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有時，我試著想像一個沒有文學的世界。我會想念在飛機上有書可以看；書店和圖書館的架上會出現許多額外空間（而我自己的書架將再也塞不滿）；我們所知道的出版產業不復存在，也不會有亞馬遜網路書店；而當我夜裡無法成眠時，床頭桌上也將空無一物。
這一切將是不幸的事。但是，要談論文學若不曾存在、故事若僅以口述而沒有寫下來的損失，僅僅只觸及問題的表面。這樣的世界是幾乎無法想像的，我們的歷史感、帝國和國家的興衰將因此截然不同。大多數哲學和政治思想也將不復存在，因為那些促使它們產生的文學作品沒有被記錄下來。而且，幾乎所有宗教信仰也都將隨著它們賴以傳達的聖典一起消失。
文學不只是愛書人的專利，打從它自四千年前出現以來，就形塑了地球上大多數人類的生活。
一如阿波羅八號太空船上三位太空人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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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問題，阿波羅八號。準備進行月球轉移軌道射入（Trans-Lunar Injection, TLI）。通話完畢。」
「收到。了解，準備進行月球轉移軌道射入。」
到了一九六八年後期，環繞地球不再是新鮮事。美國阿波羅八號執行最新任務，剛在地球軌道上待了兩小時二十七分，沒有發生重大事件。但法蘭克．博爾曼二世（Frank Frederick Borman II）、小詹姆斯．洛威爾（James Arthur Lovell, Jr.）和威廉．安德斯（William Alison Anders）相當緊張。他們的太空船即將嘗試一項新動作，也就是月球轉移軌道射入。他們正遠離地球，準備筆直射入太空，目的地是月球。隨時會加速到每小時近三萬九千公里，快過以往任何人的行進速度。
阿波羅八號的任務相對簡單。他們不會登陸月球，船上甚至沒有登陸艇。他們要去探看月球的模樣，帶回供專家研究的照片和影片資料，替未來的阿波羅任務找出合適的登陸點。
如按計畫進行，月球轉移軌道射入將提供他們飛向月球的動力。阿波羅八號加速衝進太空。他們飛得越遠，越能看清楚以往不曾有人見過的景象：地球。
博爾曼打斷程序，大聲喊出此時在他下方旋轉的大陸：佛羅里達；好望角；非洲。他一眼就能看見全部。他是有史以來第一位看見球狀地球的人類。安德斯拍下捕捉這幅「地出」新景象的照片：地球從月球表面升起。
隨著地球越變越小，月球越變越大，太空人難以繼續用相機拍下一切。地面管制人員知道太空人需要仰賴更簡單的技術：口述的言語。「可能的話，我們希望你們像詩人一樣盡量提供詳細的描述。」
成為詩人的任務，不曾安排在太空人的訓練中，他們也不具備這方面的特別技能。他們能通過美國航太總署無情的篩選過程，乃因為他們是最優秀的戰鬥機飛行員而且了解火箭科學。安德斯曾就讀美國海軍學院，後來加入空軍，在加州和冰島的空防司令部服役，駕駛全天候攔截機。但此時他需要想出一些話—合適的話語。
他挑選「月球的日出和日落。」「這些景象尤其突顯出此處地形的本質，」他說，「長長的陰影呈現此處的強烈對比，讓我們難以看見現在正通過的明亮表面。」安德斯描繪明亮光線映照在月球堅硬表面的鮮明景象，以及亮光造成的精確陰影—或許他駕駛全天候攔截機的工作幫上了忙。他正成為傑出的美國意象派詩人，非常適合精準描述像月球這樣明亮突出的事物。
洛威爾也曾在海軍學院接受訓練並加入海軍；如同其他組員，他在航空基地度過大半輩子。在太空中，他顯現出對另一風格的偏好：崇高。「在月球上的無垠孤獨令人心生敬畏。」他大膽說出。哲學家已經仔細思考過大自然可能誘發的崇仰感受，諸如瀑布、暴風雨等任何過於雄偉而無法讓人好好捕捉或表達的事物，都能引發這樣的情感。但他們不可能想像身處於太空的感覺。這是終極的崇高。因無邊無際的巨大而引發崇敬心情的經驗，肯定使他人相形見絀、令他們折服且感覺渺小。正如這些哲學家的預言，這使洛威爾憧憬家鄉帶來的安全感。「這讓你明白自己在地球上擁有什麼樣的東西。從這裡望去，地球是無垠太空中的美麗綠洲。」替阿波羅八號打造火箭的華納．馮．布朗（Wernher von Braun）博士必定能了解，他喜歡說「太空科學家是愛詩的工程師」。
