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獎紀錄：

◎本書榮獲
國際亞洲學者會議（ICAS）社會科學最佳書籍獎（2006-2007）
美國社會學會性／別研究年度傑出書籍獎（2007）
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著作獎（2007）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2008）

名人推薦：

吳音寧（作家）
林鶴玲（台大社會系主任）
胡淑雯（作家）
柯裕棻（作家）
夏曉鵑（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張茂桂（台灣社會學會理事長）
謝國雄（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顧玉玲（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

得獎紀錄：◎本書榮獲國際亞洲學者會議（ICAS）社會科學最佳書籍獎（2006-2007）美國社會學會性／別研究年度傑出書籍獎（2007）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著作獎（2007）國科會傑出研究獎（2008）

名人推薦：吳音寧（作家）
林鶴玲（台大社會系主任）
胡淑雯（作家）
柯裕棻（作家）
夏曉鵑（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張茂桂（台灣社會學會理事長）
謝國雄（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顧玉玲（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

第五章灰姑娘的前後台

某次週日彌撒後，我跟Luisa及幾名菲律賓移工朋友到一家美式速食連鎖餐廳吃午餐，如同往常，店裡坐滿了一群群移工，在象徵全球資本主義的金色雙拱商標下，她們開心地吃著薯條和漢堡。在這個消費時段，只有少數的台灣顧客，空氣中流動著菲律賓的家鄉話、同鄉團聚的熱情興奮，與離開雇主管轄區的輕鬆自由。
我留意到Luisa帶了一個裝著衣服的袋子，隨口笑她一大早就忙著逛街購物。她搖頭，有點難為情的解釋：「不，這些是我回家時要換的衣服。我在外面時，想要看起來聰明、時髦。」Luisa輕撫著身上穿的象牙色絲質襯衫：「穿著這樣的衣服，我看起來像個企業經理（business manager）。」她指著袋子繼續說：「那些衣服，我在市場買的，只要台幣一百塊！穿著它們我就變成『管家經理』（house manager）。」
爽朗的幾聲大笑後，她的上揚嘴角化為苦澀的自嘲：「所以我回家前要換衣服、卸妝、把迷你裙換掉。我在家裡像個完全不同的人。你知道的，就像灰姑娘一樣！」

移工灰姑娘跨越的不只是菲律賓/印尼與台灣之間的國界，她們的遷移旅程也來回穿越多重的空間場域，包括雇主的家、城市的公共空間，休假時返回的家鄉，甚至透過電話與網路而連結出的虛擬空間。在這些多重的地理尺度中，空間不單純是固定的物質場域，而是透過人們認知與經驗時空關係的方式造就了空間的樣態。
同一個地理空間，對不同的居民來說，可能有截然不同的意義與功能。和雇主同住在一個屋簷下，家務移工在這個「家」中的位置卻是高度邊緣化的；工作與居住場所的合一，讓她們難以保有隱私空間。同樣是異鄉人，社會階層低的家務移工不像專業外派人員，可以享受外國人的特權優勢與「世界人」的尊貴身分，她們是全球城市中的底層階級，能夠使用的公共空間與社會資源非常有限。
社會學家高夫曼（Goffman 1959）用「前台」與「後台」的戲劇學比喻來理論化人們的日常互動模式。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有如演員，會持續因應不同的觀眾與情境，來維持自我的形象。而這樣的印象表演是有時空限制的，「前台」（front region）指的是有觀眾在場、進行特定表演的區域，在前台受到抑制的某些行為則出現在「後台」（backstage）。我認為這樣的概念非常適合用來闡明跨國灰姑娘在不同社會空間中的角色轉換與情境表演。我更進一步擴展高夫曼的概念來分析社會空間中無所不在的權力關係。從此觀點來看，人們如何刻畫空間界線、協商空間意義與再現空間樣態，構成了一處日常生活的鬥爭場域，雇主與移工雙方皆在其中展現權力的控制與抵抗。
跨國灰姑娘並非只留下玻璃鞋，等待王子來拯救她脫離苦難。家務移工利用商品、科技與其他人群的跨國流動，幫助她們重構社會空間。雖然空間可能成為施行勞動控制與族群隔離的工具，但空間也是移工們施展能動性的重要媒介。她們利用生活科技（尤其是行動電話），來鬆動工作上的時間與空間的侷限、經營跨越地理國度的人際網絡。她們將火車站、公園等城市公共空間轉化為聚會平台或暫時家園，在週日的集體現身中，用八卦當作抵抗武器，用消費建立自我培力。

