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磨盤裡的王朝流轉——華夏民族歷史文化概說
一、嬴政的大一統
華夏民族歷史上的春秋戰國，無疑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歷史轉折關頭。與春秋戰國在年代上相近的西元前七百年至前五百年期間，古希臘經由從梭倫到伯利克里斯的努力，完成了從僭主制度到民主政治的轉變。古羅馬經由執政官以及元老院制度的確立，完成了從王政時代到共和時代的過渡。古印度經由「沙門思潮」，完成了從吠陀時代到佛陀時代的演變。相比之下，古希伯來民族在這段時期依然處在又荒蠻又屈辱的境地。古希伯來人定居迦南之後分裂出來的以色列王國和猶大王國，先後被亞述帝國和巴比倫王國所滅。亞伯拉罕的後裔們不得不繼續在他國為奴。
華夏民族最有可比性的歷史參照，與其說是希臘羅馬，不如說是希伯來人。相比希伯來人沒完沒了地滿世界飄泊，華夏民族始終固守疆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飄泊的希伯來人無意間完成了從荒蠻到文明的演化。雖然歷經磨難，幾近滅絕，卻憑著他們那副與眾不同的商業頭腦，成為中東的明燈。更不用說從這個族群裡出了多少影響整個人類歷史的頂尖人物，彪炳千秋。眷戀國土的華夏民族，不管多麼勤勞，也擋不住地趨於萎靡。這個民族的歷史上，被標榜作不可一世人物的，大都是梟雄獨夫，或者流氓痞子。且不說有思想的如何稀缺，即便是有性情的也愈益鮮見。倘若說希伯來人的歷史是進化的，那麼華夏民族的歷史，不得不承認，是退化的。
若要以一句話概括秦漢以降的中國歷史，那麼就是：從不間斷的野蠻戰勝文明。秦王朝雖然短暫，但野蠻戰勝文明的傳統綿延不斷。當然，這種現象在世界各地也同樣存在。比如尚武的斯巴達滅掉文明的雅典，又如日爾曼人入侵並終結西羅馬帝國，再如穆斯林入侵印度將佛教徒趕盡殺絕，等等。但在其它地方都沒有成為傳統，或者借用一個不精準的說法，沒有成為規律。唯有在中國歷史上，成了一以貫之的傳統。所謂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潛臺詞，其實是，比誰更流氓，看我的。
倘若從群雄爭霸的角度論說，嬴政選擇商韓之術稱霸天下，不過是在動物性的生存競爭法則面前選擇了制勝的手段而已。嬴政的無知無畏在於聽眾李斯建議，銷毀列國史書，只留秦史，「焚毀詩、書、百家語」。儒生賈誼的說法：「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以愚黔首說到點子上，廢先王之道，不知所云。秦國歷代君王從來都是想要強大、想要稱霸天下，一以貫之，哪有與嬴政不同的先王之道了？另據韓非透露，「燔詩書而明法令」，乃商鞅當年向秦孝公提出的建議。可見法西斯主義並非納粹德國的專利，兩千多年前就已有先例。毛澤東文革算是繼承先人傳統。至於所謂「坑儒」的真相，可能跟嬴政這廝追求長生不老之術時發現受了方士術士愚弄有關。既不算悲劇，也算不上喜劇，十足一場鬧劇。這跟兩百多年之後的彼拉多總督在極其無奈的情境底下將耶穌釘上十字架的曠世悲劇，其文化涵義相去十萬八千里。就秦始皇的這種荒唐而言，後來的毛澤東以秦始皇自居，倒是沒找錯榜樣。都是跟著身體跟著肉欲行事之人。
