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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女性視線——跨越時空的交錯〉
王中忱
（北京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一
本書的四位作者：秋山洋子、江上幸子、前山加奈子、田畑佐和子 ，是丁玲研究界知名的「四人幫」。她們從何時得到這一稱號？還有，這究竟是自稱還是他稱？我都一無所知，也從沒有向她們求問過。但我確實多次看到她們搭幫結夥地參加學術會議，還曾受邀參加過她們的讀書會：在東京，田畑家充滿藝術氛圍的小客廳裡，會讀《蕭軍日記》在延安的部分，一個人準備了譯稿，另外三人圍繞譯文和原文進行切磋討論，從人物關係、事件原委到詞語的理解，都逐一考索，那種尋根問底的態度，讓一貫粗枝大葉讀書如翻書的我深感汗顔，因此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四人」之中最早有所了解的是田畑，1983年至1984年間我和北京語言學院孫瑞珍老師邀集一些朋友編譯《丁玲研究在國外》（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其中收錄了她的兩篇文章：〈丁玲會見記〉和〈「牛棚小品」解說〉，前篇可能是丁玲初獲平反之後最早會見的外國人所寫的訪談錄，當然特別引人注意。但我們當時對田畑的了解也僅限於此，所以在書的〈導言〉裡把她和美國的聶華苓、法國的蘇珊娜．貝爾納一起稱為「作家」。1988年田畑和江上來中國參加研討丁玲的學術會議，那時丁玲已經去世，她們到位於木樨地的丁玲舊寓看望陳明先生，我們得以直接見面，後來我去日本留學，有了更多的交流機會。1990年在東京田畑帶我和翻譯雜誌《中國現代小說》（蒼蒼社出版）的同人們聚會，我終於知道她的志趣更在文學翻譯。還有一次見面是在大阪，好像是她的一篇隨筆獲獎，為參加頒獎儀式而來，卻想到在此地留學的我，特地寫信約在一家很高檔的咖啡店茶敘，讓我特別感動，交談中也更感覺到她的「作家」氣質。比起學院派的研究論文，田畑似乎更熱衷文學寫作——在我看來，文學翻譯同樣是文學寫作之一種。
和江上最初見面當然也是1988年，那次我還陪她和田畑一起訪問了牛漢先生。江上不僅漢語說得流暢，且性格坦率，行動颯爽果斷，直言快語，不像一般日本人那樣客氣委婉，我們的交流很快沒有了距離。應該就是在那次，我知道她以前曾作為日本青年訪問團的成員來過中國，受到過周恩來總理的接見。1989年4月我到大阪留學，給江上寫信報告情況，翌年她邀請我到東京參加「一九三〇年代中國文學研究會」、「日本中國當代中國文學研究會」的活動，讓我深入了解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狀況。日本學者在研究會上的嚴謹，和在會後餐聚時的放達，都是在那時領略到的。一次晚餐會上松井博光先生和高畠穰先生開懷暢飲，話也越說越多，但我那時的日語程度只聽得片片斷斷，現在完全想不起他們所談的內容，卻清楚記得他們最後的相對落淚，推想是談得深入心扉。「四人幫」的另外兩位先生：秋山和前山，都是經過江上介紹認識的，留學期間她們都對我呵護有加，我回國後一直保持聯繫，來往更多，在此不能細數。近些年，我每次因事路過東京，四位先生只要知道，都會相約餐敘。記得有一次我在北京還沒出發，江上就寫郵件來說餐敘地點預定在了位於新宿的中村屋，而那正是我準備在東京參會期間抽空去尋訪的地方，那時我正在讀愛羅先珂的作品，知道這位浪跡天涯的俄羅斯盲詩人曾寄身這家充滿藝術氛圍的西式糕餅店。關於中村屋店主保護印度流亡者和愛羅先珂的事蹟，作家張承志在《敬重與惜別——致日本》第八章〈亞細亞的「主義」〉裡敘述甚詳，在此無須多說，而我接到江上的郵件，首先感慨的是我和四位先生竟然如此心有靈犀。
