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道︰改變國家的基進力量

名人推薦：基進推薦

◎邱花妹、林暉鈞、林飛帆、苗博雅、洪慈庸、徐世榮、張勝涵、劉華真、顧玉玲

「社會改革靠的從來不只是滿腔熱血，如何賦予弱勢人民權力與能力，組織人民對抗強權以促成改變，始終是艱鉅的挑戰。阿林斯基這本《叛道》總結了美國社區與工會運動的組織知識、經驗與戰術，為有志投身社會改革的基進青年、熱血公民，提供了有力的行動視野。」
——邱花妹（中山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地球公民基金會董事）

「《叛道》充滿了一位前輩從實踐得來的智慧，以及對後繼工作者無限的疼惜。相信此書中文版的出版，必定可以...

戰術
我們將找到出路，或者開創出路。
——漢尼拔（Hannibal）
戰術是指以你所有盡你所能。戰術是深思熟慮過的行動，人類透過這些行動共同生活，並與他們周圍的世界打交道。在這個「予」和「取」的世界裡，戰術就是「如何取得」以及「如何給予」的藝術。本章關切的是「取得」的戰術；一無所有者如何從有權有勢者手裡奪取權力。
對於戰術的基本說明，可以用臉部五官當作參照點；眼睛、耳朵和鼻子。第一是眼睛；如果你已經組織了一個巨大、有群眾基礎的組織，你可以在對手面前大張旗鼓地炫耀，公然展現你的實力。第二是耳朵；如果你的組織人不多，那麼就照基甸（Gideon）的作法：讓成員隱藏在暗處，但發出喧鬧叫囂聲，讓聽見聲音的人相信你的組織人數遠多於實際的數目。第三是鼻子；如果你的組織規模小到甚至無法發出噪音，那就薰臭這個地方吧。
永遠都要記得權力戰術的第一條法則：
權力不僅是你有什麼，還是對手以為你有什麼。
第二條法則是：永遠不要超出你群眾的經驗範圍。當行動或戰術超出群眾的經驗範圍，那麼結果便是困惑、恐懼及退卻。那也意味著溝通的崩毀，就如同我們前面所說的。
第三條法則是：盡可能超出對手的經驗範圍。在此你要造成困惑、恐懼及退卻。
薛曼（William T. Sherman）將軍——他的名字在整個美國南方仍引發狂亂的反應——提供了一個超出對手經驗範圍的經典案例。在薛曼之前，軍事戰術與戰略有一套標準模式。所有軍隊都有前線、後方、側翼、通信線及補給線。軍事戰鬥都鎖定這種標準任務，像是湧向敵軍的側翼、切斷補給線或通信線、從後方來回攻擊。當薛曼盡情揮灑他著名的「向大海進軍」（March to the Sea），他沒有設置前線、後方補給線或任何其他線路。他席捲四處且以徵糧維生。面對這種新式的軍事入侵，南方的反應是困惑、恐慌、戰慄及崩潰。薛曼橫掃而過，迎來勢不可擋的勝利。數十年後的二戰初期，當納粹豹式坦克師大規模橫掃敵軍領土時仿效了相同的戰術，而我們的巴頓（Patton）將軍及第三軍團也曾這麼做。
第四條法則是：逼迫對手遵照他們自己訂的規則行事。你能以此痛宰他們，因為他們無法遵守自己規則的程度，跟教會無法奉行基督教義的程度不相上下。
第四條法則一併帶出第五條法則：嘲弄是人類最強大的武器。幾乎不可能反擊嘲弄。嘲弄也會激怒對手，接著他會做出對你有利的反應。
第六條法則是：好的戰術是你的群眾喜歡的戰術。如果你的群眾無法盡情享受執行戰術，那麼這項戰術一定大有問題。
第七條法則是：拖延太久的戰術會變成累贅。人們對於任何議題都只能在有限的時間裡維持高昂的興致，時間過後高昂興致就成了儀式性責任，就像每個週日早晨上教堂。新的議題和危機總是不停發展，而人們的反應會變成：「嗯，我的內心為那些人淌血，我完全贊同這項杯葛行動，但畢竟生活裡還有其他重要的事。」——就是這樣。
第八條法則是：不停施壓，運用各種戰術和行動，並利用開戰期間的各種事件來達成你的目標。
第九條法則是：威脅採取行動通常比行動本身更嚇人。
第十條法則是：戰術的重要前提是發展可向對手持續施壓的行動。唯有持續的壓力，才能讓對手產生某些對於運動勝利而言不可或缺的反應。不只要記得對手的反應帶出行動，更要記得行動本身即是反應的結果、對此反應之反應的結果，永無止盡。壓力會造成反應，而持續的壓力可維持行動。
第十一條法則是：如果你對一個負面情況施壓夠猛夠深，它將轉變成另一面；這是基於「每個正面皆有其負面」的原則。從甘地所發展的消極抵抗戰術中，我們已看到從負面到正面的轉變。
我們曾經組織起來對抗一間企業，該企業回應我們持續施壓的方式是，到我家闖空門，然後用偷來的鑰匙，到我上班的工業區基金會（Industrial Areas Foundation）辦公室行竊。從這兩起竊盜案就可以看出該企業有多恐慌，因為兩次偷竊都沒有一般小偷感興趣的值錢東西被偷——他們只拿走與該企業有關的文件檔案。即使是最外行的竊賊，也比該企業僱用的私家偵探社更懂得如何作案。加州和芝加哥的警方都認為：「該企業何不乾脆在竊盜現場到處留指紋算了。」
和對手開戰之後幾乎什麼事都可能發生，可說是到了這個地步：即使偶然一擊落在腰部以上（above the belt），也得停下來道歉。當一間企業胡作非為，就像闖入我家和辦公室，我的公開反應會是震驚、恐懼及義憤填膺。在這個案子中，我們對外放話，該企業早晚要在美國參議院調查委員會之前，接受竊盜罪行及其他一連串瀆職行為的調查。一旦宣示作證，在國會豁免權之下，我們就會把這些行為公諸於世。這樣的威脅警告，加上在南加州曾有人企圖殺害我的事實，使得該企業陷入公眾懷疑它想要搞暗殺的麻煩。有一次，在一家有三十間房的汽車旅館中，我發現除了我住的那間，其他每個房間都住著該企業的保全人員。這成了該企業另一樁見不得人的丟臉事，我們可以用來糾纏該企業並持續施壓。
第十二條法則是：成功進擊的代價是具建設性的替代方案。你不能冒著落入此種圈套的風險：對手突然同意你的要求，並且說道：「你是對的——但對此議題我們不知道該怎麼做，現在你告訴我們吧。」
第十三條法則是：挑選目標、鎖定它、將它人格化，以及使它兩極化。
組織者應當明白某些衝突戰術的法則總是有效的，其中一項是必須標定特定對手並且緊咬不放。我這麼說的意思是，在一個複雜、相互關聯的都市社會中，要挑選出為任何特定罪惡負責的對象，變得越來越困難；總是存在著某種程度上合法的卸責。在這個時代——都市化、複雜的大都會政府、大型連鎖企業的錯綜複雜，以及不同層級的鄉鎮政府與都會區市政廳之間的政治勾連——迫在眉睫的問題是越來越難以指認敵人。除非有集中攻擊的目標，否則戰術顯然沒有重點。政治責任不斷從一個管轄範圍區轉移到另一個轄區顯然成了大問題——許多個人及部門相繼出面撇清他們對某些情況的責任，並將改變的權力推到別人頭上。在一間企業裡，我們就會看到這種情境：企業總裁說不關他的事，責任在於董事會或理事會，而理事會又可將責任轉到股東身上，諸如此類。同樣情形也發生在像是芝加哥市的教育委員會任命上：一個不受法律約束的遴選委員會受命挑出教育委員會的候選人，然後市長根據他的法定權力從該名單中挑人。當市長因該名單上沒有半個黑人而遭受抨擊時，他把責任推到遴選委員會身上，說自己必須從該委員會提交的名單中挑人，假使該名單上全是白人，這實在不關他的事。遴選委員會則可辯稱只有市長才有選人的權限，把責任轉移回去，而事情就以追究「誰先開始的？」或「哪個杯子裡藏有豌豆？」這種喜劇──如果整件事不是如此悲慘的話──橋段發展下去。
