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自康熙年間發生奪嫡的糾紛以後，不建儲位，成為定制，從而又建立了立賢不立長的制度，因此，每一個皇子都可能是未來的皇帝；也因此，皇帝的種種，須從出生寫起。
關於妃嬪召幸，有好些有趣而不經的傳說，既屬不經，雖然有趣，我亦不便介紹。不過，皇后及有位號的妃嬪，各有固定的住所；皇帝某日宿於某處，或召某妃嬪至某處共度良宵，作為太監最高辦事機構的「敬事房」必然「記檔」，因而當妃嬪發覺懷孕時，可以查得受孕的日期。
妃嬪一證實懷了孕，自有太醫院的御醫定期「請喜脈」，服安胎藥；到得將次足月時，內務府就要「傳婦差」了，首先是選「奶口」，其次是找穩婆，都由「上三旗包衣」的妻子中選取。
出生以後，由敬事房通知內務府記入「玉牒」。所謂「玉牒」者，即是皇室的家譜。愛新覺羅氏大別為兩類，凡是太祖的子孫稱「家室」，太祖兄弟的子孫稱「覺羅」。腰帶分黃、紅兩種，所以俗稱家室為「黃帶子」，覺羅為「紅帶子」。玉牒的封面亦如其色，家室是黃色封面，覺羅是紅色封面，不妨稱之為黃簿、紅簿。
皇子皇女當然記入黃簿，主要內容是性別、生母名氏、位號、第幾胎、出生年月日時，還有收生穩婆的姓氏，以便出糾紛時可以追查。
然後是命名，時間早晚不一，有些出生未幾即行夭折，既無名氏，亦未收入玉牒敘排行的，在康熙年間是常有之事。命名之制，至康熙皇長子胤禔出生始有明文規定，上一字用「胤」；下一字用「示」字旁，由內閣選定偏僻之字，奏請硃筆圈定。需用偏僻字者，因為此皇子將來可能成為皇帝，便於臣民避諱。自康熙朝以後，命名字派如下：
一、雍正：上「胤」、下「示」字旁。
二、乾隆：上「弘」、下「日」字旁。
三、嘉慶：上「顒」、下「玉」字旁。
四、道光：上「綿」、下「豎心」旁。
五、咸豐：上「奕」、下「言」字旁。
六、同治：上「載」、下「三點水」旁。
七、光緒：同上。
八、宣統：上「溥」、下「人」字旁。
至道光以後，有一不成文的規定，非帝系命名下一字，不用特定的偏旁。由此可知，慶王奕劻之子載振與同治、光緒為兄弟，但不同祖；溥儒與溥儀為兄弟，且皆為道光的曾孫──我請讀者注意皇室的制度，就因為在細節上亦能顯示若干情況，自有助對清朝皇帝的深入瞭解。
皇子一到六歲，開始上學。讀書之處名為「上書房」，在乾清門右面，書房很大，除皇子外，近支親郡王之子亦在此上學。上書房設「總師傅」一人，特簡翰林出身的大學士或尚書充任；「師傅」若干人，亦非翰林不得任此差。入學時，皇子向師傅一揖，師傅立受。
除讀漢文以外，皇子尚須學習「清書」，又稱「國語」，即是滿洲語文；教清書及騎射的都是滿員，稱為「諳達」或「俺答」，皆為滿洲話的音譯。滿洲人管西席叫「教書匠」，
所以對諳達的禮數遠不及對師傅。不過教騎射特簡一二品滿員為「壓馬大臣」，等於諳達的首腦，主要的職司是負責習騎射時的安全措施。
清朝對皇子教育頗為看重，除特派近支親貴「稽查上書房」以外，皇帝萬歲之暇，亦常至上書房巡視，或出題考課，有獎有罰。所以清朝的皇子一旦接奉大統，都能親裁奏摺。
而盡心啟迪的師傅，遇到得意門生而為天子，不但一世尊榮，而且會蔭及子孫；因為皇帝為報答師門，對受業師傅的子孫，每每特加青眼。由此可知，在上書房當師傅，必然希望自己的學生是皇位的繼承者，甚至為學生設計取得皇位；如杜受田之與咸豐，就是一個很有名的故事。
道光末年，杜受田入值上書房，皇子受學者為文宗行四、惇王行五、恭王行六、醇王行七。文宗居長，且為孝全成皇后所出，大位有歸，自不待言；但文宗兄弟中，資質以皇六子奕訢為最佳，亦最得宣宗鐘愛，因而不斷在考慮是否應該改變初衷，傳位於奕訢？
