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想吃滷肉飯、做腳底按摩！我得了「台灣缺乏症」
三個月來（註：本文寫於5月中旬。），我無法去台灣，哈日族也不能來日本，雖然被疫情阻隔，日本人卻比從前更認識台灣，我不斷思考，為什麼日本防疫遠輸台灣？
老實說，跟那些因為這次的緊急事態宣言而失業、減薪、無法上學的人比起來，我的狀況還算可以。寫作本來就是在家或職場上獨力為之的工作，一個星期都沒有與人見面也不稀奇。工作量沒什麼太大的影響，因此我也沒打算大吐苦水。
只是，無法去台灣真的很痛苦。自從我二〇一六年離開《朝日新聞》的工作，就每個月或每兩個月到台灣一次。但今年一月起，我就沒到過台灣，至今已經三個月了，我逐漸陷入了「台灣缺乏症」。我想吃滷肉飯、想吃排骨飯、想去腳底按摩、想去洗頭，也想見我的台灣朋友。在日本家中等待回復正常的我，時常湧現這些渴望。
同樣的，有不少台灣人也陷入了「日本缺乏症」吧？人口近兩千四百萬的台灣，去年就有五百萬人到訪日本。台灣人很喜歡日本，而世界第一的哈日國也是台灣。一年四季，春天賞櫻，夏天避暑，秋天賞楓，冬天看雪，為了不同趣味而走訪日本的人不少。
祕境溫泉、美食居酒屋、絕佳的民宿等，台灣人比日本人還清楚。
對於這樣的台灣人來說，這三個月的「日本斷捨離」，想必很辛苦。
即便如此，這三個月來，台灣在新冠肺炎防疫上的努力，讓日本人刮目相看、跌破眼鏡，感到吃驚，日本電視新聞也不斷報導台灣的事。而台灣的政治人物裡，不只總統蔡英文，唐鳳、阿中部長、大仁哥都在日本成了名人。
其中，我忍不住思考「台灣是什麼時候超越日本的呢？」流行病防疫對策，台灣的處理經驗遠超過日本。在日本，很多人指出：「因為台灣有SARS的經驗。」這只說對了一半。台灣確實以SARS的痛苦經驗為起點，修改了傳染病防治法，也增設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等，打造出防止新興傳染病入侵的法治與系統架構，這和今日的成功有關。
但是，當時的教訓，不是只有台灣經歷到，其他國家也在SARS時期遭受打擊。二〇〇三年，我在新加坡生活，當時社會也非常混亂與恐怖。但新加坡這次的防疫策略，還是有許多人遭受感染而陷入痛苦；中國則再次隱匿資訊，拒絕WHO調查團介入。
即便是日本，也握有足夠資訊，深知SARS有多嚴重。當時，身處SARS抗疫策略最前線的WHO西太平洋地區事務局局長，是日本人尾身茂。他也是現在日本政府新型冠狀病毒對策本部的諮議委員會長，日本首相安倍的記者會上，尾身茂總是站在旁邊給予支持，可說是日本對抗新冠肺炎的指揮官。
他是否記取SARS的教訓，對日本這次抗疫策略有所幫助？答案是沒有。當時，WHO因為中國隱匿資訊，拒絕調查團介入而苦惱的時候，代表和中國交涉的窗口就是尾身茂。
但這次日本和WHO都依賴中國提供的資訊，導致對新冠肺炎處置太慢。明明SARS經驗就告訴我們，早期檢疫、隔離有其必要性，但日本的PCR檢驗還是量能不足，檢測速度延遲的問題至今無法改善，隔離措施也只做半套，面臨感染人數增加，無法掌握實際狀況等種種問題。
也就是說，世界上有跟台灣一樣從SARS學到教訓的國家，也有跟日本一樣沒學到教訓的國家。
