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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宏觀世局與國運
1971年10月25日，臺灣被趕出聯合國（圖1-1-1）。
這非「單一」打擊，因同時也要退出重要的附屬機構，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糧農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民航組織、國際海事組織、國際電信聯盟、萬國郵政聯盟、世界氣象組織、國際勞工組織、國際原子能總署等；遑論各國紛紛斷交。
當時國人亟需鼓舞；例如，1972年，描述追求理念的美國勵志暢銷書《天地一沙鷗》（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中譯本大受歡迎。隔年，傳播該理念的流行歌〈海鷗〉，其歌詞「海鷗飛在藍藍海上，不怕狂風巨浪……飛得越高看得越遠，它在找尋理想」，大快人心。
一、自己國家自己救
1979年1月1日，美國與臺灣斷交，猶如屋漏偏逢連夜雨。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 崔顥，唐詩人，〈黃鶴樓〉
1994年，美國國家科學院前院長賽馳（Frederick Seitz）博士（圖1-1-2），由美國物理學會出版自傳《在科學前緣》中，提到他與德州儀器公司董事長海格第（Patrick Haggerty），當年「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義氣。
1979年，美國卡特總統決定與臺灣斷交，此舉在臺灣引起相當大的憂慮，部分原因在於害怕美國完全拋棄臺灣。之前，中國嘗試以軍事武力奪取臺灣，但是失敗了，這就讓人擔心危險仍然存在。海格第和我提議，我們組織一個顧問組，讓臺灣知道，許多美國人支持臺灣。
─ 賽馳，行政院前首席科技顧問
(1) 風雨飄搖中
相對地，在國內，李國鼎政委想邀聘美國科技專家，來擔任我國的顧問，並藉由美國的全球戰略關係而橋接世界。第一次科技顧問會議於1980年1月舉行，邀5位外籍顧問與國內產官學研五十餘人參加。
該次會議成果豐碩，更由於新聞媒體的重視與報導，給國內民心士氣極大鼓舞。這為行政院科技顧問組成立帶來喜訊，也將美國中止外交關係的陰霾一掃而空。
─ 李國鼎，1980年第一次顧問會議後（圖1-1-3）
當年的一些領袖，為風雨飄搖國家奮鬥的事蹟，實在令人動容，例如，1973年，經濟部長孫運璿建議倣傚韓國的「科技研究院」，成立工業技術研究院（圖1-1-4），突破政府法規限制，邀聘傑出專家回臺研發。當時備受立委反對，責難不已。終於成立後，孫運璿因此被尊稱為「工研院之父」。
孫運璿曾說過，自己有六個孩子，前四個是老婆生的，老五是台電，老六則是工研院。孫運璿極力找回的IC教父張忠謀，回台第一件事就是「管教」孫運璿的第六個孩子。
─ 孫運璿學術基金會
(2) 「丟官、砍頭，我來頂」
1973年，爆發全球石油危機。1974年2月7日，臺北「小欣欣豆漿店」裡，經濟部長孫運璿等人，聽美國無線電公司（RCA）研究室主任潘文淵，提議臺灣經濟轉型策略。
潘文淵與臺灣無關聯，但受邀幫忙臺灣。他認為當時臺灣電子工業，應從勞力密集轉為技術密集，積體電路將提升臺灣電子工業，產生最大的附加價值。最省時的方法，就是從美國引進積體電路，加值電子錶，因臺灣已有錶殼與錶帶生產經驗。孫運璿問他要多少經費？潘文淵說一千萬美金（時約四億元新台幣）。孫運璿抱著「丟官也要把這件事做好」的堅持，為RCA公司積體電路技術移轉計畫，投入4億9千萬元；送年輕工程師到RCA受訓，行前，孫運璿叮囑「只准成功、不許失敗」。當時政府官員裡，幾乎沒人懂積體電路，卻敢信任專家，放手一搏，氣魄非凡。孫運璿（圖1-1-5）說：「丟官砍頭，我來頂；開發研究，你們放心去幹。」
1983年，李國鼎到美國各地，說服旅美科技專家返國服務，他形容這些科技專家是「一萬青年一萬兵」，希望他們秉持當年抗戰的精神，加入為臺灣奮鬥的行列（圖1-1-6）。
1. 念去去，千里煙波
當年臺灣與世界先進國斷交，科學交流幾乎全部停擺，我國科學處境極為困難。外籍科技顧問出自義氣，在當年國際氛圍中來幫助我國，他們常為該國舉足輕重人物，可「另闢蹊徑」，讓臺灣與該國交流參與，例如：
(1)史達爾（Chauncey Starr，圖1-1-7），為美國電力研究院（EPRI）創辦人與第一任總裁，對我國台電各種能源科技貢獻很多，並協助台電派員赴該院研習。(2)雷模（Simon Ramo），為美商精密電子（TRW）共同創辦人，曾任美國福特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主席，並派其公司的雷射發明人梅門（Theodore Maiman，圖1-1-8），來臺協助我國發展光電科技。(3)沃特門（Sterling Wortman），曾任洛克斐勒基金會副總裁與世界銀行顧問，協助我國發展農業產銷系統、培育農業專才、農業研發基金等。(4)麥凱義（Kenneth McKay），曾為美國電話與電報公司副總裁，協助研訂我國電信發展計畫、安排貝爾電話實驗室協助交通部電信研究所、來臺投資設廠製造數位交換機等。
科技顧問對我國貢獻很大，值得國人「飲水思源」。也許，最突出的是B型肝炎防治與資訊科技。
(1) 「1984年後出生的臺灣人請說謝謝」
二十世紀，臺灣的「國病」是B型肝炎，1970年代，約兩成民眾帶有B型肝炎病毒。1968年，美國華盛頓大學公衛學家畢思理（R. Palmer Beasley，臺灣女婿，圖1-1-9），發現臺灣孕婦的B肝帶原率20%、高盛行率歸因於母嬰垂直傳染、B肝免疫球蛋白阻斷垂直傳染、B肝病毒感染與肝癌相關。
1980年1月，科技顧問賓納德（Ivan Bennett，曾任美國詹森總統顧問，圖1-1-10），開始參與我國B型肝炎防治。1981年1月，衛生署召開「B型肝炎疫苗試用審議委員會」，批准畢思理B型肝炎疫苗試種計畫，但一群陽明等校學者，質疑血漿疫苗的安全性；雖經整合會議，異議之聲仍大。1981年11月，科技顧問組迅即召開「國際病毒性肝炎討論會」，由賓納德主持，邀集全球著名肝炎專家，在一致肯定血漿疫苗的安全性與預防的必要下，反對的聲浪方消。
衛生署認為國產疫苗，需依世界衛生組織標準，進行連續5批猩猩試驗、至少6個月的人體試驗；這將拖延量產疫苗1年；1985年，賓納德於美國洛克菲勒大學（校長為我國科技顧問賽馳），召開「特別會議」，設計疫苗臨床試驗，兼顧衛生署規定與發展國產疫苗（為發展生物技術鋪路）。
也許最大的貢獻來自賓納德，結合臺灣之力，他後來促成臺灣實施B型肝炎防護計畫，一開始還引發相當大的恐慌，後來經過賓納德力邀世界級專家與會支持，臺灣才相信防護功效。
─ 賽馳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