家做為工作前台

一位台灣雇主如此評論她請的外籍女傭：「我們家女傭並不完美，誠實是她唯一的優點。我們整天在外工作，把家和孩子都託付給她，誠實和信任比其他任何事都重要。」在保母施虐、綁架孩童等犯罪新聞頻頻佔據報紙首頁的當代台灣社會，很多台灣雇主都像這位受訪者一樣，掛念家中財物及孩子的安全，擔心外來者可能造成的威脅。她們對「危險的外來者」的憂慮，更因僱用的是外籍勞工而強化。弔詭的是，雇主為了保護他們的「安全的避風港」，卻把自己的家轉化成一處充滿紀律與監視的場域。雇主的勞動控制不僅止於移工的工作表現，她們的私人生活與道德品性都受限於時間管理與空間監控的框架下。

區隔、隱私、監視

日常生活的家庭空間佈署確保了雇主與移工的地位區隔。在西方傳統中，主僕隔離最明顯的空間安排就是樓上、樓下分住的模式。台北和其他亞洲城市由於地少人稠，家戶空間大多坪數不大，所以很少見到獨立出入口及樓梯、室外廁所或傭人房等空間規畫。在這樣的緊密居住空間中，雇主的空間控制手法，必須比完全隔離的模式更為細緻，且時常對移工的隱私更具侵入性。
有些雇主會界定明確的規則，清楚劃分家務移工可進出的領域。但更常見的是，勞雇雙方發展出一種默契，知悉家人與女傭應如何以權力不對等的方式使用共享的家戶空間。當我問雇主與一個非家庭成員同住是否會不方便，他們常如此回答我：

不會啊，因為她會做隱形人！她一看人多，就會躲在廚房，躲在陽台，讓客人看不到她，她是well-disciplined。
這是客人來的時候，那如果是你們家人在看電視呢？
也是一樣啊，她都躲在陽台，這真的是非常有教養的。
躲在陽台喔？
我們陽台大大的，view又漂亮。

住所的不同空間組成，在家庭生活中具有不同的功能與意義。客廳與餐廳是家人社交之處，也是招待客人的前台區域。相對起來，廚房與陽台被歸類為是家務幫傭活動的地方。她在這些後台區域煮飯、洗衣，日復一日操持家務。此外，洗手間、傭人臥房（如果她有的話）、小孩房等，也是她較能使用的地方。
很多移工被雇主要求和她們照顧的小孩或病人住在同一個房間，以提供隨傳隨到的協助。這樣的居住安排嚴重侵犯移工的隱私，並導致情緒與勞動的剝削，如同以下兩位移工所言：

我在這裡一點隱私也沒有。剛開始，他們不敲門就進房間，我可能只穿著短褲或甚至內褲。〔有時候〕我想要睡了，他們卻進房跟她〔癱瘓的病人〕聊天，我根本沒辦法睡。甚至在半夜，不管她什麼時候醒來，我都要跟著醒來。她需要什麼，我都得提供。

