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以「台灣隊」名義登上聖母峰的第一人,也是聖母峰世紀山難奇蹟的倖存者。失去十指與十趾卻用堅韌意志克服身體殘缺的他,更是一個跨越生命難關的勇者!
我沒有死在聖母峰上,撿回了一條命,我是幸運的;我的手指還殘留著一小節拇指,可以做些簡單的事,我是幸運的;雖然我失去了腳趾,但我仍然能走路,我是幸運的。山,讓我的人生充滿遺憾,也讓我的人生充滿燦爛!--高銘和8400公尺的高山、零下60℃的嚴寒氣候、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世界。1996年春天,在成功登上聖母峰頂、站上世界之巔後,高銘和遇上了聖母峰攀登史上最嚴重的世紀山難。那場山難奪走了8位國際登山好手的生命,但他憑著堅強的意志力,熬過徹夜的風雪,奇蹟似的成了從死神手中逃脫的幸運兒。
鼻子、手指、腳趾壞死切除,15次大小手術,失去健康與理想的日子。獲救後的高銘和遭受到嚴重的凍傷,必須切除所有壞死的部位,醫生為他剜下額頭的肉填補鼻子、將雙手縫在肚子以生長新肉,痛楚不堪的手術救治了他,卻也讓他失去了生活的能力,甚至是攀登下一座山的權利。為了再度回到高山懷抱,人生再大的極限都可以超越!高銘和沒有自暴自棄,他花了一年時間努力復健,從最基本的刷牙洗臉學起,到寫字拿相機,只為了完成他多年來的心願--中國百岳的拍攝計劃。終於,他在1998年重返聖母峰,更多次前往新疆、西藏的高山勘察,因為對他而言,山是支持他向前走的最大動力!高銘和樂於與人分享自己的經歷,演講足跡更遍及台灣、東南亞,不但得到了無數的迴響,也激勵了每一個人的心!
作者簡介:
高銘和(Makalu Gau)
台灣從尼泊爾登上聖母峰的第一人,生於1949年,從小在瑞芳長大,對那時的他來說,山是他生活的地方與遊戲的場所。從中原大學土木系畢業後,高銘和便進入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工作,在同事的邀約下,開始登山健行,後來又接觸攀岩,真正開啟了他的登山生涯。短短10年之內,高銘和已爬遍台灣群山,於1982年開始遠征海外,轉往國外高山邁進。
1992年前往西藏攀登聖母峰,但最後未能成功;後來於1996年春季重登,終於成功站上聖母峰頂,卻也因受困暴風雪中,遭受嚴重凍傷而切除了鼻子、手指、腳趾和腳跟。後來,他歷經了15次大小手術和1年的復健,才重拾人生。1997年,高銘和將1996年攀登聖母峰的前後經過,寫成著作《九死一生》。(大地地理出版,2003年曾由秀威資訊BOD印行。)他的故事鼓勵了很多遭遇相近的人,出書之後更廣受邀約到處演講,持續與大家分享他的經歷。高銘和於1991年起開始從事《中國百岳攝影計劃》,為了繼續未完的工作,他在1998年重回熱愛的高山,前往西藏、新疆、四川等地,持續執行《中國百岳攝影計劃》的拍攝工作,並預計在2012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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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試閱
【序】勇敢攀登自己人生的高峰
一九九六聖母峰世紀大山難已經過了十多年了,但對親身經歷這場震驚世界的災難而幸運地倖存下來的我,卻仍存在著無限的感傷和感觸。
對喜愛登山的人來說,都會記住當年發生的這樣一件大事;但也都會記取經驗,在後續的攀登活動中,設法避免再度發生類似的山難事件。
近幾年來,我一直有機會與各行各業的人士,分享自己在聖母峰上求生存的經過,也告訴很多人,在受傷住院期間是如何克服心理障礙,以及出院後,又是如何鼓起勇氣重返喜馬拉雅山,最後的結論就是:人是那麼的渺小,所以要懂得謙卑,特別是面對大山大水的時候。
我常學著與山對話,把山當成知己,以柔軟的身段去親近它、了解它,並從中學習更多大自然的法則和尋求快樂的泉源。
每個人的一生,總會遇到許多不如意及讓人遺憾、沮喪的事情;我也是如此意外碰上了。但是要相信,人只要活著就有希望,堅持到底必能成功。我期盼這本書所呈現的故事,可以讓人思考一些不同的人生道路,勇敢地去攀登自己人生的高峰。
楔子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日下午一點,那天風不是很大,晴空萬里,我人在聖母峰南峰約海拔八千七百公尺處,只剩下一百公尺不到就可以登頂,雪巴人卻向我提出撤退的建議,讓我當場呆住!
