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王朝更迭──十七世紀】
海上世界的終焉
◎海上的變化
自古以來的港口都市泉州，在附近的安南縣，有個叫石井的小漁村。登上後方的小山丘，可以眺望村落的全貌。幾乎沒有農地，村子的南方是一片連接到臺灣的海洋，東側則是白沙灘，凝視著大海；沙灘北側停了幾艘遠洋船，像是守護著這個港口不被南側的強風吹襲。走下山丘，道路兩旁有許多鄭姓墓碑，這幅光景跟四百年前沒什麼兩樣。

萬曆三十二年（一六○四），一名叫鄭芝龍，後日又名鄭一官的男孩，誕生在這個村子。他在十八歲時搭乘遠洋船出海，在耕地稀少的泉州一帶，這是非常自然的選擇。

鄭芝龍面對的東歐亞海域，已非王直活躍時的十六世紀海上世界，海洋一直在變。首先，提供倭寇活動據點的日本，在豐臣秀吉時統一後，十七世紀由德川家康繼承。以日本為主的海上世界，接受豐臣、德川之後的統一政權統治。

過去由九州領主負責的海洋交易，到了十六世紀末，豐臣政權企圖插手掌控。豐臣政權直接控制日本國內的銀礦，掌握了從日本出口到中國的最大宗商品—白銀。將這些白銀投資海外貿易，成為經由東南亞與中國交易的最大贊助者；此外，豐臣政權還掌握了全國的領海權，從如何因應漂流到海岸的遇難船，可看出這些變化的端倪。

日本在中世紀時對於漂流物的所屬權認定，原則上歸給在漂流處發現的沿岸居民。十六世紀，這塊土地的領主為了占據漂流物，遇難船隻上的船員經常被視為奴隸。然而在一五九六年，一艘西班牙的船隻漂流到高知，豐臣秀吉派了奉行去沒收船上的貨物，並分給船員糧食，幫他們修好船隻後讓他們回國。

這也顯示了中世紀的慣例到此結束，海洋轉變為由統一政權管理的公共空間。豐臣政權封鎖了原先在日本沿海到中國、朝鮮半島這片廣大海域上活動的海盜，同時在一五九二年，對於日本赴海外的船隻發放相當於許可證的朱印狀，提出了允許特定商人對海外進行交易的方針。後來德川政權也延續這項政策，估計從一六○四年到一六三五年之間，光是能確認發放的朱印狀，就有三百五十六份。由於明朝不認可日本船隻進港，朱印狀上的前往地點多為馬尼拉、臺灣，以及印尼半島的港口城市。

帶著朱印狀的船隻，也就是朱印船，不止前往目的地的港口購買沉香等熱帶亞洲的物產，也跟中國商人交易，採購生絲等中國物產。雖然日本船隻無法直航中國，卻能在東南亞各個港口進行接頭貿易。可說德川政權將朱印狀當作一種手段，用來管理日本與中國之間的間接交易。

不僅日本，在海上世界活躍的歐洲人也從過去只在乎交易獲利的體質逐漸蛻變，將海洋納入殖民地經營所依據的體系中。一六○三年十月，西班牙統治的馬尼拉發生了據說多達兩萬名中國人慘遭殺害的案件。起因是中國宦官以增加宮廷資產為名目，進行開礦所致。因為一封謊稱在馬尼拉海岸能挖到金銀的奏文，明朝便派遣使節來辨明真偽。西班牙人卻認為使節來訪的目的是為了攻打馬尼拉而收集情資，特別加強對中國人的取締。此舉招來中國人的暴動，更演變成大規模的殘殺事件。從這起事件的背景，可隱約了解西班牙政府企圖管理不斷從海上湧進的中國海商。

另一方面，曾以冒險商人在海上大展身手的葡萄牙人，進入十七世紀後逐漸消聲匿跡，取而代之在東歐亞海域出現的勢力，是以「東印度公司」這間國家特許公司的名義推動各項活動的荷蘭人。相對於葡萄牙人以個人海商的才華來進行商業活動，新興的荷蘭人則是有組織地推動交易。荷蘭人無法在中國本土建立交易據點，於是在一六二三年於臺灣南部安平設置商館，著手開發島嶼。

◎倭寇的接棒人
前面提過，十六世紀的倭寇領袖王直出身徽州，他的商業活動就靠新安商人間的交流來支持。然而，面對十七世紀變化的海上世界，能最迅速因應的卻不是新安商人，而是出身泉州一帶的安平商人。離開故鄉的鄭芝龍，在這群商人之中嶄露頭角。

泉州一帶依山傍海，耕地不多，據說十戶人家裡就有七戶得到外地經商。安平商人的商業圈遍及大運河要塞的臨清，以及江南大都市蘇州、杭州等地。此外，也有不少人定居日本長崎及平戶，頻繁往來日本與中國從事交易。

鄭芝龍起先投靠經常往來於廣東與日本的舅舅。有一次，舅舅趁著有其他船隻赴日時，順便運送自己的貨物，就讓鄭芝龍搭船負責管理貨物，這艘船的船主是在日本平戶設有據點的李旦。一六二一年抵達日本的鄭芝龍，受到中國商人領袖李旦的信任，收他為義子。

李旦也出身泉州，在鄭芝龍投入海上世界時，李旦已擁有強大勢力。他取得朱印狀，派遣船隻到越南北圻、呂宋等地展開交易。同時也派遣朱印船到臺灣，計畫運用臺灣來當作中國與日本之間的中繼點。更進一步攻擊航行於中國本土與臺灣之間的船隻，企圖獨占經過臺灣的交易路線。另一方面，荷蘭人在進到臺灣安平港時，也遇上了李旦的船。李旦曾收下荷蘭人的一筆錢，答應幫對方採購中國物產，後來卻幾乎沒實踐承諾。