後世最為標榜秦始皇如何豐功偉績的一個依據，應該是其大一統之後的車同軌、書同文、量同衡。秦統之前的交通雖然有些不便，但也並非可怕到如何滯礙的程度。無論是陸路還是水路，全都四通八達。車同軌固然免了每到一處就得更換輪子的麻煩，但同時也使地方失去自我保護的機制。車同軌在西方有個實實在在的細節：歐洲發明鐵路的時候，那鐵軌間距是按照當年的羅馬戰車設定的。及至中國人進入鐵路時代，沒人想到過從秦朝的車同軌尋求禆益。民國年間鋪設鐵路之際，閻錫山為了保護山西人的權益，還曾特地將山西境內的鐵軌尺寸設置得與各地不同。饒是如此，山西也並沒有車不同軌而如何落後於社會的現代化進程，那裡的票號銀號照樣匯通天下，步入銀行時代。
秦朝的書同文，可能無意間給大陸四九年以後的簡化字樹了榜樣。只是兩者之間的文化內涵還是有些差異。同樣是表明王朝一統天下的霸氣，用秦人小篆統一列國文字，雖然也是種規範化，但畢竟沒有損害文字本身應有的構造。用簡體字取代繁體字，卻是對文字結構的肆意破壞，從而導致愛字無心，郎不歸鄉（愛的簡體字為「爱」，鄉的簡體字為「郎」），諸如此類的結構性殘缺。當然了，秦人小篆雖然不損列國文字，但後人因為沒有比較，會誤以為漢字的構造本來就是那樣的。事實上，對比秦人小篆與列國文字，可以發現小篆的具象性特徵極其鮮明，而有些列國文字符號卻有著很強的抽象性。文字與思維之間是有對稱性影響的，具象的小篆顯然與形象思維對稱，抽象性強的文字合乎邏輯思維和形而上思維。後世中國學子通常缺乏邏輯能力和形而上思維能力，是否與漢語文字經由書同文的小篆一統之後喪失了文字的抽象力有關？這是值得深思的。須知，伏羲先民的陶罐圖案，有著強烈的抽象意味。思維的抽象能力，在華夏民族是有傳統的。但那樣的傳統，由於書同文取消了列國間曾經有過的抽象性的文字符號而完全中斷了。比如公孫龍提出的白馬非馬，小篆的馬字是非常具象化的，而公孫龍所在的趙國的馬字，卻是比較抽象的。白馬非馬是個語言邏輯命題，具有極高的抽象意味，根本無法用形象思維來討論。幾千年來世人之於白馬非馬的誤讀，很可能跟趙國文字的抽象性與書同文以後的漢語文字的具象性的錯位，有關。當然了，這個話題需要作專門研究。此處暫且按下不表。
就算書同文確實有必要，但在用小篆統一文字書寫的同時，也得對列國文字持有一定的尊重才是。當年亞歷山大打敗過無數敵手，卻從來沒有滅掉過對方的文化。即便是商周之交，姬發打下朝歌，都還知道維護商王後裔的封地。嬴政一統天下之後，竟然連人家的文字和歷史都要抹去。可見，霸道通常源自極端的無知。
再退一步說，就算書同文沒有給華夏民族造成思維方式上的缺憾，也未必就是文化進步的標記。須知，倘若歐洲自始至終都使用羅馬帝國的拉丁語，那麼也就沒有文藝復興了。從文學上說，義大利的文藝復興，恰好源自但丁不使用拉丁語、而是使用其獨創的以托斯卡尼方言為主體的義大利語寫作了《神曲》。語言的生命力並不在於書是否同文，而在於口語和方言之於書寫的啟動。比如《詩經》裡諸如「七月流火」之類在今人看來文縐縐的句子，在當年乃是農夫口語。歐洲的文藝復興，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書不同文的成就所在。除了但丁之於義大利語的貢獻之外，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開創了英語寫作，賽凡提斯的《堂吉訶德》創造了西班牙語的經典，拉伯雷的《巨人傳》開了法語文學先河，如此等等。
