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伊的革命之路 二十世紀的伊拉克與伊朗共同面對了許多外來壓力，也都因為這些壓力而引發革命事件。兩伊在30年代結盟，卻不代表他們有機會決定自身的命運。英國的壓迫仍如影隨形，而二戰後美國勢力滲透西亞，兩伊都被迫與美國站在反共陣線。隨後，伊拉克與伊朗分別爆發革命，新政府雙雙走上抵抗西方的道路。但在西方勢力仍較為強盛的情況下，抵抗西方就是破壞世界和平的罪魁禍首，怎麼做都是「政治不正確」。 進入30年代的西亞。伊拉克雖然於1932年脫離英國控制，也加入國際聯盟，但英國仍擁有軍事影響力。同時，伊朗繼1901年對英國簽署的石油利權後，於1933年與英國簽署新的石油協議，除了伊朗可收取較多利潤外，也限縮了英國開採石油的面積，但英國仍享有60年的開採期。看似英國仍舊把持權勢，但兩伊並非軟弱無力，而是此時在西亞僅有英國這個強權可以交涉，若完全排除英國，反而失去對外發展的機會。 在1939年二戰爆發之前，義大利墨索里尼與德國希特勒已對歐洲局勢造成莫大的影響。戰爭爆發後，法國於1940年6月亡於德國，一戰以來國際聯盟委任託管給法國的敘利亞與黎巴嫩也就落入德國的控制，德國還呼籲受英法宰制的阿拉伯世界一同對抗西方國家。1989年美國電影《聖戰奇兵》（Indiana Jones and the Last Crusade）的劇情設定在二戰期間，主角與德軍在哈塔伊（Hatay，今日土耳其與敘利亞交界）爭奪聖杯，便反映出這段德國勢力深入西亞的歷史背景。此時伊拉克欲與德國靠攏，英國當然不樂見，1941年5月出兵占領伊拉克，便是要切斷當地與德國的聯繫。 同一時間，伊朗也有著類似命運。1941年，英俄都曾要求過巴勒維國王驅離伊朗境內的德國顧問，但巴勒維以伊朗是中立國為由拒絕接受。對英蘇而言，伊朗的態度有破壞英蘇利益的可能性，遂於1941年8月出兵占領伊朗。這段時間舉行的德黑蘭會議，便是西方強權像小狗撒尿般在伊朗占地盤時留下的痕跡。戰爭結束後，駐紮在伊朗亞塞拜然的蘇俄軍隊不願撤軍，甚至支持當地人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欲脫離德黑蘭政府管轄，致使伊朗政府將這起糾紛告上聯合國。這讓伊朗沒有與蘇俄靠攏的可能性。 二戰結束後，美蘇冷戰立即上演，兩伊自然歸屬於英美陣營。50年代之際，美國瀰漫在艾森豪總統時期強烈的反共心態，遂加強對共產勢力的圍堵。1955年成立中部公約組織，伊朗與伊拉克都是成員之一，總部就設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然而，伊拉克的反英情緒未曾停止，掌權的哈希姆家族也被視為是英國的走狗，而此時敘利亞與埃及結合為反西方帝國主義的聯盟，再加上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戰爭讓埃及總統納賽爾聲名大噪，伊拉克的軍方、反英、支持納賽爾勢力受到鼓舞，便於1958年推翻哈希姆王室，建立伊拉克共和國（Republic of Iraq），隔年退出中部公約組織。往後蘇俄的勢力進入伊拉克，讓伊朗感到緊張，兩伊對阿拉伯河航道劃分的糾紛又再度浮現。 此時的伊朗仍是中部公約組織的成員國，在60、70年代更加是美國的西亞盟友，尤其是石油利益合作。美國在西亞的「雙柱政策」（Twin Pillars Policy）就是以伊朗與沙烏地這兩個產油國為主角。美國總統卡特在1977年還稱伊朗為西亞的「穩定之島」（Island of Stability），畢竟相較於60年代以降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戰爭，還有1973年起沙烏地用「石油武器」對付美國與西方世界，伊朗在美國眼裡是和善且穩定的西亞國家。問題在於，伊朗的發展也深受西方的影響，無論是敵對或友好，都會形成一定程度的壓力，也會累積不滿情緒。像是美國的經濟資助固然有助於伊朗的發展，會有不少支持美國的伊朗人，但也有反對勢力批判巴勒維國王的友美立場。1979年伊朗爆發革命，雖然事件的本質並非是反美而起，但這股情緒卻在宗教人士何梅尼掌握政權後突顯出來。 我們可以從兩伊的革命思考幾件事情。首先，遭到推翻的伊拉克哈希姆王室及伊朗巴勒維王室，難道都是完全不懂爭取權益的西方走狗？難道都是不懂國內國外局勢的蠢蛋？他們「親西方」、「親美」的立場，其實是時局所然，任何人處於那個情境，也會做出一樣的事。 此外，1958年伊拉克革命與1979年伊朗革命，都不受同時代以美國為首的主流國際社會所肯定。若觀察兩伊的歷史發展，他們既受過西方壓迫，也曾淪為列強的占領地；那個自一戰以來的威爾遜「民族自決」理想，對西亞或其他受西方壓迫的國家來說，更是最可惡至極的一種詐騙話術。這是一種長時間累積下來的反抗力量。仔細考量這點就能理解，為何兩伊的革命在不同時間點爆發，但結果卻如此相似，如此地「政治不正確」。