鄭芝龍的野心和才智，隱藏在他一表人才的外貌之下。一六二四年，平戶的日本人田川七左衛門的女兒阿松為他產下一子，取名為福松，中文名是鄭森，也就是後來的鄭成功。之後鄭芝龍很可能是受了李旦之命，前往臺灣在荷蘭商館擔任口譯。

李旦在一六二五年於平戶過世，他的資產幾乎都進到鄭芝龍手裡。此外，相傳同一時期，有位名叫顏思齊的海商在臺灣過世時，他的船隊也由鄭芝龍繼承。鄭芝龍如何能在短時間內建立起海上世界的龐大勢力，有許多不解之謎。也有人認為，顏思齊是李旦的化名，其實根本是同一個人。總之，鄭芝龍發跡的過程為歷史小說提供了絕佳的題材。

繼承了李旦與顏思齊海上勢力的鄭芝龍，一六二六年在中國福建沿海地區展開武裝行動，陸續吸收他的競爭對手。起初在他手下的一百數十艘船也增加了數量。隔年，也就是一六二七年，明朝都督為了取締海上勢力，要求臺灣的荷蘭官員派兵支援，沒想到鄭芝龍以數百艘船隊包圍荷蘭船，一舉擊敗對方。據說此時鄭芝龍手中已握有七百艘船隻。一六二八年，鄭芝龍占領廈門後，明朝即任命他為「海防遊擊」，負責守衛沿岸地區，之後他不斷立下驅逐海盜的功績，連連升官。這是他與明朝合作，驅逐其他海上勢力，完全掌控東海制海權的一步。

航行在東海上的船隻，要是沒掛上鄭芝龍的旗幟就無法安全航行。為了掛上這面旗幟，海商的每艘船必須繳納白銀兩千兩。這項制度後來也由鄭成功繼承。鄭成功寫給在日本的同母胞弟的信中，具體說明了這項稱為「牌餉」的海上通行稅。根據書信中的說明，大型船隻繳納兩千一百兩，小型船隻繳納五百兩，則可獲得照牌，照牌的有效期間為一年。掛上照牌的船隻可以安全航行，但若沒有照牌，或是有效期限已過，會遭到緝拿且沒收貨物及船隻，船主及船員也會被逮捕。

運用這套制度，鄭芝龍的海上勢力不但能在財政上獲益，也可強化守衛海上安全的船隊。以武力背景保障往來船隻的安全，代價就是向商人收取通行稅。由鄭芝龍建立、再經由鄭成功發展的這套制度，已經超越私人海商的領域，具備公權力的功能。這股異於倭寇的政治勢力，與中國、日本、荷蘭等國的權力並駕齊驅。鄭芝龍在一六三一年，聯絡荷蘭在臺灣的官員，表示自己已取得由清朝發出、航行臺灣的正式許可，這也等於宣布，未來由中國到臺灣的物資，將全數由鄭芝龍手下的船隻壟斷運輸。荷蘭船不容易進入中國的港口，而荷蘭人要來臺灣也得仰賴中國的船隻。

◎交易基調的變化
十六世紀在東海上開啟的海上交易，大致的基調就是日本出口白銀到中國，再從中國進口生絲。由於明朝嚴禁與日本直接交易，就讓倭寇有發揮的空間，或是出現了經由東南亞其他港灣城市來做接頭貿易的迂迴方式。葡萄牙人就是加入這類交易。因為日本大量進口了中國產的優質生絲，讓日本國內的養蠶業者大受打擊，出現衰退。京都西陣織等高級絲綢織品的原料，幾乎已經完全仰賴進口的生絲。然而，從十七世紀中葉後，這樣的交易基調出現變化。起因是受到技術上的限制，日本的白銀產量逐漸下滑，實際上已經無法像十六世紀時讓大量白銀流出海外。

因應江戶幕府這個統一政權整頓貨幣制度，在日本國內經濟的運作上，也開始需要保有一定程度數量的白銀。幕府為了確保鑄造國內銀幣的原料，在一六○九年下令，禁止出口精鍊到一定高純度的銀錠，但依然有人以走私的方式出口。這樣的狀況從德川家康時期就懸而未解，直到德川家光統治的一六三○年代，才具備了能管理正式交易的條件。而實際上採取的政策，是配合幕府為建立日本統一的理念打壓基督教徒的步調。

對幕府而言，要面對的課題是如何處理與基督教傳教士無法完全切割的葡萄牙商船。自十六世紀後期，耶穌會為了取得在中國與日本傳教時不可或缺的經費，投資了在中國採購生絲後從澳門前往日本的葡萄牙船隻。利瑪竇在他的著作中曾提到，一六○三年時，一艘在澳門港內準備往日本出發的葡萄牙船隻，遭到三艘荷蘭船隻搶劫，使得耶穌會蒙受高額損失。

而站在葡萄牙商人的角度，耶穌會是個少不了的投資者，就算會妨礙他們在日本的生意，也不可能清楚切斷雙方的關係。因此，該如何從交易中排除與基督教傳教士聯手的葡萄牙商人，就成為幕府的一大課題。然而，一旦趕走了葡萄牙人，日本之後該如何取得需要的生絲呢？這一點讓幕府傷透腦筋。

取代葡萄牙人的選項，就是荷蘭人。一六三二年，日本重啟與荷蘭人曾中斷一時的交流，但荷蘭人失去與幕府談判的權力，是將軍特別通融才得以進行交易。荷蘭商館館長為了表達感謝，從隔年一六三三年起，每年都會前往江戶。對幕府來說，荷蘭人很好應付。

過去來到平戶、坊津、博多等港口的中國商船，在一六三五年全部集中到幕府直轄地長崎管理，互市地點也只限於長崎。此外，這一年幕府還禁止日本人出國，也禁止居住在外國的日本人回國。