我和小孩一起睡。我唯一可以休息的地方是廁所。我常跑到頂樓的廁所，沒人會用的那一間。打掃完那間廁所後，我常常坐在哪裡哭！我祈禱：「主啊，我想要回去菲律賓！」

有些雇主為了便於監視或空間不足，而要求移工睡在客廳的沙發床上，或者睡在附有半透明紙門的和室裡（許多家庭要求移工起床後把被褥與私人用品收好，白天作為雇主家庭使用的休閒空間）。為了保護隱私與安全，家務移工會試著將她們睡覺的開放空間「後台化」。例如，有個移工晚上會在她的和室房掛上許多衣服，好讓紙門看起來不那麼透明。另一個睡在客聽的移工在晚上會移動茶几的位置，擋在她睡覺的沙發床旁邊，這樣如果半夜有人試圖靠近、侵犯她的私人領域，她可以馬上察覺。
雇主的私人家庭領域如今成為充滿勞動監視的工作場所。孩子可能遭受保母的虐待或忽略，是許多白天都在外工作的雇主心頭縈繞不去的擔慮。這些雇主通常依靠某些設備或代理人來進行監視。有些雇主上班時，會不定時打電話回家，以此遙控監看家中情況，或者趁午飯時間無預警地回家查看；有些拜託白天在家的家庭主婦鄰居幫忙看管移工，或請託大樓或社區管理員禁止移工任意外出。更具侵犯性的監視方法，如偷偷在家裡安裝錄音機或攝影機，雖然在我訪談的對象中不常見，但也並非沒有。
（以下略）
週日的後台領域

如同灰姑娘從後母家的廚房角落，換裝走進霓虹閃爍的舞池，家務移工翻轉她們的角色，穿越工作日及休假天所形成的前/後台界線。家務勞工的工作前台，發生於週一到週六，座落在雇主的家中，她們的言行舉止必須符應觀眾（雇主）對於外籍女傭的期待，展現謙卑、服從及自我節制的一面。相對於此，放假外出的星期日構成了她們生活中的後台，可以暫時離開雇主觀眾的目光/監視之外。
跟中山北路、台北火車站類似的外勞集結的「週末聚落」（weekend enclave），也出現在亞洲其他地主國，如新加坡的Lucky Plaza香港的中環。新加坡的地理學者Brenda Yeoh及Shirlena Huang（1998）視它們為移工的「對抗空間」（counter-spaces）。對於寄宿於雇主家的外籍家務勞工而言，公領域與私領域的界定有著複雜交替的關係：她們所寄宿的私人家戶，反而成為充滿監控窺視的前台、隱私權經常受到侵犯的工作場域；而很諷刺地，在星期天，如火車站及公園這種遠離雇主家的公共空間，反而能夠保障她們較多的隱私及個人自由。公共空間的後台，讓她們能夠展現不同於女傭的形象，並在同鄉的社群中獲得集體歸屬感以及自主的空間。

灰姑娘出門去

能夠放假外出的菲律賓家務移工，通常是這樣渡過了一個星期天：大清早，可能在趕著為雇主做完早餐之後，她們和朋友相約在教堂一起參加彌撒。之後她們到菲律賓首都銀行匯款回家、或是中山北路上菲僑經營的小型貨運公司託運要寄給家人的錢或禮物。午餐在菲律賓小吃店打牙祭，或是帶著自製的家鄉食物在公園野餐。飯後，有的人參加教堂舉辦的查經班、合唱團、球隊練習，或只是在教堂院子裡聯誼聊天。其他人則去逛街購物、在觀光景點照相，或是到以菲籍外勞為主要顧客的卡拉OK和迪斯可舞廳。有幾家舞廳甚至提供免費的公車服務，直接接送他們往返教堂及舞廳之間。這些活動之後剩餘的時間裡，除了打電話給菲律賓的家人外，她們則三兩聚在美式速食店或群坐在台北車站的地板上，消磨最後的自由時光。
休息日的打扮是他們穿梭於前後台之間轉換身分的鮮明象徵。雖然在台灣很少有僱主如同一些白人或香港僱主，要求他們的家庭幫傭穿制服工作，台灣仲介或僱主給予外籍女傭的工作規則中，通常會規定工作時不可以化妝、戴首飾、塗指甲油，或擦香水。許多移工也有意識地在工作時「裝醜」，大部分穿著簡單的T恤配上及膝短褲或寬鬆長褲。如此低調素樸的穿著打扮，彰顯卑下的女傭地位，也壓抑女性移工的女人味，以免女主人感到威脅，擔心男主人外遇。
當外籍家務勞工星期天出門時，她們離開了雇主的管轄範圍，也遠離家鄉父母的監控。她們換上了緊身T恤、迷你裙、名牌牛仔褲，載上閃閃發亮的項鍊、搖曳的耳環，踩著高跟鞋，再刷上睫毛膏、擦上口紅和指甲油。透過這些有形的裝飾，她們妝扮出一個截然不同於在僱主家工作的形象，將自己投射成為一個都會、時尚的異性戀女性形象。這樣一種有流行感與女人味的造型，是對於女傭與女主人的角色翻轉。她們經常用這種說法戲謔地讚美朋友的打扮：「You look like our madam!（你看起來好像我們老闆娘！）」
除了裝扮形象上的差異，家務移工在星期天的後台活動，也和他們在工作時的謙卑表演呈現了戲劇性的落差。平日她們只能配合雇主的飲食偏好，沒有烹煮自己喜歡的食物的自主權，多數人必須在廚房孤零零地進食，有些人因為僱主吝嗇於提供充分的食物種類或份量而挨餓，有些人甚至被迫要接受僱主出外用餐帶回來的剩菜剩飯而感覺屈辱。星期天則成她們享受盛宴的一天，移工們可以結夥成群在小吃店自由購買家鄉食物來滿足她們思鄉的腸胃。透過假日的飲食行為，她們得以重建在工作中被抹煞的個人自主性，以及集體性的族群認同。