原因之一是雪巴人丹增的氧氣面罩出了問題,不得不下到第四營去,讓深信藏傳佛教的他們心底萌起不祥之感。但因為同時正有三十多人向著頂峰挺進,絲毫沒有撤退的跡象;再加上我背負著許多責任與國人的期許,在停留觀察約半小時之後,我們還是決定登頂,但有一個原則,那就是:快上快下。
三點十五分,歷史的一刻,我終於站上世界的頂峰。倉促地拍下留念的照片之後,便趕緊下山。誰知天氣變化得很快,拍下登頂照片時天空還是一片蔚藍,等我下到八千六百公尺時卻已風雪交加,連站都站不穩,面罩與防風鏡不斷地起霧、結冰,讓我的行動受到許多限制。隨著天色漸漸暗下來,我與雪巴之間的距離也越來越遠,最後,剩我一人獨自留在漆黑的雪地裡……
原本我以為雪巴人先去找路,會再回頭找我,但隨著時間一點一滴流逝,我放棄了那樣的念頭,心底感到慌亂與害怕,但腦筋卻是異常清醒理智,不停地想著如何渡過這個難關的方法。
這時,留在原地是最好的方式,免得因為走錯方向或滑落冰坡而一命嗚呼;我想挖個雪坑躲進去,但冰斧一碰到冰面就反彈,只好作罷。我知道自己的處境極為兇險,因為,要在狂風暴雪的八千四百公尺處度過長夜,談何容易!
由於意識到情況不太樂觀,我開始想立遺囑告訴我的家人、朋友及贊助廠商,明白交代「我被困在什麼地方?為什麼下不去?」也想到了《中國百岳》無法完成的遺憾。
原本我打算花兩個月的時間在聖母峰南側進行拍攝,因為要拍攝《中國百岳》的山峰,最好能完整呈現山的東西南北側。所以我攀登聖母峰的原因之一,就是想捕捉它南側的面貌,下山之後再接續到西藏,行程早已安排好了。
沒想到,我卻卡在聖母峰頂,下不下得去都還是未知數,何況是《中國百岳》的拍攝。一想到自己沒辦法完成計畫,莫名的幻覺突然都出現了。我隱約看見錦繡的老闆對我說「你這個瘋子!」影像就好像早期收訊不良的電視機般,一下彩色、一下黑白,跳動模糊不定。
我也感覺到一張張黑白的臉孔在對我說話,雖然無法辨識出是誰,但感覺得出來是熟悉的人。之後,影像慢慢清楚,彩色的畫面中出現了等在基地營的隊友,其中的林道明還笑著對我說:「隊長,還不趕快下來,我們要慶功了。」最後甚至連家裡的小孩也出現了。
我聽不清楚孩子的聲音,看到的是他面向窗台的黑白畫面,眼神望向遠方,好像在說:「爸爸去爬山那麼久,怎麼還沒有回家?」這一幕讓我打從心底一酸,想到如果自己真的無法回去,那我的家人怎麼辦?