中國產的生絲、絲綢織品等貨物，主要也由中國商人取代了被迫退出與海外交易的日本商人。多數中國船隻不直航日本，而是繞到臺灣，把貨物賣給荷蘭商館。於是，荷蘭人向日本商人支付利息、借貸白銀，購買中國產品後再整批運到日本。這項成果讓幕府認為，不需要倚賴葡萄牙商船也能進口需要的生絲，便在一六三九年決定將葡萄牙人逐出日本。到了一六四一年，更將荷蘭人從平戶遷往長崎，限定他們在出島一地接受管理。

由幕府控制的交易路線成形後，鄭芝龍開始將中國生絲直接運到長崎。由於已經沒有任何能與他抗衡的勢力，鄭芝龍幾乎壟斷了生絲與白銀的交易。看得更透徹一點，也可說鄭芝龍利用了臺灣荷蘭商館，讓能與自己競爭的葡萄牙人被趕出日本。鄭芝龍收取做為生絲代償的白銀，其中也包含幕府發行、純度百分之八十的慶長銀，等級由幕府控制，並有鑄造所（銀座）的刻印保證。

以臺灣為據點的荷蘭勢力，如果不依附掛著鄭芝龍旗幟的中國商船，根本無法取得生絲、絲綢織品。要是鄭芝龍下令旗下的商船不要繞道臺灣，直接前往日本的話，荷蘭人的交易量就會銳減。果不其然，一六四一年之後，鄭芝龍讓旗下的船隻直航長崎，以獲得龐大利潤，無法在臺灣取得中國生絲的荷蘭人，只得到越南尋求新的供應來源。

◎從遷界令到展界令
明朝的滅亡與清軍入關，對鄭芝龍而言是個很大的分歧點。南京福王政權被清朝滅了之後，鄭芝龍擁立在福州的皇族朱聿鍵為唐王，卻在一六四六年福州被攻陷時投降清朝。鄭芝龍發展的限制，在於他擅長操縱既有的政治權來拓展自己的勢力，但他本身並無建立政權的意願。相對來說，他的兒子鄭成功多年來鑽研該如何為官，不僅如此，在他揮鄭成功畫像別父親走上抗清這條路之後，就展開行動，朝建立政權邁進。

鄭成功獲得唐王賜予明朝皇族的姓氏「朱」，以廈門、金門島為據點，將勢力拓展到從福建到廣東一帶的沿海地區。他自稱國姓爺，獲得政治上的向心力。此外，日本江戶時代前期的劇作家近松門左衛門，以鄭成功為藍本撰寫的人形淨瑠璃劇，為了表示劇情是虛構，將劇名寫成「國性爺合戰」。

鄭成功在全盛時期，於廈門有仁、義、禮、智、信，五間批發商店，杭州則有金、木、水、火、土等五間。此外，他向勢力範圍區域內的居民徵稅，對航行海上的船舶徵收通行稅，還會出借資金收取利息。另一方面，他在長崎也握有生絲貿易的主導權。鄭成功的旗幟顯得鮮明之後，對於先前想藉由他的父親來籠絡鄭成功的清朝而言，鄭芝龍已經毫無價值。於是，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就以鄭芝龍疑似與鄭成功聯絡的罪名將他處刑。

清朝為了消減鄭成功的勢力，在順治十三年（一六五六）年頒發海禁令，禁止沿海地區的商船出港銷售糧食跟貨物給鄭成功。玄燁（康熙帝）即位後，
更於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將以福建為中心，從廣東到山東、距離海岸線三十里（約十五公里）以內的居民全部強行遷居到內陸。

這道讓沿海地區無人化的遷界令，以現代人來看會覺得莫名其妙，但實際上在福建沿海地區的村落調查，發現當時的確實施過。鄭成功的勢力從中國本土被切割，孤立於海上；他從廈門撤退，將據點移到臺灣。率領兩萬五千名兵將來到臺灣的鄭成功，在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攻破荷蘭人打造的普羅民遮城（赤崁樓），包圍熱遮蘭城（安平古堡，又稱臺灣城），迫使荷蘭人勢力撤出臺灣。將臺灣納入勢力範圍後，鄭成功整頓官僚體系，從福建與廣東招募移民，進行開發。許多因為遷界令而流離失所的人，都因應招募渡海來臺灣。

鄭成功因為遷界令，無法直接從中國調度生絲，試圖改由經馬尼拉取得。持續迫害中國人的西班牙，成了這項策略的阻礙。於是在一六六二年，鄭成功以義大利傳教士為特使，對西班牙在呂宋的提督遞交國書。其中陳述因為荷蘭人虐待中國人並搶奪商船，所以將其驅逐，希望之後能順利進行交易，最後並恐嚇，若不照辦將會面臨與荷蘭人相同的命運。西班牙人收到這份國書，解讀為這是鄭成功下的最後通牒，決定驅逐所有中國商人。鄭成功接獲消息，得知在菲律賓的中國人遭到虐殺，立刻準備派兵前往菲律賓。沒想到，卻在這關鍵時刻病倒過世。

鄭成功的兒子鄭經也始終採取抗清的態度，呼應三藩之亂在沿岸各地展開攻擊。他修復了與菲律賓之間的關係，派遣船隻到馬尼拉跟當地的中國商人採購生絲，然後到長崎轉賣，保持財政上的收入，然而，在遷界令導致海域封鎖之下，他也無力挽回劣勢。一六八一年鄭經過世，由誰接班卻引起內訌，水師提督施琅見縫插針，展開攻擊，一六八三年，臺灣的鄭氏政權就此瓦解。

在攻打鄭氏政權站在第一線的施琅，也是泉州出身，屬於安平商人圈裡的人物。平定臺灣之後，施氏一族在臺灣中部鹿港設置據點，積極開發臺灣。此外，施琅在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派遣自己的商船到長崎，要求進行交易。

清朝在對平定臺灣勝券在握後，於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解除遷界令，但仍持續禁止商船出海。直到鄭氏政權垮台後的隔年，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才頒發展界令，開放民間的海外貿易。以海上世界為基礎的海洋勢力就此消失，東歐亞的海域轉變為與陸上政權共同管理的空間。