許多雇主會把穿舊的衣服、用過的玩具當作「禮物」送給雇主眼中為貧窮所困的外籍女傭，這些二手貨就算陳舊不實用，家務移工礙於雇主權威也不能加以回絕（Rollins 1985; Romero 1992）。相對於此，星期天的消費活動則是讓她們在後台自我培力的一種方法。雖然在台灣購物消費並不比菲律賓便宜，但逛街購物為她們帶來一種自主的尊嚴、心理上的滿足感，也變成一種女性經濟獨立的佐證。例如，Maria在來台灣工作之前，在菲律賓是全職的家庭主婦，訪問時，她一面用手撥弄著耳上懸掛的金耳環，一面向我解釋出國工作的收益與成本：「在國外工作很困難，但你賺到很多錢。現在我可以買我自己想要的東西。在菲律賓，要靠我丈夫的薪水，而且也不夠買我現在有的東西。」
此外，相對於平常孤立隔離的工作狀況，星期天成為移工社群集聚的時機場合，她們得以交換有關勞工權益的政令資訊、或是日常生活中的抵抗策略，更重要的是，她們提供情感上的相互支援，伏在彼此的肩頭上哭泣，或相互揶揄「身為女傭」而開懷大笑。當我和一群菲律賓女人在星期天的公園野餐時，Nora對我和其他人開玩笑：「我以前不會跳舞喔。但我開始當家務幫傭以後，我放假回到菲律賓，我妹妹說，『哇，你現在懂得怎麼跳舞了。』」然後Nora誇張地搖著屁股模仿拖地的動作，「因為我每天做這個，肚子都沒有贅肉了!」
路人可以輕易辨識出移工週日聚會時的嘉年華氣氛。她們唱歌、跳舞、分享食物，偶爾喝點小酒、抽根煙，將公園及其他公共空間轉化為野餐地點與節慶場所。這些休閒活動不僅脫離了日常工作，也與她們在故鄉時的生活不同。海外生活的自主性，讓女性移工得以擺脫家鄉村落的父母控制與保守規範。此外，週日宛如嘉年華的聚會活動也創造了烏托邦時刻，讓移工可以暫時逃離工作時的壓迫關係。跳舞時的身體擺動尤其能幫助移工釋放情緒壓力。一位印尼移工告訴我，第一年到台灣時，她幾乎每次休假都泡在迪斯可舞廳，因為：「我不開心，去跳舞，我通通忘記。」
後台區域的界線不只是藉由地理空間來區隔，也透過時間來界定。大部分僱主會明訂外籍幫傭的收假時間，規定時間從五點到九點不等。移工們通常都在外面撐到最後一刻才願意回雇主家，即使是在附近打公共電話給朋友也好。
某個星期天傍晚，Claudia和我坐在人行道的椅子上消磨她宵禁前的最後一小時。我揉著整日在城市中閒逛後酸痛不已的腿，喃喃地說：「喔，你們實在有夠了不起。每次我跟你們出來，我總是累攤了。我不敢相信你們早上六點就出門，直到回去的前一刻卻還是這樣精力充沛！」Claudia回答我：「你知道實情是什麼？我們很累，但是當你想到你必須要再等六天或者更多天才能見到這些朋友，你不想回去！所以你盡情地玩！你不再感到累！就像是灰姑娘一樣。明天，你要回到另一種生活！」
就像灰姑娘的四輪馬車，在午夜鐘響後會變成南瓜，舞會裡的公主只能回到廚房裡，與掃帚共舞。移工在週日嘉年華的尾聲，也必須卸下化妝、關上行動電話，脫下時髦的衣服，換回屈卑的圍裙。