此外，就算用盡全力做隔離和檢疫，完善法律與制度面，但社會整體的努力不足，對抗傳染病的防疫體系依舊無法運作。
要讓這個體系妥善運作，必須檢視如何維持民主主義的健全性、資訊公開、對弱勢的關心、如何活用專業人才、防止假新聞等，傳染病防治對策靠的是國家整 體的綜合能力，公衛就是綜合政策。如此說來，SARS至今這十七年，台灣的努力沒有白費，才會有今天的成果。我認為，日本這次防疫失敗，就是「失落的十七年」造成的。
過去台日之間，從歷史架構來看，日本給予、台灣接受，幾乎常是這樣的關係。在國際社會遭到孤立的台灣，希望日本多伸出援手，日本人很習慣聽到這種來自台灣的請求。
但這單向關係逐漸改變的契機，始於十年前。東日本大地震時，台灣為日本提供援助，台南地震由日本援助台灣，熊本地震時台灣援助日本，花蓮地震由日本援助台灣。地震時相互幫助，建構出「震災支援共同體」的關係。
這跟以往日本單方面給予台灣的關係不同，而是象徵了雙方互相給予、援助的平等關係。這次的新冠肺炎，台灣也是援助日本的那一方，和過去的角色截然不同。日本一直收到許多從台灣提供的援助、口罩等醫療物資。當然，新冠病毒的衝擊，無論防疫階段何時告終，都不得不面對接下來的經濟振興問題。我想此時，日本應該可以向台灣提供一些幫忙。
我期盼台日之間，在既有的「震災支援共同體」之外，可以此新冠肺炎問題為契機，再培育出以傳染病防治為中心的「防疫共同體」。這樣的概念，加上將來台日自由貿易協定、跨太平洋伙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等，建立結合防疫、防災和經濟的綜合性合作架構。台日的政治家，可以為下一階段台日關係做準備。
我在台灣搭計程車常覺得很受傷，直到遇見一個唱演歌的運將
在台灣搭計程車，對我來說是個壓力。
因為搭車的時候，司機常問我「你是日本人嗎？」我對自己的中文溝通能力稍有自信，而且在中國、香港、東南亞講中文，最近不太會被識破我是日本人的身分。
我在中國的時候常說「我是香港人」或是「我從台灣來」。因為只要一說我是日本人，對方就會說起日本該為戰爭負起責任的話題，以及日本首相安倍的壞話。我說我不是日本人，中國人幾乎都會相信。
我知道，我的中文發音沒有特別「標準」，但對於北京、上海人來說，他們常聽四川、山東人說中文，反而更難懂，所以整體來說，我的中文還算比較好理解吧。
至於東南亞的華人，很難想像日本人會說中文，所以就更容易相信我的話，因為他們先入為主的觀念認為，日本人就是英文很差。
但是，台灣人太了解日本人了，計程車司機馬上就會對我說「你的中文好像日本人」。我一聽到這話，怎麼想都覺得很受傷，所以以前只要有台灣司機問我「你是日本人嗎？」，我就會心想「又來了」，然後不悅地以不友善的態度回他「我是日本人沒錯，有什麼問題嗎？」
十二月上旬，我在台北松山機場降落後搭上計程車。果然，司機就問我「你是日本人嗎？」但這次，他看起來跟以往的司機不太一樣。
這位五十多歲的計程車司機說，「如果你是日本人，我想請教你一件事。」接著，他說「幫我聽一下這首歌。」他打開手機，播放音樂，那是日本重量級演歌歌手北島三郎的曲子。歌放到一半，司機以認真的表情說，「從這裡開始，仔細聽喔。」
