十四歲。
* * *
我總不大願意提起艾莎的故事。縱使說起這個故事，我也不想把來龍去脈交待得那麼清楚。回首當年，檢討自己的所做所為，這個刻骨銘心的故事足證我的無知。
在醫學院求學的頭兩年，我坐在大教室聽講，在這知識的殿堂吸收解剖學、生理學、藥理學和病理學的知識。後兩年，在各科病房見習時，臨床醫師把身體檢查的奧妙和治療的藝術傳授給我們。他們的話語常教我聽得目瞪口呆，佩服得五體投地。我自以為知識豐富，與時並進，我想我可承擔照顧病人的責任了。我錯把知識當洞見，在我胸有成竹地面對醫學這門科學之時，卻對人心的認知少得可憐，因而措手不及。
艾莎最後為什麼改變心意，願意尋求治療？這個問題永遠成謎。佛斯特這樣的主治醫師雖然教我認識疾病的徵兆，告訴我外科手術的技巧，但失望和絕望的主題不曾出現課程之中。像佛斯特醫師和艾莎的討論，永遠是關起門來說話。醫學生、實習醫師和住院醫師總是無從得知醫師如何改變病人的想法，如何打動他們的心。艾莎的死在我心裡留下疙瘩，我不想開口問佛斯特醫師艾莎如何走到醫療的盡頭，他似乎也覺得沒有必要告訴我。
然而，接下來有好幾個月，艾莎的事在我腦海揮之不去，後來才慢慢淡去。實習這段時間很辛苦，不得不全神貫注。以我受訓的麻州總醫院來說，特別注重獨立與果決的訓練。要到這家醫院實習很不容易申請得上，六百多個醫學生來申請，只錄取十八名。他們訓練出來的人才日後常成為醫學界的翹楚。為了磨練新人，這家醫院讓我們自個兒去面對困難，不力爭上游，就會滅頂。白天，我們是以團隊的方式互相提攜，由一個資深住院醫師帶領兩個實習醫師，大家共同打拚。但到了晚上，每個實習醫師值班總是獨自一人，只好獨當一面。雖然可以請求資深住院醫師支援，但就不成文的規則而言，這是無能的表現，不是懂得不夠多，就是懦弱。長夜漫漫，在病房或急診孤軍奮戰到天亮，第二天早上巡房的時候，你又得精神奕奕地出現在同事面前。這就是「鐵人」的訓練。
要讓同事和主治醫師刮目相看，還得靠高明的診斷和有效的治療。因此，我們要將病歷抽絲剝繭，從中找出線索，對身體檢查所見的異常能明察秋毫，還要能就X光片上的陰影做出正確解釋，知道某一種藥物應當使用的劑量，也要知道善加利用醫療器械，以提高療效。
那段日子，日日夜夜如急行軍。我不斷衝刺，愈挫愈勇。這個體系會使你變得效率十足。在同事之間，這種效率也意味著急躁。只有跟臨床息息相關的，才值得一提。雖然說些好話，可以給病人安慰，但我們覺得這是白費唇舌。如果有人提到什麼感受啦，心靈啦，我們這些年輕醫師必然會皺起眉頭。在我們眼裡，未來是根植在客觀科學之上的。將來完成基因解密的，是我們領導之下的實驗室，描繪蛋白質結構的是我們，未來科主任也非我們莫屬，我們在各個部門設計新的器械，進行實驗醫學，測試新的療法。當初我們在理想的召喚下，踏入醫學之門。什麼「理想」？現在看來，這種字眼未免過時了，且流於做作。什麼靈魂啦，心靈啦，不是一心追求功成名就的我們努力的目標，交給社工和醫院的神職人員就可以了。
有時候，我還是會想起艾莎。碰到不肯服藥或沒來做X光檢查的病人，再次來到門診時，我總苦口婆心地告訴他們，為什麼非得接受治療不可。然而，我發現他們眼神黯然無光，臉上冷冷地寫著不在乎。我得承認，我很忙，沒什麼時間，也沒有什麼動機去探究：他們為何似乎身陷於絕望之中，為何增進健康這樣切身的事，對他們來說卻是無能為力，無法採取必要的步驟？過了幾年，我才慢慢從這些病人身上看到艾莎的影子。
一開始，在審視艾莎這個例子的時候，我的目光未免過於狹隘。在她的宗教觀念裡，疾病等於是報應。她這樣的罪人，怎能有什麼希望？世人都得接受上帝的審判，祂的全知全能意味著她沒有擁有希望的權利。如果現今和未來皆已命定，再忍耐又有什麼用？這種想法，真教人不寒而慄，就像一個沒有出口、活生生折磨人的地獄。
後來，我才了解到這種觀點的限制。絕望透過她的宗教背景和信念來訴說，來做隱喻。
只有在你認清有真正的選擇，而且你真有權利選擇的時候，才有希望【4】。你相信你真能有所轉變，你現在的行動可以改變未來，希望才會顯現。如果要擁有希望，你必須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情況。如此，我們的命運不再是外力能夠完全支配的。