第五章灰姑娘的前後台某次週日彌撒後，我跟Luisa及幾名菲律賓移工朋友到一家美式速食連鎖餐廳吃午餐，如同往常，店裡坐滿了一群群移工，在象徵全球資本主義的金色雙拱商標下，她們開心地吃著薯條和漢堡。在這個消費時段，只有少數的台灣顧客，空氣中流動著菲律賓的家鄉話、同鄉團聚的熱情興奮，與離開雇主管轄區的輕鬆自由。我留意到Luisa帶了一個裝著衣服的袋子，隨口笑她一大早就忙著逛街購物。她搖頭，有點難為情的解釋：「不，這些是我回家時要換的衣服。我在外面時，想要看起來聰明、時髦。」Luisa輕撫著身上穿的象牙色絲質襯衫：「...

洗衣籃與香水信紙

那是1999年的一個夏天午後，天空很藍，陽光灑了滿地。

我剛從台北搬回芝加哥，剛完成一年的田野工作，大隱而世，準備開始和博士論文長期抗戰。面對厚厚一疊訪問稿以及雜亂的資料，我苦惱著不知如何整理，只好先來清理家居環境，前去街角的投幣洗衣店從事家務勞動。我租的廉價公寓位在族群混合、階級轉型的的城市北端。這個社區的居民長期以來以非洲裔、拉丁移民為主，市街上漫布著我常去的牙買加小吃店、墨西哥麵包店，然而，沿著密西根湖畔，以吸引年輕雅痞為號召的新大廈，正一棟棟蓋起來。

當我扛著一籃髒衣服走在街上，一個中年白人男性從我身邊經過，沒頭沒腦的丟了一個問題給我：“Do you know anybody who can take care of my mom？” （「你有認識人可以來當我媽的看護嗎？」）我瞠目結舌，無法在腦中將這一串英文字轉譯成為有意義的問題，這位老兄可能以為我聽不懂英文吧，看我沒反應就轉身走開了。

扛著洗衣籃，我站在白花花的陽光下，困惑慢慢蒸發成憤怒。

優勢族群看見深色皮膚，就以為看見奴隸的腳鐐與打工仔的漂泊靈魂。類似的情境早發生在1965年的紐約，黑人女性主義詩人安卓勞德（Andre Lorde），推著她的女兒到一家超級市場購物，迎面走來的一個金髮小女生，拉著白人媽媽興奮地說：“Look, mom, a baby maid！” （「媽媽你看，這裡有個小孩女傭耶!」）

我選擇研究家務移工這個題目的由來單純，工作與性別是我的專長領域，移民人權與社會不平等也呼應我政治上的關懷。沒有料到的是，我在田野工作與寫作論文的過程中，這個主題屢屢和我自己的生活經驗交相激盪。墜落美利堅異鄉，在他人的注視裡，我突然變成一個披戴傳統面紗的「第三世界女人」，或是充滿異國風情的亞洲女郎。失去母國語言文化的羊水保護，我努力讓自己的英文口音?美國化?，以免我的美國學生把?聽不懂助教的英文?當作抗議分數太低的藉口。作為一個少數族群、有色女人、以及外籍勞工，是菲傭在台灣，也是我在美國。人們眼中的美國夢土，在我的求學與工作經驗中教會我更多有關核心國的文化霸權或種族歧視的非正式課程。

