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感情為蔣氏參與政治社會運動的原動力。因為如果沒有這種對生長地方的熱愛之情，以醫生身分，蔣氏自可過著無憂無慮的「物質生活」，且可為子孫置業留產，而享盡天倫樂趣，受到世俗羨慕。但由於與生俱來的鄉土感情，對鄉土所受歧視與壓迫的不滿，以及期待鄉土改革與進步的殷切，蔣氏不僅毅然決然地拋棄世俗生活，致力於喚醒島人的工作，在過程中且進一步昇華出一種使命感。綜觀蔣氏一生，便始終在鄉土感情與使命感的驅使與號召下，為臺灣政治社會運動鞠躬盡瘁。
這種鄉土感情，蔣氏在參與政治社會運動之初，表現得特別尖銳。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文協」，直接目標即在醫治臺灣人患的「智識的營養不良症」；「文協」第一號會報，蔣氏寫有〈臨床講義〉一文，其診斷的病人即臺灣，病人所患的，即「智識的營養不良」；在「治警事件」的「五人答辯」中，蔣氏重述這一「智識的營養不良症」；一九二四年蔣氏因案入獄，「聽見鑼鼓聲和炮聲」時，對於「農家、勞働者、藝娼等一般下級社會的無新教育階級」，在「負擔官債和地主債」以外，還要負擔這種「神明債」，便感嘆地說「我們大多數的農民同胞，永沒有自覺出頭天的機會了」；一九二四年，當臺灣大學還在籌畫階段，蔣氏即著文〈反對建設臺灣大學〉，其所持理由有三：
第一、據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度統計，本島人的學齡兒童就學數，男女平均百分之三十三，而在本島的內地人（日本人）學齡兒童就學數，已達到百分之九十九零七……現時不但不能鼓舞本島人全部的學齡兒童使其就學，連自發希望入學的兒童，都不能全部收容……據當局說是因為經費不足，不能十分施設，普及到一般的兒童……怎麼有經費可以建設大學呢？豈不是本末顛倒的計畫嗎？像這樣不顧民眾的初等教育，而只要建設一個少數階級利用得到的大學，恰似築屋不打地基而裝飾屋蓋一樣，豈不是太錯誤嗎？
第二、據十二年度統計，正教員（訓導）人數比例，小學校有百分之八十四，公學校僅有百分之五十一，則公學校的教員中，大約一半是正教員，一半是代用教員……這代用教員的多數，是公學校教育的一大缺陷，政府已有餘裕可設大學，怎麼不急速增設師範學校來補充這缺陷呢？
第三、據十二年度統計，島內八個中學校的生徒總數二五九三名中，內地人一六九三名，本島人九○○名，八個高等女學校的生徒總數二七○六名中，內地人一八二六名，本島人八八○名，而同年公學卒業數一六二四六名，小學卒業數三四四六名，初等卒業生本島人比內地人多五倍，中等學生數內地人倒反加倍於本島人，一百六十萬的本島人中學生數反比十七萬的內地人中學生數更少，這是明白地表現出本島人中等教育的大缺陷咧，我望當局要先努力中等教育的普及才是。
臺灣大學於一九二八年成立，第一年的學生總數僅六十名，其中臺灣人六名，而經費卻達一百十一萬七千餘圓，臺灣大學乃變成「濫費的臺灣大學」；一九三一年，臺灣大學的年度經費為一百五十萬圓，臺灣人學生僅二十三名，每人平均每年要用六萬五千圓，臺灣大學更變成「金字塔上的教育」；而「金字塔上的教育」正是蔣氏極力反對的理由。由於強烈的鄉土感情，蔣氏認為在初等與中等教育普及以前，在基本師資充實以前，任何「金字塔上的教育」都是不切實際的方案。 這種鄉土感情，不僅驅使蔣氏做一些積極的事，也驅使蔣氏做一些消極的事，而在呼籲破除迷信的事情上，蔣氏的表現尤為感人，蔣氏說：