唱到「鶴先生、龜先生」的地方，司機問我說，「這句怎麼發音？」我回答他，「是烏龜，烏龜先生。」他就欣喜地說，「烏龜（日語讀音kame）嗎？我還以為是神（kami），原來如此。」
十多年前，他迷上演歌，就開始把歌詞寫在紙上，一一背下來。他把那張紙拿給我看，上面滿滿的都是手寫的歌詞。
「我們計程車司機有很多空閒時間。大家不是看電視，就是嚼檳榔，我是學演歌來打發時間，回到家也會唱卡拉OK，很開心，」他說。
我聽到司機這樣說，實在太開心，想都沒想就立刻低頭感謝他說，「謝謝你喜歡日本文化。」接著，我問他，「為什麼這麼喜歡日本演歌？」
他解釋，「因為日本演歌跟台語歌很像，台語歌幾乎是複製日本演歌而來。曲調都很熟悉，我查了一下歌詞的意思，內容也幾乎都能引起台灣人共鳴。」
其實，會聽日本演歌的台灣計程車司機很多。台灣的廟裡，也常看到許多太太，一早就開始唱日本演歌。為什麼台灣人這麼喜歡日本演歌，這是一個謎。但我想這應該跟戰後日本文化的限制有關。
戰後的台灣，是不准聽日本歌的。但那樣的曲調和風格，仍保留在台語歌謠之中。只是，在公開場合唱台語歌也沒有好處。我想我們可以說，直到解嚴後，台灣人可以唱自己喜歡的台語歌、日本歌謠，也形同言論自由、表達自由的體現方式。
其實，日本演歌也是從人們對自由的渴望中衍生出來的。據說，演歌始於明治時代的民權運動，日本民主人士將批判政府的想法寄託在音樂之中，以日本風格的傳統音階，搭配西式節奏的歌曲，創造出折衷的混搭曲風。
演歌也在戰後的快速經濟成長期復活。當時，日本人把過去美好時代已逝的嘆息，寄託在歌手們的演歌上。包括石川小百合、八代亞紀、北島三郎、五木宏等，許多明星歌手在此時誕生，不知不覺地創造出「唱出日本心聲的傳統文化」。但當時距離日本人認真開始唱出演歌也不過才五十年的時間。
在日本，演歌是六〇到七〇年代間成長的世代在唱。像我這樣在八〇年代成長的世代，對演歌是不討厭，但更喜歡中島美雪、佐田雅史這樣的歌手兼創作者。他們的歌在台灣也很流行，前幾天我在大稻埕散步的時候，河邊的廟裡傳出卡拉OK的歌聲。
仔細一聽，發現是夏川里美的「淚光閃閃」。對於我的世代來說，夏川里美很親切。說到這，夏川里美每年都會在台灣辦演唱會，細川貴志也在二〇一九年年底到台灣辦晚宴秀。對於日本歌手來說，台灣是個重要市場吧。
說起日本人會唱的台灣歌手的歌曲，大概就是鄧麗君了吧。我希望日本人也愈來愈熟悉不一樣的台灣歌曲，盛大舉辦台日歌謠交流活動。台灣也有許多很棒的歌手，台灣的中文歌水平，我認為，在華語圈相對來說非常優秀的。
其實，我很喜歡去卡拉OK唱台灣的歌。尤其是張惠妹的歌，我很有自信可以唱得不錯。有時候，日本朋友帶我到林森北路，台灣朋友們聽了都覺得感動。
若是我在台灣的星光大道之類的綜藝節目唱，就會從作家變身為歌手也說不定。如此一來，我更要為了促進台日歌謠交流，奮不顧身地來努力了。
日本按摩為何變得比台灣廉價？
日本人來到台灣旅遊，最常見的行程組合莫過於鼎泰豐的小籠包、故宮的翠玉白菜、還有腳底按摩這三項。日本人喜歡在台灣享受全身或是腳底按摩的理由，是因為台灣按摩師的手藝好，又價格便宜。
在日本，過去按摩的基本行情是一分鐘一百日圓，也就是六十分鐘六千日圓，算是高消費了。反觀台灣的按摩，基本上是六十分鐘台幣一千元＝三千五百日圓，也就是花費是日本的差不多一半，卻能夠享受到比日本更舒服的按摩，這是台灣按摩之所以吸引日本人的魅力所在。