同樣的責任規避可見於生活周遭，以及市政廳都市更新部門的其他管轄範圍：他們說責任在這邊，其他人說責任在那邊，城市說那是州的責任，州說那是聯邦的責任，聯邦政府再把責任丟回地方社區，沒完沒了。
要謹記在心的是，鎖定的目標總是設法轉移責任，好讓自己擺脫作為攻擊對象的處境。這個獵物會持續扭動、亂跑，並且打鬼主意——這麼做是有目的的，有時是惡意的，其他時候就只是為了讓自己活命。組織者與其夥伴必須謹記獵物的行為模式，並牢牢地鎖定目標。如果允許責任被發散且稀釋至許多領域，那麼攻擊將變得不可能。
我特別記得當伍德隆組織展開反對公立學校隔離的運動時，教育局長和教育委員會主席都斷然否認，芝加哥公立學校系統有任何種族隔離的做法。他們採取的立場是，他們手裡甚至沒有任何種族身分識別的資料，所以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的學生哪些是黑人、哪些是白人。至於眼下有全白人和全黑人學校的事實，這個嘛，事情就是如此。
如果我們面對的是政治手腕老練的教育局長，他會妥善回應：「你看，當我來到芝加哥，這座城市的學校系統就像現在一樣依循著鄰里學校政策。芝加哥的鄰里是有隔離制度的，既然有白人鄰里和黑人鄰里，就會有白人學校和黑人學校，為何要抨擊我呢？為何不抨擊實施隔離的鄰里且改變它們？」他會提出一個算是有效的論點，當我想到有人可能會這樣說的可能性時還在顫抖；實施隔離的鄰里會把責任推卸給其他人，事情將落入狗追著自己尾巴的模式，變成得花十五年試圖打破芝加哥隔離居住模式的重大工程，而我們沒有力氣打這場仗。挑選目標的標準之一是目標的弱點——從何處著手較有力？此外，任何目標總是會這麼說：「還有其他人可以究責，為何要集中在我身上？」當你「鎖定目標」，你就不理會這些爭論，並暫且忽視該受譴責的其他人。
接著，當你瞄準鎖定目標並進行攻擊時，所有的「其他人」很快就會突然冒出來。他們會因為聲援該攻擊目標而讓自己曝光。
挑選目標的另一個重點是，它必須是人格化身，而非普遍或抽象事物，如社區的種族隔離、大企業或市政廳。你不可能聚集必需的敵意來對抗市政廳（它畢竟只是一座水泥造的、無生命的物理建築）、企業（它既沒靈魂也沒身分），或公立學校行政部門（它也是無生命的體系）。
一九三○年代基進勞工組織「產業工會聯合會」的領導者路易斯（John L. Lewis）充分明白這個道理，所以產業工會聯合會從不攻擊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而總是攻擊其「血管裡流著冰水」的總裁史隆（Alfred Sloan）；他們從不攻擊共和鋼鐵公司（Republic Steel Corporation），而總是攻擊它的總裁「滿手血腥」吉德勒（Tom Girdler）；我們也是這樣做：我們攻擊芝加哥公立學校系統當時的教育局長威利斯（Benjamin Willis）。天塌下來也別鬆開你的獵物。
現在把焦點放在兩極化。就像我們先前提過的，如果行動要隨之而來，所有議題都必須兩極化。關於兩極化的經典陳述來自耶穌基督：「不與我相合的，就是敵我的。」（〈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三節）對於在聖殿中兌換銀錢之人，他不允許絲毫的妥協。唯有抱持這種信念才能果決行動：所有天使都在一方，而所有惡魔都在另一方。領導者可能掙扎於做決定，且衡量著「百分之五十二肯定、百分之四十八否定」之情境的優缺點，然而一旦做出決斷，他就必須認定自己的動機百分百是正面的，對手百分百是負面的。他不能永遠在中間地帶擲硬幣而迴避做決定。他不能無止境地衡量各種論點及反思——他必須做決定和行動。否則就像哈姆雷特（Hamlet）所說：
就這樣，決心的赤膽本色也因
謹慎顧慮而顯得灰白病態，
於是乎偉大而重要的事業
由於這種關係改變了方向，
失去了行動之名。
在我們攻擊當時的教育局長期間，許多自由派人士指出，他實在不是百分百的惡棍，他固定上教堂，是很好的居家男人，而且他在慈善捐獻上很慷慨。在衝突的場域裡，先控訴某某人是種族主義混蛋，然後用「他上教堂、對慈善慷慨且是好丈夫」的評論來稀釋攻擊的力道，你能想像這種情況嗎？這麼做根本是政治白痴。
在此引用麥肯尼（Ruth McKenney）關於俄亥俄州阿克倫（Akron）橡膠工人組織起源的經典研究《工業山谷》（Industrial Valley），該書出色描繪了兩極化的重要性：
路易斯〔產業工會聯合會（CIO）領導者〕沉著地面對阿克倫的山區工人，他已經下功夫掌握了橡膠工業以及固特異輪胎與橡膠公司（The Goodyear Tire and Rubber Company）的精確資訊。他講話不模糊、不空泛，不像橡膠工人過去習慣聽到的另一位工會領袖格林〔William Green，當時的美國勞工聯合會（AFL）主席〕說話的方式。路易斯指名道姓且引用數據。當他直呼史拉瑟（Cliff Slusser）的名字、描繪他、最後痛斥他，聽眾都大吃一驚也很開心。過去時常到阿克倫的美國勞工聯合會領導者，如果能記得立區費德（Paul Litchfield）是誰，他們通常都做得不錯。
路易斯的發言是種戰鬥口號，也是種挑戰。他一開始先讓人回想橡膠公司一直以來賺取的巨大利益，即使是在經濟大蕭條最艱困的時期。他提到固特異的勞工政策，並引用立區費德先生關於勞資夥伴關係的偽善觀點。
他以深切、熱情的聲音說道：「固特異勞工從公司的成長中得到了什麼？」他的聽眾在座位上坐立難安，以近乎痛苦的熱情聽他說話。
他譏諷地說：「夥伴關係！對啦，勞資雙方在理論上可能是夥伴，但他們其實是對手。」
……橡膠工人帶著驚奇與超乎尋常的興奮聆聽這番話。格林以前都對他們講述勞資的夥伴關係，差不多和立區費德一樣口若懸河。現在有人用言語來傳達——多麼生動有力、富有學養、甚至簡潔巧妙的言詞——他們由自身經驗確認為真的事實。對於在固特異輪胎機器裡工作的傢伙來說，路易斯所說的話產生了真實的意義。
路易斯大喊：「組織起來吧！」他的聲音迴盪在廠房的橫樑下。他說「組織起來吧！」同時用力敲擊講台，讓講台都彈起來了。「組織起來吧！走向固特異並告訴他們，你們要分得股利。喂，所以我們應該是夥伴，是嗎？嗯，我們不是，我們是對手。」
● 真正的行動在於對手的反應。
● 適當地刺激和引導對手做出反應，將會成為你的主要優勢。
● 戰術就和組織、生命一樣，需要你隨著行動前進。

戰術
我們將找到出路，或者開創出路。
——漢尼拔（Hannibal）
戰術是指以你所有盡你所能。戰術是深思熟慮過的行動，人類透過這些行動共同生活，並與他們周圍的世界打交道。在這個「予」和「取」的世界裡，戰術就是「如何取得」以及「如何給予」的藝術。本章關切的是「取得」的戰術；一無所有者如何從有權有勢者手裡奪取權力。
對於戰術的基本說明，可以用臉部五官當作參照點；眼睛、耳朵和鼻子。第一是眼睛；如果你已經組織了一個巨大、有群眾基礎的組織，你可以在對手面前大張旗鼓地炫耀，公然展現你的實力。第二是耳朵；如果你的組...