同胞們！你是知道呢，我們臺灣是有幾種很敗俗傷風、勞神費財的惡俗，是我諸同胞要去破除的，如燒金紙、吸阿片、祈安建醮、補運謝神，以及聘金婚葬之奢靡等……同胞啊！請你快一點起來！努力地去實行改廢，我們向政府要求利益均霑、待遇平等，你們努力改革惡俗，整頓社會，兩方並進，臺灣馬上就會新鮮。同胞啊！臺灣是我們的臺灣，臺灣的社會是我們的社會，是不得袖手旁觀放棄責任的，臺灣之厲害就是我們的厲害，臺灣社會向上之福利也是我們的福利，願我們同胞，快快實行，決定要使我們這臺灣有到什麼似的新鮮光耀才是！
一九二四年，當臺北稻江建醮幾鬧至支持者與反對者的全武打時，蔣氏更以充滿感情的語氣說：
此事幸未至交鋒而散，萬一開始戰鬥起來，就不得了，要死傷若干人命！也是不能預料的呀！總之無論是怎樣爭鬥，死的總是臺灣人，傷的也是臺灣人，不論哪一邊死傷，總之都是臺灣人。唉！臺灣人啊！唉！臺灣的同胞啊！「煮豆燃豆箕」自傷手足！何苦來也呵！猶幸未及交鋒便止散，這算臺灣的萬福了！倘一交鋒！吾不知到何時，才能結局。思了及此，我心碎了！我腸斷了！不得不以眼淚和墨，寫一句在這紙上，恭恭敬敬奉告於諸同胞之前！願諸同胞留意一點，須知鬩牆而鬥，是天下之最愚，同胞相殘，乃世間之最痛，願同胞在夜靜更深的時候，拿自己的良心來問一句就會知道的，吾同胞啊！願要早醒起來為是。
由於這種鄉土感情，蔣氏不免觸景生情，一九二七年，當他再為北署座上客，看到「面色很是蒼白全無生氣」的鱸鰻時，便以一種「誰人父母不痛愛子兒」的熱腸，針對本是「好好的青年」竟變為「無賴漢」的問題，盡情地說：
我在文協創立的當時，就感覺著有對此施設的必要，計畫設立文化義墊──徒弟學校──收容貧家所謂不良少年，教授工藝使他們成人，以防止無賴漢之發生，而當局大驚小怪，不肯認可，實在是很遺憾的了。我又感覺著我們的先輩者，對這個社會的缺陷，置之度外，同族社會內全沒有教育子弟訓練青年的社會的修養機關和救貧機關、互助團體。這樣的活醮全然沒有人出來提倡經營，只是巴結官僚諂媚神鬼，什麼艋舺的大醮事、中壢大溪……的建醮，消耗的金錢，動以數十萬計，這些死醮偏有人贊成大做而特做。唉！這些現象皆是臺灣民族的滅族亡家的兆勢。我們同胞啊！覺醒起來，那邊是死路啊！快快回頭罷。
這種鄉土感情自然也使蔣氏一開口便是臺灣三百六十萬同胞，一九二五年，蔣氏在「晨鐘暮鼓」欄內說：
現在是什麼的一天，是大正十四（一九二五）年的元旦！我在今天是多麼快樂、多麼希望，要把這晨鐘暮鼓挪放到在新高山的極頂，大敲特擂起來，北至富貴角，南至鵝鑾鼻，西至澎湖島，東至紅頭嶼，四向八方的臺灣三百六十萬同胞，都從睡夢中一時就驚覺醒起來！然後我就對我三百六十萬的同胞，先喊一聲，刷新精神！才下個總動員令：請從這維新的第一個元旦起，我們大家……不論是學生、商人、農夫、工匠……貧、富、貴、賤，都要提出精神來盡做臺灣人一份子的任務。 及這種鄉土感情昇華變成一種的使命感，蔣氏不僅要呼籲同胞、喚醒同胞，更要團結同胞、引導同胞，蔣氏這種昇華的使命感，可從臺灣民眾黨第二次與第三次全島黨員大會宣言表現的氣派，得到具體的概念。
一九二八年七月，民眾黨第二次全島黨員大會宣言內稱：
我們深知本黨所定綱領為臺灣人唯一的活路，所以對於綱領之實現，須極力去奮鬥，以求其貫徹。
一九二九年十月，民眾黨第三次全島黨員大會宣言內稱：
我們考察島內的形勢，知道民眾之趨向已是信賴本黨，我們因此益感責任之重大……本黨欲以最短期間實現本黨綱領政策達到人類解放之目的，需要同胞多數參加，是以不得不希望我臺灣同胞，必須切實明白今日之臺灣，只有本黨能圖謀民眾的利益，只有本黨能為民眾利益而奮鬥，對於本黨須予以督責和擁護，使本黨成為代表臺灣民眾利益的大眾政黨，這是本黨唯一的希望。
從這些宣言可看出，蔣氏的使命感，不僅使臺灣民眾黨「益感責任之重大」，也使臺灣民眾黨確信「只有本黨能圖謀民眾的利益」、「本黨所定綱領為臺灣人唯一的活路」；這種使命感終使蔣氏走上自我燃燒之路，最後且在「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的悲壯聲中，成為使命感的殉道者。