最後，還有他們的指揮官博爾曼。他畢業於美國西點軍校，參加空軍成為戰鬥機飛行員。在阿波羅八號上，他變得雄辯滔滔：「這是一種巨大、孤寂、令人生畏的存在，或者說是廣袤的虛無。」孤寂、令人生畏、虛無：這些詞聽起來彷彿博爾曼在巴黎左岸朗讀沙特的詩。
這三名太空人變成太空詩人，他們抵達最終目的地：繞著月球運行。隨著每一次的繞轉，阿波羅八號消失於不曾有人見過的月球背面，每一次都會失去與地球的無線電聯繫。在他們第一次消失的五十分鐘內，德州休士頓地面管制總部裡，許多人緊張地咬起指甲。「阿波羅八號，休士頓呼叫，完畢。」「阿波羅八號，休士頓呼叫，完畢。」地面管制人員持續呼叫，發射無線電波到太空中，卻得不到回應。一次、兩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時間分分秒秒過去。然後等到第七次嘗試，他們收到回音：「繼續說，休士頓，這裡是阿波羅八號。推進器燃燒完畢。」地面管制人員大聲鬆了口氣，驚呼：「真高興聽見你們的聲音！」
接下來的十五個小時，太空人持續消失和重現、改變位置、操縱太空艙、試著睡點覺，以及為返回地球做準備。他們必須在無線電斷訊的月球陰暗面點燃火箭，以便脫離月球引力範圍，好獲得足夠的動能返回地球。他們只有一次機會，倘若失敗了，餘生都將在繞行月球中度過。
在行動之前，他們想要傳送一則特別訊息回地球。博爾曼事先將它寫在防火紙上，甚至排練過。並非每個人都熱衷於這個主意。將訊息傳回來之前，安德斯說：「我能不能看看那個⋯⋯那個東西？」「那個什麼，比爾？」博爾曼問，帶著點被動的攻擊性。他不希望他們用這種方式談論即將開始的表演。「我們要朗讀那個東西嗎？」安德斯更謹慎地回答。博爾曼不再計較，現在唯一重要的是朗讀本身。
他們從月球陰暗面返回，通報休士頓：「地球上所有人類，阿波羅八號的組員有一則訊息想要傳給你們。」接著，他們開始朗讀那則訊息，即便已經落後於預定時間，而且仍面臨著危險的最後發動和航向地球的回程，當時地球上的人們正在慶祝平安夜。太空意象派詩人安德斯先起頭：
起初，神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在水面運行。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
洛威爾接著朗讀：
神稱光為晝，稱暗為夜。有晚上，有早晨，這是頭一日。神說：「諸水之間要有空氣，將水分為上下。」神就造出空氣，將空氣以下的水、空氣以上的水分開了。事就這樣成了。神稱空氣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
現在輪到博爾曼，但他的雙手抽不出空。「能不能幫我拿著這部照相機？」他問洛威爾。他這下空出雙手，捉著紙片閱讀：
神說：「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處，使旱地露出來。」事就這樣成了。神稱旱地為地，稱水的聚處為海。神看著是好的。
地球上五億名聽眾聽得入迷。這是世界史上最受歡迎的現場直播。
送人上月球的必要性以往曾遭到質疑。配有照相機和其他科學設備的無人探測船，便足以達成許多目的。或者如同上一次的任務，美國航太總署可以再利用黑猩猩。第一位上太空的美國人是被捕後賣給美國空軍的喀麥隆黑猩猩漢姆。俄國人和美國人彷彿搭乘某種注定要失敗的挪亞方舟，已經相繼將整座動物園送上太空：黑猩猩、狗、烏龜。
縱使阿波羅號的人類組員對科學沒有太多貢獻，但對文學確實貢獻良多。黑猩猩漢姆無法與我們分享他的太空印象、無法嘗試寫詩、無法想到要讀一段《聖經》中的章句，或是出人意料地表達被留在地球軌道上，以及直接發射進入太空的感覺。從遠處觀賞地出，正是朗讀人類最具影響力的創世神話之絕佳位置。