推薦序
為什麼民主了，我們還是不幸福？
林暉鈞（小提琴手、翻譯工作者）
民主曾經是臺灣社會努力追求的「普世價值」。經歷過戒嚴時期的人都知道，我們的前輩先人，是如何犧牲個人的幸福與自由、甚至是生命，前仆後繼、不斷衝撞體制，才終於換來今日臺灣社會的民主與自由。今天，我們可以說，臺灣是一個貨真價實的民主社會。大大小小各種地方首長、各級議會的議員，甚至連總統，都是透過普通選舉由人民選出來的。我們也享有很大的言論自由，可以批評政府及政策，不需要冒著生命的危險。前輩先人所追求的理想，似乎是達到了。
然而，對大多數人來說，我們過得並不好。我們選出來的官員、議員，不但忽視我們的意見與權益，還反過來擅自支配我們的命運。大企業在政府的護航下，大規模地污染土地、空氣、水，殘害我們的生命。公權力幫助建商掠奪我們的土地，搶走我們安身立命的家。物價高騰，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財富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而我們對於這些現象，對於那些有錢的企業主、有權的政客，一點辦法都沒有。為什麼會這樣？
會有這樣的疑問的人，恐怕都和我一樣，曾經對於民主有所誤解，以為一旦實施了民主制度，我們的聲音就會被聽見，我們的基本人權自然會受到保護，公平與正義自動會獲得伸張。但事實上，民主制度並沒有這樣的能耐。民主是一個空架子，並沒有實質的內容；它頂多是提供我們一個相對安全的抗爭環境（有時候連這一點也做不到），讓我們不會因為表達自己的意見、主張自己的權利，就遭到毆打、逮捕、監禁或處決。除此之外，我們的任何權益，仍然必須透過抗爭，而且是有組織的抗爭，才有可能獲得。我們甚至可以說，有組織的抗爭，必須是民主社會的一部分。
這是作者阿林斯基的世界觀，也是《叛道》這本書所預設的前提。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阿林斯基的兩個態度：第一，在強者與弱者利益相衝突的時候，他選擇站在弱者這一方；第二，雖然阿林斯基大量地使用「革命」、「戰鬥」、「基進分子」等等強度很高的字彙，但事實上他所提倡的，是一種體制內的改革（縱使他屢屢提到「改變體制」這個字眼）。換句話說，不管抗爭的手段如何劇烈，抗爭的目的只在於爭取權益、改革不公不義，而不在於取得政權。如果我們能夠認清這一點，以及它必然會帶來的限制，那麼這本書對我們來說，就有無比的價值。
近年來，臺灣的社會運動跳脫了政治運動的窠臼，開始涉入各式各樣的議題，抗爭不但開始為一般社會大眾所接受，也逐漸成為社會生活的常態。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深入地方、社區、弱勢團體「蹲點」，也就是進行組織者的工作，這和阿林斯基的做法不謀而合。《叛道》就是為這樣的青年所撰寫的，其中充滿了一位前輩從實踐得來的智慧，以及對後繼工作者無限的疼惜。相信此書中文版的出版，必定可以帶給臺灣的年輕組織工作者許多啓發，讓他們少走很多冤枉路。只要社會還存著不公平、不正義，《叛道》一書就永遠有存在的意義。
中文版序
讓我們一起重新思考，社會運動如何可能？
張勝涵（「運動現場」書系主編）
劉華真（《叛道》校訂者）
阿林斯基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一九七一年），出版了《叛道》這本書，這是他一生從事工會運動、組織都市貧民、教育社區組織者的集大成之作。阿林斯基將本書與馬基維利的《君主論》相提並論，雖然兩本書都是直面權力的著作，但前者是教導統治者如何掌握權力、操弄臣下，而阿林斯基的寫作是為了讓沒有權力的人團結起來奪取權力。阿林斯基寫作的對象是在美國六○年代湧現的許多青年運動者，他希望引導這些躁動不安的心靈，不要迷惑於絢麗的修辭或看似經典的教條，而能踏實地走上組織群眾爭取權力的正途。除了出版《叛道》之外，阿林斯基也與運動夥伴創立了組織者的訓練機構，培訓了一代又一代的組織者，散布於美國與加拿大各地的社區組織，一九七○年代之後許多著名的組織者（Cesar Chavez、Stokely Carmichael、Heather Booth等等），幾乎都受到阿林斯基與其訓練機構的影響。
正式授權的《叛道》中文版在二○一六年一月臺灣大選前夕出版，或許顯得有些不合時宜。在民眾一面倒期待劣跡斑斑的執政黨下台、再次政黨輪替的同時，本書卻呼籲，在選舉之外，人們擁有其他方式來行使權力。這種權力，不是在投票日委託政治人物然後坐等改變成真，這種權力來自於人們日復一日積極投入，在自我組織的過程中擺脫自己的無力感，以市井小民、無權無勢者的聯合行動，來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大小問題，乃至於落實進步的價值。
過去十年來臺灣社會運動常見青年站上前線，特別是在樂生保留運動開創青年參與的新局面之後，又遇上執政的國民黨全面掌控行政與立法部門、作為反對黨的民進黨無能也無力制衡的局勢，在發展主義掛帥的強勢執政下，社會反抗的力道逐年加劇，出現了許多關心各種議題的「XX青年聯盟」，大學校園內過去低迷的異議性社團重振、新的異議性社團不斷新創，一波波的街頭抗爭動員出越來越大規模的群眾參與，二○一四年占領立法院期間達致所謂的五十萬人高峰。然而臺灣的社運組織發展有限，所謂的社運圈沒有能力也未必有方法和意願，吸納如此龐大的新生參與者，使得社會反抗的龐大能量只能暫時為社會運動所用，終究會大幅流向選舉政治。在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九合一選舉中，國民黨大敗，拿下十三縣市的民進黨在氣勢上儼然提前執政，當下的歷史主旋律似乎只剩下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如何成為臺灣第一位女總統，這是反對國民黨政權，卻又缺乏民進黨以外的替代選項的自然結果，但這確實是臺灣社會運動持續發展的重大困境。
本書於此時出版，或許可以視為某種回到原點的嘗試。這本書希望邀請所有仍然對社會運動有所關懷的朋友，不管是希望或失望、相信或懷疑、期待或不安，都能夠藉由閱讀本書一起來重新思考，社會運動如何可能？
阿林斯基在本書中逐步推演如何連結信念目標與戰術行動，在變動不斷的情勢之中，設法提出可供參考的行動準則，各章節的名稱如「目標」、「手段與目的」、「論語詞」、「組織者的教育」、「溝通」、「戰術」，無一不是社會運動中組織運作與戰術設計的重大問題。
阿林斯基的《叛道》是刺激思考、引發爭辯的起點，他本人也不認為本書應被視為放諸四海皆準的行動寶典，他甚至會歡迎讀者挑戰、批評他所提出的任何想法。例如關於社運組織的形式，阿林斯基認為多元議題組織比單一議題組織更優越，他的理由是，關注多重議題有助於增加成員數量，不同背景的成員為組織帶進不同的觀點、經歷與資源，另方面多重議題、多重戰線可以讓組織持續行動，維持活力。但我們也可以想像另一種情況，當社會形勢往復難測，社運組織更好的生存策略是否可能是固守自身利基，鎖定核心議題與核心群眾，牢牢抓住對方的心，讓組織成為群眾生活的一部分，下一步才是尋求擴張節點、嘗試結盟不同議題組織。
阿林斯基的階級分析或許顯得天真，但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他以有權有勢者、私產微薄者、一無所有者對應到上層階級、中產階級、底層階級，並且認為既然社會主體是由中產階級構成，也有最多人認同自己是中產階級，那麼就該以中產階級為主要組織對象。在組織過許多不同族裔的底層人民之後，阿林斯基主張美國的貧民必須與中產階級結盟，因為如果不努力組織中產階級，他們將會向右轉，成為妨礙改變的力量。這樣的結盟策略，究竟是否有效？是否適用於臺灣？值得我們深思。
此外，阿林斯基對於共產主義的提防、對於美國自由民主社會價值的擁護，都可能招致不夠基進的批評。事實上在本書剛出版不久，阿林斯基即遭批評是「表面基進實則保守」（Conservative wine in radical bottles），論者認為阿林斯基只是長於使用具有煽惑力的基進修辭，而他實際的組織方法從未思考如何從根本改造整個美國社會，對於另類世界觀的討論付之闕如，僅僅著重實質議題而鄙棄意識型態，使得他終究只是現狀的擁護者，而他所提倡的基於鄰里關係的社區組織，固然致力改善日常生活的實質問題，但並不代表這樣就能帶來徹底的社會變革，社區組織的強健，也有可能會走向保守化的道路（Charles F. Levine 1973）。
上述批評並非沒有道理，但是在這個諸神崩塌的時代，阿林斯基不緊抱著「基進意識型態」又何嘗不是優點？如同阿林斯基所強調的，維持彈性並保持開放，確實是組織者能夠因勢利導、協助人們發展組織奪取權力的重要心態。對於這樣一本嘗試普及組織者教育的手冊，免於特定意識型態甚或教條主義的束縛，固然可能在整體社會性質的分析上有所缺憾（例如阿林斯基簡陋的階級分析），但是聚焦於討論組織者心態、角色以及組織的戰略戰術，可能更適合關懷不同議題、來自不同背景、懷抱不同路線綱領的各色讀者。畢竟所有試圖有所改變的人都需要權力、組織和行動。
最後，或許有人認為，以紙上談兵的教戰手冊來討論社會運動終究是不切實際。這樣的批評可能是有效的：如果不釐清意識型態的差異、缺乏扎實的社會性質分析，就沒有辦法提出有效的社會改造計畫，因而反抗也只會是零星散亂的行動，由此觀之，組織運作和戰術設計終究是次要的執行問題。然而無可否認的現實是，如果人們對於自己的日常生活全無掌握，遇到困難只能求助於政治代理人，那麼奪權與革命這樣宏大的字眼，真的有意義嗎？
阿林斯基說，作為一個組織者，他從世界真實所在之處著手。《叛道》作為「運動現場」書系的第四本書，就如同之前的三位兄弟姊妹一般，不耽溺於理論與空想，而是針對現實的經驗探究。《叛道》引介的是臺灣之外的其他「運動現場」，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希望本書能為社會運動與組織者的跨國交流，打開一扇小小的窗戶。