當然，我不至於天真地忽略我與東南亞移工之間的明顯社會差異。我們的平行移民路徑，反映出世界體系的多層分化：台灣留學生去歐美核心國取經的同時，台灣資本家從亞洲的邊陲進口廉價勞動力。台灣的報章雜誌不時對於全球化的生活風格提出浪漫歌頌，像是在跨國公司工作的台灣人暢談在上海跟英國朋友一起吃義大利麵，眺望蘇州河的燦爛霞影。然而，地球村的烏扥邦只適用於有經濟及文化資源者得以跨國流動的都會新貴，他們享受的豪華五星飯店與異國情調餐廳，實是移民勞工遠渡重洋前往的血汗職場。

這本書是幾番蛻化過程的產物，結繭的前身是我於2000年在西北大學畢業的博士論文，脫蛹而出的第二回，是2006年由美國杜克大學出版的英文書：Global Cinderellas: Migrant Domestics and Newly Rich Employers in Taiwan（《跨國灰姑娘：家務移工與台灣新富雇主》）。

最後的這一輪蛻化，是返璞歸真的母語書寫。除了語言上的轉換，也包括文字與格式的修改。我希望這本書不只是透過學術論理說服人，並能呈現不同人群的生命故事來讓讀者感同身受。對我個人來說，寫這本書不是為了升等或版稅，而是為了完成我在過去的兩個約定。

我在菲律賓社群中進行田野工作的期間，寫了一篇研討會論文，移工朋友偶然看到了抽印本，興奮地在教堂裡相互傳閱。我很懷疑她們是否有仔細閱讀其中的內容，只見到她們努力搜尋化名掩飾下的熟悉故事：?啊，這是我、這是我，那是在說你啦!?。坦白說，當時的我心情忐忑，不知道自己的詮釋與分析，是否適切地再現了她們的經驗。

下星期天，我再到教堂去，一個菲律賓朋友把我拉到旁邊，遞給我厚厚一封信，裡面有五頁粉紅色的香水信紙，工整的字跡寫滿了她從出生長大、到各個國家幫傭的經驗。她握著我的手說：?我看到你的論文後，心裡很高興，我想，原來是有人把我們的經驗看成很重要的，所以，我要把我的人生全部寫下來，我希望別人知道我的故事。?

當我對學術生涯心生倦怠時，我常常會想起這件事，想起那廉價的香水信紙中承載的寶貴心情，以及手掌交握時不言而說的約定。我不是信差。儘管我透過大量話語的直接引用，企圖讓主角發聲，然而本書呈現的生命故事必然經過我的擷取與重組。我比較像是翻譯者，希望透過書寫與詮釋，能夠讓她們的故事被看見與被了解。但願能夠透過社會學的透鏡，映現移工的生命紋理、結構困境，也讓台灣雇主與民眾看見自己。

我仍然相信，如同二十歲時決定改唸社會系的自己所相信的，社會學的分析與文字可以幫助我們體察社會現實的運作、了解與我們不同的人群的命運，從而提供改變社會現狀的可能。但願這本書的寫作，多多少少實現了我和年少自己的另一個約定。
這本書從研究、寫作、出版到譯寫，經歷十年歲月。其間承受無數援手，也累積了許多人情債務。我在英文書裡致謝過的老師與同儕，這裡就不再重複，容我在這裡僅感謝台灣的朋友們。

本書的最大功臣是我所訪問的眾多菲律賓、印尼與台灣女性，儘管我無法在此列出她們的名字。我希望這本書對於她們的經驗與處境做出公平適切的詮釋，雖然任何文字都無法生動再現這些由淚水、汗水與笑聲編織出來的生命故事。移工朋友帶給我的不只是研究的資料。田野過程中結識的這些勇敢女性，教導我如何用愛與信心面對人生的試煉，她們的熱情與堅忍，讓我躁動不安的靈魂得以變得溫暖和踏實。

