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鐵姆剛滿三歲時，他的母親姜妮（註 鐵姆不是他的真名，他的母親和下面另一位女孩的名字也都是化名。）發現他要進入華盛頓特區高級私立學校的夢想出了問題。鐵姆的父親便曾入學於這地區一個最優秀的學校，很希望兒子也能進去，但華盛頓特區的政治人物、科學家、律師還有企業界人士的子女極多，競爭的狀況相當激烈。姜妮最擔心的是鐵姆智商的成績，那是進入當地幼兒園必先通過的條件。
「給三歲幼兒作測驗，真教人頭疼，但又有什麼辦法！」姜妮大約三十出頭，是一個漂亮而隨和的年輕媽媽。
比頭疼更糟糕的是，姜妮知道鐵姆是個每試必敗的孩子，因為她所敦請的私家入學顧問便曾測驗過鐵姆，並且十分清楚他的脾氣。這種專業顧問要價不菲，都在千萬元左右，他們保證給年幼學童做出評估，也為家長解說不同學校裡不同的教育目標。他們經常也實際模擬智力問題─或者部分的智力測驗─以觀察學童的性向，然後建議申請最適合他們的學校。得分的高低，決定學校的種類，測驗最初的目的是幫助孩子做出最佳的選擇。
那天鐵姆受試時，這位顧問要求姜妮離開現場。半小時後她傳呼姜妮回來，告訴了她不好的消息。她能給鐵姆的建議是，去一所地方偏遠、專門為有語言障礙的兒童設立的幼兒園。對姜妮的家庭來說─也是對所有東海岸受過最好教育的家庭來說─這無疑是把打算上長春藤大學的人，分配到衛星地帶如內布拉斯加大學去一樣。
「我覺得慘透了，」姜妮回憶那天的經歷時說，「我哭了三天。她告訴我鐵姆是個『愚人（moron）』。」她不自覺地援用了一個早年因為智力測驗而廣為流傳的分類術語。稍作停頓後，她改口說那位顧問並沒有明言鐵姆是個愚人，只是禮貌地暗示。「她告訴我鐵姆的智力好像有點問題。」
顧問還建議鐵姆應當先做語言的治療，這便是為何在鐵姆正式上學前，他的母親送他去一個語言治療中心，每週兩次。在早期的治療過程中，治療師要求他編造一個故事，但鐵姆辦不到，只好一言不發。當他終於說話時，他的「嗯呀，嗯呀」之聲像連珠砲一般放個不停。
「嗯，不，不，嗯，嗯，嗯，嗯，天哪，我呀，我沒有農莊。對，對，我家有個農莊。對。嗯，不對。你知道？我有一個，嗯、嗯，我有一個嗯，嗯，嗯，嗯一個，不對，我沒有，沒有，沒有一個農莊。」
即使一個能言善道的小孩，有時也會像冰冷的摩托車，半天發動不起來，特別是答覆一個陌生人的問題（偏偏問的又是關於什麼農莊）。不過鐵姆從來就不會表達自己。在這次治療的測驗中，他只得到了兩分─倒數第二名。姜妮當然知道這將是鐵姆的致命傷，因為在華府地區的私立學校全靠智力測驗與成績來發給入學許可證。這種以語言能力作為測試的基礎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鐵姆的命運似乎已經底定。
華盛頓特區的學校發布給當地家長一個多元消息。一方面他們請求家長放鬆：智商的成績並不那樣重要，它只是眾多條件中的一個條件；另一方面，他們則警告父母們說，測試那天孩子如果生病，脾氣暴躁，或者心情不好，千萬不要讓他們參加考試，清楚暗示了這項測試事關重大。事實上，測試的分數遠比學校官方發布的訊息來得重要。學校當局為了讓父母不要過分緊張，才想用語言來安撫他們。從教育的角度來看，智商的較量當然無可厚非。畢竟，絕大多數申請入學的學生都是衣冠楚楚，談吐優雅，聰明伶俐，而且多半來自富裕、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家庭。正如一位當地的心理學家所說，學校當局該怎樣才能「刪減」這些過多而優秀的三歲兒童呀？
假如一個孩子在接受測試的當天不能跟他的測驗師做良好的溝通，將是做父母的最大的夢魘。瑪麗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瑪麗是位棕髮的華府女孩。那天她走出她的心理學家的辦公室，而這位三十出頭的心理測驗師帶她進入另一間測驗室。
