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在讀者面前的這本小書，收錄了我近年來撰寫的十多篇文章，這也是我在閱讀民國名人日記後的一點心得和體會。
甚麼是日記？顧名思義，就是作者逐日所記當日所經歷或見聞的事，或對身邊發生的事情表達個人的看法，說出自己的感受，因此明人賀復徵曾將其定義為「日記者，逐日所書，隨意命筆，正以瑣屑畢備為要」。正因如此，日記具有真實、具體、新奇等特點，所記載的又是作者平日所見所聞、所思所想，而非事後回憶，因此時間、地點、人物的記錄較為準確；而且日記為私人記錄，具有不公開的隱密性，相對於公文、檔案、報刊等資料，書信、日記之類私隱性史料多為個人記事抒情備忘而作，且作者又大多無意將其公開，可信度亦較高。日記的內容不僅包括個人經歷，也從個人角度，反映了社會變遷，因此我們既可以看到日記主人寫了些甚麼、說明了甚麼、看到了甚麼，後人也可以從中得到些啟示，所以日記自然成為歷史學者非常重視的一種史料。
在中國，日記出現於何時目前尚無定論，有人認為作為一種文體，唐代史籍中已出現奉使記行日記及史官日記，並以唐中期李翱（772 —841）的《來南錄》為代表。1 早期的日記主要還是記載旅途所見，後來慢慢日記中文字的內容越來越寬泛，披露人間世態、社會變革的種種形象，特別是晚清民國之後，日記主人反映歷史變幻的事例可謂舉不勝舉，已然成為研究歷史的重要資料。然而儘管如此，能夠記錄日記並持之以恆的人物在民國中畢竟只佔少數，而能將日記留存下來、而且得以公佈出版者更是少之又少，其史料價值就顯得格外重要。
要認識一個歷史人物，最簡單的辦法就是閱讀他的日記（假如他有存世日記的話），因為日記是記載作者見聞與感悟的文字，許多人物的內心活動並不見於文書檔案、奏章尺牘，卻出現在他的日記中。雖然不能斷言日記就是某個人完整的心靈記錄，也不可以某人的日記即判定為當時存在的普遍狀況，然而日記與書信畢竟最易表現作者內心的思想變化與心理活動，有價值的日記更能反映出當時的社會實踐與變革，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因此，解讀日記，不僅可以審視日記作者的心路歷程，還可以觀察和了解那一時代所發生的一些事。當然，僅憑一二個人的日記就對歷史遽下結論，難免以偏蓋全、不夠客觀，但它畢竟為我們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現場記錄。
以我個人的研究經歷來說，自習史之日起便知道日記在歷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但以往關注的還是收集相關檔案和其他資料，並未在日記上下過太多工夫。進入新世紀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我接受香港中文大學和董氏家族的委託，開始編註董浩雲（1912 —1982）三十多年的日記，從而給了我一個全新認識日記的體會。在這期間我曾花費大量時間，並收集其他相關資料，認真校勘和編註這位世界船王的日記，從中慢慢地了解他的內心世界與志向抱負，而這部日記後來又成為我撰寫董浩雲傳記所依據的重要資料。
近年來，隨着大批晚清民國時期重要人物日記的出版，為中國近代史研究提供了許多重要的史料，特別是2006 年蔣介石（1887—1975）日記的開放，更是極大地推動了民國史研究的進展。我也曾趁這個熱潮，親往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和台灣國史館抄錄蔣介石日記和蔣介石檔案。雖然蔣介石的日記目前尚未正式出版，但還是可以透過其他形式和途徑，譬如國史館出版的《蔣中正檔案．事略稿本》、《蔣中正總統五記》、《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以及抗戰歷史文獻研究會提供的電子版等，查閱他的日記並參考其他資料，撰寫相關論文。
數年前我自香港中文大學退休，雖然還繼續在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等大學兼課，但畢竟多了空閒的時間，開始有意識地閱讀與摘抄民國時期的名人日記。由於條件所限，我所閱讀的日記除了蔣介石的日記之外，多是那些已經公開出版的日記和書信，包括原國民黨黨政軍各部門重要人物，如王子壯（1900 —1948）、王世杰（1891—1981）、何成濬（1882 —1961）、唐縱（1905 —1981）、徐永昌（1887—1959）、翁文灝（1889 —1971）、張嘉璈（1889 —1979）、陳布雷（1890 —1948）、陳克文（1898—1986）、陳誠（1898—1965）、陶希聖（1899 —1988）、傅秉常（1896 —1965）、熊式輝（1893 —1974）、錢大鈞（1893 —1982）等高級官員，以及眾多民國時期名人如大學的教授朱自清（1898—1948）、朱希祖（1879 —1944）、吳宓（1894—1978）、竺可楨（1890 —1974）、胡適（1891—1962）、容庚（1894—1983）、浦江清（1904—1957）、梅貽琦（1889 —1962）、傅斯年（1896 —1950）、聞一多（1899 —