推薦序
為什麼民主了，我們還是不幸福？
林暉鈞（小提琴手、翻譯工作者）
民主曾經是臺灣社會努力追求的「普世價值」。經歷過戒嚴時期的人都知道，我們的前輩先人，是如何犧牲個人的幸福與自由、甚至是生命，前仆後繼、不斷衝撞體制，才終於換來今日臺灣社會的民主與自由。今天，我們可以說，臺灣是一個貨真價實的民主社會。大大小小各種地方首長、各級議會的議員，甚至連總統，都是透過普通選舉由人民選出來的。我們也享有很大的言論自由，可以批評政府及政策，不需要冒著生命的危險。前輩先人所追求的理想，似乎是達到了。
然而，對...

序言
當前的革命力量有兩個目標︰道德以及物質的。年輕的倡議者有時讓人想起具有理想性的早期基督徒，但他們同時也主張暴力，高喊「燒毀體制！」他們對體制不抱幻想，但對於改變這個世界的方法卻充滿幻覺。我就是為了這一點才寫下這本書。我急切地寫下這些話語，之所以如此急切，有一部分是因為我和我們那一代的基進分子用生命所付出的努力，其意義將取決於年輕革命倡議者當下以及未來的行動。
這些年輕人是今日的革命先鋒，他們幾乎得從頭開始。我們這一代的基進分子少有人能逃過一九五○年代初期的麥卡錫浩劫，而在那些倖存者中，其見識與洞察力能夠超越正統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者，更是寥寥無幾。本該將經驗與識見的火炬傳給新一代的我輩基進夥伴根本不在那裡。年輕人環顧周遭所見，用他們的話來說，全都是「物質至上、頹廢、布爾喬亞的價值觀，毫無價值且強橫。」那麼，年輕人全然排斥我輩又有什麼好驚訝的呢？
今天的這一代迫切地試圖在他們的生命和這個世界中尋找意義。他們大部分都是中產階級的後代。這些年輕人拋棄他們的物質背景、對於高薪工作的追尋、郊區的房產、汽車、鄉村俱樂部的會員資格、頭等艙的旅行、地位、安全感，以及他們的父母視為成就的一切事物。他們曾經擁有這些東西。他們看著父母被這些東西帶往鎮定劑、酒精、長期忍耐的婚姻或離婚、高血壓、潰瘍、挫折感，以及對於「美好生活」的幻滅。他們目睹我們的政治領袖那幾乎讓人難以置信的愚蠢行為——在過去，政治領袖從市長、州長到總統都備受尊崇、甚至景仰；而今日大家卻鄙視這些人。這種否定態度如今擴及所有制度，從警察機關、法庭到「體制」本身。我們活在大眾媒體的世界中，媒體每天都在揭露這個社會固有的虛偽、各種矛盾，以及我們的社會與政治生活幾近所有層面的明顯失敗。年輕人看見他們「行動主義的」（activist）參與式民主變成截然相反的東西︰虛無的轟炸與謀殺。過去的政治萬靈丹如俄國與中國革命，如今是換湯不換藥。對自由的追尋似乎不見任何道路與方向。年輕人被大量的資訊與事實淹沒，這些訊息的壓倒性威力，使得世界彷彿成為徹底的瘋人院，這個瘋人院讓年輕人在狂亂中暈頭轉向，尋找人類有史以來就持續尋求的目標︰一種擁有某些意義的生活方式。一種生活方式意味著某種程度的秩序，在此秩序中，事物彼此有某種關係，並且可以被拼湊成一套系統，這套系統至少能夠提供一些關於「生命是什麼」的線索。人們總是渴望指引，並透過創立宗教、發明政治哲學、創造科學體系（像牛頓的體系），或是構思各種意識型態來尋找方向。這就是常見的陳腔濫調「讓生活井然有序」（get it all together）背後的動力，儘管人們明白所有價值與要素都是相對的、流動的、不斷變化的，而「讓生活井然有序」也只能夠是相對的。這些元素都會一起轉變和移動，如同一個轉動的萬花筒會出現的圖案變化。
在過去，不論是物理上還是知識上所指稱的「世界」，都比現在更小、更簡單、更有秩序得多。這增強了可信度。而在今日，所有事情都太過複雜以至於難以理解。當其他人在排隊領取救濟金，或腐敗的獨裁政權以自由為名在越南製造殺戮與死亡時，在月球上行走對人類來說究竟有什麼意義？這個時代人們的下半身陷在瘋狂的污泥中，雙手卻追逐著崇高神聖。當權派（establishment）在許多方面都跟某些極左派一樣是在自取滅亡，不同的是，當權派的毀壞力比極左派要巨大得多。絕望灰心的結果是病態。死亡的氛圍籠罩著這個國家。
今天的新生代面對這一切，他們說︰「我不想要像我的家人和他們的朋友那樣渡過我的人生。我想做點什麼，去創造、去做我自己、去『做我自己的事』、去活著。老一輩的人無法理解，更糟的是他們根本不想懂。我不想只是輸入電腦裡的一份資料，或是民意調查中的一個統計數字，只是個持有信用卡的選民。」對年輕人來說，這個世界顯得瘋狂且四分五裂。
在另一側的是老一輩的人，他們也同樣困惑迷茫。如果他們不像年輕人一樣勤於發聲或自覺，那可能是因為他們可以逃回過去那個比較簡單的世界。他們依然能夠緊抓著舊價值觀，單純地希望所有事情都會不知怎麼地以某種方式解決，而年輕的一代也會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漸「重回正軌」。由於老一輩的人無法掌握世界現在的樣貌，他們迴避與年輕一代的任何交鋒，總是躲到一句令人憤怒的陳腔濫調背後︰「你們老了就知道。」若年輕人回答「如果你年輕一點你就會知道，不過你永遠不可能變年輕，所以你當然永遠都不會懂」，真不知道他們會作何反應。有些老一輩的人聲稱他們想要理解年輕人，他們說：我跟我小孩或他們的朋友談話時，我會對他們說︰「聽著，我相信你們要告訴我的事很重要，我也尊重這些事。你們叫我老古板，然後說『我跟不上時代』、『我搞不清楚狀況』、『我搞不懂事件發生的情境』，諸如此類所有你們會用的句子。這個嘛，我會同意你們的看法。但能否請你們告訴我，你們想要什麼？你們說『我想要做我自己的事』又是什麼意思？你們自己的事到底是什麼？你們說想要一個更好的世界，那是怎樣的世界？不要跟我說什麼充滿和平與愛的世界之類的，因為人類就是人類，等你們老了就會知道——抱歉，我不是故意要說『等你們老了』這種話。我真的尊重你們想說的話。你們何不現在回答我呢？你們知道你們想要的是什麼嗎？你們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為什麼我們不能達成共識呢？」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代溝。
這一代所追求的是每個世代的人都想要的：一種意義、一種關於世界和生命是什麼的感知——一個奮力爭取某種秩序的機會。
假如現在由年輕人來撰寫我們的《獨立宣言》，他們會由此開始︰「在種種不人道事件之中……」而他們的詳情訴狀所列出的內容，大概會從越南〔戰爭〕、我們的黑人、墨西哥裔、波多黎各裔社區，以及移民勞工、阿帕拉契地區，一直到世界上的仇恨、無知、疾病與飢荒。這樣的詳情訴狀強調人事的荒謬、絕望與空虛，以及由於不知道我們的生命是否有任何意義所帶來的可怕孤獨感。