剎那間,我的心忍不住悸動起來,於是我告訴自己,無論如何都要活著回去。
我分析出會讓自己陷入死亡的幾個原因:不是溫度太低,就是空氣稀薄、腦部缺氧而死。這時我想起尼泊爾第一位登頂聖母峰十次的安力達雪巴曾告訴過我,有一次他被困在聖母峰上,為了保持清醒和體溫,只好整晚不停地拍打全身,於是我就開始不斷地拍打身體,兩隻腳上下擺動,身體像汽油桶般滾過來滾過去,甚至大聲嘶吼、叫自己的名字以保持頭腦清醒。
而為了克服高山上稀薄的空氣,我也盡量讓暴風雪不要包住我的口鼻,一側過臉就用力吸氣。這是個相當累人的動作,做沒幾次就累得想趴下了,但我警覺性高,馬上又起身繼續地做……就這樣,一直撐到天空透出微弱的紅色亮光,太陽就快出來了!直到我聽見有人呼喊我的名字,才終於獲救。
這一場聖母峰有史以來最大的山難,一共有八人喪生,我是唯一受困在八千四百公尺還能獲救生還的人,但我的十根手指、腳趾都已壞死,必須全部切除;而焦黑的鼻子也必須挖掉,不過並不影響呼吸功能。原本我以為只要切一切、縫一縫就好,沒想到竟是一連串「剖骨挖肉」治療的開始;一年內,我總共動了十五次刀,東挖西補,全身上下體無完膚。之後面對的還有長期抗戰的復健工作,但我都堅忍以對,因為畢竟我活下來了!
我從來沒有過「征服」一座山的想法,排除萬難登頂,是為了要征服自己的懦弱與狹隘,現在矗立我眼前的人生大山已經夠險、夠艱難,足夠我用一輩子的時間去挑戰。
(本文由張尊禎撰稿)
我承認,我對山很著迷,朋友甚至戲稱我為「山癡」。
一位老朋友曾在報上如此說我:
人間自是有情癡。認識高銘和十八年,深深了解他對山的愛戀,怎一個癡字了得。這樣一個山癡,寧願輸掉了事業,賠上婚姻,只為了親近那一座座沈默不語的山峰。
他的人也像那些山峰一樣,沈默寡言,只有在提及山時,他變成口若懸河,完全判若兩人。大山小山都是最愛,我常調侃他,對於山的海拔高度可能比家人的生日還記得清楚。老闆不准他請長假爬山,他憤而辭掉熱愛的工程工作;老婆不諒解他愛山比愛她更多,他氣得找我這個老朋友傾訴,其實我知道他心底也是很苦澀,山的愛戀怎能和夫妻感情混為一談?可是在山面前,他真的忘了老婆很辛苦的在家帶孩子,看多了山的四季容顏,他忘掉兩個孩子的長相,天知道他並不是故意的。
對於這樣一位山癡,我能說什麼呢!
──劉雲英《民生報》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一日
什麼時候開始迷上山的,我說不出個確切日期,因為我對山的愛,既不是「一見傾心」,也不是「一見鍾情」,而是漸進式的,一星期、兩星期、一年、兩年,越陷越深,終至無法自拔。
最初接觸山,是剛進入社會的時候,那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當時我每天朝九晚五,埋頭苦幹,除了打球以外,平常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休閒活動。
或許是命中注定吧!公司裡剛好有幾位同事,假日喜歡到台北近郊爬爬山,有一次邀我同往,我想反正也沒什麼事,便答應了。
去過一趟以後,感覺不錯,因為既可以運動,又可以欣賞風景,而且還有一群人可以談談說說的。所以,之後他們每次邀約,我都欣然前往。
每回爬山,又會多認識一些其他山友,結果邀我爬山的人越來越多。
剛開始時,爬的都是台北近郊、一天可以來回的山,像七星山、大屯山。久而久之,我開始爬那些位於外縣市的山,星期六去,星期天回來。
後來我又熱中於攀岩。在國內,一般所謂的爬山其實只能算是健行,靠的主要是腳力,真正要用到手來爬的時候不多。但攀岩卻非常講究臂力和指力,另外,還可以訓練柔軟度、平衡感和膽大心細。你大概不知道攀岩的人指力最厲害可以鍛鍊到什麼程度,我在國外就曾看過這樣的表演:用根小指就可以吊單槓!