但是，當時我沒有這樣的洞見，後來不知有多少年，這個盲點仍在。在我做實習醫師和住院醫師期間，碰到像艾莎這種抗拒治療的病人，出於絕望將未來抵押，我總是覺得很困惑。在小組巡房討論時，我們總喜歡把過錯推給病人，說病人「頑固」、「不合作」。這些標籤只有擴大我們和病人之間的距離。標籤只是我們推卸責任的一種方式，為病人貼上這樣的標籤，其實只有加深他們的絕望。
艾莎自覺了無希望。因此，我很驚訝佛斯特醫師竟然能夠說服她接受化療，這真像是奇蹟。艾莎信賴我，跟我說她的秘密，然而我卻無力拉她一把，帶她走出絕望。我迷惑了，不知該如何是好。當時，我年輕氣盛，自知該負起責任救她，但我不知道怎麼做才能給她希望。佛斯特醫師就知道，但這一課從來就沒排入醫學院的課程。我真的很希望知道佛斯特醫師是怎麼說服她的，他是怎麼突破的。他該不是只教我開刀、教我縫合傷口，教我怎麼治好病人。然而，佛斯特醫師不會跟醫學生分享這樣的心得，告訴我們他是怎麼改變病人心意的。這樣的事其實非常重要，然而當時我的了解還很有限。經過多年的摸索，我才慢慢學到這一課。
【注解】
1.由於我們對腫瘤的生理學了解不夠，因此多年來一直以根除式乳房切除術做為乳癌標準療法。以前，我們認為只要盡可能清除乳房周圍的組織，才能根絕癌症。這種想法多年來根深柢固，如果有人質疑，必然遭到阻力，即使研究資料顯示這種激進的作法不一定有必要。關於乳癌，Barron H. Lerner的《The Breast Cancer Wars: Hope, Fear, and the Pursuit of a Cure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是絕佳參考書籍，不但介紹乳癌治療的醫學層面，還觸及乳癌治療的社會和政治面。現在，得了乳癌的婦女有更多的選擇，包括保留乳房下方肌肉和軟組織的單純性的乳房切除術，保留乳房僅將腫瘤切除的腫塊切除術，以及檢驗淋巴結看是否有癌細胞存在，再加上放射線治療。
2.出自《舊約》箴言三十一章，十至三十一節。中譯見李常受譯《聖經》（恢復本），台北：台灣福音書房，二○○三，第九三三頁（譯注）。
3.參看《舊約》〈民數記〉第十二章。我們可以參看《Etz Hayim Torah》（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2001，652-653頁）一書，對這章節所做的解釋：「如果把疾病當作是做了某件事的報應，而病治不好是意志力缺乏的問題，這在醫學上是無稽之談，對病人的心理也是很殘忍的打擊。我們要注意，律法要告訴我們的是：痲瘋病是可以治癒的病，而不應解釋為懲罰。我們應該要問：什麼樣的行為或情況使得一個人被今天的社會隔離？在這種情況之下，宗教可以做些什麼，以使個人重回社會？」
4.我的體認是，不只是在遭受病痛折磨的時候，人生很多時候也是如此。我是從閱讀期刊和劫後餘生的人身上得到這樣的感想。像猶太作家李維（Primo Levi, 1919-1987）、威瑟爾（Elie Wiesel, 1928- ）以及曾被共產極權迫害的夏蘭斯基（Natan Sharansky, 1948- ），他們不只是把希望的焦點放在活下去，而是在遭受納粹集中營和蘇聯勞改營的酷刑時仍不放棄自己的尊嚴。就我的個人經驗而言，希望的這個面向也可運用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例如我們要增進自己與親人的關係、改善財務狀況，甚至用在政治的選擇上。希望含有控制的意味，包括自我控制，以及不為外力所控制。這也是我從艾莎的悲劇學到的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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