閱讀明清帝國的新視角：海洋、白銀、物與環境
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蔣竹山

過去幾年，若要我推薦一本給一般讀者看的明清史著作，我一定會說卜正民的《維梅爾的帽子》，但現在，隨著上田信《海與帝國：明清時代》這書在臺灣商務印書館的出版，我終於有了新的推薦名單。

要理解《海與帝國》的特色，我們首先要認識日本講談社「中國的歷史」這套叢書的製作動機。這套出版於二○○四年至二○○五年，是為了慶祝講談社創立一百週年而製作，至今已相隔十二年。

其實，類似的叢書，講談社此前已經出版過數次，在一九七七年刊行的「新書東洋史」系列中，臺灣曾經翻譯其中與中國史有關的四冊，合而為一冊《中國通史》，由稻鄉出版社於一九九○年出版，常被臺灣歷史系所當作中國通史指定教材，使用率相當高。這其實反映了臺灣的中國史閱讀，與最新的研究成果之間有不小的落差。另外一方面，從一九七七年到二○○四年，講談社的這兩套中國史，亦有不少變化的軌跡可循，例如，早期是將中國史作為東洋史的一部分而編入「新書東洋史」之中，直到二○○四年這套，中國史才獨立出來，自成一個系列。

本書作者上田信是日本明清史學界青壯派學者的其中一位代表人物，對於臺灣讀者來說，他的名字可能不如明清社會史或文化史的岸本美緒、大木康、松浦章等人來得眼熟，就連日本早期的海域史著作，也不見上田信的名字，但《海與帝國》出版之後，終於讓大家見識到這位史家的地域史與海域史結合研究的功力。

《海與帝國》的史觀與書寫特色
從「交易」的類型來分析歷史，是這是本書的視角。作者認為只有人類可以從完全不同的地區帶入物資消費，這種跨越穩定的生態環境進行交換物資的行為，在本書中稱之為「交易」。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有不一樣的交易類型，有掠奪、互酬、納貢、集中再分配、以及市場。這本書探討的這五百年間的歷史，就是一種歐亞地區納貢、集中再分配的機制的興起與瓦解的過程，這之間穿插著掠奪的橫行，此外，歐亞地區萌發的市場制度，中國亦有參與。

其次，他提出了「合散離集」的史觀。本書和其他冊不同，作者提出了他對中華文明的發展模式的看法。上田信首次提出這看法是在一九九九年的《森林和綠色的中國史》書中，借用日本成語「離合集散」，予以拆解重組，用這名稱來解讀中國史特色，這幾個字代表中國歷史的幾個階段循環。首先是交易機制穩定的階段「合」，接著開始動搖，整個體系出現明顯裂痕就是「散」，當產生許多新的可能，各個體系領導反目成仇、展開抗爭，就來到「離」，到最後一個方案整合其他剩下體系就稱為「集」。作者認為在元以前，中國可分三個週期，每個週期都有「合散離集」，可在東亞的框架下討論，但到了第三週期循環還沒結束前，蒙古帝國建立起橫跨歐亞大陸的交易新機制，納入中國為其中一部份，此後，要理解中國史，就要在新的框架下來理解，因此作者創造了一個新的空間──「東歐亞」，要以此來釐清元明清的歷史。

不僅提出獨特的視角與史觀，上田信在講明清歷史時，是放在他所創「東歐亞」這樣的空間架構裡。這作法和杉山正明有些類似，是放在世界史的脈絡下來看遼、西夏、金、元的歷史。所謂東歐亞的空間，以海域來看，指的是日本海、渤海、黃海、東海、南海，以及與這些海洋相連接的陸地或島嶼組成的空間。若從我們一般常用的世界地理角度來看，這部分包括了東北亞、西藏與蒙古高原在內的中亞、東南亞以及印度一部份。

在這樣的觀念下所書寫的明清歷史，果然各章的重點和以往通史著作截然不同；過往以皇帝、宮廷及事件為主的政治史架構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以「交易體系」為內容的世紀變化（見目錄）。除了「交易體系」的核心觀點外，本書另外有四個特色環繞著明清帝國：海洋、白銀、物與環境，這在其他明清通史著作中是較為少見的。

海洋的視角
在前言中，上田信以一段「花蓮媽祖在昆明」的趣味經驗，將讀者的視野帶到海洋的課題，這章的標題叫「大海環抱的兩個帝國」。上田信在一個近年來田野調查的重要地雲南昆明機場遇到台灣媽祖進香團，為何這群觀光客會帶著媽祖來麗江旅行？媽祖是誰？為何台灣東部會有這樣的媽祖廟？而麗江為何會成為知名景點？要將這些故事聯繫起來，作者告訴我們，得從歷史上來解開謎題。

要談這樣故事，以往都從明末的政治史談起，但書中卻從元朝為開端。作者引用杉山正明的說法，元朝就是透過集中至再分配的交易機制，將勢力拓展到歐亞全區的帝國，這個時期發展出來的機制是白銀的大循環。但到了蒙古帝國瓦解時，歐亞大陸東部失去核心體系，轉到與次體系並存的狀況。到了明代時，雖然承繼的不是唐宋的模式，但也無意願及能力取代元朝創立，此時十四至十五世紀的中國退到一個次體系的位置。

這段故事，我們不僅在過往通史著作未曾聽過，也沒在《維梅爾的帽子》裡提到。上田信擅長將明清帝國內部的變化放在蒙古帝國建立起來的白銀交易體系脈絡來檢視。因此，十六世紀貴金屬的精鍊技術提昇後，來自日本與美洲大陸的白銀大量流入中國市場，一度退到次體系位置的現象開始重生，此後，商業時代開始出現，建構出一幅新的核心體系。