當他們談到價值觀，他們是在尋求一個理由。他們正在尋找答案，或至少曾經一度這麼做，以回答人類的終極問題︰「我為何在此？」
年輕人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回應他們身處的這個混亂無序的世界。有些人驚慌失措四處逃亡，他們說反正體制遲早都會因為自身的腐爛敗壞而崩潰，以此來合理化自己的行為，他們逃避責任、去當嬉皮（hippie）或伊皮（yippie）、嗑藥、嘗試創立公社，做任何事來逃離這個世界。有些人則選擇無謂且必定失敗的對抗，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增強自我合理化，並且說「這個嘛，我們試過且盡一份力了」，然後也開始逃避推託。另外有些人厭倦了罪惡感，不知道該往哪裡去、該做什麼，最後就發瘋了。氣象人和他們的同類就是這種人，他們採取了最徹底的逃避行為︰自我毀滅。對於這些人，除了憐憫，我無話可說。至於那些遺棄死去的戰友，飛往阿爾及利亞或其他地點的人，我鄙視他們。
我在這本書裡要說的並非不請自來的傲慢建議，而是在美國數百個校園中通宵達旦的會議裡，許多年輕人曾經詢問過我的那些經驗與忠告。這本書是寫給那些致力於戰鬥、獻身予生命的年輕基進分子。
記住，我們談的是革命，不是天啟。你射得太高或太低都會錯失目標。首先，如同愛和快樂沒有規則，革命同樣也沒有規則可循，但是，對於那些想改變世界的基進分子來說，的確有一些可以依循的準則。人類政治中存在一些核心的行動概念，不論何時何地都適用。要對體制發動實際攻擊，瞭解這些規則是基本工作。這些規則區別了務實的與口號式的基進分子。後者滿口令人厭倦的過時詞彙與口號，他們叫警察「豬」、「白人法西斯種族主義者」、「他媽的混蛋」，這麼一來卻也讓自己陷入某種刻板印象的框架中，其他人一聽到就會說︰「噢，他也是那種人」，然後迅速逃之夭夭。
很多我們的年輕運動者都不瞭解溝通的藝術，這是非常糟糕的。溝通的基本概念是︰我們在聽眾的經驗範圍內進行溝通，並且充分尊重對方的價值觀。只要對這一點有最基本的掌握，就會排除攻擊美國國旗的舉動。負責任的組織者明白，是當權派背棄了美國國旗，國旗本身仍然是榮譽的象徵，代表了美國的希望與抱負。這個組織者會向聽眾傳達這個訊息。而在另一種層次的溝通中，幽默是不可或缺的，因為許多訊息以嚴肅的方式提出很可能會被拒絕，但如果透過幽默的方式傳達，會更容易被接受。這是傷心又孤獨的一個世代。這個世代笑得太少，這也是很悲哀的一件事。
對真正的基進分子而言，做「他自己的事」就是和眾人攜手為眾人做有益社會的事。在一個所有事情都相互關聯，導致人們不知道該從何處著手、如何控制與採取行動，因而感到相當無助的世界中，失敗就會到來。多年來，有許多人因為覺得社會讓人不知所措而退縮，專注於「做他們自己的事」。通常我們把這些人送進精神病院，將他們診斷為精神分裂患者。如果一個真正的基進分子發現留長頭髮會造成他與旁人的心理隔閡，妨礙他進行溝通和組織，他就會剪掉他的頭髮。如果我在一個正統猶太社區中進行組織工作，我絕不會在社區裡吃火腿三明治，除非我想找個理由開溜，故意讓自己被社區排斥。如果我想要組織社區，我的「事」就是與社區居民進行充分可靠的溝通。若缺乏溝通，我實際上就等於什麼也沒說。縱觀歷史，沉默不語向來會被視為同意——在此，沉默就等於贊同體制。
作為一個組織者，我從世界真實所在之處著手，而非從我希望世界成為的樣子起步。接受世界的原貌這件事，不會在任何意義上削弱我們把它改造成我們相信它應當成為之樣貌的渴求——如果我們要將世界改造成我們認為它應該成為的樣子，從世界真實所在之處著手是必要的。這意味著在體制中努力。
要在體制內部努力還有另一個原因。杜斯妥也夫斯基曾經說過，踏出新的一步是人們最恐懼的事情。任何劇烈的改變發生之前，必須先讓大多數的人民對於改變抱持順從、肯定、不質疑的態度。人民必須在現行的體制中感到非常沮喪、極度挫敗、不知所措、前途無望，如此一來，他們才會願意放棄過去、改變未來。這樣的接受就是種變革（reformation），那對任何革命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要引發這種變革，必須有組織者在體制內部努力，不只是在中產階級之中努力，也要在年收入介於五千至一萬美元之間的美國家庭中努力——這樣的家庭占全美的百分之四十、總人口超過七千萬。我們不能將他們貼上藍領或安全帽階級的標籤就忽略他們。他們不會一直保持相對被動且稍具挑戰性的狀態。如果我們無法與他們溝通、如果我們不鼓勵他們和我們結盟，他們就會向右派靠攏。也許他們無論如何都會這麼做，但別讓這種事因為我們怠忽職守而發生。
我們的年輕人對於目標明確的行動所不可或缺的準備工作欠缺耐性。因為渴求立即且戲劇性的改變，或者是如同我在其他地方提過的，尋求天啟而非革命，而使得有效的組織工作遭受挫敗。就如同我們在劇作中所見到的，第一幕介紹角色和情節，第二幕故事情節和角色開始發展，整齣劇努力要抓住觀眾的注意力。最後一幕正邪雙方戲劇性地對峙，最後解決爭端。今天的這一代想要直接進入第三幕，跳過前兩幕。在這種情況下這已經不是一齣劇，除了為對抗而對抗外什麼都不是——光芒驟發，然後就回歸黑暗。要建立強大的組織需要時間，過程單調乏味，但這就是賽局進行的方式——如果你是真的想玩，而不是只想大喊「殺掉裁判」。
除了在體制「內部」努力以外，還有什麼替代方案？一大堆「燒毀體制」的修辭垃圾。伊皮大喊「上了！」或「做你自己的事。」除此之外還有什麼？炸彈？狙擊？當警察被殺害時沉默不語，其他人被殺害就尖叫「殺人的法西斯豬玀」？攻擊警察並設圈套給他們跳？公開自殺？當所有的槍都在對方手上時，「槍桿子出政權！」不過就是句荒謬的口號。列寧（Lenin）是位實用主義者；當他結束流亡回到當時的彼得格勒，他說布爾什維克主張透過選票獲取權力，但在他們拿到槍之後可能會重新考慮！發表好戰言論？滔滔不絕地引用毛澤東、卡斯楚、切．格瓦拉的名言？這些名言對於我們這個高度技術化、電腦化、機械化（cybernetic）、核能化、大眾媒體當道的社會的適用程度，就如同一輛擺在甘迺迪機場飛機跑道上的驛馬車。
從基進實用主義的角度來看，別忘了在我們的體制中，即使處處充滿壓迫，我們仍然能夠暢所欲言並公開譴責政府、抨擊其政策，努力建立反對派的政治基礎。沒有錯，政府的確會不時侵擾，但我們仍然擁有相對自由能夠去戰鬥。我可以抨擊政府，試著組織人民來改變政府。這比我在莫斯科、北京或哈瓦那能做的都還要多。請謹記紅衛兵對於「文化大革命」所做出的反應，以及中國大學生的命運。只要發生幾場我們在這裡經歷過的爆炸案或法庭槍擊等暴力事件，在蘇聯、中國或古巴就有可能引發徹底整肅以及大規模的處決。我們看事情要全面。