後世津津樂道的量同衡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買賣能否做好，生意是否興隆，市場是否活躍，經濟是否發達，首先在於國家是否正常，各處各地的地方政治經濟環境是否自由從而是否充滿活力。整日價的打打殺殺，得了天下之後還妄想長生不老，就算量同衡了又怎麼樣呢？看看人家歐洲，在量不同衡的背景底下欣欣向榮得不行。及至當今量同衡的歐元橫空出世，反倒江河日下起來。可見，量是否同衡並非與經濟是否強勁、國家是否強盛劃等號的。
嬴政骨子裡是一個只知道以間雜著殘暴和陰柔的帝王術爭奪天下的妄人，根本不懂如何管理國家。跟後來的毛澤東一模一樣。即便是那三個同，也不是他的發明，而是來自他所不喜的儒家經典，《中庸》。有道是，「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當然，儒家提出這三同也並非是懂得管理國家，而是對當初周室那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迷戀。而且，在那三同之中，儒家最看重的乃是「行同倫」。至於車同軌、書同文之類，儒家其實並不如何操心。說在那裡，圖個以天下為己任的光鮮模樣而已。所謂儒家，就是徹頭徹尾的倫理家道德家，從來不懂國計民生。所以後世腐儒會振振有詞道： 餓死事小，失節為大。
二、竇太后的無為而治
那麼，看不起儒家的劉邦，是否真有什麼雄才大略呢？比起嬴政的狂妄，劉邦擅長的是小混混的機靈。倘若說嬴政踐行的是商韓之術，或者說中國式的法西斯主義，那麼劉邦的成功，開了中國歷史上流氓政治的先河。讀懂劉邦，只消細讀《三國演義》裡的劉備，便可一目瞭然。劉備玩的那些手腕把戲，大都是當年劉邦玩過的。中國歷史上以玩弄這種流氓政治當上皇帝的，最著名的可數出三個，劉邦，朱元璋，毛澤東。由此可見，毛澤東將劉邦和朱元璋放到一起讚不絕口並非一時興起，而是惺惺相惜。相比之下，英國史學家湯恩比完全不知就裡，竟然將劉邦與凱撒相提並論，信口開河劉邦「親手締造了一個昌盛的時期，並以其極富遠見的領導才能，為人類歷史開創了新紀元」。這要是讓毛澤東看了，沒準會哈哈大笑。人類新紀元？不要說劉邦從來沒想過，就連毛澤東也從來不把人類的未來當回事。玩弄流氓政治的政治流氓要的只是江山，有道是「江山如此多嬌，令無數英雄競折腰」，根本不在乎什麼人類新紀元。
但不管怎麼說，嬴政畢竟還留下不少政治遺產，除了三同之外，尚有萬里長城、以及郡縣制之類的功業。相比之下，劉邦除了創建了一個延續四百多年的王朝之外，實在想不出有什麼政治創新可言。劉邦王朝標榜黃老之術，說穿了無非是了無建樹的遁詞。或許誅殺功臣，尤其是那個剪除外姓王的「白馬之盟」可以算作是劉邦的首創，為後來的朱元璋乃至毛澤東相繼效仿。既有軍事天才又有政治雄圖並能管理國家甚至還具城市規劃能力的凱撒，豈是劉邦可望其項背的？湯恩比的胡亂比附真是讓人大跌眼鏡。
真要舉出能夠與凱撒相比較的人物，項羽算半個。這裡指的是軍事才能和貴族氣度。以五萬兵力擊敗四十萬秦軍，僅率三萬精兵大破數十萬漢軍，這樣的戰例，不要說在中國軍事史上，即便是世界軍事史上，恐怕也極其鮮見。如此手筆，在劉邦想都不敢想，更不用說沒有讀懂中國歷史的湯恩比。難怪曹操帳下的郭嘉如此驚歎：「昔項籍七十餘戰，未嘗敗北」。然而，比起凱撒，項羽並非治國之才，更不懂政治。所以只能算半個凱撒。但項羽的這種缺陷，並非是中國人眼中的有勇無謀，而是有軍事天賦而了無政治頭腦。政治不等於權謀，或者說，權謀只是政治手腕，而不是政治本身。
