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序（節錄）
黃恕寧、康來新
王文興自一九五八年發表第一篇短篇小說〈守夜〉以來，至今已有五十五個年頭了。回顧這五十多年，王文興在虛構敘述文類方面，一共發表了二十二篇短篇小說，一個中篇，兩個長篇，加上一齣獨幕劇。王文興曾言《家變》的出版史可謂一部「喫驚」史，曾令他為之三驚；其實，細看他一生的創作史，也有三驚：寫速慢得驚人，產量少得驚人，難度高得驚人。這樣的創作史，不僅見證了作家的藝術良心，並為我們探究文學藝術之路點燈。
王文興在與此書同名的一篇散文〈無休止的戰爭〉中曾說：「無休止的戰爭是要談到和我有關的文字之爭……這場戰爭已進行近卅年，我也已經筋疲力竭，但顯然這場戰爭還要無休止的持續下去。」此書上下二冊一共收集了自一九六七年以來的二十五篇文章，旨在辯證這場戰爭的真貌和成果。
此書期對王文興作品研究，做一個總體性的回顧，探討之主題甚多，包含寫作的時代背景與時代性、創作理論的承繼與超越、作品的結構組織與技巧、統一性的主題與哲思、人物個性與設計、語言特質與文體風格、與中外文學文類和作品之對比與影響、作品之英譯情形、以至於作家紀錄片的拍攝與劇作的演出等，不勝枚舉。論文作者們亦站在不同的角度，以各種不同的研究理論和方法，竭盡其力地為我們解析王文興的創作美學，舉凡文學、史學、美學、哲學、詩學、戲劇學、敘事學、修辭學、語言學、字形學、翻譯學、心理分析學、符號學、比較文學、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等，包羅萬象。
【上冊】
（一）時空二篇
第一篇〈現代主義與臺灣現代派小說〉為張誦聖一九八八年出版的著作，是以臺灣現代派小說為中心，闡述臺灣小說自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八〇年代的發展及相關研究的重要論述。此文前半部，以西方現代主義表層的藝術表達方式和深層的認知精神為本，評介六〇年代臺灣現代派小說接受其影響的狀況及演化出的特質──菁英式的美學觀，包含了提升本國文化，並透過向西方現代主義的藝術形式與批評觀念借鏡提高本國的文學藝術；繼而追溯現代派小說在七〇年代、八〇年代的發展，涵蓋了其與鄉土文學之間政治策略性的對峙和藝術層面的交會等錯綜複雜的關係，續而論述八〇年代文化生態與文壇的新興風貌。文章的後半部，檢討了新批評理論／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理論對臺灣現代文學的優缺點，認為前者對作品表層的析解十分有效，但處理深層結構意義之衍生、文本間的文義互涉則有所不足。張文特別指出王文興的語言實驗在其兩部長篇小說裡，表現出「遠超過了表層結構的模仿」。張誦聖的分析兼採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理論觀點，釐清了各派文學創作的千絲萬縷糾結纏繞的內緣、外緣因素（即包含社會、政治、經濟的面向），做到了對現代派小說特質，以及對六〇年代初至八〇年代末的臺灣文學整體性的回顧。更有甚者，此文闡明了王文興作品的深層現代主義精神和成就，以此歸結了其在臺灣現代文學史上不可磨滅的崇高地位之因。
第二篇〈六〇年代現代主義文學？（節錄）〉為柯慶明一九九五年發表的文學史重要著作，此文檢視臺灣六〇年代文學與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關聯性，作者回顧了自一九五〇年代至一九七〇年代與文學史相關的文獻，蒐集資料豐富且精要，論證銳利且透徹，至為重要的是，作者是將六〇年代文學置於悠久的中國文學史脈絡中，顯示其文變真正的創新之處，抑或稱之為「時代性」。由於中西歷史、文化的差異，柯慶明質疑現代主義文學對中國文化的震撼力同於它在西方文化中那麼強烈。他引述了自紀弦現代詩宣言開始，文壇上曾經對「現代文學」（主要是詩和小說文體的）所作的重要論爭，剖析中西文學傳統分別在臺灣六〇年代文學產生的意義。柯慶明認為，從理論和創作雙方面來看，西方現代主義所倡導的象徵主義、心理分析、多意複旨、意象之破碎與濃豔豐褥，甚至怪異晦澀風格等，確實構成了六〇年代現代詩與小說的特質，然而這些特質卻與中國古典詩歌有著形式與內涵兩方面的關聯和相似性；橫的移植與縱的繼承，兼容並包於文學創作實踐中，使得六〇年代現代文學超越五四文學和抗戰文學的「新」文學，成為具備「視野闊大」、立足於「本土現實」、「技巧多變而能妥適運用」并「形成言之有物」的一代文學。王文興是六〇年代現代文派作家中最具創意者，柯文中多次引用其作品和創作觀為例，解釋其觀點。此文是少數以中國文學史立場討論王文興創作意義的著作，其對六〇年代王文興創作之時代背景之闡述十分細緻且精闢，實乃擲地有聲之一家言。