所以，當呂正惠先生主持的人間出版社決定編印四位先生研究丁玲的論文集，擔任責任編輯的鈺淩博士要我為這本論文集寫一點解說性文字時，我沒有猶豫就答應了。但當我準備動筆之時，回顧和四位先生的交往，卻又變得有些茫然：收在本集裡的各篇論文，我確實早就讀過，也曾受到教益，但仔細想想，我對她們究竟了解多少呢？她們為什麼選擇丁玲作為研究對象，為什麼那樣執著地關注作為「女性」的丁玲？她們在學術研究上所做的選擇，和她們的人生經歷有何關係？我都不甚了然。我不禁責備自己：在並不算短的交往過程中，為什麼不曾想到就這些事情向她們求教？此時的懊惱，真有些像丁玲在〈風雨中憶蕭紅〉所描述的那種情形：1938年春丁玲和蕭紅邂逅於山西，然後一道去西安，她寫道：「我們在西安住完了一個夏天。我們也痛飲過，我們也同度過風雨之夕，我們也互相傾訴。然而現在想來，我們是談得多麼少啊」。本書的作者之一秋山洋子讀到這段文字時說：「無論怎樣反覆地閱讀也十分難懂。到底是談了許多還是不多？」 現在輪到我以同樣的話來問自己：我對四位先生到底是了解的很多還是不多？
但我還是決意要寫這篇文字，因為這可以促使我去系統閱讀四位先生研究丁玲的論著。而清楚自己所知有限，也就不必強做解人。我相信關心這本論文集的朋友都有自己的判斷，沒有誰會在意這篇所謂「解說」文字的解釋，我知道多少說多少，甚至說出自己的一些不解和困惑，或許更能引起朋友們閱讀這本書的興趣。
二
「四人幫」是一個親密融洽的自由學術組合，她們的年齡卻頗有參差。田畑出生於1938年，在四人中最為年長，1960年畢業於東京外國語大學中國語學科，隨後進入東京都立大學研究生院研究中國現代文學，而恰在此年5月，著名學者竹內好為抗議日本眾議院強行通過新的日美安保法案辭去了都立大文學部教授，田畑因此無緣在竹內好先生的門下受教。秋山和前山分別比田畑小四、五歲，都是在1960年代初期開始讀大學，並且都選擇了中國語言文學專業。秋山後來回顧說：「那時日中尚未建交，學習中文及中國文學的學生尚屬少數，但與對中國不僅缺乏了解也不甚關心的普通日本民眾不同，多數選修中文的學生都極為關注中國革命及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而與他們同時代，因《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獲得斯大林文學獎的丁玲，在20世紀50年代學中國文學的學生眼裡，是能夠代表中國文學令人炫目的存在」 。
秋山看似淡淡的敘述裡，其實牽連著重要的歷史事件。首先應該注意的是「日中尚未建交」，而鑄成這一事實的則是二戰結束後形成的世界冷戰格局。1951年9月簽署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標誌著日本作為一個國家明確站在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和社會主義中國處於對峙狀態。其次，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此種狀況下，在日本國內也仍有「關注中國革命及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人們，田畑、秋山、前山等選擇中國文學為專業的學生即在其中。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她們的選擇意味著對國家權力主導的冷戰意識形態的有意背逆，這是促使她們關注丁玲這位作家的深層動因。