本土運動 臺灣近代非武裝抗日運動，在發軔初期，主要是由「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領導；由於林獻堂的關係，梁啟超的思想曾影響及議會請願運動的作法。 光緒三十三年，西元一九○七年，林獻堂與梁啟超在東京奈良邂逅。當時林獻堂二十七歲，係第一次到日本，在此以前林氏雖當過霧峰區長、臺灣製麻株式會社的董事，並曾延師「授經史」，但大致地說，這時林氏只是一個未曾有過大風波體驗以及學問基礎薄弱的年輕人；而梁啟超時已三十五歲，曾參與公車上書、維新變法，且歷經大難而不死；曾暢遊南洋、澳州及新大陸，並先後在日本創辦《清議報》及《新民叢報》，且有多種論著問世，並已發揮其「筆鋒帶有感情」文筆影響力的人。在這種情形下，這次相見除滿足林氏的仰慕之情以外，對梁氏所論，林氏會如醍醐灌頂而受其影響，毋寧說是當然的事，其中梁氏對林氏說要仿效愛爾蘭人的抗英，便直接影響到初期在林氏影響下的抗日運動：
三十年內，中國絕無能力可以救援你們，最好效愛爾蘭人之抗英，在初期愛人的暴動，小則以警察，大則以軍隊，終被壓殺無一倖存，後乃變計，勾結英朝野，漸得放鬆壓力，繼而獲得參政權，也就得與英人分庭抗禮了。
林氏聽完此論後，覺得「真是妙不可言，自是銘心印腦」，一九一三年，林氏秘書甘得中，也曾以臺灣所處慘狀，就教於中國革命元勳戴天仇，戴氏說：
祖國現在因為袁世凱行將竊國，帝制自為，為致力討袁，無暇他顧，滅袁以後，仍須一番整頓，所以在十年以內無法幫助臺人，而且日本乃未經過民權思想洗禮的國家，視革命運動如洪水猛獸，絕無同情。君等和革命黨人往來，一定會受壓迫，未見其利，先受其害。為君等打算，可先覓門徑，和日本中央權要結識，獲得日本朝野的同情，藉其力量牽制臺灣總督府的施政，以期緩和他們壓力，或者可以減少臺灣同胞的痛苦。
戴氏和梁氏雖立場不同，但對於臺灣的抗日方式卻不謀而合，這種經由「和日本中央權要結識，獲得日本朝野的同情，藉其力量牽制臺灣總督府的施政，以期緩和他們壓力」的方法，事實上，即是議會請願運動的藍本。 議會請願運動雖只是一溫和要求，但剛開始時，卻頗能振醒人心，也頗刺激日據當局；不過議會請願運動在開始時，同時也包含一個致命的弱點，這便是缺少群眾基礎以及運動方式的流於「形式主義」。因此議會請願運動起初雖為臺灣近代非武裝抗日運動的主流，但當抗日運動全面展開以後，卻只成為當時洶湧澎湃的政治社會運動中一支旁流而已。 一九二一年，蔣氏即因響應議會請願運動而重燃「政治熱」，但隨著「文協」活動向大眾紮根，對議會請願運動方式有應有的反省，蔣氏漸漸成為一個本土運動者；他的背景、他的個性、他的職業、他的認知，以及更重要的，因客觀情勢發展的需求，終使蔣氏成為本土運動的「擎天柱」。
此處所謂的本土運動，是指以民眾為基礎，以臺灣為基地所從事的抗日運動而言，一九二七年成立的臺灣民眾黨，在蔣氏影響下，便成為這一運動的主要領導團體。 本土運動如以克良的話來形容，叫作「真劍（認真）的解放運動」，這種運動和「遊戲的政治運動」當然有根本上的不同；這種根本上的不同，也正是一九二八年以後，當議會請願運動已成為強弩之末，而臺灣民眾黨卻漸漸成為民心所向、同胞所信賴的戰鬥團體的真正理由。