田野過程中，我感謝新事勞工中心的韋薇修女與林修女（Sister Ascension）大力相挺。其他的NGO團體，包括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特別感謝吳靜如）、希望職工中心、台北聖多福教堂、高雄海事中心也提供我觀察機會與意見交換。本書的版稅將捐贈給新事勞工中心與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兩個團體。

回台灣進行後續研究的數年間，我得到許多優秀助理的接力協助。張婷菀與譚貞潔在第二階段的田野工作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羅融在訪談整理與資料彙集上提供莫大幫助，李慈穎是行政庶務上的能幹幫手，張蕙蘭與張昭雅則負責收集整理新聞資料，最後，鄭玉菁協助將英文書翻譯為中文初稿，提供我順暢改寫的基石。她們的勞動幫助這本書成形。

書稿的屢次修改過程中，我受惠於許多人的意見，包括曾嬿芬、莊雅仲、吳鄭重、孫瑞穗、夏傳位，以及在<台灣社會季刊>、<台灣社會學>、<台灣社會學刊>投稿發表時的評審與主編。台大社研所的修課學生，我在中研院、清大、高醫、東海、世新等學校演講時的聽眾們，也都惠予刺激與想法。

我感謝許多朋友協助介紹受訪者或者張羅相關資料：藍佩玲、洪儷倩、陳怡如、王淑津、陳昭如、陳偉智、黃于玲、陳怡伶、沈秀華、馬騰、林津如。也要謝謝夏曉鵑在多年前鼓勵我朝向此研究主題，陳志柔、湯志傑分享中研院的圖書資源。編輯與校對過程，承蒙行人出版社的賴奕璇與周易正的細心處理。

本研究的物質基礎有賴以下單位的獎助：美國西北大學、蔣經國基金會、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博士論文獎學金，中研院東南亞區域研究中心的田野研究補助，以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的研究計畫補助（91、92、93年度）。本書的英文版獲得國際亞洲學者會議（ICAS）頒發的社會科學最佳書籍獎（2006-2007）、美國社會學會的性/別研究年度傑出書籍獎（2007），我也一併感謝。

我要藉此謝謝兩位引我入門的老師：謝國雄領我看見黑手社會學的勞動過程與甜美果實，陳東升勇於打破學術陋規，大力扶持年輕學者。台大社會系的同事，是最慷慨熱情的黃金組合，特別是曾嬿芬、蘇國賢、劉華真、吳嘉苓、林鶴玲、林國明等飯友，助我超脫學術界的孤獨囚牢。

最後，僅以這本書獻給我的父母。我的母親王鶴，是台北農村家庭長大的女兒，她拉拔大我們一家五個小孩，沒有任何保母和女傭的幫忙。我的父親藍志青，在 1949年的戰火中，意外搭上軍艦離開廣東家鄉，成為台灣島的政治移民。在冷戰的阻隔下，他沒有機會與家人團聚，直到四十年後，在母親的墳前潸然跪下。

在飲水行走之間，我的父母默默地教我體會與珍惜人生的素樸簡單。駑鈍如我，直至近年方才聽見這無言旋律，仍然笨拙地學習吟唱。我但願這本書在政治的高亢、學術的中音之餘，也能傳遞生命的飽滿低音，在芝加哥的洗衣籃、馬尼拉的香水信紙之間悠悠迴盪。

洗衣籃與香水信紙

那是1999年的一個夏天午後，天空很藍，陽光灑了滿地。

我剛從台北搬回芝加哥，剛完成一年的田野工作，大隱而世，準備開始和博士論文長期抗戰。面對厚厚一疊訪問稿以及雜亂的資料，我苦惱著不知如何整理，只好先來清理家居環境，前去街角的投幣洗衣店從事家務勞動。我租的廉價公寓位在族群混合、階級轉型的的城市北端。這個社區的居民長期以來以非洲裔、拉丁移民為主，市街上漫布著我常去的牙買加小吃店、墨西哥麵包店，然而，沿著密西根湖畔，以吸引年輕雅痞為號召的新大廈，正一棟棟蓋起來。

當我扛著一籃髒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