阿波羅八號上的朗讀，最動人之處在於，它是由未受文學訓練的人所完成的。他們發現自己身在不尋常的處境，並且運用自己的話語，連同古代文本的話語來表達這種經驗。三名太空人提醒了我，文學故事中最重要的主角不必然是專業的作者本人。我所遇到的反而是不在預期中的人物陣容：從美索不達米亞會計師和不識字的西班牙士兵，到中世紀的巴格達律師、墨西哥南部的馬雅造反者，以及墨西哥灣的海盜。
但我們從阿波羅八號學到的最重要教訓，是關於諸如《聖經》等基礎文本的影響力。這類文本隨著時間獲得力量和重要性，直到它們成為整個文化的原始碼，告訴人們從何而來以及該如何過生活。基礎文本往往受神職人員掌控，被供奉於帝國和國家的中心。國王推廣這些文本，因為他們明白故事可以使征服合理化，且提供文化凝聚力。基礎文本最早產生於極少數幾個地方，但隨著其影響力的散播和新文本的出現，全世界逐漸像一張由文學—由支配特定地區的基礎文本所安排出來的地圖。
基礎文本日益增加的力量，將文學置於許多衝突的核心，包括大多數宗教戰爭。即便到了現代，在博爾曼、洛威爾和安德斯返回地球後，面臨直言不諱的無神論者麥達林．奧海爾（Madalyn Murray O'Hair）提出訴訟，她要求法院禁止美國航太總署日後「在太空中和未來所有相關航天活動中，朗讀偏執的基督教《聖經》」。奧海爾知道該基礎文本的塑造力，她不喜歡這樣。
奧海爾不是唯一對朗讀《聖經》提出異議的人。當博爾曼在繞月航行時，他定期收到來自休士頓地面管制中心的最新信息，他們稱之為「星際時報」（Interstellar Times）。博爾曼聽聞士兵從柬埔寨獲釋，以及較早之前遭北韓俘虜的美國海軍船艦普韋布洛號（U.S.S. Pueblo）的最新命運。
「星際時報」每天的頭版新聞都是普韋布洛號的消息，以確保博爾曼不會因他在太空中而忘記這件事，也因此讓自由世界在登月競賽中贏過蘇聯和共產主義。阿波羅八號任務是冷戰的一部分，而冷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礎文本之間的戰爭。
奠定蘇聯基礎的概念，詳載於一個比《聖經》更晚近許多的文本。列寧、毛澤東、胡志明和卡斯楚都貪婪地閱讀著由馬克思與恩格斯撰寫的《共產黨宣言》。它雖然只有一百二十歲，卻尋求與更古老的基礎文本一較長短，例如《聖經》。當博爾曼計畫朗讀《聖經》時，他必定沒忘記率先上太空的蘇聯太空人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加加林雖不曾想到要將《共產黨宣言》帶上太空，但受其概念啟發，在凱旋歸返地球時宣告：「我四處張望，卻沒看見上帝。」（這段話有爭議，可能出自赫魯雪夫的演說。）觀念與書本的戰爭在太空中如火如荼地展開。加加林先打敗博爾曼，但博爾曼憑藉力量強大的基礎文本扳回一城。
在阿波羅八號上朗讀〈創世紀〉，也說明了文學背後新創技術的重要性。在世界不同地區，陸續發明出這些技術且逐漸整合。博爾曼用字母寫出〈創世紀〉的章句，而字母創造於希臘，乃是最有效率的書寫符號；他將這些文句寫在紙上，而紙是源自中國的一種便利材料，經由阿拉伯世界傳播到歐洲和美洲；博爾曼從裝訂成書本的《聖經》中抄寫這些文句，而書本是羅馬人的有用發明；書頁的印刷則是從中國開始的，在歐洲北部獲得進一步的發展。
一直等到口述故事和書寫交會，文學才得以誕生。在此之前，說故事早已存在於口述文化中，各有不同的慣例和目的。一旦口述故事與書寫產生連結，文學即成為一股新勢力。此後，文學的完整歷史即從交會的片刻展開。意味著，為了述說文學的故事，我必須聚焦於說故事和新創技術，例如字母、紙張、書本和印刷術的演進。
說故事和書寫的技術並非遵循直接的途徑發展。書寫本身至少被發明了兩次，首先在美索不達米亞，後來在美洲。印第安祭司不願將神聖的故事寫下來，惟恐失去對它們的控制，兩千年後的西非吟遊詩人也有相同看法。埃及抄寫員欣然接受書寫，但設法將之保密，希望把保存文學的力量據為己有。有魅力的老師例如蘇格拉底拒絕書寫，嫌惡基礎文本具備權威的概念，也厭惡讓這一切有可能成真的書寫技術。後來有些發明只是選擇性地被採納，例如阿拉伯學者雖使用中國的紙，卻對中國的另一項發明印刷術興趣缺缺。
書寫的產生往往伴隨著意外的副作用。保存古老文本意味著以人為方式使其語言存活下來，於是此後便一直有學者研習人們不再講的語言；某些被宣布為神聖的文本，結果卻在不同聖典的讀者間，引發激烈的競爭和戰爭。新技術有時則是導致格式之爭，例如在公元前幾個世紀，傳統經卷與較新書本之間的爭鬥。那時基督教徒以其神聖的書本對抗希伯來的經卷，或者是後來西班牙冒險家利用印刷版《聖經》對抗手工製作的馬雅聖典。