但是，最近日本的按摩行情出現價格崩壞，甚至比台灣還要便宜，讓原本佔價格優勢的台灣按摩，也逐漸失去了光環。為日本掀起這股按摩風潮的，是六十分鐘兩千九百八十日圓按摩店的崛起。
我也常愛按摩，一個禮拜至少要去一、兩趟。我的作家生活離不開電腦，使用電腦的時間一天至少超過八小時，再加上長時間盯著手機螢幕，長期下來深受肩頸和後背僵硬痠痛所苦。
自由媒體人的我，時間較為彈性，若在安排的會面之間出現空檔時，在東京都心地區遲遲找不到可以休息放鬆的地方。這個時候，如果在按摩店有一個小時可以好好閉目養神、接受按摩的話，肯定能夠紓解疲勞、恢復活力。
但是，價格就是一大問題了。如果按摩一次就要六千日圓，喔個月下來的費用也相當大。感覺自己是為了按摩而努力賺稿費，有點本末倒置了。可是，如果是三千日圓的話，一個月按摩十次也才三萬日圓，比較讓人捨得花錢享受。
二千九百八十日圓的按摩店，大約是從二〇一〇年左右開始出現的，之後逐年快速增加。這是必然的趨勢吧！因為如果只是六千日圓和五千日圓做比較的話，也許還會猶豫按摩師的手藝、距離、店內氣氛等其他因素。可是，如果直接折半變成三千日圓的話，連考慮都不用考慮了，民眾當然趨之若鶩，而且還成為常客。因此，有越來越多的按摩店就跟風降價攬客。現在，反倒是價格超過二千九百八十日圓的按摩店比較稀奇。
長期以來，日本處在通貨緊縮的時代。其中，在我的印象裡面，出現所謂的價格崩壞的，有麥當勞的漢堡從兩百日圓降價為一百日圓，吉野家的牛丼從四百日圓降價為兩百日圓，現在是連按摩價格也砍半了。
過去，二千九百八十日圓按摩店的服務也好，師傅的手藝也好，都馬馬虎虎。可是，最近有很多按摩店都讓人眼睛為之一亮，看得出非常努力在經營。像是最大型的按摩連鎖店「Rirakuru」，在管理店員或是顧客預約等系統都採用IT化，日本全國一千五百間店舖，不管是哪一間都沒有設置店長，店的經營方式是按摩師以個人事業主（不成立公司，個人經營事業）的身分登錄，這就是為何能夠削減成本的原因之一。甚至，預約大爆滿，必須拒絕其中的三分之一，事業進行地非常順利。店內的裝潢和衛生也都進行了改善，跟六千日圓的店相差無幾。
另一方面，台灣的按摩價格在這十年幾乎沒什麼改變，基本上是一小時台幣一千元。便宜的話，頂多八百元或七百元，與日本的二千九百八十日圓幾乎是不相上下。但是，我個人還是偏好台灣的按摩，按摩師的手藝好，力道較重也很仔細，只是最近在台灣每次去按摩時，腦海裡都會想到「還是日本便宜啊」。
果然，來台灣享受按摩的日本遊客減少了，那應該與日本的「價格崩壞」有關吧！實際上，在旅遊書上介紹的台灣按摩情報，似乎也沒有比以前多。不過誰知台灣未來是否會有一天也發生價格崩壞，出現很多五百元按摩店呢？
唐鳳在日媒受寵的理由
最近，在日本的政治新聞上曝光率最高的台灣官員是誰？台灣讀者猜得出來嗎？正確答案是政務委員的唐鳳。
跨性別者唐鳳是IT專家。民進黨政府上任後，被延攬擔任數位科技政務委員時，當時才三十五歲，台灣民眾對他的工作能力給予高度評價。但是，為什麼會被日本媒體如此頻繁地報導呢。