凱撒因為做了獨裁官而被謀殺的悲劇，並非是權謀高低的結果，而是政治本身的衝突，亦即羅馬究竟是走向帝國還是繼續共和的互不相容。在這場血案之中，不僅凱撒是悲劇人物，主謀布魯圖斯也是悲劇人物。布魯圖斯並非凱撒的死敵，而是凱撒有所提攜的親密朋友。血案過後，布魯圖斯給羅馬公眾同時也給歷史留下的名言如斯：「我愛凱撒，我更愛羅馬」。事實上，凱撒對羅馬的熱愛，絲毫不亞於布魯圖斯。彼此的衝突並非個人恩怨，而是羅馬的前途：要帝國還是要共和。在這樣的衝突面前，就好比荷馬史詩《伊里亞德》描寫的阿基里斯和赫克托耳的交戰一樣，旁人很難判斷誰是誰非。儘管羅馬最後還是走向了帝國。
相比之下，楚漢相爭的內容，無關國家前途，不過是天下的歸屬而已。換句話說，天下只能有一個皇帝，不是你就是我。彼此要的，都是王朝。倘若要說有點小區別的話，那麼就是，假設是項羽勝出，有可能會在某種程度上回到秦朝之前的列國狀態裡；但項羽沒有明確自己的政治主張，打出旗號。而劉邦勝出，無疑是百分之百地走向劉姓王朝。項羽在某種意義上扮演了類似於布魯圖斯的角色，以滅秦的復仇方式，顛覆嬴政的大一統。但這在劉邦卻絕對不可能有任何回到先秦的念頭。項羽假如有政治頭腦的話，那麼就應該挑明是要回到列國還是繼續秦式大一統的政治分歧，讓天下人作選擇。
當然，更重要的是彼此氣質上的迥異其趣。項羽其人，韓信說他有「遇弱則憐的婦人之仁」，陳平說他「恭敬愛人」。這種性格確實很像凱撒。同樣的戰爭天才，同樣的有情愛之心。倘若不是對情人的一往深情，凱撒理當防範與他政見不同的情人之子布魯圖斯。項羽之於虞姬的愛憐已成絕唱，毋需贅言。這裡想要指出的是，他在鴻門宴上的有所不為。要是劉邦處在項羽的位置上的話，絕對不會像項羽放過他那樣放過項羽，一如他老婆呂雉做穩了皇太后還不肯放過戚夫人。貴族與流氓的區別，有時就是這樣顯現出來的。高貴雖然總是成為失敗的緣由，但高貴所獨具的人之尊嚴，卻是做成了皇帝的諸多流氓永遠不可企及的。
面對渾濁的男人世界，女性的眼光是最清澈最具說服力的。有關劉邦、項羽，有李清照的名詩為證：「生當做人傑， 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這首詩幾乎就是一面歷史的銅鏡，既照出了項羽，也照出了劉邦，更照出了勾踐，照出了如同勾踐一般的小人。因為要是放在勾踐，不管有多麼狼狽，肯定過江東。哪怕爬雪山走草地，也要過江東。小人報仇，十年不晚。
楚漢相爭的歷史，贏家姓劉，詩意在項羽。並非歷史上所有敗者都詩意盎然，但比之劉邦，項羽人格的審美價值不言而喻。楚漢既是政治軍事的界分，也是華夏民族從詩意盎然的先秦諸子走向越來越流氓的王朝輪迴的一個歷史地標。不管怎麼說，項羽就是屬於春秋戰國時代之人，而劉邦身上了無先秦時代的人文氣息。一個是先秦貴族，一個是新興流氓。這類流氓的種種猥瑣，後來在劉備身上得以淋漓盡致的體現。好在那個時候的項羽變成了氣度不凡的曹操。曹操是個在各方面都足以與凱撒比肩的政治領袖。軍事天賦，政治頭腦，個人性情，貴族氣度，什麼都不缺。比起凱撒，曹操還多了文學才華，頗有些集凱撒與西塞羅於一身的風範。倘若湯恩比尚在人世，真想推薦他好好讀讀曹操其人其事，讓他知道一下中國歷史上的凱撒是什麼模樣的。
曹操與劉備的一個根本區別在於，劉備不過是劉邦的翻版，了無新意可言。但曹操卻有著劉備所不具備的精神底蘊： 漢末黨錮慘案殘存的士子理想。當年陳蕃、李膺諸子在青年曹操心裡刻下的烙印極深。但曹操的與眾不同在於，一方面繼承了漢末黨錮精英的氣度，一方面選擇了與那批英烈完全不同的經世之道。不再醉心於以儒治國，而是選擇了切實可行的從政方式。