議會請願運動的方法，為經由中央力量牽制地方施政，本土運動不僅經由中央力量牽制，也經由國際力量，以及更重要的，經由動員島內的民眾力量牽制；「文協」志在啟蒙民眾、喚醒民眾，本土運動不僅要啟蒙民眾、喚醒民眾，更要組織民眾、訓練民眾；本土運動所做的，不僅包括較議會請願運動與「文協」所曾做的、更加深入而擴大的工作，也包括為議會請願運動與「文協」所未曾做的對島內外大事提出具體批判與主張的工作。本土運動的最終目標，為臺灣人全體在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解放，所以本土運動，亦即是臺灣人的民族運動。本土運動由於具有這種深入、擴大、具體、尖銳的特質，不僅震撼人心，更震撼當局，因之一面固然戰果累累，一面也傷痕累累；在殖民地的鐵蹄下，本土運動與本土運動者最後都不免以悲劇終，實乃事勢的必然。 蔣氏為本土運動的推動者，也為本土運動的犧牲者，蔣氏領導的本土運動，就其主張、關係及本質而論，本是一種徹底而不受隸屬的民族運動。這種民族運動因為是徹底的，自和一些利權運動家不能相容，因為是不受隸屬的，又和隸屬於日本社會團體的新文協與「農組」不同；從這些不同與不能相容之點，不僅愈能看出蔣氏領導的本土運動的意義，也愈能看出臺灣近代民族運動的主體地位。
漢民族情操
臺灣近代非武裝抗日運動，正如《臺灣民族運動史》一書說的，「有兩種欲求最為熱切、爭取最力、用心最苦，其一是對祖國眷念的心情，其二是對同胞進步的願望。」早期「文協」的活動，特別是後來臺灣民眾黨的主張與運動，即為實現「對同胞進步的願望」；「對祖國眷念的心情」，「是由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的壓制、榨取與歧視所激發的民族意識與近代民主主義思想中心，而增強對祖國民族的向心力所凝結而成」，由於這種「對祖國眷念的心情」，臺灣近代非武裝抗日運動便洋溢著漢民族情操。
這種漢民族情操主要是經由潛意識文化的認同而來，辛亥革命為這種認同打了強心劑，孫中山先生的影像也強化這一認同，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改組，一九二六年國民政府北伐，以及一九二八年的中國統一，更將臺灣同胞的漢民族情操帶到高潮與新的希望。
一九一九至二○年間，當東京的臺灣留學生開始覺醒運動時，先後組織聲應會、啟發會、新民會，這些會名多取自中國書籍，「聲應」一詞源於《易經》，「新民」一詞源於四書；「新民會」決定的三大目標之一，即為「圖謀與中國同志的聯絡」；一九二○年，中國大陸發生饑饉時，臺灣留學生也自動籌資救濟；一九二三年，蔡惠如在《臺灣民報》的創刊號上，便這樣寫著：
漢學本來是世界最深奧的文字不容易明白，而且學生時代即沒有受過漢文的教育，哪裡會懂漢文的理義。漢文因這樣難懂又沒獎勵的機會，所以我們的臺灣兄弟自二十年來已經廢棄不慣了。噫！我想到這個地方，淚珠兒直滾下來了！為什麼緣故呢？因為臺灣的兄弟不懂漢文，我所以滾下淚珠兒來咧。這個緣故，是很容易明白的，我們臺灣的人種，豈不是四千年來黃帝的子孫嗎？堂堂皇皇的漢民族為什麼不懂自家的文字呢？
蔡氏因「治警事件」入獄時，在獄中更有「中原天地春依舊，綠水青山待客還」之句，從這些文字不難看出臺灣近代非武裝抗日運動在發軔之際，蘊涵有濃厚的漢民族認同。
為早期「先覺者」共同論壇的《臺灣民報》，在一九二三年發行時，臺灣已脫離中國達二十七年之久，此時臺灣同胞不僅對中國談不上認識，對漢文也相當生硬，《民報》發行以後，在漢民族情操的驅使下，便針對這兩大病症下藥。《臺灣民報》的一貫主張之一，便是恢復漢文教育，使用白話文，所以《民報》不僅轉載不少《新青年》雜誌的文章，也轉載中國名人的講話與專文；而為加強對中國的認識，《民報》也常報導有關中國的事情，所報導的事情之中，就資料顯示，實以一九二四年改組後的中國民族運動為中心。