但自1957年在中國發生的「丁玲批判」使她們陷入困境，田畑由此受到的衝擊最為激烈，因為她在大學時代恰好經歷了丁玲作為「革命中國」的代表作家從耀眼位置上被打落下來的變動，田畑說，儘管她以丁玲為題寫完了碩士論文，但此後她便長時期「放棄了丁玲和中國文學的研究」 。可見幻滅與創痛之深。秋山和前山讀大學時「丁玲批判」已經成為既定事實，也許沒有像田畑那樣感受到精神挫傷，但也沒有像前輩學人竹內實、高畠穰、丸山昇等人那樣，直面「丁玲批判」這一事件，冷靜分析批判言論的暴力性，或以扎實的考證，追問由這些暴力性言論構造出來的「事實」（如所謂的「丁玲轉向」問題）之真相，並進而思考中國革命的複雜與曲折 ；從田畑和秋山的後來追述隱約可以感受到，作為年輕的女性學生，她們不僅僅是因為思考力尚不足以應對如此沉重而宏大的問題，而選擇了對「丁玲批判」事件保持緘默，或者感情用事地由此疏遠了中國文學，實際上她們是以更為迂迴的方式，探索著接近「中國文學」和理解「中國」的新途徑。正因為如此，大約過了十多年之後，丁玲和她的文學才因為另外的契機重新進入她們的關注視野。
三
據列在本書第一篇的秋山洋子的文章〈20世紀70年代的日美女性運動與丁玲〉所言，這契機首先來自在美國等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興起的「第二次婦女解放運動」，關於此次運動的特點，秋山文章亦做了簡要的說明。概言之，該運動之早期發端可追溯到19世紀女性要求參政權、爭取和男性平等社會地位的運動，二戰以後則逐漸發展為全面批判男權主導的社會所造成的性別等級差異的思想潮流。但秋山等人之所以對來自美國的女性主義（Feminism）運動產生共鳴，則並非因為新鮮好奇，而是源自自身的生活處境。如秋山所描述的那樣，作為知識女性不能學有所用，只能在家裡做主婦，這使她深感苦惱，而在1960年代所謂「經濟高度增長」的日本，這其實是很多女性普遍遭遇的困境。秋山等人的「女性主義」意識是從自身的人生境況裡生發出來的，所以她們的觀察和論述也就總是帶著濃厚的個人經驗印記，並以此區別於那些漂浮在理論層面進行概念操作的女性主義論者。在這樣的脈絡裡，丁玲及其作品重新進入她們的視野，亦可以說是她們青年時代「中國文學經驗」的再度復甦。
秋山洋子說：1974年在同人雜誌上和譯文〈三八節有感〉同時發表的短文〈關於丁玲〉，「是我在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上的最初嘗試」。田畑則認為：此文「具有重要的先驅意義」，顯示了秋山的「先見之明」 。如果說日本的丁玲研究乃至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存在一個「女性主義」的轉向，那麼，秋山的〈關於丁玲〉則是一個令人矚目的標誌。收在本書的各篇論文，無疑也都屬於同一譜系。和前輩學人相比，本書的作者們似乎無意繼續圍繞著前輩學者所提起的政治與文學、革命與知識分子等傳統命題進行討論，而更希望以女性主義的視點，探索解釋丁玲及其作品的另外途徑。