「瑪麗，你知道馬（horse）跟幼馬（pony）有什麼差別嗎？」測驗師開門見山地提出了問題。
瑪麗完全不理睬她，只抱著她的洋娃娃坐在長椅上。她正好坐在我的旁邊，因為我那天也在等候一個面試。
「瑪麗，妳知道馬跟幼馬有什麼差別嗎？」測驗師把問題重複了一遍。瑪麗聽話很有選擇性，她比結婚了三十年的人還要有分寸。也許討論馬跟幼馬之間的差異確實有點無聊，但對一個固執不化的小女孩來說，告訴她這只是一個測驗，而且是一個很重要的測驗，已經為時太晚了。當測驗師第三次委婉地再提出這個分類的大問題時，瑪麗受不了了。她轉身向我，把洋娃娃的鼻子不屑地指向測驗師，說：「你能給我的洋娃娃換張尿布嗎？」
誰知道瑪麗今天的成績會給她多少麻煩。測試主要想知道受試者先天的能力，但我們都知道，孩子受試時的情緒會大大影響測試的計分。多少年來，智力測驗評論家始終相信，只有那些一心一意服從規則的「好孩子」才會在測試中取得高分。主張公平的心理學家希望把孩子的情緒和能量加入評分的考量，但他們能做的事其實很有限，因為他們接觸孩子，只有那麼短暫的幾分鐘。
在鐵姆接受語言治療的過程中，姜妮並不清楚他們在做些什麼。她相信治療師還不錯，「只可惜她不是很用心，好像也不夠聰明。有一回當她看鐵姆畫畫時，曾當面對鐵姆說，『你畫的畫很不正常。』」
姜妮解釋說，「他們相信在某一年齡層次上的孩子，一定要能畫某一種形象的東西。」姜妮把鐵姆又送到另一個職能治療師的學校去學習電動車粗淺的技巧，雖然自己也感覺有點不可思議。她聽人說職業治療很有效果，但她不相信這中間有多少「科學的證明」。治療師給她一把刷子，要她用刷子摩擦鐵姆的皮膚，希望鐵姆能逐漸對自己的皮膚有正常而舒適的反應。照規定，姜妮和她的丈夫必須每天使用這把刷子，但他們懷疑實際的功效，因此用得很少。
「在那段時間裡，」姜妮說，「鐵姆每週去語言治療中心兩次，去職業治療中心兩次。」也許與此有關，也許與此無關吧，鐵姆變得口吃起來了。「他整個臉孔都扭曲了。」姜妮說時，把雙手捧住臉。她開始另請一位語言治療師來治療鐵姆的口吃。
智力測驗看來對鐵姆愈來愈不利了。幸而華府地區有如鐵姆的家庭，並不完全仰賴華府當地的學校。另外有些學校是專為勞動階級的子女而設的，只是它們的升學率很低，多於半數的學生閱讀和算術都不及格，而僅有六成的學生可以在高中畢業。因此當一切治療還在進行中時，姜妮安排了一個當地的智商測試，想一窺究竟。在鐵姆快到五歲時，他參加了一個名叫WPPSI的智力測驗，WPPSI正確的讀音是「韋卜西」，也就是「韋氏學前小學生智力測驗」（Wechsler Preschool and Primary Scale of Intelligence）的縮寫。這是專為學前兒童規劃的標準測驗。
這位心理測驗師發現，鐵姆「有問必答，對他們的談話也深具好奇心，因此很容易地建立了互動的關係」。她問的問題都是最普通的常識，例如水變冷時會有什麼變化？她還給了他一個「脫困遊戲」，和一個計時的木塊拼湊測驗。她用動物的圖片要他說出動物的名字，並要他堆積木。她發現他認識不少的字。
雖然鐵姆一開始還很放鬆，認真，但不久便失去了耐性。在報告中，心理測驗師描述道：「當問題變得困難時，特別是在一問一答的過程中，︹鐵姆︺很不願意動腦筋，說話也感吃力。好幾次他感到沮喪，問他媽媽能不能『現在』就帶他回家。至少有兩回，他哭出了眼淚，投在媽媽的懷裡，接受媽媽的撫慰。」
姜妮對鐵姆智商的操心，結果證明絕非過慮。四歲時，雖然鐵姆在電腦上有很好的表現，可惜電腦的操作不是智力測驗的項目。自從有智力測驗以來，對學童所強調的總是語言和電動技巧，而這兩個領域，與鐵姆同年齡的孩子相比，正好是他的弱點。他這次測驗的計分是「三十四」，跟他早些時候語言測驗的「二」分相比，進步多多了，然而從華府私校的水準來看，距離還遠哪！
「假如你想進入華府私校，但你的孩子測試成績不佳，你最好打消這個主意。
