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蔣氏父子在臺灣統治的結束
1988年1月13日，星期三，照例是國民黨中央舉行全體中央常務委員會議的一天。
前一天下午，擔任秘書長的李煥還曾親自來到蔣經國的臥床前，向他報告明天常會主要討論的議題，由於沒有重要議題，李煥還曾建議蔣經國不必親自出席主持，而是循例由中常委輪流主持，以免蔣經國過於勞累，不利身體的保養（見《追隨半世紀》一書第257~258頁，林蔭庭著，臺北天下文化公司1998年2月出版）。
不料，當天蔣經國精神出奇的好，表示自己已經有一陣子沒有主持中常會，所以，想到明天應該體力許可，可以親自主持，也可與許多久未晤面的中常委同志見面，甚至還流露出期待與喜悅的表情。
李煥見蔣經國興致如此高昂，不便再加勸阻，就自請告退了。
第二天早上八點不到，李煥就來到中央黨部秘書長辦公室坐鎮，檢查各種常會的資料，做好蔣經國要來親自主持常會的準備工作。
結果，事與願違，早上八點半，七海官邸侍衛來電，告訴李煥，蔣經國早上起來，本來已著裝準備出席常會，卻不料突然感到噁心欲吐，頭暈眩。因此，只有躺在床上休息，不能前來主持中常會了。
對於這種狀況，李煥早已習慣。過去已有許多次，蔣經國說好要來主持中常會，都因臨時身體不適，取消了原定的行程。
蔣經國不來主持常會，國民黨中央也早建立了一個輪流由中常委主持的制度。執行起來，毫無窒礙。當天的常會，就照輪流的秩序，由行政院長俞國華擔任主席，由於沒有重要議案的審議，常會行禮如儀，很快就結束了。
李煥臨危受命
回到辦公室，李煥整理著案頭諸多的資料。想到半年前，蔣經國執意要李煥接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的職務，李煥曾再三向蔣經國懇切請辭，希望能繼續讓他在所熟悉、所熱愛的教育部長工作上，多為國家服務兩年，相信對國家的貢獻絕對會超過從事黨務工作。
尤其，當時李煥已在積極籌畫延長國民教育為十二年的計劃，並已得到初步的共識與結論，那就是十二年國民教育的實施，必須是免試的、免費的與自願的。
因為，延長國民教育的目的，就在消除升學掛帥的弊病，讓每位願意升學的青年，都能有學校讓他升學。否則，還要維持聯考，升學的壓力與惡補的陋習仍然存在，如此延長國民教育，又有何意義？
其次，既然延長國民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提升國民素質，這應是政府的責任，加上在俞國華擔任行政院長期間，政府財政收支狀況良好，年年均有大量歲收的盈餘，足以支應延長國民教育所需增加的經費。
最後，所謂「自願」的，就是根據中華民國憲法，只有義務教育是強迫的。是以，政府在辦理非義務教育的國民教育時。只能本乎自願的原則，讓所有願意接受十二年國民教育的國民，都能享受政府的德政。在當時李煥的規畫中，只要再有兩年的時間，十二年國民教育就能順利開始實施，完成這個台灣教育史上劃時代的成就，才是李煥個人衷心追求的個人事業目標（請參閱「追隨半世紀」書中第245頁）。
不過，蔣經國可不這麼認為。他對台灣政治的民主與開放，已定了自己心中的時間表，雖然並未曾公開宣佈，卻自己根據心中的時間表，正逐步堅定的執行已定的政策。
事實上，自從一年多前，1986年9月28日，一群政治上追求民主開放，甚至提出應建立台灣為一個新而獨立國家訴求的所謂「黨外人士」政治異議份子，在臺北市圓山大飯店集會，正式宣佈成立「民主進步黨」。這是台灣過去三十餘年來的第一次，發起組黨的多位首從份子，已有被台灣當局逮捕的心理準備。不過，事後等待了幾天，卻未見那時專門負責抓政治犯的台灣警備總部有任何行動。大家納悶之餘，甚至還有些「失望」、「失落」的感覺。