前山加奈子的論文〈新生活的新「荊棘」——關於丁玲的〈在醫院中〉〉明言「政治和文學掛鈎」、「把文藝作品只是作為一個為政治組織進行宣傳的工具來加以評價的時代，早已成為過去式」，強調「今後需要的是，超越（這一）框架來尋求作者真髓的工作」。在該文，前山全面梳理了〈在醫院中時〉發表以來直至1980年代不同時期的各種評論之後，認為即使是對小說持肯定意見的評價，也過多聚焦於如何描寫抗日根據地這一環境，而忽略了主人公陸萍作為丁玲作品中「一個嶄新出世的女性」之特點，在前山看來，如果改換一個視點，「更單純地從女性的社會地位來把握問題的時候，就會給讀者予以一個新型而又積極的課題，就是陸萍的『解放度』」。也就是說，在前山看來，應該從女性解放的意義上考察陸萍的「解放度」，才會認識到陸萍在丁玲小說的女性形象譜系上的創新性。而值得注意的是，前山文章的結尾處還言及丁玲藉助小說提出來的「組織者的現實和變革者所應有的素質」問題，認為丁玲所設定的理想狀態是「革命組織集體內的人同時應有組織者以及變革者的素質」，但在「現實中幾乎只有前者」，甚至忘記了後者，這是比物質和經濟匱乏更嚴重的劣化環境的因素，而〈在醫院中時〉恰是在這一意義上描寫了根據地的「惡劣環境」的。應該注意，這段分析表明，前山的論文並未完全貫徹她自己預設的「更單純地從女性的社會地位來把握問題」。
那麼，前山是否同時也在尋求並不「單純」限定在「女性」的複線視點？她沒有就此予以清晰說明。而在〈美琳和瑪麗的女性主義——對丁玲〈一九三〇年春上海〉重新評價的試論之一〉一文，她的女性主義意識似乎反而變得更為鮮明強烈，她把關注點特別投注到丁玲小說〈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兩個女性人物美琳和瑪麗身上，尤其是對後者，前山注意到丁玲對這個青年女性「自由享樂」的行為和心理所做的「細膩又熱情」的描寫，既「不冷淡，也不帶攻擊性」，她讀出了作者對這個人物的欣賞和理解，並由此提問：難道丁玲「只是為了讓站在『革命』立場的望微（小說中的男主角——引者注）選擇『革命還是戀愛』，才讓她登場嗎？」前山給出的回答是否定的，她認為瑪麗在小說中是個性豐滿具有獨立存在意義的形象，表現了接近「革命」周邊的「摩登女郎」對自我生活道路的探索。參證丁玲小說文本，可以說前山的分析相當有說服力，她不僅從「摩登女郎」譜系對瑪麗形象提出了新解讀，也矯正了長期被援引的「革命+戀愛」分析模式的盲見。
四
女性主義的問題意識，使本書作者的觀察視點集中於丁玲的女性身分和她作品中的女性人物，由此而關注到很多被先行研究所忽略的問題。田畑佐和子關注的重心多在於丁玲本人的人生際遇，她曾奮力完成丁玲晚年的兩部回憶錄《魍魎世界》和《風雪人生》的日文翻譯 ，並將之稱為「當代中國最重要的女性主義作品之一」 。田畑還把目光投注到丁玲的母親余曼貞，不畏煩難地解讀〈丁母回憶錄〉，在梳理丁母前半生的求學、從教活動基礎上，分析了這位「實踐的女性主義者」的思想和行為特徵 。〈丁母回憶錄〉無論從認識丁玲的生長環境角度，還是了解近代知識女性尋求自立和解放道路的側面看，都是值得重視的文本，但在田畑以前似乎還沒有人如此認真地探究過。
秋山洋子善於在多重線索中解讀丁玲的文本，從中讀出一般人們所不易注意到的內涵。收入本書的〈〈風雨中憶蕭紅〉我感〉一文，通過考察兩位女作家在現實生活中的一段交集，敏銳注意到蕭紅對她們相識之事的「隻字未提」和丁玲在回憶文章裡的言而未盡，按照近年的學界風習，這本來是揣度人心幽微的絕好材料，「八卦」兩位女作家隱私和糾葛的絕好話題，但秋山沒有做如此世俗的推測，她說：「隨著反覆閱讀〈風雨中憶蕭紅〉後開始感到，如果蕭紅忍受不了與丁玲相處是事實，那原因並不在性格差異上，而是因為各自的苦惱都很深刻」。在此脈絡上，秋山分析了丁玲所懷抱的「苦惱」，並從丁玲的「苦惱」文字裡讀出了對蕭紅以及對「那些在風雨封鎖的時代，壯志未酬身先亡的夥伴們」的「愛和同伴意識」 。秋山對歐美的女性主義理論一向是很關注的，但她對丁玲的文本的分析卻不以某種理論為前提，而是以同為女性的感受，予以體貼的理解，設身處地，飽含同情。秋山把〈風雨中憶蕭紅〉和魯迅的名篇〈紀念劉和珍君〉相提並論，認為是「丁玲作品中最為優秀的一篇」，而在我看來，她的〈〈風雨中憶蕭紅〉我感〉也完全可稱為研究丁玲的論文中「最為優秀的一篇」。