政治的荒誕是我們唯一的起點，所以我們將從體制著手。對於我們這些想要創造革命性改變的人來說，最重要的就是要理解革命之前必須先有變革。假定一場政治革命能夠在沒有民心變革（a popular reformation）的支持基礎下成功，是在緣木求魚。
人們不喜歡猛然走出熟悉經驗的安全範圍，他們需要一座橋樑，協助他們從自身的經驗跨越到新的道路上。一位革命組織者必須撼動人們現行的生活模式，煽動並創造人們對當前價值觀的質疑與不滿，即使無法創造出追求改變的熱情，至少也要營造出順從、肯定、不質疑改變的社會氛圍。
「在戰爭開始前，革命先起了作用，」亞當斯（John Adams）寫道，「革命存在於人民的心靈與腦袋中……人民在原則、觀點、情緒和感情上的基進改變，才是真正的美國革命。」一場未曾先經歷變革的革命，最後不是瓦解就是成為極權暴政。
變革意味著我們的多數人民已經對於過去的做法與價值觀感到幻滅。他們不知道該怎麼做才能奏效，但他們確實知道現行的體制是自掘墳墓、令人洩氣且毫無希望的。他們不會採取行動以求改變，但也不會強力反對採取行動的那些人。此時，革命的時機就成熟了。
那些反對變革的人，不管他們是出於哪些原因，都在無意間成為極右派的盟友。有些極左派在政治圈中走得太過極端，在任何層面都已經和極右派沒有兩樣了。這讓我想起有些「人道主義者」在希特勒初露鋒芒時，以父母遺棄、童年創傷為由，為他的行為找藉口。當有人支持暗殺羅伯．甘迺迪（Robert Kennedy）參議員、塔特謀殺案、馬林郡市政大樓綁架及兇殺案以及威斯康辛大學炸彈兇殺案，將這些事件視為「革命行動」時，我們所面對的不過是隱藏在政治面具後的精神失常者。大多數民眾則因恐懼而退縮，並且說︰「我們眼前的道路很艱難，我們願意讓改變發生，但我們要的絕對不是這種兇殘的瘋狂殺戮。不論現在的情勢有多糟，都比瘋狂殺戮還要好。」於是人民就開始往回走。回頭接受即將到來的、以「法律和秩序」為名的大規模鎮壓。
一九六八年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充斥著芝加哥警察和國民警衛隊的瓦斯攻擊和暴力行為，許多身處其中的學生問我︰「你仍然相信我們應該試著在體制內努力嗎？」
這些學生從新罕布什爾州開始一路跟隨著尤金．麥卡錫（Eugene McCarthy）到全國各地。羅伯．甘迺迪在洛杉磯被刺殺時，有些學生就在他身邊。許多在芝加哥流下的眼淚並不是因為催淚瓦斯。「阿林斯基先生，我們打過一場又一場的初選，人民都投票反對越戰。但你看看大會，他們完全不理投票結果。看看警察和軍隊，你還要我們在體制內努力嗎？」
看見美國軍隊拿著出鞘的刺刀向美國的男孩和女孩進攻讓我感到心痛。但對我來說，給年輕基進分子唯一實際的答案是︰「你有三個選擇。第一，找一座哭牆，自憐自艾；第二，變成精神病患，開始丟炸彈——不過這只會讓人民轉向右派；第三，吸取教訓。回家去，組織，建立力量，然後下一次的大會，你們就是代表。」
記住︰一旦你透過某件大家普遍達成共識的事情——例如污染事件——將人們組織起來，一群有組織的人民就動起來了。從那裡只要一小步就自然跨向政治污染、五角大廈污染。
只推選你支持的候選人是不夠的。你必須持續施加壓力。基進分子必須謹記小羅斯福回應一位改革代表的話︰「好，你已經說服我了。現在請繼續保持在野身分，持續對我施壓！」行動源自保持熱度。只要你能讓議題燒得夠火熱，沒有任何政治人物能安穩地坐在這種燙手山芋上。
至於越南，我希望能看見我的國家成為人類史上第一次如此公開宣告的先鋒︰「我們錯了！我們過去的作為極其可怖。我們插手，然後愈陷愈深，每走一步我們都在發明留下來的新理由。我們所付出的一部分代價是四萬四千名美國人的生命。我們無論做什麼都永遠無法補償中南半島的人民，抑或是我們自己的人民，但我們會試著努力。我們相信我們的世界已經成熟了，所以放棄幼稚的驕傲與虛榮、承認我們做錯了，不再會是軟弱或失敗的象徵。」這樣的坦承宣告將會震撼所有國家的外交政策理念，並為新的國際秩序打開一扇大門。這是我們對越南問題提出的替代方案，除此之外，全都是了無新意東拼西湊的權宜之計。如果這真能實現，或許甚至連越戰都稍稍值得了。
最後再對我們的體制講點話。民主的理想源於以下種種理念︰自由、平等、透過自由選舉實行多數決、保護少數人的權利，以及在宗教、經濟和政治事務上多元效忠的自由，而非只能完全忠於國家。民主的精神是認為每個人都有其重要性及價值，並且相信每個人都可以盡力發揮所有潛能的世界。
巨大的危險總是伴隨著絕佳的機會。創造的行動中總是隱含著毀滅的可能性。因此，個體自由最大的敵人就是個體自身。
打從一開始，民主理想的弱點以及民主理想的力量都是人民。人民無法得到真正的自由，除非他們願意犧牲一些自身利益，來確保他人的自由。民主的代價是得由所有人民持續追求眾人共同的利益。距今一百三十五年前，托克維爾就嚴正警告，除非個別公民願意定期參與治理自身事務的行動，否則自治的情景就不可能出現。在一個以意志論 為基礎的社會中，公民參與是驅動前行的精神與力量。
在這裡，我們關心的不是那些宣稱他們有民主信仰，卻又嚮往依賴別人所帶來的黑暗安全保障的人民，只要依賴別人，他們就能免於做決定的負擔。這些人拒絕長大，或沒辦法長大，他們想要一直當小孩，由別人來照顧。對於那些能夠長大的人，我們應該鼓勵他們成長；至於其他人，問題出在他們自己身上，而非體制。
我們的人民中，有廣大的一群人由於缺乏興趣或苦無機會，抑或兩者皆是，並未扛起永無止境的公民責任，而是接受了任憑他人做決定的生活。在這裡，我們極其迫切地關注這群人。失去作為民主體制中公民的「身分認同」，距離失去作為一個人的身分認同，僅僅一步之遙。面對這種挫折，人民的反應是完全不行動。在一個民主國家中，人民與公民身分例行的日常職責完全分離，實在令人心碎。
當一個國家的人民放棄他們的公民身分，或是一座大城市的居民渴望參與公眾事務卻不得其門而入，這都是非常嚴重的狀況。這種公民將會進一步陷入冷漠、匿名、去人性化的情境中。結果就是公民開始依賴公權力，而公民硬化（civic-sclerosis）的情況於焉到來。
外部的敵人不時會出現在我們的門外；然而內部的敵人永遠都在，那就是潛藏且有害的惰性，對我們的人生與未來而言，其所預示的必然毀滅程度高於任何核子彈頭。一個人喪失對於自己的信心，也不再相信自己具有主導自身未來的力量，沒有比這兩者的消亡還要更黑暗、更具毀滅性的悲劇了。
我向今天的這一代致敬。好好把握你們青春最珍貴的部分之一︰歡笑。別失去你們的笑聲，你們之中有許多人好像都把笑聲給弄丟了，你們需要放聲大笑。一同努力，我們也許會發現某些我們在尋找的東西︰歡笑、美、愛，以及創造的契機。
 