理由是在日本剛被任命的科學技術IT大臣，與唐鳳形成強烈對比，因此日本媒體在批判這項新內閣人事時，唐鳳成了再適合不過的比較對象了。上個禮拜，首相安倍晉三完成大規模的內閣改組，十九名閣員中有十七人職位異動，這應該是二〇二〇年東京奧運前的最後一次內閣改組吧。而且，被任命科技大臣的是七十八歲的眾議院議員竹本直一。
實際上，竹本曾擔任過為了維持印章文化而成立的「日本印章制度•文化守護聯盟」的會長。科技大臣的工作理應是致力推動行政事務的數位化，與堅守在書面文件上蓋章的傳統印章文化是完全背道而馳的，於是在社群網路（SNS）上，網友紛紛對於這項任命表達擔憂，各種質疑聲浪四起。
其實1年前也發生過類似的問題，眾議院議員櫻田義孝在就任負責網絡安全事務的國務大臣時是六十八歲，卻對網路一竅不通。在國會上接受質詢時，他明確表示自己是電腦盲，而且「不曾打過電腦」；還有，被問到關於USB接口的用途時，竟然回答：「要用的時候，好像要把它插到洞裡去，詳細情形我不太清楚」等，屢次出現不可思議的答辯內容，也成為國際媒體的笑柄。
竹本大臣也是因為年事已高，對IT的熟稔度遭到質疑，但是他本人似乎不以為意，澄清說自己經常使用社群網路，這部分應該沒有疑慮。即使如此，要說是否擁有足以擔任IT大臣一職的專業度來講，那就未必了。正確說來，他的認知是使用智慧型手機的功能是「沒問題」的，那樣的話，程度未免也太差強人意了吧。果然不出所料 ，這次在網路上也拿他和唐鳳做對照，有網友說「差別也太大了吧」「應該要向台灣學習的」。
為什麼沒辦法做到「適才適所」呢？那是因為和日本政壇的「大臣病」結構性問題有關。
通常，日本首相大概會在一到兩年內進行大規模的內閣改組，理由不外乎是「人心一新」（日本諺語。意思是透過重整人事，讓民眾有煥然一新之感）等籠統的說詞。事實上，目的是為了提供職位給一大堆正在排隊等著要當上大臣的政治家。
政治家想要當上大臣的理由有幾個。首先，是有利於選舉，以前有句話說：「將來不是博士就是大臣」，用來形容父母望子成龍的期待，顯示出日本社會對於大臣一職有著強烈的憧憬，也容易接近利益和權力的核心，資金不虞匱乏。再者，對於政治家本人也是相當大的榮耀，將來接受天皇敘勳的等級也會提高等。
而且，在擔任大臣的期間，會配給專車、秘書和警備人員，可以在大臣專屬的辦公室工作，空間寬廣舒適。經常可以從當過大臣的政治家那裡聽到，當上大臣的感覺是無比的痛快。
因此，在國會議員裡面，如果當選五次以上的人就有資格進入「大臣待機組」，有機會被延攬入閣。因為能力強和知名度高的人會被優先任命，所以也不少議員當選了七、八次，依然與大臣一職無緣。那樣的人在內閣改組時，通常就會被分配到除了外交、國防和總務大臣等重要職位以外的缺，也被戲謔為「庫存出清特賣會」。而日本的科技大臣經常是用在這場特賣會上的職位，任用年紀大，不一定要懂IT的人物，也不會引起太大的反彈。
雖然我不認為科技大臣一定要像唐鳳這樣的IT專家，但是至少要六十歲以下，對網絡有一定知識的人才，這樣給人的社會觀感也比較好吧。也可以從民間延攬有能力的高手，像是活躍於軟銀或是樂天的傑出人才等。處在資安問題足以動搖國本的網路時代，希望在IT領域上至少也要任用專業度高的大臣。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