簡單來說，作者一再強調，明朝是十三世紀在歐亞地區產生的白銀體系瓦解之後，於東歐亞產生的帝國。環繞著這樣的體系轉換，《海與帝國》每章都提到了海洋。看這本書，你不能從以往教科書灌輸給你的內陸帝國腦袋去看明清；反而從海洋來看帝國，我們會看到另外一種景象。不僅如此，我們還能看到日本學者才有的獨特解讀觀點。例如在〈第五章　商業的時代〉中，上田信提到以往兩岸的中國史學者較少提到的「寧波之亂」，從這條故事，上田信帶出「日本銀」的問題，並做出一個關鍵的結論：「就在寧波之亂後續處理的同時，日本出現了即將席捲整個東歐亞地區的變化。」

在〈第六章　社會秩序的變化〉中，提到十六世紀後半出現有別於朝貢機制的交易方式──「互市體系」。隨著海禁到互市的開展，原本被舟山群島雙嶼港搶走光彩的福建漳州月港，再度躍上歷史舞台，這現象一直持續到十七世紀。

同樣的故事，我們在《維梅爾的帽子》也看得到。卜正民在〈秤量白銀〉這章提到，一夜之間，海盜成為商人，違禁品變成出口貨，地下交易變成了將馬尼拉等東南亞港口和泉州、漳州連成一氣的商業網絡。大批貨物從月港出口，白銀從月港流入，把中國和世界連成一塊。此後，我們看到的是大家所熟悉的跨越大平洋的西班牙勢力與美洲白銀的故事。

白銀與銅錢的雙重架構
從〈第一章事件的時空〉開始，上田信就點出，從歐亞大陸東部這個框架下來看，白銀流通體系在蒙古帝國時期是核心體系，其周邊使用銅錢的經濟圈則形成次體系。白銀與銅錢在空間上的雙重架構，成為自一三五一年以來，長達五百年的交易體系。

上田信還補充了過往講解中國史教科書都沒提到的問題：這些白銀到底去了哪裡？他的回答是，由於十八世紀繁榮的麻六甲港口變得沒落，曼谷、西貢等新的交易中心崛起，根據推測，從中國流出的白銀多半是進入了新加坡。英國商人用這些白銀購買東南亞各地的物產，或是招攬來自中國的勞工。

對於這種世界史的動向與明清的關係，白銀的故事相當重要。我們或許可以模仿《國家為什麼失敗》的作者批評《槍炮、病菌與鋼鐵》作者戴蒙（Jared Diamond）所說的「笨蛋！問題在制度！」(頁十四)，說出「笨蛋，關鍵在白銀」這句話。的確，此後的明清歷史的確與白銀有密切關聯。雖然上田信談了這麼多的白銀故事，但直到十九世紀這部分，他才描繪出這幅全球史的圖像。他認為從十九世紀中葉之後，中國裔民眾的活動開始跨出東歐亞的框架，開始往美洲大陸、澳洲、非洲等地拓展，他將從那時到現在稱之為「全球舞台」。

事實上，已經有許多學者從全球視角解析十七世紀以來的貿易流通。若要說起這種觀念轉變的源頭，一定要提到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那本於二○○○年得到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的重要著作《大分流》，這本書跳脫以往的歐洲中心論，不再以西方的擴張為分析的視角。他主張一八○○年之前，中國與歐洲基本上在經濟發展的方向是大致相同的，此後，才有了分流。最主要的關鍵，不在於以往的技術的創新論點上，而是一種偶然性的因素，也就是所謂地理上的好運帶來的能源革命，以及海外人力資源的特權。這種論點，著實影響卜正民寫《縱樂的困惑》、《維梅爾的帽子》，甚至近來的《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
主導這場歷史變遷的，就是在明中葉以後成為民間主要流通貨幣的白銀。沒有白銀，十六世紀後期及十七世紀初期，就不可能出現中國商品的全球出口現象。有關這點，我們不妨找出包樂史的名著《看得見的城市：全球史視野下的廣州、長崎與巴達維亞》，不僅引領我們看到這些白銀流通帶領的影響，更將三座城市的歷史與當時的跨國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聯繫在一起。

中國與歐洲的需求，創造出白銀的大量流通，從而促使日本和南美成為兩大供應來源。十七世紀的全球經濟，基本上是圍繞著這個供需結構而形成。到了明中後期，白銀已經是通行全國，位居貨幣流通的主導地位。當明代的白銀儲存量與銀快開採量不足以應付民間日益擴大的白銀需求的日益擴大時，海外的資源自然成為探尋的焦點。此時，舊的對外貿易模式——朝貢貿易已不能滿足國內需要，私人海外貿易蓬勃發展，直接刺激了日本銀礦的開採。在此同時，葡萄牙人於一五四○年代到達日本，他們發現中日間的絲銀貿易可以獲得巨大利潤，遂開始積極扮演中介的角色，並將貿易範圍擴大歐洲。

西班牙人到亞洲後，也發現了這項商機。一五七○年代起，西班牙大量開採他們在南美洲波多西(Potosi)的銀礦，再經由墨西哥的阿加普科(Acapulco)轉運至他們在菲律賓馬尼拉的基地，以購買中國出口到此地的商品。其中，絲綢與瓷器是最主要輸出至歐洲的商品。有些白銀是經由葡萄牙人之手，經由澳門流入中國。

因而，白銀的故事將我們對於明清歷史的認識，擴大到全球史的脈絡下來觀看，唯有如此，才能看到海洋與明清帝國的關係。

物的流通
用「物」來寫歷史是《海與帝國》的另外一大特色。上田信這樣的物質文化的書寫特色，也反映在明清史的研究新趨勢上。近來的明清史有些新的研究課題，像是：「物質與消費」、「身體、醫療與社會」、「城市、空間與日常生活」、「感官與飲食文化」、「文化相遇」、「閱讀與出版」、「旅遊與書寫」、「雅俗與士庶文化」、「視覺與圖像」、及「記憶與歷史」，這些課題除了以往的文化史取向外，許多研究是採取物質文化的視野。