這種意向漸漸外露，文宗頗以為憂。有一年四月間，宣宗攜諸皇子行圍──打獵；駕出前夕，杜受田問文宗：「四阿哥明天扈從行圍，應有所自見？」
文宗答說：「是的，所以我最近勤練火器。」火器就是洋槍。
「四阿哥錯了！只該立馬靜觀，端槍不動。」
「請問師傅，這有說法嗎？」
「自然。」
杜受田密密教導了一番，文宗心領神會，欣然稱謝。及至到了圍場，他如師傅之教，只靜靜看諸弟追奔逐北，將一管槍平放在馬鞍上，始終不動。
「你怎麼不下手？」宣宗奇怪地問。
「回阿瑪的話，時值初夏，百獸蕃育，獐兔懷孕的很多，打死了有傷天和。而且，兒子亦不願跟弟弟們在這上頭爭一日之短長。」
宣宗一聽這話，認為他有人君之度，立即打消了「易儲」的念頭，大為誇獎，說他是「仁人之心」，又說他「友愛」。凡此反應，都是杜受田預期一定會發生的效果。
文宗對杜受田的恩禮，亦可謂至矣盡矣。他於道光三十年正月即位之初，即有上諭，杜受田賞加太子太保銜；杜父杜翮原任禮部侍郎，年逾八旬，賞頭品頂帶，太子太保銜。杜受田三月由左都御史兼署吏部尚書，五月調刑部尚書，七月加二級；咸豐元年五月升協辦大學士管理禮部事務。
於此，我要順便介紹「入閣拜相」的制度。
清朝的內閣，至嘉道以後形成定制，四大學士兩協辦，大致滿漢各半。由尚書一升協辦，即為「入閣拜相」；稱謂與大學士相同，名為「中堂」。但協辦升大學士容易，而尚書升協辦較難。道理很簡單，大學士缺多，協辦缺少。通常在尚書這個階段迴翔盤旋，總須十年八年之久，到得調任吏部尚書，方取得升協辦大學士的資格。杜受田於道光二十四年由戶部侍郎升左都，同年十二月升工部尚書，其間因故「奪俸二年」，不計年資；至咸豐元年五月升協辦，實際年資不足五年，且由刑尚晉升，皆非尋常。
咸豐二年四月，杜受田奉命偕恭王的老丈人福州將軍桂良，處理江蘇、山東水災以後的河工、漕運等事宜，歿於清江浦。文宗震悼，硃批遺疏云：「憶昔在書齋，日承清誨，銘切五中。自前歲懍承大寶，方冀贊讓帷幄，讜論常聞，詎料永無晤對之期。十七年情懷付於逝水，嗚呼，卿之不幸實朕之不幸也。」遣詞用字，別具深情。
至於恤典之優隆，遠軼常規。以協辦照大學士例賜恤，自不足為奇；入祀賢良祠，亦不算例外，贈太師、諡文正，則非同等閒。更有一事，在漢大臣可謂異數，即靈柩准入京城治喪。
杜受田是山東濱州人，其時因洪楊之亂，迎養老父，住在京師，所以杜受田靈柩須移京治喪。過去遇有此種情況，都是在城外找寺院停靈開弔，從無靈柩入京城之例。至於諡文正，上諭謂援嘉慶年間大學士朱珪之例。朱珪亦為帝師，當和珅用事時，仁宗亦頗受威脅，朱珪多方衛護，情事與杜受田相類。但經朱、杜二人創下例子，以後凡為帝師，皆有諡文正的可能，李鴻藻以為同治啟蒙得諡文正，猶有可說；至孫家鼐亦諡文正，則末世名器必濫，不足為貴。
當杜受田病歿時，杜翮年近九旬，猶住京邸，文宗為這位「太老師」設想，亦無微不至。當時杜受田長子杜翰，方任湖北學政，應該由在京的次子杜堮至清江浦迎靈；顧念杜堮須在京侍奉祖父，特命杜翰扶柩回京。對杜堮則賞加禮部尚書銜，以為慰藉，其後更賞食全俸。杜受田的三個孫子均欽賜舉人，准予一體會試。
杜翰在道光二十九年以檢討放湖北學政，本是宣宗對杜受田的酬庸，及至丁憂服闋、補官升官的經歷，在有清一朝，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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