漢末黨錮乃華夏士子在歷史上的一座豐碑。諸多英烈的大義凜然，既是先秦諸子在精神風貌上的某種承傳，也是以儒治國的悲壯謝幕。
自東漢劉秀開始的以儒治國，可說是漢家皇帝之於先祖劉邦實在太沒文化的一種補缺，也可以說是那些自以為是的漢代儒生之於皇帝的政治忽悠。漢儒的興盛，與嬴政的「坑儒」多少有些關係。由語言—無論是演說還是書寫—構建的學說，經由血的祭奠，通常會在世人尤其是士子心目中演變成絕對真理。這種現象一般都是非理性的，無法用邏輯加以闡釋。當董仲舒把儒家學說提高到天人合一的高度、從而提出「廢黜百家，表彰六經」的時候，很難說背後沒有「坑儒」造成的激昂。歷史雖然不講邏輯，但某一種學說的起伏，就是這麼的非理性。
相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時間上相差一、二百年的羅馬帝國。當華夏歷史進入王朝輪迴之際，羅馬也正從共和走向帝國。這與其說是凱撒的勝利，不如說是權力本身的失控。但羅馬皇帝萬萬料想不到的是，擺脫元老院約束的皇座，會遭遇到基督教的挑戰。其情形一如法利賽人和猶太祭司怎麼也想不到，真正的福音竟然來自一個木匠之子的佈道。彼此較量的結果，便是那個與世長存的十字架。法利賽人和猶太祭司們毫不猶豫地把耶穌交付羅馬總督，並且硬要總督處死他們這位離經叛道的猶太同胞。在彼拉多和耶穌之間，沒有任何過節，更何況總督夫人還是耶穌的粉絲。基督殉道確實出自其猶太同胞的嫉恨。
整個殉道過程之中，惟有殉道者耶穌是最為平靜的。他平靜地接受鞭笞，平靜地扛起十字架，平靜地被釘上十字架。耶穌沒有憤怒，憤怒屬於法利賽人和猶太祭司；耶穌也並不無奈，無奈屬於彼拉多總督。因為這是耶穌自己為自己作出的選擇。當耶穌發現他所宣講的福音很難讓猶太同胞聽懂的時候，尤其是當他發現他所挑選的門徒也很難聽懂他在講些什麼的時候，他只能作出如此選擇：將自己毫無保留地交付出去。
倘若說這是一場悲劇的話，那麼與其說是人間的，不如說是天降的。耶穌是天。天人是無法合一的。只有人升格為天，才能知道天意何在。然而，生命與宇宙是對稱的。作為天降的成道者，耶穌知道這種對稱的秘密。所以他有信心傳播他的福音。在被釘上十字架之後，當耶穌發現眾門徒依然茫茫然不知所措，他又毅然決然地選擇了既具書寫能力又有羅馬公民身分的保羅，成為基督福音的傳播者。保羅沒有辜負耶穌的期望，成功地構建了基督教，當然，也是以將自己完全交付出去的方式。
在基督教面前的羅馬皇帝，次第走過了從尼祿的無知到君士坦丁的了悟，最後宣佈基督教為羅馬國教。
基於這樣的參照再反觀漢儒的努力和漢朝皇帝的回應，便可一目瞭然。
董仲舒不是保羅，一如孔丘並非耶穌那樣的成道者。孔丘再老於世故，孟軻再烏托邦激情，他們都明白自己在說些什麼，也都知道把話說到什麼程度。但董仲舒沒有這樣的明白。董仲舒骨子裡是個妄人。孔丘也罷，孟軻也罷，不管把話說到什麼份上，都知道自己並非獨尊。董仲舒把儒家學說上升到天的高度，越過了子不語怪力亂神的界限，乃是對孔孟學說的無知。董仲舒通過君權神授把皇帝捧到天上，把莊子的天人合一歪曲成了皇帝不是凡間物的君權至上，乃是不折不扣的帝王崇拜。孔丘傾慕周公，但並不一味地崇拜天子；孟軻以民為本，在君王面前挺直了腰板理直氣壯。因為孔丘、孟軻的言說語境，是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而董仲舒的理論語境，卻是嬴政的一統天下。董仲舒下意識地認為，既然天下可以一統，那麼學說也應當定於一尊。歷史上，專制的政治可以造就專制的學說，一如商韓的法西斯理論可以成就嬴政的大一統專制集權。政治實踐和理論構想就是如此互動的。