在本書的作者中，江上幸子的年紀最輕，卻被其他幾位同人稱為「江姐」，由此可見她在這個四人學術組合裡的作用。從收入本書的論文可以看出，江上的丁玲研究更帶有學院派色彩，更注意把丁玲及其作品放到原初的歷史語境裡考察。而因為這個「原初的歷史語境」並非現成的存在而需要重新構建，所以，她以一個歷史學家的態度，廣泛查尋史料，從老舊報刊到原始檔案，認真梳理，細心辨析，在此基礎上努力復原丁玲所處的時代，這甚至使得她有些論文在「背景」與「文本」之間不能保持平衡，有時讓人感覺是因過於偏重前者而忽略了後者。
但這在江上或許本就是有意為之，僅在收入本書的論文裡，就有兩篇在題目上標明是「背景探討」和「背景研究」。而她有關丁玲的「背景」研究上，確實有很多重要的突破。如〈對現代的希求與抗拒——從丁玲〈夢珂〉中的人體模特事件談起〉一文從丁玲小說〈夢珂〉裡的「人體模特事件」著眼，由此虛構事件作為切入點，通過對現代中國「人體畫」出現歷史的爬梳，分析了從事西洋畫的女性畫家尋求自立的艱辛，和「參與了現代男性菁英們構築這種新性別結構的過程」而陷入的尷尬，在此背景下，江上認為小說〈夢珂〉所設置的女主人公「單槍匹馬帶領人體模特出走」行為，「可以說也帶有丁玲本人對中國初出的『現代美術』及其性別結構懷抱抗拒的象徵意義」 ，實為具有洞見的觀察。
〈從《中國婦女》看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婦女運動及其方針轉變——丁玲〈三八節有感〉背景探討〉同樣是一篇力作。江上以在延安出版的《中國婦女》（中共中央婦女委員會主辦，1939年6月至1941年3月）為線索，經過仔細研讀，認為以往的中共婦女運動史敘述，過度貶低抗戰初期至延安整風之前的婦女運動，過高評價1943年中共中央委員會〈關於各抗日根據地目前婦女工作方針的決定〉，亦即一般所稱〈四三年決定〉，需要進行重新的審視和評估，並以《中國婦女》上的文章為依據，指出：「整風前的婦女運動當然存有許多問題，但在著重抗戰與邊區建設的同時，亦進行多元化的活動以解放婦女，在此獲得了相當的成果」。江上的這一研究可謂是對「整風史觀」所遮蔽的歷史面相的積極恢復，其意義遠遠超出文學研究，同時也為理解丁玲的寫作提供了新的觀察視點。此文副題標記為「丁玲〈三八節有感〉背景探討」，江上以豐富史料呈現的歷史場景，不僅讓我們了解到〈三八節有感〉在當年引起爭議並非一個偶發事件，實與其發表時間正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婦女運動之「方針轉變」時期有關，她所舉出的「劉少奇講話」還表明，〈三八節有感〉的風波其實餘音很長，並不像通常所理解的那樣，在丁玲寫出〈田保霖〉（1944年6月）等文章得到毛澤東讚揚後，就畫下了句號，其實是到了1945年4月還被中共高級領導人劉少奇嚴厲指責，甚至到了1949年「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籌備委員會」編選《中國解放區婦女運動文獻》時，仍隨著劉文而被收錄在案 。江上提起的這一史料，對於理解「延安整風」乃至抗戰勝利以後丁玲的處境，提供了值得注意的線索，但據我的有限見聞，迄今為止似乎還沒有被其他的丁玲研究者充分注意到。
