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

「福瑞迪是英國最偉大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他大膽言人之所不敢言，掌握當代關鍵主題，挑戰怠惰的思維。」──甘迺迪女爵（Baroness Helena Kennedy QC），御用大律師

「福瑞迪……精於文化分析。」──《泰晤士報文學增刊》

「（福瑞迪）博學多才，令人敬畏。」──吳鄧肯教授（Professor Duncan Wu），英國傳記作家

名人推薦：「福瑞迪是英國最偉大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他大膽言人之所不敢言，掌握當代關鍵主題，挑戰怠惰的思維。」──甘迺迪女爵（Baroness Helena Kennedy QC），御用大律師

「福瑞迪……精於文化分析。」──《泰晤士報文學增刊》

「（福瑞迪）博學多才，令人敬畏。」──吳鄧肯教授（Professor Duncan Wu），英國傳記作家

我在一九九七年夏季出版《恐懼文化：風險承擔與低期望的道德觀》（Culture of Fear: Risk Taking and the Morality of Low Expectation）一書時，這個概念幾乎無人知曉。二十年過去，如今從政治活動到伊斯蘭恐怖主義或禽流感的討論，到處都有人談「恐懼文化」。但關於攫取我們社會的恐懼文化起因及後果，仍存有不少混淆。本書的宗旨即是要糾正混淆之處，將現代對恐懼的執迷放回歷史脈絡中，考察我們如今恐懼的方式與過去有何不同。
本書分析我們的恐懼文化是如何奠基於看待人性的宿命論觀點，並進而強化這一宿命論。本書也試圖指出，開展較不恐懼文化的可能途徑。