《海與帝國》中有好幾個小節就是直接以物當作標題，像是：「蘇木環繞的海洋世界」、「以鹽建立的帝國」、「毛皮與帝國」及「鴉片與軍艦」。這些一個個看起來頗不起眼的物品，在上田信獨特的敘事筆法下，既微觀又宏觀。

其中我最喜歡的部分就是蘇木與毛皮，這或許也與我本身是研究清代的東北人蔘有關，對於這些談貿易打造的世界史特別敏感。上田信提到自永樂到宣德的十五世紀前半的海洋世界交易狀況時，他舉的就是琉球國尚氏中山王的例子。透過《歷代寶案》的史料，我們會看到一四一九年時，受命出訪的使者搭乘三艘外洋船，攜帶禮物，抵達暹羅國（阿瑜陀耶）後呈上禮物。根據出訪回國後的報告，對方的官府稱禮物太少，要官員購買瓷器，而且還搬出禁制條例，表示不許在當地任意購買蘇木。在往後的幾年，每年都會有琉球船派到阿瑜陀耶進貢。這批《歷代寶案》中收錄六年後的阿瑜陀耶給琉球國王回禮的書信，從中就可以看到贈禮清單中有三千斤的蘇木。

過往少有史家這樣寫這段歷史，尤其將焦點集中在蘇木上。上田信卻提醒我們，在解讀這些史料的同時，也能看出十五世紀前半期的海上世界。除了要瞭解最初製作這些文件的琉球王國外，也要特別留意在東南及南海上的蘇木交易。

蘇木在中國很受歡迎，當時除了琉球、阿瑜陀耶外，滿刺加及日本都會帶蘇木到中國。一來航行過程不佔空間，處理容易，量少也可交易，重點是很值錢，因此成為東海與南海航行者常攜帶的交易商品。

「毛皮與海的帝國」那部分也相當精采。上田信從晚明的《萬曆野獲編》談起，提到晚明每年在宮廷需要分發給大臣的貂皮有一萬張，狐狸毛皮約六萬張。這些皮是從哪來的？又怎麼取得的？從這則筆記資料，他將這複雜的中國東北的毛皮貿易網抽絲剝繭地展示給讀者。當時皇帝賜給大臣的毛皮中，最珍貴的就是黑貂皮，而講這項商品帶如中國和朝鮮的就是女真人。作者還提到，十六世紀，透過海洋有大量白銀流入中國都市，造就了一批富人階級，對於黑貂皮的需要也越來越高。這種需求與其說是禦寒，倒不如說是成為北京有錢階級的身份地位象徵。上田信說這些故事當然不是只是談時尚、消費文化而已，他要談的反而是點出這樣的皮毛貿易需求對於建州女真勢力崛起的影響。因為掌握這些交易的政治集團，就是活動區域離中國最近的女真。

不只是中國，這種毛皮與帝國的故事還延伸到俄國政府。滿州人在統治中國後，毛皮需求大增，俄國政府為與中國交易，從一六七○年後，持續派使節團到北京交涉，從西伯利亞運到北京的黑貂皮一年高達一萬多張。事實上，當時的這種毛皮貿易已經是全球史的故事中的一環了。俄羅斯帝國此時轉向中國銷售毛皮，背後反映的是北美洲也開始出產毛皮，使得俄國市場萎縮，不得不往其他國家。

有關這部份，《維梅爾的帽子》有較清楚的交代。早從十七世紀開始，美國人、法國人與原住民彼此就為了皮毛一事，交戰不休。卜正民的這本全球史名著就有許多篇幅提到海狸皮的重要性。

然而，不只東北的毛皮與帝國的發展息息相關，其實人蔘也是。這部份上田信就完全沒有著墨，僅在第一章提到當從商業時代到產業時代時，產業化的方式之一，就是以國產化的方式製作寶物，或寶物的替代品，人蔘就是一例。他舉的例子是德川吉宗時代的日本，獎勵種植竹節人蔘來取代過去的朝鮮人蔘。

當時整個東亞的人蔘都有相當頻繁的流通，不僅是人蔘藥材，還包括有與人蔘知識有關的各種專書。我在《人參帝國》一書中提到，十八世紀中葉以來的東亞，出版過許多人蔘專書，當時的朝鮮、日本及中國約有四十幾部這方面的書籍，可見這些東亞國家的醫藥知識與博物學的交流相當密切。唯有透過這些書籍的出版文化與醫學知識互動的研究，才可以讓我們了解當時東亞間的藥物知識與博物學交流的實際面貌。明清時期，東亞的中日朝鮮地區，經由人蔘消費的流通，彼此無論在消費知識與醫療知識上，都有頻繁的交流。

當然產業化的不只是人蔘、生絲，另外還有以出口商品的方式進行，像是日本出口到中國的海產，以及英國走私到中國的鴉片。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看第八章「產業時代」提到的裝在草袋中的海產「俵物」的出現。當時在中國盛世的榮景下，對於乾燥海產出現了強烈需求，在一七一五年的「正德新制」下，鮑魚乾、海參、魚翅大量流入中國，成為宴會料理不可或缺的食材。

環境與地理
上田信過往在中國大陸做了相當多的田野調查，研究地域社會與環境史，因此本書在寫作上除了上述三個特點外，還特別強調環境與地理的因素。

在提到明朝初期有許多因政策而起的移民傳說，除了山西洪洞大槐樹移民傳說外，貴州、雲南也有。上田信舉了明初朱元璋攻打雲南的地緣關係的例子說明這件事是打造完整帝國的一大工程，以往很少有人以環境的角度來看雲南的重要性。雲南在歐亞大陸上有著非常重要且特別的位置，雲南南部與東南亞之間構成文化圈，西部則是自古就藉由「西南絲路」這條交易要道與南亞連結；與西藏高原之間則有著名的茶馬古道交易路線。此外，雲南是好幾個文化圈交集的地區，有人以「東歐亞的臍帶」來比喻。上田信在談明朝在此建立的政權統治體系時，還提到由於雲南有高山、溪谷，構成了複雜的地形，是由多個民族分居共存，因此在統治時並不容易。