比起保羅身體力行乃至獻出生命的佈道，董仲舒的胡思亂想輕浮得不行。不要說以血祭奠，即便是閉門造車的孤寂都不曾有所經歷。德國哲學家康德閉門造車式的建構純粹理性體系，其全身心的投入本身就極其純粹。董仲舒的虛妄背後卻是極其世俗的功名追求。不僅廣收弟子，還扮演帝師，心馳神往於廟堂。董仲舒吹的是儒家學說，抬的是自己的身價。儒家的存在，通常離不開君王，不是伺候於側，如酈食其、轅固生之流；便是仰望於學堂，從孔丘、孟軻到董仲舒、孔安國，莫不如此。孔丘、孔安國還有出仕經歷，算是孔家的為官傳統。
漢儒的空前活躍，並非是士子的心血來潮，而是儒生之於華夏文化話語權的拼搶爭奪。繼嬴政一統天下之後，似乎輪到儒生來定於一尊了。為此，孔安國不惜偽造諸如〈泰誓〉之類的《尚書》篇什，將令人髮指的罪名強加到紂王頭上：挖心剖肚，火烤斬足，殘害忠良。後世的《封神演義》據此把紂王寫成了一個十足的惡魔。當然，這還只是小菜一碟。
真正偽造歷史的要角，當數司馬遷、班固。這二位首屈一指的大史家著史，文學得不行，並且還是文以載道的文學性書寫，將歷史作了百分之百的儒家立場取捨。炎黃之戰之後的改朝換代，被司馬遷寫成了美麗的禪讓傳說。炎黃之戰之前的伏羲族歷史和伏羲文化，被司馬遷完全切除。華夏民族八千年的歷史被司馬遷硬生生地編造成了從黃帝開始，亦即後世津津樂道的上下五千年，砍去了幾乎整個伏羲族時代。所謂的三皇五帝，黃帝既位列三皇，又高居五帝。整個一筆糊塗帳。炎黃之戰中有位重要人物，刑天，在《史記》中完全不見了蹤影。退一步說，就算上古歷史過於遙遠，春秋戰國對於司馬遷來說應該並不相隔很久。可是諸子百家，在《史記》中不知被刪除了多少家。有趣的是，孔丘被列為世家，而老聃卻被司馬遷與韓非並排寫在列傳裡，與仲尼弟子相當。莊子、墨子、楊朱、公孫龍子等等諸子彷彿從來沒有存在過一樣。要不是有《竹書紀年》殘存的魏史相對照，華夏歷史還真的就這麼被司馬遷給搞定了。以致就連研究中國文化的美國教授，都會給自己起個漢語姓名，史景遷，向司馬遷表示景仰。
一部信史的著述，並不在於發憤寫作，更不在於雄心勃勃，而在於求實和誠實。一個被皇帝殘害過的臣子，有點牢騷是可以理解的。但司馬遷並非屈原那麼僅止於受了天大的委屈，而是志向忒過遠大；竟然以認定每五百年就會出一大聖賢，從周公說到孔丘最後說到自己。窺覷天下的政治流氓會歷數帝王數到自己頭上，發憤著史的司馬遷居然也會仰慕聖賢最後仰慕到自己頭上。這也太搞笑了吧。
正如對江山一有野心就會發瘋，著史一有野心也會喪失起碼的誠實。底線的突破，僅在於一念之差。司馬遷在〈報任安書〉裡有言：「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既然才懷隨、和了，行若許由、伯夷那樣，又有什麼不可以為榮的？非得要與姬旦、孔丘並駕齊驅才覺得榮耀麼？難怪排斥莊子、墨子，更不懂楊朱貴己貴在哪裡。貴在平常心。司馬遷《史記》的失誤就失在於缺乏平常心。
但不要以為班固有什麼平常心。按理說，漢朝書生寫漢朝歷史，是最不可能失手的。可歎這個班固，憑空杜撰了「天人三策」，極其文學地硬將董仲舒推到漢武帝面前，從而將一件從沒發生過的事情，敘說得有聲有色。倘若說《史記》失之於偏見太深，那麼《漢書》失之於大擺烏龍。不過，《漢書．藝文志》無意間披露的《史記》刪除的諸多先秦諸子名單及其著述，讓後世總算得以窺見一斑。