恐懼的術語
「恐懼文化」一詞是一九九○年代才出現的相對新穎概念，但它表達一種既存且無所不在的焦慮及不確定情感。就連不接受《恐懼文化》一書論點的批評者，也理解恐懼和文化已經緊密交纏，而這一發展對公眾生活產生顯著影響。
當時，對於愛滋蔓延、失蹤兒童、撒旦儀式虐待、環境汙染、犯罪，等等眾多憂慮的危言聳聽、捉錯用神的回應，表明社會愈來愈執迷於助長恐懼氣氛，培養恐慌性格。但這只是開始。隨後數年，社會的關注更聚焦於劇烈且慘重的威脅，例如全球恐怖主義、全球暖化、流感爆發和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與此同時，對於重大威脅的焦慮，又被一種日常生活更為平庸的風險所引發的持續焦慮所凌駕。飲食、生活方式、兒童教養，乃至其他數十種生活的正常特徵，對人類構成的風險如今全被放大檢視。恐懼本身則被政治化到了這種地步：爭論焦點不再是我們該不該恐懼，而是我們該恐懼什麼人或什麼事。
相較於二十世紀晚期，我們今天運用的語言更偏向採用恐懼的修辭。有時看來，更像是恐懼論述本身產生自己的內在動力。從十八世紀開始，提及「焦慮時代」的資料就已連篇累牘。但最近數十年，提及這種情境的資料更是激增到日常使用的地步。「恐懼政治」、「犯罪恐懼」、「恐懼因子」，以及「未來恐懼」等流行語的誕生，在在說明恐懼本身已經在我們的公眾對話中，成了格外重要的參照點。
當「恐懼計畫」（Project Fear）這個用語在二○一六年，英國針對歐洲聯盟成員資格的公民投票中產生，這表明恐懼論述取得常識的地位。川普（Donald Trump）及其對手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在數月後的美國總統大選期間運用類似修辭，則確認了恐懼本身真的成為一套計畫。「倘若這次選舉周期是一面鏡子，那麼它映照出的就是一個被恐懼窒息的社會。」《滾石》雜誌的一篇專題特寫如此評論。
當然，社會是否真的「被恐懼窒息」，僅憑當前通用的語言不足以解釋。儘管如此，語言仍是人們心態的重要標誌，反映了時代精神。更重要的是，語言是人們對自身困境表達意義至關重要的媒介。「恐懼政治」或「恐懼文化」之類詞語愈益頻繁使用，表現出很大一部分擅於表達的大眾，愈來愈關切恐懼對其生活的影響。為了洞悉社會附加於「恐懼文化」一詞的意義，我查閱Nexis資料庫的新聞來源，並紀錄它的相關修辭演進及其現行意義的發展。
我搜尋到的使用「恐懼文化」一詞首例，來自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七日《紐約時報》的一篇報導。那篇報導提及一位企業經理人採取的行動，顯然為組織「帶來紀律與規劃」，他還「致力於撲滅前任老闆挑起的恐懼和絕望文化」。這個詞在早年的這種用法，預示日後將它與難以捉摸的焦慮及恐懼氣氛聯繫起來的趨向。但在一九八○年代，這個詞的通行範圍有限，在Nexis資料庫僅能查到八筆記載。這十年間，這個詞用來指涉機構內部文化之類的特定經驗，通常並不指涉社會盛行的更廣泛情境。
直到一九九○年代，「恐懼文化」一詞才逐漸取得明確獨立運行，脫離任何特定機構或經驗之外而存在的術語地位。一九九○年五月，一名澳洲記者描述一系列駭人的犯罪報導如何激發出「恐懼文化」。「恐懼文化」的這種用法，指向一種超乎特定經驗的情感具體成形的過程，是這個概念演進過程中的重要轉捩點。從此以後，這個詞愈來愈常用來指涉對整個社會造成影響的文化實踐及模式。