我攀岩的地點是北投的大砲岩。當時這裡有位賴長壽先生專門教人攀岩,我跟他學,一學就會,覺得非常好玩、刺激,又很有挑戰性,十分符合我的個性。有好長一段時間,我每個星期天都會坐火車到北投攀大砲岩。
迷上爬山後,我幾乎沒有哪個農曆年是在家裡過的。每每吃完年夜飯,便背起背包,和幾個朋友出門爬山去。家人見狀,每次都只能搖搖頭。因為像過年這麼長的假期,平常少有,所以我不願意錯過。台灣一些真正的高山,像雪山、玉山,我都是利用農曆年假一一爬完的。
打從第一次爬山開始,十年之內,台灣大大小小的山都留下了我的足跡。
爬山就是這麼一回事,越爬胃口越大。當我爬完國內大部分的高山之後,便開始把目標轉向國外,我對國外登山的情況不陌生,因為這麼多年來,我一直都在蒐集這方面的資訊。
為了出國登山,我還特地補習英文並取了英文名字──Makalu(馬卡魯)。這是世界第五高峰的名字,因為音節響亮又容易記,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如果香港、韓國和日本不算在內的話,我第一次出國登山是在一九八四年,登的是位於法國境內、阿爾卑斯山系的白朗峰(Blanc),標高四八○七公尺。白朗峰在國際級的名山中算是座小山,不過已足以讓我體驗到國外登山的滋味。當時,因為高山症的關係,我還在山上的旅館裡吐得七葷八素;下山休息幾天後,又捲土重來,並從另一條路線登上白朗峰。過程雖然艱辛,但我隱隱覺得,山終將可以讓我實現或發現一些什麼東西,雖然當時我並不知道,那將被實現或發現的,就是「自我」。
之後,我分別在一九八五年到美國優勝美地攀岩,到瑞士登馬特洪恩峰(Matterhorn),一九八八年到阿根廷登阿空加瓜山(Aconcagua,六九五九公尺),一九八九年到日本登劍岳(Tsurugi),然後到印度登怒峰(Nun,七一三五公尺),並於一九九○年登喀喇崑崙山脈的莎瑟峰(Saser Kangri,七六七二公尺)。
一九九一年秋天,我登完世界第六高的卓奧友峰(Cho Oyu,八二○一公尺),下山回到拉薩後,西藏登山協會的朋友邀我明年再回來登座高山。
他們最初建議我登的是世界第五高的馬卡魯峰(Makalu,八四六三公尺),我當時還真有點心動,因為一來,中國才開放馬卡魯峰供人攀登不久,還沒有人從西藏方面登過頂;二來,我的英文名字正好是馬卡魯,要是登頂成功,就非常有意思。
不過,沒人爬過就代表沒有這方面的攀登資訊可供參考,自己要當開路先鋒,難度極大。而且,登山活動需要資金支援,馬卡魯峰雖然名列世界第五高峰,但台灣知道此山的人卻少之又少,要找贊助很不容易。思前想後,我終於打消登馬卡魯峰的念頭。
我的朋友又建議不妨考慮聖母峰(Everest)。聖母峰的攀登資訊十分豐富,知名度更是不在話下,世界上千嶺萬岳,有哪一座比聖母峰更為有名?
聖母峰!我眼睛頓時為之一亮!
我從前不是沒有想過,有朝一日要登聖母峰。更恰當的說法是,自從迷上登山後,我從來就沒有懷疑過自己有一天會投入聖母峰的懷抱中。如果把登玉山比作參加區運會,那登聖母峰就好比是參加奧運會,又有哪個朝夕鍛鍊的運動員,不是以參加奧運為終極目標呢?
記得一九八九年,我在朋友家裡看過一部有關登聖母峰的紀錄片,片中記錄了一九八八年中國、日本和尼泊爾三國組隊登聖母峰的全部經過。參與的三個國家共派出一、兩百人,分成兩隊,一隊從尼泊爾方向登頂,一隊由西藏方向登頂,最後在聖母峰頂會合,堪稱是一次史無前例的登山壯舉。
看到聖母峰宏偉壯闊的冰天雪地,看到登山隊浩浩蕩蕩的行列,看到攀登過程的險象環生,我整個人都傻住了!整部片子全長十個小時左右,我從晚上八、九點眼睛眨也不眨地看到隔天清晨五、六點,身體都快累垮了,但體內卻是熱血沸騰,久久不能平復。我心裡只有一句話在盤旋:大丈夫當如是也!