再過了幾天，1986年的10月7日，蔣經國總統透過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發行人葛蘭姆女士的專訪，正式宣佈台灣即將全面解除戒嚴，並開放黨禁與報禁。
這在當年可是驚天動地的大消息，蔣經國的這番談話，立即在國際間激起了千里浪。預告一個全新的時代即將來臨，一個與過去三十餘年截然不同的時代就要到了。他亟需能夠瞭解他想法、又能忠實執行他命令、觀念又要開明開放的重要幹部，在這個關鍵時刻，來擔任關鍵職務。黨政高層人事的調整已是勢在必行。
此時的蔣經國，已是風燭殘年，為嚴重糖尿病所苦的軀體，使得他腳部腫脹潰爛，必須依靠乘坐輪椅出門。臃腫虛胖的身材，就算平日在家，也都只有躺臥床上，以減輕身體沈重的負擔。
如此健康狀況的蔣經國，已沒有足夠的精神，承擔治理一個國家繁忙的工作。他只能躺在床上治國，依靠的就只剩少數幾位能夠得到他信任的老臣、重臣了。
這樣的狀況，事實上已有幾年了。蔣經國早已不復當年在救國團、在行政院時期那樣的上山下海，探訪民瘼，結識民間多為布衣寒士的好友。
自從他就任總統以後，蔣經國的身體已大不如前。從第一任總統任期時所患嚴重眼疾的白內障，使他一度眼睛失明，只能靠秘書讀報、唸公文的方式，處理國事，以致到第二任總統任期，腳部的不良於行，使他只有躺臥在床，在病榻上治國。
身為台灣最有權力的頭號人物，他自知來日不多，他必須要與時間賽跑，要以有限的時間，完成如此重大的改革，本來就非易事，最重要的是他身體不行，許多事不能自己親自督導執行，就必須仰賴自己信得過、又有能力來執行這些重大改革的幹部。
他的腦海中，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李煥。這位曾經與他一起創辦救國團，還經常得到蔣經國耳提面命式教導、在蔣經國時代來臨的1970年代，曾身兼國民黨中央組織工作會主任、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與救國團主任三大要職、被視為蔣經國最倚重幹部的李煥，的確是在那個時候，能夠擔負台灣民主開放大任的不二人選。
為此，蔣經國從1987年初開始，就告訴李煥，要他準備接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可是，李煥的反應，是出奇的冷靜與堅定。他告訴蔣經國，自己過去曾經在黨部工作很長的時間，當時也有許多的付出與努力。然而，結果卻不是如此，他認為過去在黨務工作上的經驗與失敗，自認並不適合從事黨務工作。他很滿意現在教育部長的工作，這是他教育專業的本行，做起來有目標、有方向、有成就。他很委婉的拒絕了蔣經國的好意，希望蔣經國能同意他繼續留在教育工作崗位上，為國服務，他就很心滿意足了。
李煥這番話，或許是肺腑之言，不是做作。但是聽在用人孔急的蔣經國耳中，卻並不以為然。
當時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的是馬樹禮。馬秘書長為人正直，頗具有早年受人敬重黨工的特質。蔣經國是在1985年2月，台灣發生十信案件，時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的蔣彥士不幸牽涉在內，不久遭到撤換。蔣經國特別徵召長年在日本，擔任駐日代表的馬樹禮返國，接任秘書長的職務。
馬樹禮在兩年半的秘書長任內，給人的印象，總是沈穩有餘、開創不足。
所以，在這個需要開創的時候，撤換馬樹禮，改由李煥接任，應是最合適的安排。
李煥雖是百般的不願意，在這個時候重返黨部、重做馮婦，不過，對於蔣經國來說，除了李煥，他已無其他人選可用。他不惜三番兩次找李煥談話，向他分析為何在這個時候，非要用他擔任秘書長的必要。蔣經國清楚的將政治的民主開放，做為解嚴後，必須要推動的重要配套工作。這個工作除了李煥以外，已沒有第二適合的人選，足以擔當這個重任。蔣經國甚至不惜以共創歷史相勉，盼望打動李煥，同意出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