一九九○年代提及「恐懼文化」一詞的資料，從八筆增加到五百三十三筆。在一九九○年代中葉，這個詞獲得充分認可，得以使用於新聞標題。包含這個詞的新聞標題首例，出現於一九九六年一月。用法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兩部著作的出版刺激。其一是我的著作《恐懼文化》，一九九七年出版，以及格拉斯納（Barry Glassner）的同名著作，一九九九年發表；兩者都促使眾多評論者在報導時採用這個詞。恐懼和文化經常被表述成密不可分的概念。「恐懼文化」一詞受到的廣泛使用，在二十一世紀的最初十年更加明確。光是二○○五年這一年，這個詞在Nexis資料庫裡就有五百七十六筆資料，十年後的二○一五年，資料數目增加到一千六百四十七筆，二○一六年又增加到兩千兩百二十二筆。
就算考量到Nexis資料庫有可能膨脹引用這個詞的資料數量，恐懼文化指涉的穩定擴張，顯示出這個術語與大眾想像產生共鳴，也和它所描繪的經驗相符。使用它的不只有媒體從業人員，相對來說，它是極少數進入口語之中的社會學概念。人們每天談及各式各樣機構內部從業人員面臨的壓力、焦慮和關切時，都會聽人提到它。比方說，它通常是譴責用的修辭武器，用以指控特定個人或機構的行為。英國政府學校視導部門的一名批評者就採取這種姿態，指控教育標準局（Ofsted）「對校園中的恐懼文化責無旁貸」。口語中對這個詞的運用在英美世界十分普遍，說明它所表達的情感跨越國族疆界。正如夏皮羅（Ben Shapiro）二○一三年的暢銷著作《霸凌：左派的恐懼與恫嚇文化如何令美國人噤聲》（Bullies: How the Left’s Culture of Fear and Intimidation Silences Americans）所示，這個詞已經成了慣用的譴責用語。
在日常對話中，恐懼文化一詞的含義十分廣泛，可以含括各式各樣的情緒，從尷尬、不適到不受歡迎的評論和壓力，再到強烈的不安全感、無力感和脅迫感。還有被犯罪或恐怖活動威脅的感受。恐懼文化一詞的作用在於修辭術語，而非精準概念。它的意義通常很不清楚，用於描述人們對於五花八門現象的情緒反應及恐懼。研究顯示，修辭術語要是能夠描繪出大眾想像所不可或缺的群集圖像，就能產生影響力並被廣泛運用。人們身穿白色防護衣、佩戴防毒面具這類圖像，或是超商布告板上失蹤兒童的照片擴散，都提供想像恐懼並予以表達所需的視覺圖景。
在修辭和事實兩方面賦予恐懼文化力量的，是它表達出當代社會的道德不確定性和無力感。這個詞的頻繁使用和過度使用，說明它愈來愈常做為一種詮釋人生的隱喻。有時，它的出現簡直讓恐懼成了自身的諷刺畫。人們表述自己這樣或那樣恐懼的隨意方式，說明它也成為一種修辭姿態，意在為特定論點或說法汲取關注。
最近數十年，危言聳聽競賽大行其道，不同群體為了我們應該或不該恐懼什麼而相持不下。於是在一群專家建議父母讓小孩遠離陽光，以免罹患皮膚癌之際，另一群專家則指出兒童缺乏日照恐將導致維生素D不足。危言聳聽競賽，也圍繞著兒童接種疫苗是否比自然生長風險更大而展開。
人們習慣指控彼此助長恐懼、打恐懼牌，或聽任自己受到恐懼訴求操弄。恐懼文化的某些批評者顯然被他們指責的對象給嚇倒了，至少也搞錯方向。格拉斯納宣稱：「我們正活在有史以來製造恐慌最甚的時代。」或許他說得對，但批評恐懼無處不在的人們，恐怕反倒不經意地自我投射他們所指控的那種價值。心理分析理論說明，內向投射發生在個人採納或吸收他人價值觀及心態之時。人們正是經由這一過程無意識地吸收外在價值，有時甚至內化他們公開批判的那套價值。在這種情況下，將恐懼文化的相關價值內向投射，使得他們在無意間對製造恐慌構成的威脅危言聳聽。
對恐懼文化的評論往往傾向於對這種強大的現象過度反應，傳達出當前的公眾恐懼程度史無前例這一印象，這是可以理解的。《時代》雜誌刊登的一篇〈為何美國人比以前更害怕〉的文章，正是設想公眾恐懼達到歷史新高這一趨向的實例。這種記載很少獲得實證支持。它們應當被解讀成恐懼意識盛行的證詞，而非生活經驗。把這麼多精力用在聳人聽聞地對恐懼發出警告，也就無需意外，會有這麼多人得出這種情緒的力量達到歷史新高的結論。
不想被最新的恐怖故事嚇倒的話，就非得看穿表象，探查其內在動力不可。本書將探討我們的文化與眾不同之處，由此理解二十一世紀恐懼的運作方式。