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三民主義的指導原理，扶助農工的政策，並宣稱對內要打倒軍閥，對外要打倒帝國主義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從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間，《臺灣民報》所報導有關中國的事情，便以這些論題為中心。一九二六年十月，當國民政府誓師北伐並旗開得勝時，《民報》即發表〈中國北伐軍的意義〉社論，認為「這回北伐軍的成功，確信是中國革命以來的大事件」，並要求日本政府在「日華親善」的原則下，應採取「嚴正不干涉主義」；及北伐軍在半年間節節勝利，《民報》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以〈中國國民政府承認問題〉為題發表社論，認為「現在國民政府的革命軍，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將大中國已經佔領三分之二……於是乎，國民政府的承認問題已經成為國際上的大問題了」，因而「希望日本以過去和將來的密切的關係，鼓舞勇氣率先去承認國民政府」；在同號的〈中國革命軍的將來與臺灣的影響〉一文，更露骨指出，北伐軍的成功，對於「同是漢族子孫」的臺灣青年，「心理上勢不得不有受很大的刺激」；國民政府收回漢口租界後，《民報》又發表〈國民運動與民族運動〉社論，指出「臺灣和中國是僅隔一葦，對現在中國的國民運動，應當比其他地方有認識其正體的必要。中國國民運動，是為全民運動，已不只限於民族運動的範圍呵！」一九二七年五月，日本政府憚於北伐形勢，出兵山東時，《民報》馬上發表評論，指控「對華出兵」是「武人外交的輕舉妄動」；從這些報導及立論，均可看出隸屬日本統治的臺灣同胞，對在三民主義旗幟下奮鬥的中國民族運動，不僅洋溢著漢民族情操，更毫無忌憚在「日華親善」的口號下，對日本政府提出控訴。
這種漢民族情操，也可從「先覺者」的運動及行事看出。由林呈祿執筆，發表於一九二○年十二月的《臺灣青年》，並成為後來議會請願運動主要指導原理的〈六三法問題的歸著點〉一文稱：「我們亦同情於（日本）政府向來所引為疑懼的，即有悠久歷史，又具特殊民情、風俗、習慣，並保有固有思想與文化的現在三百四十萬漢民族，能否與日本大和民族在同一制度下，加以統治，的確不無疑問。」治警事件發生後，「五人答辯」也表現出此種「漢民族」意識，林呈祿的答辯詞，稱日據統治下的臺灣同胞，為「中華民族的臺灣人」，又稱「現在臺灣島民的大部分，無論怎樣說，都無法否定他們是中國的福建、廣東移住過來的歷史事實，這事實在戶籍上也有明白的記載。」陳逢源說得更為激昂：「中華民族自五千年來，雖有同化他民族的歷史，但至今尚未被他民族所同化，這是中國歷史上數見不鮮的事實，若要排斥中華的文化，人民必起而反抗，所以若視漢民族如視琉球那般沒有文化和歷史的民族一樣就錯了。」「臺灣統治在物質上的成功，都是由我們祖先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開拓荒蕪不毛之地而來的，巍峨的總督府官衙，以及學校鐵路等各項建設，都是我們祖先和現在的臺灣人用血和汗造成的。」第十次請願代表王受祿，在民眾黨歡送席上更說：「我們臺灣人保有數千年歷史的漢民族，且有輝煌的文化，所以我們雖然為一時性壓迫而居屈辱地位，但這終不是我們所甘受的，臺灣民族比較大和民族不但毫無遜色，徵之歷史事實，固是優秀的民族……我們絕對不為壓迫屈服，壓迫愈強，我們的抵抗愈烈，唯有達成最後目的而後已。我們更應當覺悟，發揮大勇精神，為貫徹我們的目的而奮鬥。」由於議會請願運動者具有這種強烈的民族意識，日據當局經過分析研判以後，便決定「對本問題不能以單純政治問題處理」，而必須進一步以「民族問題處理」。
「磅礡的正氣」。
（摘自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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