然而，這一次李煥似乎是抱著鐵硬的心腸，不管蔣經國說什麼，他就是委婉的希望蔣經國另尋高人，不願再度回到曾讓他跌倒的黨部，觸動他內心的傷痛。
說到最後，蔣經國不得已，拿出了師長的威嚴，要李煥服膺他的命令，因為在國家需要的時候，是沒有個人意願可言，唯有服從長官的命令。
李煥看到臥病在床的蔣經國，還為了國事憂心，真的感覺於心不忍。想到自己打從民國33年在重慶報考中央幹部學校，開始追隨蔣經國，就是深受蔣經國無私的精神所感召，而決定永遠的追隨他。李煥自己一生的事業，幾乎每個工作都是蔣經國所安排。他對蔣經國是絕對的服從，在蔣經國前面，他是無我的，更何況蔣經國在病榻上治國的晚年，他怎能違逆他的命令呢？
就這樣，1987年7月1日，李煥奉命接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當時臺北新聞界紛紛以頭條新聞，報導這個重要的任命，甚至還有許多報紙不約而同的都說：「蔣經國終於打出了手上最後一張的王牌」！
可是，對李煥個人而言，離開了他所熱愛的教育工作，使得原本已規畫完成、水到渠成的十二年國教，竟因此推遲了27年，而實施的辦法卻早已偏離李煥當年親訂的免試、免費、自願的基本原則，結果不但沒有人認為十二年國教是政府的德政，反招致整個社會的反對，民怨四起。九泉之下的李煥，若是有知，應該會有許多的感慨。
蔣經國最後的三大心願
發表秘書長新職四天後，蔣經國特別在總統府召見李煥，當面交代他三項重要工作：
一. 黨務要革新；
二. 政治要民主；
三. 國家要統一。
這三個工作要點，或許可以認為是蔣經國生前最後的遺願。因為，半年後，蔣經國就過世了。他交代李煥的這三件事，應該就是他臨終前，心中念茲在茲的最大心願（請參閱「追隨半世紀」書中第247頁）。
1987年7月15日，政府正式宣佈解除解嚴，同時宣佈解除黨禁與報禁。從這一刻起，台灣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為了因應解嚴後所面臨的新政治局面，並執行蔣經國所交代的三項重點工作，李煥召集了三位副秘書長，做了以下的分工：
首席副秘書長宋楚瑜負責開放大陸探親事務的規畫：
高銘輝副秘書長負責地方自治法治化，就是省市首長開放民選的問題；
馬英九副秘書長負責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就是國會改革的問題。
有了妥善的安排，李煥也感到十分振奮。畢竟，在面臨台灣政治新局的關鍵時刻，能親身參與，並主導新局的發展，總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
開放老兵返鄉探親，打破「三不政策」
1987年11月2日，在蔣經國的指示下，政府決定開放老兵返鄉探親，打破了兩岸幾近40年的隔絕與隔離，也為國家的統一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同時自己打破了當初一再堅守的「三不政策」，可說意義更為不凡，代表一個嶄新的時代，已然來到。
正當這一切的發展，都在按步就班的穩健規畫下，朝既定目標前進時，沒有想到蔣經國的健康會在此時發生急劇的變化。
本來，以蔣經國的情況，若是保養得宜，經常維持輕鬆愉快的心情，應該可以再拖個兩、三年，不是太大的問題。
然而，就在1987年12月25日，適逢行憲紀念日，依例國民大會在臺北市中山堂集會，邀請總統蒞會致辭。
當天蔣經國精神不錯，決定親自參加。他穿著西裝領帶，坐著輪椅來到會場。