恐懼文化命題
對恐懼文化的爭論，往往未能處理「恐懼的文化因素為何」這個問題。他們因此混淆了恐懼文化做為論述的衝擊與影響，和恐懼的生活經驗兩回事。恐懼論述試圖提供一套意義體系；在人們著手理解及回應威脅的方式中，引導他們的一個背景、脈絡和一套假定。
人們恐懼的方式也取決於多種特定變數──像是他們的文化、政治、宗教態度及歸屬，他們的社會經濟處境，以及性別和年齡。可是，儘管恐懼的行為是受到個人經驗與影響作用的個別表現，它也同樣經由現行的意義之網調節。如同社會學家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的解釋：「潛伏或熾燃於個人身上的恐懼強度、性質和結構，從來就不僅取決於個人的『品性』」，它們「歸根結柢都是由歷史，由他和他人關係的結構……決定」。換言之，群體價值、態度及期望，為個體恐懼的表述提供文化脈絡。
我在一九九七年的研究《恐懼文化》之中開展的論證，不是用來探討人們的個別恐懼；反倒為助長恐懼社會興起的論述提供分析。我後續的論文〈我們唯一該恐懼的是「恐懼文化」本身〉，則強調這種論述對人們態度與行為的作用及影響。恐懼文化命題，指向生存的不安全感和風險趨避兩者的成長與擴張。它主張為恐懼論述抬頭推波助瀾的，乃是對傷害意義的徹底重新定義與誇大，而不是人類面臨的危害增加。
我的命題，也突顯社會道德觀中一項關鍵發展的重大意義：安全轉化為基本價值的一環。這些發展與人觀（personhood）地位的急劇下降，是同步發生的。自一九七○年代晚期開始，對於人類應對逆境能力的悲觀文化心態已經蔚為常態。日常語言經由頻繁使用「脆弱」或「面臨危險」之類詞語描述人類，反映出這樣的轉移。如此強調個人的情緒脆弱與無助，則必然造成被定義為風險的經驗範圍不斷膨脹。傷害及其衝擊的定義，也擴張到納入以往被認為尋常或正常的經驗。從水龍頭喝水，或是吃一個大起士堡，如今都成了健康警報的目標。事實上，你吃下的任何東西幾乎都被聯繫上癌症！對隨機從食譜取得的五十種常見成分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其中四十種成了論文主題，報導它們的致癌風險。
正如《恐懼文》的副標「風險承擔與低期望的道德觀」所揭示的，這一命題的重心仍聚焦於道德觀。它表明，由於對道德規範產生混亂，西方文化變得愈來愈無法對人性或個人應付風險與未知的能力提出積極敘述。迴避風險的頻繁呼籲，同樣可以詮釋成對人喪失信心的反映。不信任與厭惡人類（misanthropy）的心境持續影響公共政策及辯論。自《恐懼文化》出版以來，我所歸納的「低期望的道德觀」變得更加根深柢固。這樣的發展在大學院校中尤其引人注目，在許多情況下，學生都不被期望能夠應對批評、冒犯及壓力。對安全空間的呼籲，正是要求將學生隔離於這些事物之外的範例。高等教育機構對於學生應對能力的低期望，也重複出現於日常生活的其他領域。
我對這種恐懼文化抬頭的論證，著重於公共機構對於愈來愈廣的人類經驗，聳人聽聞式反應的激增。它指向一種感受的興起，這種感受慣於將社會面臨的威脅描繪成生存性質，並運用天災地變的語言描述那些可由政策或科技解決的風險，例如「千禧蟲」或禽流感。我的論證指出，這些發展養成一種恐懼最壞狀況、過度反應及恐慌的性情。
一九九○年代以來恐懼文化的抬頭，是否正如某些人所言，意味著社會前所未有地驚恐？這個問題不可能嚴謹或確切作答。有大量調查試圖估量人們在一段時間內的恐懼。然而，根據闡釋一時衝動所做出的意見陳述而得到的結論，能在科學上賦予何等重要性卻遠非顯而易見。仰賴量化分析的方法論並不是捕捉人們言下之意的有效工具，例如他們說「我害怕未來」的時候。
估量歷史時代中恐懼程度的不同，根本就不可能做到。我們如何恐懼和我們如何表述它，受制於互不相同的影響及歷史、文化變數。恐懼作為一種情緒，是經由道德規範及社會心態、期望所調節的。在某些情境中，恐懼被描繪成明智與負責任的表現。而在其他情況下，它則被指責為懦弱或非理性行為。文化心態的這種重大差異，使得恐懼難以被簡化成常見的可計量屬性，就算未必不可能。回顧歷史時代，我們對恐懼經驗唯一能確切表述的，也就是我們表達這種情緒的方式受制於重大變數。
儘管不可能解答「我們是否比以前更害怕」這個問題，但西方社會很可能投注了規模前所未見的情緒及論述資源談論恐懼。對於恐懼在美國的歷史，撰寫過重要研究論著的斯特恩斯（Peter Stearns）也呼應這個論點。斯特恩斯斷言，十九世紀和二十一世紀的一個重大差別，在於美國人被允許，甚至被鼓勵更公開表述這些恐懼。他注意到，「若非恐懼的美國人比以往更多，就是……他們的聲量更大，或者更受歡迎、更被公眾授權。」任何人看了白天的電視節目或各種實境告白節目都會同意，來賓不斷被勸誘承認自己的恐懼，並因「分享」自身痛苦而獲得精神上的報償。
斯特恩斯研究恐懼生成於其中的變遷脈絡。他注意到，恐懼的公眾脈絡已經改變了，因此「談論恐懼，從而（在相當程度上自行予以承認）」也就更能被接受。為了說明論點，他提醒人們注意第二次波斯灣戰爭中準備參戰的美國軍人的例子，他們心甘情願地公開向記者承認自己害怕。三軍官兵準備好強調自身恐懼的樂意程度，表示談論自己覺得害怕在這個過去一向自誇英勇無畏的專業中，已經愈來愈能被接受。一九九五年，在波士尼亞戰爭期間被擊落的美軍飛行員歐格雷迪（Scott O’Grady）上尉，正是這個趨勢的體現。歐格雷迪設法安全跳傘落地，並躲過地面上塞爾維亞敵軍的追捕。「可以給我一張面紙嗎？」他在一場表彰他獲救的記者會上問道。「人人都說『你是英雄』，但我不過是隻嚇壞的小兔子，努力想要活下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空戰中被擊落的飛行員，很可能也和歐格雷迪一樣害怕。但當時的社會不鼓勵軍人公開表達自己的恐懼和焦慮。這倒未必表示他們的恐懼經驗和歐格雷迪相同。逆境經由一套意義體系而受到體驗，這套體系在如何參與受難、痛苦、風險與威脅的問題上，很可能聯繫了不同概念。
恐懼言論的激增促成恐懼感的正常化，甚至平庸化。但這種表達恐懼趨勢的增長是否證明今天的社會比以往更令人恐懼，卻很不明確。但願在本書終卷時，我們對當前恐懼文化各種不同面向的探討，能有助於釐清這個問題。

