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團團的，我自己都不認識了。但是不是我又是誰呢？把親戚間的小女孩都想遍了，全都不像。倒是這張籐几很眼熟，還有這件衣服──不過我記得的那件衣服是淡藍色薄綢，印著一蓬蓬白霧。Ｔ字形白綢領，穿著有點傻頭傻腦的，我並不怎麼喜歡，只感到親切。隨又記起那天我非常高興，看見我母親替這張照片著色。一張小書桌迎亮擱在裝著玻璃窗的狹窄的小洋台上，北國的陰天下午，仍舊相當幽暗。我站在旁邊看著，雜亂的桌面上有黑鐵水彩畫顏料盒，細瘦的黑鐵管毛筆，一杯水。她把我的嘴唇畫成薄薄的紅唇，衣服也改填最鮮艷的藍綠色。那是她的藍綠色時期。
我第一本書出版，自己設計的封面就是整個一色的孔雀藍，沒有圖案，只印上黑字，不留半點空白，濃稠得使人窒息。以後才聽見我姑姑說我母親從前也喜歡這顏色，衣服全是或深或淺的藍綠色。我記得牆上一直掛著的她的一幅油畫習作靜物，也是以湖綠色為主。遺傳就是這樣神秘飄忽──我就是這些不相干的地方像她，她的長處一點都沒有，氣死人。
我喜歡我四歲的時候懷疑一切的眼光。
我母親與姑姑去後，妞大姪姪與她眾多的弟兄們常常輪流來看我和我弟弟，寫信去告訴她們。
不光是過年過節，每隔些時老女僕也帶我到他們家去。我弟弟小時候體弱多病，所以大都是我一個人去。路遠，坐人力車很久才到。冷落偏僻的街上，整條街都是這一幢低矮的白泥殼平房，長長一帶白牆上一扇黝黑的原木小門緊閉。進去千門萬戶，穿過一個個院落與院子裏陰暗的房間，都住著投靠他們的親族。雖然是傳統的房屋的格式，簡陋得全無中國建築的特點。
房間裏女眷站起來向我們微笑著待招呼不招呼，小戶人家被外人穿堂入戶的窘笑。大姪姪們一個都不見。帶路的僕人終於把我們領到了一個光線較好的小房間。一個高大的老人永遠坐在籐躺椅上，此外似乎沒什麼家具陳設。
我叫聲「二大爺。」
「認多少字啦？」他總是問。再沒第二句話。然後就是「背個詩我聽。」「再背個。」
還是我母親在家的時候教我的幾首唐詩，有些字不認識，就只背誦字音。他每次聽到「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就流淚。
他五十幾歲的瘦小的媳婦小腳伶仃站在房門口伺候。他問了聲「有什麼吃噠？」她回說「有包子，有盒子。」他點點頭，叫我「去玩去。」
她叫了個大姪姪來陪我，自去廚下做點心。一大家子人的伙食就是她一個人上灶，在旁邊幫忙的女傭不會做菜。
「革命黨打到南京，二大爺坐隻籮筐在城牆上縋下去的，」我家裏一個年青的女傭悄悄笑著告訴我。她是南京人。
多年後我才恍惚聽見說他是最後一個兩江總督張人駿。一九六○初，我在一個美國新聞記者寫的《端納傳》（《中國的端納》，Donald of China）上看到總督坐籮筐縋出南京圍城的記載，也還不十分確定是他，也許因為過去太熟悉了，不大能接受。書中寫國民政府的端納顧問初到中國，到廣州去見他，那時候他是兩廣總督。端納貢獻意見大發議論，他一味笑著直點頭，帽子上的花翎亂顫。那也是清末官場敷衍洋人的常態。
「他們家窮因為人多，」我曾經聽我姑姑說過。
彷彿總比較是多少是個清官，不然何至於一寒至此。
我姑姑只憤恨他把妞大姪姪嫁給一個肺病已深的窮親戚，生了許多孩子都有肺病，無力醫治。妞兒在這裏的兩張照片上已經定了親。
我們搬到上海去等我母親、我姑姑回國。我舅舅家住在張家浜（音「邦」，俗字──近江海的水潭），未來的大光明戲院後面的卡爾登戲院後首的一個不規則的小型廣場。叫張家浜，顯然還是上海灘初開埠時節的一塊沼澤地，後來填了土，散散落落造了幾幢大洋房。年代久了，有的已經由住宅改為小醫院。街口的一幢，樓下開了個寶德照相館，也是曾經時髦過的老牌照相館。我舅母叫三個表姐與表弟帶我去合拍張照。
隆冬天氣沒顧客上門，冰冷的大房間，現在想起來倒像海派連台本戲的後台，牆上倚立著高大的灰塵滿積的佈景片子。
五個小蘿蔔頭我在正中。還有個表妹最小，那天沒去。她現在是電視明星張小燕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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