目標
人在世上豈無爭戰？
——〈約伯記〉七章一節
接下來的內容，是寫給那些想將眼下的世界變成它應有模樣的人。馬基維利（Machiavelli）的《君主論》（The Prince）是寫給有權有勢者，教他們如何掌握權力。《叛道》則是寫給一無所有者，教他們如何奪取權力。
在本書中，我們關切的是如何創造群眾組織以攫取權力，並將權力給予人民；如何實現民主的夢想——平等、正義、和平、合作、平等充分的教育機會、充分且有益的就業、健康，以及創造出讓人們得以依循那些讓生命有意義的價值而活的環境。我們所討論的正是這種群眾權力組織，它能將世界變成男男女女皆可昂首闊步之地，即秉持西班牙內戰信條「寧挺立而死，亦不屈膝苟活」的精神。這意味著革命。
歷史上重大的變遷都是由革命所促成。有些人說，造成變遷的並非革命而是演化——但演化只是未參與者(nonparticipants)在統合特定重大社會變遷時，用來指涉特殊革命次序的詞彙。關於群眾運動的機制和革命中攻防行動的不同階段，我在本書中提出一些整體觀察、命題及概念。這並非一本意識型態的書，除非改變現狀（而非維持現狀）的論證可稱為一種意識型態；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處境及不同的時刻，會為各個時代構築出他們自己的解決之道和救贖象徵。本書沒有萬靈丹或教條；我憎惡且畏懼教條。我明白所有革命都必須有意識型態來驅策它們。在衝突加劇的當下，意識型態易成為宣稱獨占真理的僵固教條，以及通往天堂的鑰匙——這是何等悲哀。教條是人類自由的敵人。在革命運動的各個變動轉折時刻，都必須提防並擔憂教條。懷疑自己是否正確讓人的靈魂閃耀，而全然確信自己是對的人，其內心是黑暗的，並以殘暴、苦痛和不義讓整個世界變得陰暗。那些把窮人或一無所有者放上神壇的人，和其他教條主義者一樣罪惡與危險。為了降低意識型態變質為教條的危險，保護人類自由、開放、探索和創造的心靈，以及迎接改變，美國開國元勳的意識型態是最為明確的：「為了公共福祉。」
偉大的原子物理學家波耳（Niels Bohr）出色地陳述關於教條主義的文明立場：「我的每句話，不該被理解為肯定句，而是疑問句。」我將論證，人類的希望就在於接受偉大的改變法則；通盤理解變遷的原則提供理性行動的線索，釐清手段和目的間的真實關係，以及這兩者如何彼此決定。我希望這本書有助於對今日基進分子的教育，以及將無用惱人的炙熱激情轉變為慎思、明確且有效的行動。
許多今日所謂的基進分子政治敏感度低，而白白丟掉許多宣傳機會，芝加哥七君子（Chicago Seven）審判期間的一段插曲提供了一則範例：
上個週末，來自全國各地大約一百五十位律師聚集在芝加哥，在聯邦大樓示威，抗議霍夫曼（Hoffman）法官〔逮捕〕四位律師。這個代表團——由哈佛法學院十三位教授所支持，還包括許多其他的教授——以法院之友的身分遞交了一份簡短聲明，指稱霍夫曼法官的行動是「對正義的嘲弄，威脅摧毀美國人民對整個司法程序的信心……」。十點一到，憤怒的律師開始繞行聯邦大樓，有數百位學生基進分子、幾名黑豹黨人（Black Panthers），以及一百多位戴藍色頭盔的芝加哥警察加入他們。
快接近中午時，大約四十名示威抗議的律師帶著他們的標語進入聯邦大樓的大廳，不顧張貼在入口旁玻璃牆上、由坎伯（Campbell）法官簽署的公告——禁止在該大樓內進行這類示威抗議。然而，當律師群一進入，坎伯法官本人就下到大廳，穿著他的黑袍，且由一位聯邦警察、一名速記員及他的法院書記陪同。雖然法官被憤怒的律師群圍繞著（這些律師本身則被一群警員和聯邦警察包圍），但他隨即在當場行使職權進行審訊。他宣告抗議者需立刻撤出，否則將以藐視法庭罪起訴他們。
他警告，此刻，他們無疑是在審理程序進行中藐視法庭，因而需受立即處分。然而，當他一做出這樣的宣告，群眾裡便傳來咆哮聲「操！坎伯」。在一陣緊張的靜默後，群眾歡聲雷動，警察明顯緊繃起來，而坎伯法官自己離開現場。後來律師群也離開大廳，重新加入人行道上的抗議者。
——愛普斯坦（Jason Epstein），《偉大的陰謀審判》（The Great Conspiracy Trial, 1970）。
這群抗議的律師浪費了創造全國性議題的大好機會。隨便想就有兩個選擇，任一個都可迫使法官讓該議題持續發展下去：其一，律師中的一位可在「操！坎伯」的咆哮聲後走向法官說，律師群不支持人身攻擊的猥褻髒話，但他們不會離開；其二，他們可以異口同聲地說「操！坎伯」。他們什麼都沒做；白白讓主控權從他們那裡轉移到法官身上，一事無成。
基進分子必須保有彈性、適應瞬息萬變的政治環境，對於攻防行動有足夠的敏感度，以避免落入自己戰術的圈套，而被迫走上非自己選擇的路。簡單來說，基進分子對於事件的發展必須有一定程度的控制。
在此，我將整理一些關於「改變」的事實與一般觀念，這是掌握有關革命的知識體系的一步。
所有社會都不鼓勵並處罰那些威脅統治現狀的想法與著作。因此，不難理解的是，在那些有權有勢者的知識文獻裡很難找到關於社會變遷的作品。在美國革命結束後，除了《獨立宣言》提到革命權是一種基本權利，七十三年後梭羅（Thoreau）關於「公民不服從」（The Duty of Civil Disobedience）的短文，以及林肯在一八六一年重申革命權之外，幾乎找不到其他作品。的確有許多讚頌革命神聖性的話語，但那是指過去的各種革命。隨著時間流逝，我們對於革命神聖權利的熱忱逐漸增強。革命距離今日越是遙遠，就越隱沒於歷史之中，也變得越加神聖。除了梭羅簡短的評論外，我們的社會對於如何活絡社會變遷少有忠告、幾無建議。
另一方面，來自有權有勢者、為現狀辯護的文獻則是源源不絕。宗教、經濟、社會、政治及法律的小冊子，永無止境地攻擊所有的革命理念與改變行動，罵他們不道德、謬誤，且是反對上帝、叛國及叛家。這些用來維護現狀的文字鴉片更威脅：所有這類革命運動既然是不愛國的、具顛覆性、源自地獄、匍匐潛行，那麼支持這種行動的人將招致可怕的刑罰。所有偉大的革命（包括基督教、各種改革、民主、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在一開始的時候，都曾遭受這些封號。現行體制關注自己的公眾形象，革命卻是唯一沒有形象的力量，並為即將到來之事籠罩黑暗不祥的陰影。
世上的一無所有者——受當前動亂所激盪，而熱切尋求革命著作——只能從（紅色和黃色的）共產主義者那裡找到社會變遷的文獻。他們可以從中讀到關於製造革命的戰術、手法、策略和行動準則。由於在這種文獻裡，所有想法都鑲嵌在共產主義的語言中，革命似乎成了共產主義的同義詞。當掙扎於革命熱情的一無所有者，向我們飢渴地邁出求生存的第一步時，我們卻以一種令人困惑、無法置信且無意義的抽象概念集合（關於自由、道德、平等，以及共產主義意識型態智性奴役的危險）來回應，還一併發下裝飾著道德原則和「自由」緞帶的慈善救濟品，上面貼著「對我們無限政治忠誠」的價格標籤。隨著俄國和中國革命的到來，美國突然經歷了一場道德轉變，而變得關心我們世界各地兄弟的福祉。一無所有者的革命在有權有勢者之間引發一場道德覺醒。
一無所有者的革命也會引發一種妄想恐懼；因此，現在我們發現世界各地的腐敗高壓政府告訴我們：「給我們錢和士兵，否則將會發生革命，而新的領導人會是你們的敵人。」由於恐懼革命且把自己與維護現狀視為一體，我們讓共產黨人自動取得為一無所有者追求正義的革命光環。而這項錯誤變得更加棘手，因為我們以為要避免革命發生就必須盡力維護各地的當權體制。如今，革命成了共產主義的同義詞，而資本主義等同於現狀。偶爾我們會同意革命發生，如果它保證站在我們這邊，又或者當我們知道革命已無法避免時。我們厭惡革命。
我們允許一種自我毀滅的情境開展，在那裡，革命和共產主義合而為一。這本書致力於拆散這兩者，亦即把共產主義獨占性地等同於革命給分開。假使世上的一無所有者能認同並接受革命不必然意味著仇恨和戰爭（美國發動的冷戰或熱戰），單單這種想法就將是世界政治和人類未來的一場偉大革命。這是我嘗試寫這本超脫共產主義或資本主義模子的革命手冊的主要原因，這是寫給世上一無所有者的操作手冊，無論其膚色或政治立場為何。在此，我的目的是建議如何組織起來以取得權力，如何得到權力和使用權力。我將指出，若無法使用權力將生活所需更平等地分配給所有人，便意味著革命的結束和反革命的開始。
革命總是靠著一支意識型態的銳矛取得進展，一如現狀將其意識型態銘刻在它防衛的盾上。所有生命都有其立場，沒有不帶偏見的客觀性。革命的意識型態不限於特定的簡短公式。它是一連串的普遍法則，根植於林肯在一八五六年五月十九日所言：「別上當，革命不會倒退。」