上田信不僅在論述國家權力的擴展或海外移民，處處都提到了環境的特色與限制所帶來的各種影響與人文景觀形塑，本書還繪製了許多詳細的地圖讓讀者更容易有地理概念與空間感。這或許與上田信的訓練與田野調查特色有關，雖然這特色其他冊也有，但並未如本書繪製的地圖這麼多且如此精細。例如圓仁的旅遊路線圖、倭寇猖獗的地區圖、鹽城周邊地圖、南海貿易據點、東南亞的日本人街、利瑪竇的旅程、江戶時代對中國交易的四條路線、美洲大陸原產作物傳播世界圖、十八世紀互市體系下的中國沿海都市、江西商人交易分布圖……等等，讓人印象深刻。

《海與帝國》的延伸閱讀
《海與帝國》出版後十年，儘管這種透過海洋看明清中國的研究已經越來越多，本書還是這些專著中最深入淺出，既有觀點又有故事的好書。這本書還有一個優點就是書末列有參考文獻，若要進一步參考當代研究，可以延伸閱讀的書有哪些。

然而，畢竟已出版超過十年，讀者若還意猶未盡的話，倒是有幾本進階的書可參考。日本近來的這方面研究已經形成「東亞海域史」研究群，其中最顯著的研究成果，就是東京大學小島毅教授主持的日本文部科學省大型計畫：「東亞的海域交流與日本傳統文化的形成」，一般俗稱為「寧波計畫」。在這個計畫下成立了東亞海域史研究會，成員以歷史學、文學與哲學為主，二○○七年舉辦了第一次研討會，計畫期間出版好幾套叢書，展現出研究成果，像是「東アジア海域叢書」及「東アジア海域に漕ぎだす叢書」。

據東大教授羽田正的說法，這些叢書的書寫有幾項特點，一是海域概念的引進與開闢新的世界史方向，二是時間序列史的相對化與歷史的模式化；三是團隊合作的研究，所有的議題及書寫都是共同討論出來的，而非以往的會議論文式地各寫各的。簡單來說，就是較以往更為強調，全球史的取向是近來的新趨勢。

在這些研究中，若想要很快地掌握東亞海域史方面的研究趨勢，首先我的建議還是從研究入門著手。桃木至朗編的《亞洲海洋史研究入門》（《海域アジア史研究入門》，岩波書店，二○○八年）是其中首選。這本書的作者不限於中國史或日中交流史領域，其中我最喜歡的是中島樂章，他最早的研究課題是明清徽州商人，之後參與「東アジア海域叢書」的計畫，撰有《寧波と博多》。這之間又曾與藤田明良、鹿毛敏夫、岡美穗子、山崎岳合作參與了「東アジア海域交流與日本傳統文化的形成」。之後中島樂章二○一三年又編有《南蛮・紅毛・唐人―一六・一七世紀の東アジア海域》，結合了日本史與東洋史學者共同探討亞洲海洋史，這在過往較為少見。《海與帝國》中所提到的幾個重要觀點，本書都有進一步的深入探討，相當值得一看。

此外羽田正編的《從海洋看歷史》（廣場，二○一七年）也是一本重要的入門書。這書算是「東アジア海域に漕ぎだす叢書」的首卷，將這套書的東亞海域歷史發展特色做基礎的介紹。監修的小島毅對這套書的描寫是：「本系列叢書是以這一千年的時間跨度，觀察到東亞區域內即使幾乎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但是經過多采多姿和豐富多元的交流活動，並且對於催生日本本國的『傳統文化』具有關鍵性的角色。」

前後呼應的「花蓮媽祖」
儘管《從海洋看歷史》選出了三個「百年間」，具體描繪各自的時代特徵與多樣性，和以往的歷史敘述相當不一樣，算是此書最具特色的一點，不過就整體而言，《海與帝國》以中國為主體，從海洋的角度看整個明清帝國，對一般讀者而言，更能看出這跟以往教科書所學的中國史有何不同。因此，儘管已經距今十多年，《海與帝國》還是目前坊間最完整也最好的一本明清通史讀本。在如今出版市場上全球史當道且不斷強調全球視野的主流趨勢下，這書的出版更加凸顯了從海洋看歷史的重要性。

為了行文方便，這篇導讀將《海與帝國》的四種書寫特色：海洋、白銀、物及環境分別論述，但這不代表作者在寫作時是分開思考問題，相反的，本書處處可見這四種特色的影子。直到結論〈媽祖與明清歷史〉時，作者再度展現敘事的功力，將這四部分整合在一起，又回到了前言中所提到、在昆明機場遇到花蓮媽祖進香團的故事以及他的疑問，並用以下這段話總結本書：「如果花蓮的神像中確實附著著媽祖的靈魂，在跟著鄭和橫跨歐亞海域，於南海及印度洋看過無數港灣的她，對於眼前麗江的風景又有什麼感想呢？聽完隨行信眾的說明後，當我再次凝視著端坐在機場長椅上的媽祖容顏時，明清五百年的歷史瞬間化為一道閃光竄過腦海——那正是媽祖遍歷歐亞大陸及海洋的旅程。」