江上的丁玲研究因為對「背景」的特別關注而體現出了宏闊的歷史視野，從一定意義上不妨說，江上是想藉助丁玲這一窗口，或通過丁玲這一個案，去觀察現代中國的歷史，特別是她所關心的「現代中國性別秩序」的形成史。這一觀察視點使江上的丁玲研究呈現出明顯的個性特色，收入本書的各篇論文在中國的學術研討會或學術刊物上發表時，大都成為引起熱議的話題，刺激了丁玲研究富有學術生產性的發展，我也從這些論文獲得很多教益。
在江上所描述的「現代中國性別秩序」的形成史上，丁玲處於「反抗」和「受壓」的位置，江上從丁玲寫作的文本及其個人的跌宕起伏經歷，讀出了對以男性為中心的「現代中國性別秩序」的質疑、疑懼和反抗；而由於江上談論的範圍主要集中於丁玲的早期作品和延安時期作品，而對後者，又著重通過文學文本分析作者亦即丁玲本人的思想和心路歷程，所以，這也使其有關「性別秩序」的分析主要限定在了知識女性。作為一個研究者，把自己的研究限定在一定的視點和範圍之內，這本是很自然的，但當我閱讀江上這些新見迭出的論文時，有時仍不免會想：僅僅從性別的視點討論丁玲，是否會把丁玲豐富的人生經歷和文學寫作簡略化？過於偏重作為作家的丁玲和她筆下的知識女性，是否會忽略丁玲對底層勞動女性解放事業的長久關切和苦苦探索？
由此我想到田畑佐和子的〈丁玲會見記〉（後簡稱〈會見記〉）。在丁玲研究「四人幫」裡，唯有田畑和丁玲見過面，並且如前所述，是在她們受到歐美女性主義思潮的啟發，決意參與一場新的女性解放運動，在丁玲生死未明之時，從丁玲的作品中獲得了共鳴和激勵，然後和歷盡劫難之後突然復出的丁玲相遇的。田畑在〈會見記〉裡毫不掩飾地描述了自己在丁玲之前的激動、興奮和期待，也坦率地寫到會見後的深深失望，她說：「其實這次見面，我也想跟丁玲談談現在世界盛行的新的『女性解放運動』，要告訴她這運動的思想和活動內容，以及我們怎樣『再發現』或『再評價』她過去文章中表現的『女性主義』。可惜，這個願望落空了」 。
田畑緣何感到失望呢？從〈會見記〉的描述看，首先是她感到丁玲對她興致勃勃談論的「美國女人的勇敢的解放運動」不感興趣，並且意識到這不僅僅是語言溝通不暢所致，在另外的一篇文章裡，田畑則把這明確歸因為丁玲的「封閉」，她說：「後來我意識到，她對70年代的解放女性運動和其思想完全沒有認識，因為她的70年代幾乎都在北京監獄和山西農村的封閉狀態中度過的，那一時鼓舞世界女性們的『解放女性』熱潮，絲毫沒有達到她的世界」 。其次，田畑也頗困惑於丁玲對女性話題的有意排拒，不能理解她為何那樣決然地說「我沒有做過婦女工作，也沒有搞過婦女運動」 。第三，田畑的失望似乎還源自她不能理解丁玲和北大荒勞動女性的關係以及丁玲熱心投入的「家屬工作」的意義，儘管她在聽丁玲講述「家屬工作」時插話說「這不就是婦女解放的具體活動嗎」 ，但無論如何，這插話都讓人感覺像是一種善意的敷衍。在同篇〈會見記〉裡田畑寫道，她曾設想過以「丁玲的最新小說〈杜晚香〉」作為話題來和丁玲討論「女性問題」，儘管她「不以為我們『核家族（小家庭）』中的婦女問題和北大荒農場的婦女問題能畫一個等號」，但她仍然「相信全世界婦女問題有很大且根本的共同點」 。不過，通讀〈會見記〉，卻未見她們提起〈杜晚香〉這一話題，這是否因為作為現代都市裡的知識女性田畑，終於未能從〈杜晚香〉中找到感同身受的「共同點」？僅從〈會見記〉的文本無法得知其詳，但在另外的文章裡，田畑確曾表示：「〈杜晚香〉因循原有的『人民文學』樣式顯得陳舊」 。