序言
當前的革命力量有兩個目標︰道德以及物質的。年輕的倡議者有時讓人想起具有理想性的早期基督徒，但他們同時也主張暴力，高喊「燒毀體制！」他們對體制不抱幻想，但對於改變這個世界的方法卻充滿幻覺。我就是為了這一點才寫下這本書。我急切地寫下這些話語，之所以如此急切，有一部分是因為我和我們那一代的基進分子用生命所付出的努力，其意義將取決於年輕革命倡議者當下以及未來的行動。
這些年輕人是今日的革命先鋒，他們幾乎得從頭開始。我們這一代的基進分子少有人能逃過一九五○年代初期的麥卡錫浩劫，而在那些倖存者中，其見...

推薦序 為什麼民主了，我們還是不幸福？╱林暉鈞
中文版序 讓我們一起重新思考，社會運動如何可能？╱張勝涵、劉華真

序言
在這瘋狂且混亂無序的世界中，想尋找生命意義、想追求更美好的世界、想做點什麼的年輕人，究竟該從何處著手？

目標
馬基維利的《君主論》是寫給有權有勢者，教他們如何掌握權力。《叛道》則是寫給一無所有者，教他們如何奪取權力。

手段與目的
「目的可以合理化手段嗎？」根本是個假問題！目的與手段的道德家或不行動者，最後總是以他們的「有目的、沒手段」告終。你只能做你所能做的，然後為它穿上道德外衣。

論語詞
假如我們努力發明消毒過的同義詞，避免使用「政治」、「權力」、「自利」、「妥協」、「自我」、「衝突」等詞彙，我們將失去意識，逐漸駛離滿是衝突、骯髒且由權力鋪就的真實人生公路。

組織者的教育
組織者應具備的特質為︰好奇心、不敬、想像力、幽默感、對於較佳世界的一點模糊想望、組織有序的人格、完美融合的政治精神分裂者、自我、自由且開放的思維，以及政治相對性。

溝通
如果你無法和你的群眾溝通，你知道些什麼事情根本就不重要。在那種情況下，你甚至連個失敗者都不算。你只不過是根本就不在場。

起頭
組織者要取得當地人的信任與授權，然後鼓動他人、引介想法、孕育希望和改變的願望，最重要的任務是︰讓人們覺得他們可以做點什麼。

戰術
組織者在戰鬥中須隨身帶著的是原則。對於這些原則，他要運用自己的想像力，並在戰術上將它們與特定情境相結合。

代理權戰術的起源
在紐約州的羅徹斯特，阿林斯基和黑人貧民區組織「戰鬥團」（FIGHT）發展出的代理權戰術，成功逼迫伊士曼柯達公司坐上談判桌。代理權戰術成為讓中產階級組織參與戰鬥的最佳手段！

前路
光是組織窮人是沒有用的，讓中產階級成為盟友是唯一的道路。今日的基進分子必須回過頭去，組織那些比窮人更強烈地感到挫敗與迷失的中產階級，絕不能使他們受絕望驅使而走向獨裁體制並讓自由消亡，行動的時刻就是現在！

推薦序 為什麼民主了，我們還是不幸福？╱林暉鈞
中文版序 讓我們一起重新思考，社會運動如何可能？╱張勝涵、劉華真

序言
在這瘋狂且混亂無序的世界中，想尋找生命意義、想追求更美好的世界、想做點什麼的年輕人，究竟該從何處著手？

目標
馬基維利的《君主論》是寫給有權有勢者，教他們如何掌握權力。《叛道》則是寫給一無所有者，教他們如何奪取權力。

手段與目的
「目的可以合理化手段嗎？」根本是個假問題！目的與手段的道德家或不行動者，最後總是以他們的「有目的、沒手段」告終。你只能做你所能做的，然後為它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