媒體與文化
近年來，我在全世界不同地方針對恐懼文化進行大約八十場演講。無論聽眾是在新加坡、澳大利亞、美國、荷蘭還是英國，有一個問題必然會被提出來：「媒體扮演多重要的角色讓我們恐懼？」這個顧慮並不令人意外，因為多數的恐懼文化論述，都在推銷聳人聽聞訊息這方面為媒體安排主要角色。「當前恐懼氣氛媒體難辭其咎」這個說法一呼百應，竟取得不證自明的真理地位。
公眾恐懼的描述，往往被呈現為操控能力無所不入的媒體巨頭人工製造的。「福斯新聞恐懼工廠」是一位記者的用語，用以刻劃專事編造恐怖故事的媒體產業形象。評論家有時進而宣判媒體負有將閱聽人轉變成心懷恐懼，甚至被洗腦的臣民之罪責。電影導演森柯（Jen Senko）以她的父親為主題製作一部電影，她確信父親被保守派媒體灌輸恐懼。「所有這些情緒，尤其恐懼，煽動人們進入驚恐狀態。」森柯表示：「它就像瘟疫，傳染全國千百萬人。」
媒體，尤其社群媒體，幾乎要單獨對恐懼文化負責的假定，往往也滲入學院中的評論者對這個主題的著述。匹茲堡大學的社會學家柯爾（Margee Kerr）認為，媒體及「我們取得新聞的即時性」，正是「我們如今比兩百年前更恐懼的理由」。柯爾提到，持續接觸新聞「使它負載更多情緒」，同時宣稱：「災害一發生……我們就開始從手機裡接到通知。因此我們如今有一種一百五十年前不具備的虛假參與感。」
弔詭的是，一百五十年前的評論者也和柯爾一樣確信，媒體對於在大量配銷報刊、廉價恐怖故事，和言情小說人心惶惶的讀者中挑起高漲情緒反應難辭其咎。在十九世紀，對於媒體破壞力量的驚恐描述，其本身就往往成為我們恐懼文化早期版本的來源。比方說，某位匿名作者一八七四年在倫敦文學雜誌《聖殿關》（Temple Bar）撰寫的文章〈閱讀之惡〉（The Vice of Reading），就將閱讀行為與駭人的後果聯繫起來。閱讀小說被指為要對道德敗壞負責。這位匿名作者主張，沉迷於閱讀有如酗酒：

閱讀小說的習慣，只為了閱讀而一本接一本讀小說，是整體閱讀之惡的首要原因；吸收小說不像喝少量烈酒那樣昂貴，那樣在外觀上令人反感，也不能說帶給家人同等的破壞與恥辱；但個人無疑也因它而衰弱，品味敗壞、意志動搖、理解也受到傷害。

按照這種當時一再複誦的觀點，媒體將無助的讀者腐化，使得被洗腦的個人容易養成反社會、不道德的行為。

（摘自本書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