當這個更龐大的文學故事在我心中成形，我看見它分四個階段展開。第一階段由小群抄寫員主導，他們獨自精通早期困難的書寫系統，進而控制住從說故事者蒐集而來的文本，例如《吉爾伽美什史詩》（Epic of Gilgamesh）、《希伯來聖經》以及荷馬的《伊里亞德》（Iliad）和《奧德賽》（Odyssey）。隨著這些基礎文本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在第二階段遇上極具魅力的老師們挑戰，例如佛陀、蘇格拉底和耶穌。他們揚棄祭司和抄寫員的影響力，其門生還發展出新的書寫風格。我將這些生動鮮活的文本視為教師文學。
受到讓書寫變得更容易學習的創新技術支持，在文學發展的第三階段開始出現個別作者。他們起初先模仿比較古老的文本，更大膽的作者如日本的紫式部和西班牙的塞凡提斯（Cervantes），很快便創造出新的文學類型，尤其是小說。最後在第四階段，開始廣泛運用紙張和印刷術，而隨著報紙、大張報（broadside）以及新文本，例如《富蘭克林自傳》和《共產黨宣言》，文學發展被導入大量生產和讀寫能力普及化的時代。
這四個階段，連同使它們變成可能的故事和發明，創造出一個由文學形塑的世界。在這個世界，我們預期宗教以書本為基礎，而國家奠基於文本之上；在這個世界，我們習慣與來自過去的聲音交談，並想像我們可以對未來的讀者說話。
博爾曼和他的組員藉由一個古老文本在打文學的冷戰，利用像是書、紙和印刷術的古老技術。然而，在他們的太空船裡有新工具，也就是縮小尺寸以便裝進阿波羅八號太空艙的電腦。不久之後，電腦將引發書寫革命，至今我們一直生活在它的影響之下。
本書中的文學歷史，很大程度上是以最新書寫技術革命的觀點所寫成。規模如此龐大的革命並不常發生。始於中東和希臘的字母革命，使人們更容易精通書寫，有助於提升識字率；始於中國的紙張革命，接續傳播到中東，降低了文學的成本，從而改變其本質。紙張也為印刷術革命布置了舞臺，而印刷術革命最早發生於東亞，數百年之後於歐洲北部興起。還有較小型的革命，例如在小亞細亞發明的羊皮紙，以及在羅馬發明的書本。最近四千年以來，新技術曾在若干時刻從根本上改變了文學的風貌。
直到現在，從電子郵件和閱讀器到部落格和推特，目前的技術革命顯然年復一年拋給我們新的書寫形式，不僅改變散播和閱讀文學的方式，隨著作者適應這些新的現實，也改變了文學寫作的方式。同時，我們近來開始使用的某些用語，聽起來好像回到文學歷史的早期：我們如同古代抄寫員，再度向下捲動文本，弓身坐看平板電腦。該如何理解這種舊與新的組合？
在探索文學的故事時，我變得焦躁不安。光是坐在書桌前思索文學如何形塑我們的歷史以及我們星球的歷史，就讓我感到不自在。我必須前往偉大文本和發明的起源地。
因此，我從貝魯特前往北京，從齋浦爾來到北極圈。我在特洛伊和恰帕斯（Chiapas）探尋文學遺跡；與考古學家、翻譯者和作者對話；找到在加勒比海的德里克．沃爾科特（Derek Walcott），以及在伊斯坦堡的奧罕．帕慕克（Orhan Pamuk）。我抵達埋藏或燒燬文學作品的地方，它們在該處重新被發現且再度復活。漫遊在土耳其宏偉的帕加馬（Pergamum）圖書館遺址間，我思忖著如何在那裡發明出羊皮紙；中國的石頭圖書館令我驚嘆不已，在那裡，皇帝致力於使其文學正典永垂不朽。我跟隨旅行作家的腳步，追蹤歌德在西西里島的足跡，他在那裡發現世界文學。我接著來到墨西哥南部，找尋薩帕蒂斯塔（Zapatista）起義的領導者，因為他以古老的馬雅史詩《波波爾烏》（Popol Vuh）做為抵抗和造反的武器。
在這些旅行中，每走一步都免不了會遇上某種形式的書面故事。接下來，我會設法述說文學的故事，以及文學如何將我們的星球變成一個書寫的世界，藉以傳達我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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