看到這裡，我們終於明白一開始作者所鋪的梗的用意何在。的確，媽祖的故事就是明清帝國與海洋的五百年故事。當讀完這整本《海與帝國》，相信你的世界觀一定會有改變！

【前言大海環抱的兩個帝國】
海上女神「媽祖」／海洋的歷史／帝國的歷史／恣意的明朝／自制的清朝

【第一章　事件的時空】
大海與交易
大海與人類／交易的類型／中華文明的拓展過程

東歐亞代表的空間
東歐亞之海／大海與船舶／海上交易的歷史／中式帆船的問世／東歐亞的大地

往歐亞舞台躍進
南北分立的體系／分立體系結束／白銀與銅錢／波動的歐亞舞台／從商業時代到產業時代／全球舞台／東歐亞階段的五百年

【第二章　明朝的成立──十四世紀Ｉ】
元朝的弱點
支撐元朝的運輸路／元朝的海運

乞食僧人與富商
黃河改建工程／紅巾之亂／元朝為何會瓦解？／江南的富豪傳說／江北的乞食僧人

私塾的教師群
進軍徽州．浙東／中國東南部的盆地世界／私塾教師的人脈網／義塾的實際狀況

禮儀之邦
邁向建國／大明的成立／陸上的帝國

【第三章　海陸相剋──十四世紀II】
成為分水嶺的十四世紀
明朝的宏觀設計／蘭秀山之亂／十四世紀的海域世界／黃海與海洋子民／十四世紀的倭寇／海禁政策的背景／明朝的朝貢政策／朝貢一方的狀況

帝國的變化
織工的生活／「空印案」與行政改革／胡惟庸之獄／與日本的關係

帝國與移民傳說
戶制與里甲制／里甲的功能／來自山西的移民／洪洞的大槐樹／攻打雲南的地緣關係／土司的統治／雲南的移民傳說

【第四章　海洋與陸地的交易者──十五世紀】
從馬和到鄭和
雲南的少年／進攻雲南與藍玉案／成了宦官的馬和／二代皇帝與叔父間的戰爭／靖難之役與永樂帝的誕生／宦官與皇帝／內廷與外朝

行走在海上的帝國
鄭和率領的艦隊／遠征的紀錄／遠征的目的／從海上世界看遠征／滿剌加王國與鄭和的遠征／鄭和與馬和之間

蘇木環繞的海洋世界
從永樂到宣德／琉球王國的外交文書／琉球王國的成立／閩人三十六姓與久米村／東海、南海上的蘇木／日本的堪合貿易

以鹽建立的帝國
海鹽的生產／開中法與進攻雲南、越南／遷都北京／北方的交易者／戶制的矛盾／十五世紀的經濟體制

【第五章　商業的時代──十六世紀Ｉ】
新安商人的人脈網
商人傳記／新安商人的興盛／遍及全國的商圈／商人的類型

中國海商與日本
寧波之亂與越界者／日本銀的出現／走私貿易的據點／江南的國際貿易港／徽州出身的海商／從海商到倭寇

冒險商人與傳教士
葡萄牙人來到東方／冒險商人的世界／傳教士的出現／交易港澳門的形成

【第六章　社會秩序的變化──十六世紀II】
地區社會的形成
山區的流民／重建秩序的過程／推行政策的思想背景／自里老人到鄉約／徽州的鄉約／稅糧與徭役的納銀化／合縣公議／中央政府與地方官

士農工商的分界瓦解
農村手工業的發展／市鎮叢生／無賴這一行／市人及民變／知識分子的摸索

從海禁到互市
要求解除海禁／互市體系的雛形／越過太平洋的白銀／日本侵略朝鮮／戰爭與交易

【第七章　王朝更迭──十七世紀】
自取滅亡的明朝
傳教士與宦官／宦官與官員／官員與地區社會／官員與傳教士

毛皮與帝國
黑貂與交易／毛皮交易支持的新政權／邁向帝國之路／明朝的瓦解／因髮型而產生的糾葛／確立中央集權體制／與俄國間的條約

海上世界的終焉
海上的變化／倭寇的接棒人／交易基調的變化／從遷界令到展界令／明確建立互市體系

與異文化的接觸
白話小說的世界／出版文化的成立／思想家的自我省思／對基督教的接納／與傳教士的對話／傳教士與曆法／搏命的天文觀測

【第八章　產業的時代──十八世紀Ｉ】
稱為盛世的時代
清代的嬰兒潮／稅制改革／人頭稅的消失／景氣復甦／原產於美洲大陸的作物

商人與產業
瀏河港的故事／瀏河港的風景／瀏河港與商人／東北地方的產業／山區的產業

互市體系的開展
盛世的食材／俵物的出現／信牌管理／與日本的交易港口／琉球的變化／往東南亞的移民／廣州的英國人／朝貢與外交／英國使節的情報匯集
【第九章　傳統中國的形成──十八世紀II】
皇帝與帝國
皇帝的多面性／從西方角度看皇帝／清朝與準噶爾因達賴喇嘛權威引發的紛爭／掌握達賴喇嘛權威的清朝／清朝與中歐亞地區

官員與行政
邁向為官之路／皇帝與官員／清朝的統治機構／陳弘謀的簡歷／在雲南的工作／銅礦礦山的管理／開發與官員／開發的手法／福建與台灣／從泰國進口糧食

貨幣與糧食
銀兩與廣域流通／銅錢與穀物／銅錢與區域市場／廣域交易的發展／與明代的比較／歷史體系上的盛世

【第十章　全球中的中國──十九世紀】
南海的海盜
藏寶傳說／越南與海盜／海盜勢力擴大／清朝的對策／海上主角更換

鴉片與軍艦
兩部本草書／吸食鴉片的普及／金融革命與英國／匯款回本國及鴉片／港腳商／鴉片戰爭／情報與戰爭／白銀到哪兒去了？／出國移居者的世界

蛻變的社會
移民社會／地區社會的裂痕／生態環境的極限／從大運河到海洋／太平天國與社會／南京條約與開港／馬克思的誤判

【結語　媽祖與明清歷史】
出現在雲南的海上女神／海上時代劃分與台灣的媽祖／東歐亞帝國內的麗江／媽祖的旅程

主要人物略傳／歷史關鍵字解說／參考文獻／年表

海與帝國：明清時代

海と帝国明清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