以田畑的溫婉和謙虛，她當然不會以「新派」或「前衛」自居而去傲視前輩，在我看來，上述引文裡她對丁玲及其作品所做的「封閉」和「陳舊」的判斷，應該不是她內心裡認定為最妥帖的評價，我更願意將之理解為一種「解釋的焦慮」。自認為「新女性主義者」的田畑，和她所認定的「女性主義先驅者」丁玲，在跨越了漫長的歷史時空之後，相逢於一室，兩人親切地交談，田畑努力想把丁玲納入自己所設定的「女性主義」脈絡，但被視為「先驅者」的丁玲卻固執地不肯「就範」，兩人的話題和視線如交叉的小徑，時而交會，時而錯過。這情景實在令人感慨萬端，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其實是丁玲豐富的人生實踐和文學寫作實踐，讓田畑和她的同人們的「新女性主義」論述遭遇到了挑戰和考驗。田畑的〈會見記〉發表之初，因其最早報導了丁玲復出的消息而引人注意，現在看來，也許是其中所描繪的兩人的談話情景更耐人
尋味，尤其是其中那些交錯而過的話題，如果繼續探究，肯定還可引發出很多值得討論的內容。
五
本書的四位作者，作為中國文學的研究家和翻譯家，經常出現於有關現代中國文學和現代中國女性的研討會上，和中國學者交流親密無間，相互都不在意各自所屬的民族國家的身分。但收入本書的論文，並不能僅僅從現代中國文學研究的單一脈絡上理解，由於作者置身於當下日本，她們的學術寫作，同時也是對日本社會、歷史、思想和文化狀況或隱或現的回應，這在本書所收有關戰爭與性暴力的論文表現得最為直接和明顯。
如同秋山洋子介紹的那樣，她們之所以關注戰爭與性暴力的主題，實為有感於在日本侵略戰爭的歷史被有意無意遺忘的現實狀況，而秋山提到的「女性國際戰犯法庭」主要組織者松井耶依（1934-2002），是值得特別記住的人物。松井耶依曾任職於《朝日新聞》，作為一個有良知的新聞記者和女性社會活動家，她在1970年代曾發起組織「亞洲女性之會」，在1980年代曾調查報導侵華戰爭及二戰時期的日本軍隊強徵「慰安婦」的暴行；2000年12月，松井耶依和多國女性ＮＧＯ（非政府組織）一起，在東京設立「女性國際戰犯法庭」，以「模擬審判」的方式，追究戰爭時期性暴力犯罪的責任。如果聯想到二戰結束之後，日本始終存在的拒絕承認侵略戰爭罪行的勢力和潮流，聯想到自1990年代以來以「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為代表的，所謂「自由史觀」派推動的美化侵略戰爭的教科書改寫運動，聯想到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政府首腦更為頑固地屢屢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籌劃修改戰後日本憲法，尤其是修改其中宣示放弃戰爭的第九條，可以說，東京「女性國際戰犯法庭」開設之時，粉飾和改篡侵略戰爭歷史的勢力已經相當龐大。而了解了這樣的背景狀況，則不難理解，為什麼秋山會認為松井耶依等人的舉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同樣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秋山、江上等會那樣關注丁玲文學中以女性在戰爭中遭受暴力侵害為主題的作品。沿著這一脈絡，讀秋山下面這段文字，自然會感受到沉重的分量：
「女性國際戰犯法庭」組織的領導人松井耶依記者於2002年因肝癌突然撒手人
寰，2005年ＮＧＯ用她捐獻的遺產設立了ＷＡＭ。
在7月召開的丁玲文學研討會上，江上幸子做了題為「新的信念——圍繞誤譯和删除」；秋山洋子做了題為「丁玲的道路及評價的變遷」的研究報告。
本書的作者都是松井耶依所推動的女性抗議運動的參與者和支持者，秋山所說2009年7月在ＷＡＭ舉辦丁玲文學研討會，明顯具有紀念和繼承松井耶依事業的意義。不過，對本書作者們和松井耶依的聯繫並不能狹隘理解，從秋山和江上對石田米子（1935- ）等人所做黃土高原上日軍性暴力問題調查的推介和引用 ，可以看到「新女性主義者」之間更為廣泛的連帶和呼應。