人生常是這樣:有很多事你一直想做卻沒有進行,經旁人輕輕一推卻變成事實。當西藏登山協會的朋友建議我登聖母峰之後,我仔細地考慮了一陣子,想到聖母峰早晚都是要爬的,便毅然決定在隔年一償心中夙願。就這樣,我在一九九一年帶著既興奮又惶恐的心情離開拉薩,因為我知道,下次再來時,將是我挑戰世界最高峰──也是我人生最高峰──的時候。
取道尼泊爾回台灣時,在加德滿都短暫停留期間,我偶然想到,既然已決定明年從西藏爬聖母峰,何不也向尼泊爾申請看看?尼泊爾是個內陸小國,由於政治因素,二十幾年來從來沒有批准過台灣登聖母峰的申請。我向尼泊爾政府提出申請,純係姑且一試,根本不抱任何指望。不過,要是能在尼泊爾登聖母峰,募款一定會容易得多,因為尼泊爾是國際登山舞台,是全世界注目的焦點。
回到台灣後,我就開始準備各種登山及募款事宜。起初,包括我在內,原有六個人打算參加一九九二年的聖母峰活動,由於募款不順利,有三個人被迫退出,非常可惜。
在登聖母峰前,我們到北美洲的最高峰麥肯尼(McKinley)進行了一次易地訓練。麥肯尼峰雖是北美第一高峰,但標高只有六一九四公尺,和八八四八公尺的聖母峰相比,當然是小巫見大巫。其實,不要說是北美洲,就是在其他洲,能跟喜馬拉雅山系山峰相比的高峰也屈指可數。全世界十四座八千公尺以上的高峰中,單喜馬拉雅山就囊括了九座,所以,西藏和尼泊爾一帶的喜馬拉雅山系,堪稱為登山界的聖地,而聖母峰當然更是聖地中的聖地。
一九九二年八月,我和張清水、陳秋霞兩位山友踏上聖母峰的征途。但很不幸的,我們沒有登頂成功,陳秋霞走到半路,就因為急性肺炎被背下山,而我強登至八○五○公尺後,也不敵冰冷的大風雪而被迫折返。唯一的安慰是,我突破了八千公尺的瓶頸,吸收了很多高海拔冰雪地攀登經驗,同時也成為台灣登山界登到八千公尺的第一人。
雖然勝敗乃兵家常事,而我也不是每次登山都登頂成功,但此次聖母峰的挫敗,還是令我意志消沈。有賴西藏登山隊女隊員桂桑的一席話,才讓我的鬥志重新燃燒起來。她告訴我,早在一九七五年,她就登過聖母峰,可惜在八六○○公尺不慎被開水燙傷了腳,不得不放棄登頂。結果,十五年後的一九九○年,她參加中美蘇三國登山隊,終於如願以償,成為中國第二位登上聖母峰的女性。更令人佩服的是,她在一九九九年又登了一回,成為兩次站上聖母峰頂的藏族女性。面對已有兩個小孩的她,聽著她的故事,看著她堅毅的表情,敬仰之情油然而生。我告訴自己:聖母峰,我一定會再回來!