1946）、鄭天挺（1899 —1981）、顧頡剛（1893 —1980）等人，以及金融家、企業家如卞白眉（1884—1968）、周作民（1884—1955）、陳光甫（1881—1976）、錢新之（1885 —1958）等。在日記中不僅注意觀察他們的政治立場、學術追求，也注意他們彼此間的人際關係，以及他們對社會的認識、對個人與家庭生活的感受等各種記錄，因此我近年來所撰寫文章，日記與書信，還有回憶錄等就成了我主要依據的資料。這些民國名人日記中既反映出他們所涉公務，特別是蔣介石等黨國領袖日記中對於重要歷史事件，如長沙大火、開羅會議、雅爾塔秘約、「六全」大會、香港受降等問題上的態度，也有彼此之間的互動，如蔣介石與學人間的關係，對孔祥熙（1880 —1967）涉嫌貪腐的態度，還有汪精衛（1883 —1944）屬下對其降日後的立場轉變，除此之外，還關注他們的日常生活，如高級公務員與大學教授戰時與戰後的生活實錄，以及對社會、對人生的認識，還有就是個人在編註《董浩雲日記》中的一些體會。這些文章曾先後發表於各種學術期刊，經其同意而結集出版，並得到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毛永波總編輯的支持，以及責任編輯黃振威博士的細心校勘，在此順致衷心感謝。另外本書在結集時有些論文的標題和內容有所修改，內容亦或許有一些重複，書名則題為《日記中的歷史：民國名人的公務與私情》，承蒙老校長金耀基教授為本書題寫書名，老所長陳方正博士提供父親陳克文日記的圖片，這些都是對我最大的支持。
綜上所述，日記的價值取決於它的真實性，尤其是在歷史重要時刻的記載是否正確，但必須強調的是，僅憑日記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輔以其他史料，包括與其他人物對同一時間、同一事件的記載加以對比。陳寅恪（1890 —1969）先生即認為：「通論吾國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於誣妄，而官修之書，其病又在多所諱飾。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於官書與私著等量齊觀，詳辨而慎取之，則庶幾得其真相，而無誣諱之失也。」同時，日記往往後來會被本人或整理者、刊印者予以刪節或篡改，因此必須對其進行認真的校勘和考據。
對於那些身居高位或是經歷重大歷史變革的人物來說，他們所寫下的日記自然非常重要，因為他們所記述的內容涉及眾多政壇內幕，或是臧否人物，或是評論時政，雖然他們的筆下可能會帶有個人偏見，但卻是可供歷史學者研究的重要史料；即使對於一般人來說，雖然他們日記中所記錄的雖多為平素見聞，但也是了解當時社會經濟以及文化風俗不可多得的素材。就如魯迅（1881—1936）先生所說：「我本來每天寫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大約天地間寫着這樣日記的人們很不少。假使寫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後便也會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為他寫的時候不像做〈內感篇〉、〈外冒篇〉似的須擺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來。」
因此我的體會是，日記的內容固然十分重要，但單憑日記還是很難恢復歷史真相，必須與其他資料、特別是報刊及檔案資料加以對照，互為補充方更可靠。於此我要特別說明的是，雖然收入本書的文章都是近年來在閱讀以及整理日記過程中的一些理解和體會，但是我閱讀的日記非常有限，尤其是所述的日記均為公開發表的重要人物日記，缺乏對普通民眾日記的了解，因此只能算是浮光掠影，粗疏淺陋，書寫的歷史遠遠不夠完備，只是個人學習中的一個嘗試，還望讀者諸君不吝賜教。
鄭會欣
2019 年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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