（二）主題八篇
第一篇〈探索王文興小說裡的悲劇情調〉是楊牧一九六七年發表的論文，也是文學評論史上第一篇綜述王文興小說創作主題的文章。楊牧秉其詩人兼學者的敏銳，且為作家之舊識，洞悉貫穿王文興短篇小說的主要命題──命運。此文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王文興的小說裡表現得最沉着有力的主題是……命運」，被研究者廣為引用，已成名句。以此句開啟，全文勾勒了命運在不同作品衍生出的各種情節和面目，或是偽善、虛榮，或是幻滅、悲痛，然而皆化為「陰暗的氣流」，具有「懾人的氣氛」。除了廣泛討論了命運的主題，楊牧尚指出王作中常見的技巧，如「急落」、「律」（unity）和「戲劇鬆散」（comic relief），並對王文興日後更引人注目的「鍊字」作了簡要形容。此文雖出版近五十年，其價值如青山常在。
第二篇〈試論王文興小說中的挫敗主題──范曄是怎麼長大的？〉是蔡英俊一九八六年出版的論文。此文旨在解析王文興小說中主角人物的性格。蔡英俊以日內瓦學派意識批評的內觀方法進行分析，此法的理論觀點為：「作者在各別作品中所展現的主體，實際上是指向一個綜合的、完整的主體。」他回顧了王文興早期發表的十一篇短篇小說（除了〈龍天樓〉、〈海濱聖母節〉、〈大風〉與〈兩婦人〉之外）中所有的主角人物，試圖發現其共同之性格及成長經驗。這些人物是一群年齡不及三十歲的人。此文歸結，王文興早期短篇作品的人物均為生活在校園中的年輕人，個性敏感，成長過程充滿欠缺、挫敗與羞辱，與《家變》中的范曄極其近似。此文的研究方法與對王文興早期作品的人物、主題之發現，頗具參考價值，對此方面有興趣的讀者，尚可參照楊牧的〈探索王文興小說裡的悲劇情調〉（亦收錄此書）。
第三篇〈〈龍天樓〉情文兼茂，不是敗筆──王文興對官方歷史與反共文學的批判（節譯）〉是美國學者饒博榮（Steven L. Riep）二〇〇一年發表之論文，是極少見、專注研究〈龍天樓〉的著述。挑戰國共戰爭之官方歷史的〈龍天樓〉，出版於一九六七年，時值歷史僅容官方獨家版本，其迂迴寫法以迴避官方之質疑，過去討論此作不多，是可以理解的。饒博榮在此文中，詳述〈龍天樓〉以虛構的文本重現失落的史實的書寫策略。王文興強調戰爭的失敗、暴露反共英雄的過失、呈現英雄們對現在與未來的悲哀等，皆與當時的反共文學的書寫原則背道而馳。饒博榮並指出王文興在設計〈龍天樓〉的結構時，受到了日本導演黑澤明的名片《羅生門》影響，採用了電影攝影鏡頭非主觀性的視覺敘述功能，再現四位軍官的戰爭與逃亡現實經驗；〈龍天樓〉的主觀敘述則交由堂倌張德功與田老長官，以透露英雄之垂垂老矣與象徵官方敘述對過去歷史的抹去。饒博榮於文末，精闢地歸結王文興〈龍天樓〉藝術成就，稱之為：「捨棄現實主義。擁抱象徵主義和寓言」；更有甚者，〈龍天樓〉寫就於解嚴前二十多年，代表了「一種開拓者精神，一種勇於面對國家現在和過去現實的精神。」此文為研究〈龍天樓〉與王文興歷史書寫，必讀之作。饒博榮也是〈龍天樓〉英文版譯者（收入Shu-ning Sciban和Fred Edwards合編之Endless War: Fiction and Essays by Wang Wen-Hsing, Cornell East Asian Series no. 158），可與此佳文，並為美作。