比起西漢儒生的種種失常，反倒是幾代皇帝正常得很有平常心的底氣。尤其是文、景二帝，有點黃老的意思。儘管歷史上盛傳的黃老之術，其實是不知什麼人的胡亂捏合。黃帝是遊牧蠻族的首領，老子是用文字傳達了伏羲文化資訊的思想家。根本不是一回事。此處權且以訛傳訛地借用言之。
黃老之術放在劉邦身上，彷彿是在嘲諷高祖的了無政治建樹，但放到文帝、景帝身上，倒是恰如其分。治世皇帝做到文、景二帝的份上，也算是對得起黎民百姓了。因為所謂的黃老之術，其實就是不擾民。凡事儘量做減法，不做加法。老百姓最怕的是好大喜功的皇帝，窮兵黷武的皇帝。一會兒抗美援朝，一會兒大躍進，還有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老百姓還要不要活了？文、景二帝不搞這一套。他們的治世方式極其儉樸，能不打擾民眾就儘量不打擾。此乃無為而治的真諦所在。文、景二帝顯然明白這樣的道理。用《道德經》裡的話來說則是：「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者愛也，儉者，不多事也；不敢為天下先者，乃是了無崛起聳起之心也。水往低處流。最強大的國家，通常最低調。最虛弱的國家，才會聲稱自己多厲害。
低調行事之人，通常有寬容他人之胸襟。皇帝也如此。漢、景二帝雖然行黃老之道，身邊卻不乏儒臣。那些儒臣除非像晁錯那樣捲入權力之爭，群臣之間一般都相處得不錯。轅固生對《道德經》出言不遜，惹惱竇太后，被扔給野豬對陣。景帝悄悄地塞給轅固生一把刀子，替他解困。轅固生持刀殺了野豬，竇太后就此作罷，不再為難。這段子中的三個人物，全都很可愛，令人莞爾。衝突是嚴肅的，氣氛卻是喜樂的。儒裡儒氣的轅固生為人耿直，在漢室做官一直做到九十多歲，至武帝時代才退休。劉徹可不是文、景，不好相處。
竇后氣度不凡，可以說是文、景之治的脊樑。最初是文帝的皇后，然後是景帝的太后，最後又是武帝的太皇太后。深諳老聃無為而治之道的帝王人物，歷史上可以數得出來的，也就是竇后及其夫君文帝、其子景帝。這三者之中，又以竇后為最。千古一后。後世的武則天雖然聰明絕頂，但根本無以望其項背。須知，《道德經》問世之後，讀懂的人都屈指可數，更何況讀懂之後能夠身體力行的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就近說，竇后乃西漢文、景之治的中流砥柱；從遠追溯，依稀可見伏羲時代那位著名的女性領袖女媧的身影。《道德經》中的政治綱要，並非老聃憑空杜撰，就是當年伏羲時代的歷史遺產。這份遺產的殘跡，同時見諸《洪範九疇》。從伏羲時代的女媧，到老聃著述的《道德經》，再到漢朝深得《道德經》真傳的竇后，這是華夏民族彌足珍貴的一線歷史文化命脈。值得學者深入研究，值得史家大書特書。然而，司馬遷和班固卻心照不宣地隻字不提！《史記》、《漢書》之中，不見竇后蹤影。
後世研究中國經濟史的學者，可以文、景之治中發現海耶克所倡言的自由經濟。他們同時又可能會驚歎，站在皇帝身後主導彼時自由主義經濟時代的，竟然是一位女子。這段歷史雖然很短暫，但足以令人重新審視華夏民族的歷史。什麼樣的治國方式是予民自由的，什麼樣的權力制度是奴役民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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