反正三十四分的成績是絕無希望的。」姜妮發出了這樣的感歎。絕大多數父母都知道，想上華府的第一流私校，你得有九十分以上的成績。學校當局從不明言他們入學的門檻，但門檻是一定有的。正如一位心理測驗師所說，席德威小（Sidwell Friends，一座全美最好的小學，位於華府的西北角）「如果能從一批九十分的學童中挑選學生，⋯⋯他們不選高於九十分的學生才怪！他們別無他途。前往該校報名的學生，我知道，都來自華盛頓最優秀、最傑出的家庭」。
得到測試的成績後，鐵姆的父母沒有帶鐵姆前往他父親上過的幼兒園報名。他們送他去了一所沒有這些囉囉嗦嗦條件的學校。那裡的設備不能與私校相比，學生的父母甚至還得湊出錢來，聘請一位音樂教員。校方行政單位曾向市政府申請改善學校的環境，但許多年過去了，卻毫無結果。然而姜妮覺得那裡還是有許多優良甚至極佳的老師，尤其在較低的班次中。當鐵姆在幼兒園上學後，姜妮決定停止鐵姆的種種治療。
「我應當說治療還是有用的，」姜妮說，「不過我相信他已經走出了他的困境。」不管是什麼理由，自從鐵姆中止治療後，他的口吃霍然而癒。即使如此，當姜妮第一次會見鐵姆幼兒園的老師時，她告訴姜妮，鐵姆是個好孩子，只是可能有點學習上的障礙。數星期後，這位老師把姜妮拉到一邊，說她錯了：「他的問題不多。」鐵姆是個正常的孩子。當姜妮敘述這句話時，可謂喜上眉梢，早年那些治療師給她的痛苦也全部一掃而空。
「他從此以後無往不利。」姜妮回憶說。有一年，鐵姆公立學校老師還在他的成績單中寫道：「鐵姆的學科表現非常優秀，尤其是閱讀、算術，和作文。除此之外，我們還注意到鐵姆對科學特別感到興趣。他的求知欲非常強，深入科學領域和技巧也漸趨成熟。」
鐵姆在公立學校生活很愉快，姜妮也很高興他上的是公立學校。她相信他一定會「一展頭角」，如果他有一天轉學到私立學校去的話。她的丈夫也迫切希望鐵姆能盡快到他的母校去。華府地區的私校有一個不成文的傳統，若想進入私校必須盡快；愈晚入學，入學愈難。為了這個緣故，姜妮在鐵姆六歲時帶他去參加「韋卜西」智力測驗。這次他獲得了七十九分。雖然仍非令人羨慕的成績，但大約已經接近私校入學的邊緣了，不負他們事在必成的家庭決心。雖然如此，姜妮和她的丈夫還是決定讓鐵姆留在公立學校裡，準備一年後再作測驗，取得更高的成績。
當鐵姆七歲時，他們母子又出動了。這次參加的測試叫做WISC（韋士克，即韋氏兒童測驗，Wechsler Intellingence Scale for Children，是較韋卜西更高一層次的測驗）。在接受語言治療的四年間，鐵姆遠遠脫離了他「嗯呀，嗯呀」的窘狀。心理測驗師發現他「熱心、專注、能盡他之所能，對他自己的表現十分在意，也求好心切，只是有時對自己沒有太多耐性」。鐵姆的表現很好，尤其是在與語言無關的地方，例如彩色物塊的歸類和給未完成圖畫的補充。
在這次WISC的測試中鐵姆總共得到九十八分，較三年前增加了六十四分。得到了如此的好成績，鐵姆有足夠資格申請任何一所最好的學校，不久後也正式被他父親的母校接受入學。儘管去長春藤大學還有一段距離，看來他已經上路了。
雖然他始終有點語言發展上的困難，但考三十四分的鐵姆，跟九十八分的鐵姆，完全是同一個人。心理學家說，這種差異性並不常見，雖然他們一致承認，智商的分數，不到學童變為成人，不能夠被「設定」。
「任何小孩子五歲以前的智商顯然不會穩定，因為在這個年齡，孩子的認知過程正在快速地生長。」哈科評估（Harcourt Assessment）公司的研發主任戴安娜•柯爾遜（Diana Coalson）說。韋卜西和韋士克兩種測試便是他們公司的產品。
如此粗糙、狹隘的評估，而使用的又是充滿壓迫感和一連串還有待商榷的問題，怎能了解人們潛在的智力，又怎能讓學校、企業界和政府機關，在許多複雜的情況下決定人材的高下和去留呢？答案只有一個：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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