在行禮如儀之後，大會主席恭請蔣經國致辭。
就在蔣經國正要開口說話時，坐在中排的民進黨國大代表突然有計劃的拉開白布條、跳上座椅，高呼：「國會全面改選」、「打倒萬年國會」等口號，會場一時紛亂騷動，有人拍桌叫罵，有人推倒桌椅，會場亂象與理應莊嚴的行憲紀念，顯得無比矛盾。
坐在輪椅上的蔣經國，這是他有生之年第一次面對民進黨人士的粗暴抗爭。他無力的勉強抬起脖子，凝視著前方發生的這一幕，口中似乎在喃喃自語：
「我為你們做了那麼多，你們還不滿足，為什麼要這麼對我呢？」
是的，從1986年9月28日民進黨正式組黨，當晚警備總部請示蔣經國是否要抓人。
蔣經國嘆了口氣，揮揮手，表示算了，由他們去，不必抓了。
九天後的10月7日，蔣經國又親口宣佈即將解除戒嚴。
然後，包括政治的全面民主開放與中央民意代表的全面改選，都早已組織了專案小組，正在積極研擬辦法，逐步實施中。
因此，在蔣經國的心中，認為你們（指民進黨）的要求，我幾乎都已照辦，你們還有什麼不滿足？為什麼還要在國家如此重要的集會場合公然「鬧場」，給政府難堪，有必要嗎？
懷著這樣不解與失望的心情，蔣經國坐在輪椅上，滿臉的倦容，沈重的國事壓力，幾乎使他的脖子抬不起來，無神的雙眼望向遠方那些正在大鬧現場的民進黨國大代表身上，對於他們不能共體時艱、不能支持他的民主改革，心中的痛苦是不可承受的重。
據接近蔣經國身邊的黨國大員事後的認知，民國76年12月25日的民進黨國大代表大鬧行憲紀念日會場，的確對蔣經國的心情造成了很大的傷害。之後的十餘天，直到蔣經國過世，他的心情都處於低潮糾結之中，幾乎可以說是鬱鬱以終。
吐血而亡，沒有交代身後的權力安排
話題再轉回1988年1月13日下午，最先是行政院俞國華院長在一點半左右，接到蔣孝勇（蔣經國的三子）從七海官邸打來的緊急電話，要俞院長盡速趕到七海官邸，而且提醒他要從正門進入。蔣孝勇並沒有在電話中提到蔣經國病危，只是要俞院長立刻趕來。
俞院長接到電話，立即驅車在兩點鐘趕到了七海官邸，並從正門進入官邸，看到蔣孝勇獨自著急的坐在客廳中。
蔣孝勇見到俞院長，迫不及待的告知蔣經國病危，大量吐血，從口、鼻冒出許多鮮血。醫生正在官邸後方的蔣經國臥房中急救。夫人蔣方良平日身體也不是很好，此刻則在蔣經國的身邊，陪伴已經垂危的丈夫。
俞院長在瞭解情況的嚴重後，只有默默的在客廳中等待消息。
不久，同時接到通知的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李煥、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參謀總長郝柏村、總統府副秘書長張祖詒與官邸秘書出身的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還有副總統李登輝都陸續趕到，大家都焦急的在客廳中等待消息，盼望能有奇蹟出現，讓蔣經國的病情轉危為安。
不過，奇蹟並未能如願出現。下午三點五十分，蔣經國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嚥下了最後一口氣，與世長辭。
從此，蔣經國時代正式結束，走入了歷史，也結束了蔣家父子兩代對臺灣四十年的統治。
然而，蔣經國留給台灣人民的，卻是一個走向民主開放的社會，也開啟了與大陸的交流，還有實質極為豐盛的經濟遺產，包括政府零負債、外匯存底高居世界第二（僅次於日本）、經濟發展名列亞洲四小龍之首，如此一個漂亮的成績單！
不過，最大的遺憾，他對身後黨、政、軍權力的具體安排，沒有任何的交代。也因為如此，演成「後蔣經國時代」國民黨內主流、非主流的激烈政爭與鬥爭，加上黑金政治當道，國民黨的式微與沒落自是不可避免。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