第四篇〈探索王文興荒謬劇《M和W》的角色象徵及宗教意識〉是學界、戲劇界著名之母女檔吳達芸，呂毅新聯手出招的作品。此文前半部先論介了源自法國的荒謬劇的特色，同時從劇情結構、人物類型、時空設計、語言特色、和主題等方面，評述《M和W》的意義內涵；後半部，闡述此獨幕劇的宗教意涵，以現代版的亞當與夏娃妙喻M 和W兩位主角，并因其所行多邪惡更以原罪者視之。此文極其可貴地將《M和W》與中國傳統志怪小說做了廣泛的對比，并探討不同文化對鬼的解釋，發覺他們的相似性，展現世界宗教意識的相通之處。此文乃開拓王文興戲劇創作研究之先鋒，對《M和W》形式與內涵的闡釋，深刻并發人省思，確實為意義非凡之作。
第五篇〈王文興的大陸遊記〉為呂正惠「二〇一〇年王文興國際研討會」之文。作者一向奉「寫實主義」為圭臬，曾以之褒貶《家變》的得與失，且高分貝抱憾王文興「現代主義」的美學「錯誤」。又因「左統」立場始終鮮明，故會密切關注王氏發表《聯合文學》卻未曾收入任何專書的行腳彼岸之文，並將之歸類為「大陸遊記」探討之。他對之為「遊者」的王文興，不避六四敏感的登「陸」時段、不從眾跟團的夫妻自助方式、不隨輿論唱和的物質、民情接納，以及能見眾所未見如社會制度正面處，均肯定有加。與這種時代意義並美者，自是文學價值。全文摘引王氏原句者頗多，讀者但見珠璣紛陳，賞心之餘更能玩味省思，難怪作者會籲請「遊記」出版。有關王文興故土他鄉的幽思衷懷，此次叢書涉此篇章者不少，有助讀者多方了解。此外，初旅的一九八九也正是王母辭世之年，所謂敏感時段，豈止一端？
第六篇〈演算數學──由日曆而神話的〈明月夜〉〉為康來新「二〇一〇年王文興國際研討會」之文的改版，作者以紅學知名，實則因緣際會於王文興經典教學的後續，也從而引發她對「古典小說學」的專業研教，本文得力於此者最多，以致締寫王學新頁於古籍子部的互文性。作者雖由個案出發，但「讀其文而知其人、知其人更讀其文」，單一的文學文本卻取徑志怪筆記的悠久傳統，個別文學作家的史傳考察，並不忘群性著眼，又廣徵文獻、親訪其人。如此雙途之下，文／史有據，乃可宏觀演證：王氏新世紀唯一小說──〈明月夜〉未必「突寫」的迹線可尋，以及他對另類典籍「怪力亂神」「殘叢小語」的使命以赴，正是魯迅《古小說鉤沉》的承傳、五四現代的反證。以〈明月夜〉擬古對象的〈八月十五晡〉為例，一方面可解讀之為天主教徒的神讖文本，天啟象徵主義的神學之意、詩性之美固在其中，另一方面乃是之為文體家的新刻石像，是筆記古體值得白話今體宗法的楷模以示。
第七篇〈重訪現代主義──王文興與魯迅〉為張誦聖「二〇一〇年王文興國際研討會」的專題講演。作者以臺灣現代主義文學研究享譽國際，王學尤為強項，此次中文「首演」的一家言更是體大思精有創見。雖動機於教學經驗的「神似」感，但首重能引學術關注而多加典範連結的「東亞」框架建構，又倚重大師新說如哈維氏（D. Harvey）的現代主義雙面性，借重週期演化觀的參差平行模式以比較。和以上史觀、理論、方法並重者，則是實例舉證的文本推陳與多樣，包括魯迅、王文興的「非小說」和「最新作」。簡言之，兩人各有對「父權」去神聖化的名篇，也都故事新編於「子不語」類，並以此種的形上未知來回應「現代化」的課題。此外，魯迅、王文興對終極生命意義的道德性關注、理性與非理性實為一體兩面的體悟、拒絕以傳統敘述框架來消解事物本質的雙面性、對藝術自主範疇內在規律的自覺，凡此，可能皆是特定歷史瞬間的共通美學表達方式。原來，現代主義和比較文學並未過氣，至少張誦聖就示範了治學二者的日新之道。
第八篇〈逼視存在的異鄉人――論王文興對卡繆的接受與轉化〉為作者黃啟峰「二〇一〇年王文興國際研討會」論文修訂版，可視為「現代主義」之於王學進階至「存在主義」的再出發。全文務實尋迹西方文學系譜，及其在臺灣接受歷程的文本轉化示例。從臺灣文學看，「現代主義」是美學形式的師法所源，而隨步的「存在主義」哲學思考則對其精神內涵啟迪至多。以王文興為例，卡繆的小說《異鄉人》（1942年初版）、哲學論集《薛弗西思的神話》（1942年初版）、劇作《卡里古拉》（1945年首演），莫不可見東／西異地不同時的兩位作家，在面對逼視「人」、「本質」上的呼應性，其中又以背海爺最能演證異鄉「局外人」的存在荒謬感。此文可和冊4的李時雍〈無路可出──王文興劇作《M和W》試探〉之文對讀，仍在就學的二人均能繼往王學而新開來徑，令人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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