一九九三年,我辭去工程公司的工作。因為,隨著登山的次數越來越多,所花的時間也越來越長,我請的假已接近一個理智的老闆可以容忍的限度,偏偏這時候,我又和錦繡文化企業簽訂合約,要製作一套名為《中國百岳》的攝影集,必須常到中國去實地考察及拍照,此後請的假只會多,不會少。經過再三考慮,我覺得人可以追求自己志趣的黃金歲月實在很有限,便毅然遞上辭呈。
說起《中國百岳》的構想,實在來得偶然。在西藏爬卓奧友峰的時候,我和中國的聯絡官薛雲聊天,他偶然提到台灣出版的《台灣百岳》這本書做得不錯,我就答腔說:「你們中國比我們台灣大得多,山既多且高,其實可以做一本《中國百岳》。」他卻回說:「在中國,要是沒有上面的指示,不可能有人力物力去做這種事。」最後還補了一句:「你們來做怎麼樣?」
雖然這只是脫口而出的一句話,卻像是一粒種子,在我心裡生根萌芽,而且越長越大。
其實,爬了十幾年山,我漸漸有個體會,爬山並不一定只有用兩隻腳走上去、走下來這樣的事可做,不同的山有不同的風土、人情,如果能夠在爬山的同時做這方面的記錄,將可把爬山的活動擴展到另一個更高的層次。況且我也覺得,中國的山,假如透過中國人的思想和眼光來呈現,肯定比外國人更有感情。
回到台灣以後,我整天想的都是《中國百岳》這件事,空閒時便拿出中國的地圖來,圈選我認為可作為中國百岳的一百座山。
另一方面,我開始接洽一些出版商。我找過《台灣百岳》的原出版社,甚至找過日本方面的出版社,但他們在經過評估以後,都以投資太大,市場也不是那麼看好為理由而作罷。最後,經人輾轉介紹,我拜會了錦繡文化企業的負責人許鍾榮先生,他在和我詳談後即表示支持我的計畫,還說了一句令我畢生難忘的話:「世界上許多大事都是瘋子做出來的!」許先生還答應預支我若干前往中國進行實地考察的經費,這在他們公司算是破天荒頭一遭。有了這個奧援,我更專心投入《中國百岳》的工作。
在我圈選的百岳中,有三分之一位於西藏,所以自此以後,我便常常取道尼泊爾,出入西藏。
埋首《中國百岳》工作的同時,我並未忘記聖母峰。基本上,我計畫從西藏方向再登一次聖母峰,不過,我也不放棄爭取從尼泊爾登峰的機會。雖然知道尼泊爾政府會批准的機會微乎其微,但我這人就是這樣,不到黃河心不死。
每次經尼泊爾進出西藏,我都會跑一趟觀光部登山處,看申請有沒有什麼進展,不過卻從來沒有什麼好消息。
有次我乾脆從台灣寫信給觀光部,問他們為什麼不批准我的申請。信中我說:我是個愛山的人,想爬聖母峰是很自然的事,而且我已經爬過那麼多大山,你們為什麼不讓我爬聖母峰?
出乎意料的,尼泊爾政府竟然回我一封信,要我把登過哪些山的詳細資料寄一份給他們。我見事情有了眉目,趕緊把資料用DHL快遞寄過去。沒多久,尼泊爾政府又來了一封信,問我當初在西藏登聖母峰的時候,有沒有帶中華民國國旗。我立刻明白是怎麼回事,便回信說我是個爬山的人,只對爬山有興趣,從不談政治,請他們不要把爬山和政治混為一談!
接著,尼泊爾政府又來信要我繳交一份證明,確認我當初在西藏登聖母峰的時候真的沒帶國旗。我火速打了電話給北京中國登山協會的朋友,請他們開一張證明給我,然後寄給尼泊爾政府。本來我以為很快就會有回音,不料過了一個月,還是音訊全無,我開始懷疑,事情是不是又有了什麼新的變化?
終於,我望眼欲穿的回音還是來了。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真是我人生難忘的一天,因為我收到了一張來自尼泊爾政府的傳真──竟然是攀登許可函,他們終於批准我在一九九六年春季組隊攀登聖母峰!
這個突如其來的訊息使我欣喜若狂。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有一種非把這件事告訴全世界不可的衝動。我拿起電話,打給每一位登山界的老朋友。他們得知此事後,都興高采烈,連說恭喜。其中一個朋友還說:能夠突破台灣登山界二、三十年來的瓶頸,拿到尼泊爾政府的攀登許可,這事真是比登聖母峰本身還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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