兩伊的革命之路 二十世紀的伊拉克與伊朗共同面對了許多外來壓力，也都因為這些壓力而引發革命事件。兩伊在30年代結盟，卻不代表他們有機會決定自身的命運。英國的壓迫仍如影隨形，而二戰後美國勢力滲透西亞，兩伊都被迫與美國站在反共陣線。隨後，伊拉克與伊朗分別爆發革命，新政府雙雙走上抵抗西方的道路。但在西方勢力仍較為強盛的情況下，抵抗西方就是破壞世界和平的罪魁禍首，怎麼做都是「政治不正確」。 進入30年代的西亞。伊拉克雖然於1932年脫離英國控制，也加入國際聯盟，但英國仍擁有軍事影響力。同時，伊朗繼1901年對英國簽署的石油利權後，於1933年與英國簽署新的石油協議，除了伊朗可收取較多利潤外，也限縮了英國開採石油的面積，但英國仍享有60年的開採期。看似英國仍舊把持權勢，但兩伊並非軟弱無力，而是此時在西亞僅有英國這個強權可以交涉，若完全排除英國，反而失去對外發展的機會。 在1939年二戰爆發之前，義大利墨索里尼與德國希特勒已對歐洲局勢造成莫大的影響。戰爭爆發後，法國於1940年6月亡於德國，一戰以來國際聯盟委任託管給法國的敘利亞與黎巴嫩也就落入德國的控制，德國還呼籲受英法宰制的阿拉伯世界一同對抗西方國家。1989年美國電影《聖戰奇兵》（Indiana Jones and the Last Crusade）的劇情設定在二戰期間，主角與德軍在哈塔伊（Hatay，今日土耳其與敘利亞交界）爭奪聖杯，便反映出這段德國勢力深入西亞的歷史背景。此時伊拉克欲與德國靠攏，英國當然不樂見，1941年5月出兵占領伊拉克，便是要切斷當地與德國的聯繫。 同一時間，伊朗也有著類似命運。1941年，英俄都曾要求過巴勒維國王驅離伊朗境內的德國顧問，但巴勒維以伊朗是中立國為由拒絕接受。對英蘇而言，伊朗的態度有破壞英蘇利益的可能性，遂於1941年8月出兵占領伊朗。這段時間舉行的德黑蘭會議，便是西方強權像小狗撒尿般在伊朗占地盤時留下的痕跡。戰爭結束後，駐紮在伊朗亞塞拜然的蘇俄軍隊不願撤軍，甚至支持當地人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欲脫離德黑蘭政府管轄，致使伊朗政府將這起糾紛告上聯合國。這讓伊朗沒有與蘇俄靠攏的可能性。 二戰結束後，美蘇冷戰立即上演，兩伊自然歸屬於英美陣營。50年代之際，美國瀰漫在艾森豪總統時期強烈的反共心態，遂加強對共產勢力的圍堵。1955年成立中部公約組織，伊朗與伊拉克都是成員之一，總部就設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然而，伊拉克的反英情緒未曾停止，掌權的哈希姆家族也被視為是英國的走狗，而此時敘利亞與埃及結合為反西方帝國主義的聯盟，再加上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戰爭讓埃及總統納賽爾聲名大噪，伊拉克的軍方、反英、支持納賽爾勢力受到鼓舞，便於1958年推翻哈希姆王室，建立伊拉克共和國（Republic of Iraq），隔年退出中部公約組織。往後蘇俄的勢力進入伊拉克，讓伊朗感到緊張，兩伊對阿拉伯河航道劃分的糾紛又再度浮現。 此時的伊朗仍是中部公約組織的成員國，在60、70年代更加是美國的西亞盟友，尤其是石油利益合作。美國在西亞的「雙柱政策」（Twin Pillars Policy）就是以伊朗與沙烏地這兩個產油國為主角。美國總統卡特在1977年還稱伊朗為西亞的「穩定之島」（Island of Stability），畢竟相較於60年代以降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戰爭，還有1973年起沙烏地用「石油武器」對付美國與西方世界，伊朗在美國眼裡是和善且穩定的西亞國家。問題在於，伊朗的發展也深受西方的影響，無論是敵對或友好，都會形成一定程度的壓力，也會累積不滿情緒。像是美國的經濟資助固然有助於伊朗的發展，會有不少支持美國的伊朗人，但也有反對勢力批判巴勒維國王的友美立場。1979年伊朗爆發革命，雖然事件的本質並非是反美而起，但這股情緒卻在宗教人士何梅尼掌握政權後突顯出來。 我們可以從兩伊的革命思考幾件事情。首先，遭到推翻的伊拉克哈希姆王室及伊朗巴勒維王室，難道都是完全不懂爭取權益的西方走狗？難道都是不懂國內國外局勢的蠢蛋？他們「親西方」、「親美」的立場，其實是時局所然，任何人處於那個情境，也會做出一樣的事。 此外，1958年伊拉克革命與1979年伊朗革命，都不受同時代以美國為首的主流國際社會所肯定。若觀察兩伊的歷史發展，他們既受過西方壓迫，也曾淪為列強的占領地；那個自一戰以來的威爾遜「民族自決」理想，對西亞或其他受西方壓迫的國家來說，更是最可惡至極的一種詐騙話術。這是一種長時間累積下來的反抗力量。仔細考量這點就能理解，為何兩伊的革命在不同時間點爆發，但結果卻如此相似，如此地「政治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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