本書的作者們努力通過重讀丁玲的作品，喚醒有關戰爭與女性受害的記憶，抗拒權勢者們刻意製造的歷史遺忘，從而也激活了長久潛存於丁玲文本之中未被察知的意涵。秋山的〈再讀〈我在霞村的時候〉〉、〈日本文學中的「貞貞」——重讀田村泰次郎的〈肉體的惡魔〉〉、江上的〈「講述」戰爭中性受害的「恥辱」——從對丁玲〈新的信念〉之誤譯和刪改說起〉、〈日軍婦女暴行和戰時中國婦女雜誌——〈我在霞村的時候〉背景研究〉，可謂其中的代表之作。這幾篇論文，既以縝密的史料考察和精闢的文本解讀見長，又毫不掩飾鮮明的現實政治針對性，這幾種因素相互交織纏繞所形成的論述特色，此處毋庸多說，我覺得還應該指出的是，學者的嚴謹求真精神和「新女性主義」的政治關懷，也是她們研究和寫作的根本動力，促使她們全身心地投入。
在此應該特別談談秋山洋子。記得2014年10月中國丁玲研究會在湖南常德舉辦第十二次國際學術討論會，本書的四位作者都預定出席，我也很期待能在丁玲的故鄉和她們重逢，最終秋山先生因身體原因未能到會，但她奮力完成了一篇論文提交給研討會，就是收在本書的〈在丁玲故居居住過的日本人——洲之內徹與中國〉。翌年7月11日傍晚，我和四位先生在位於東京新宿的中村屋餐敘，那時秋山先生已經確診身患癌症，卻達觀而淡定，談笑如常，話題仍集中於她正在進行中的中國女性研究。2016年9月，江上幸子先生發來郵件，告知秋山先生於8月26日晚病逝的悲傷消息，其中說：「直到那天的中午，她還在醫院校對文稿，實在讓人敬佩。秋山和我共同編輯的中國女性史研究會的論文集，已於9月10日出版，秋山說過『一定要送給王中忱先生』，所以，我訪問中國時會帶一本給你」。讀到這裡我無法忍住淚水。我想到一年前在新宿車站告別時，她那羸弱的身影裡透露出的堅毅；想到我有限聽聞的她的人生道路：無論是早年的輾轉生活，還是晚年的疾病，都能從容以對，幾十年如一日地把心力投注到女性解放的歷史和未來的思索和探求上，如「飛蛾撲火，至死不止」，在這樣的意義上，可以說秋山和她的研究對象——尋求女性解放道路的先行者丁玲的精神是相通的。
2017年5月31日 北京清華園
(注釋內容請看原書)
〈後記〉
田畑、秋山、前山和江上四個人，於1993年3月一同出席在中國舉行的第六屆「丁玲文學創作國際研討會」。雖然我們四個人在年紀上有些差距，但在大學時代都主修中國現當代文學，並與「丁玲」相遇。此後，我們之中有人繼續研究之路，有人進入社會職場工作，但我們都對中國以及丁玲持續抱持著關心。
若簡單地說明持續這個關心的主要原因，一個是我們曾經相信以和日本不同的民力為依據的社會主義革命所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生了反右、文化大革命和天安門事件，這不得不讓我們對自己年輕時的思考產生懷疑。另外一個原因則是，即使結婚生子，我們仍想要追求自我，然而在日本經常體會到女性欲實現自我的困難，因此，我們與丁玲筆下描寫的女性所抱持的苦惱產生了共鳴。
在這過程中，我們之間産生了各種各樣形式的相遇，並以丁玲研究為軸心，四個人終於聯繫在一起。雖然每個人跟中國直接接觸的機會不同，比較早的在1960年代開始陸陸續續前往中國，但四個人一同出席的則是上述提及的在丁玲的故鄉湖南省召開的國際研討會。
此後，直到今年三月召開的「第十三屆」，我們多次出席「丁玲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這些研討會中，與會者以和丁玲一起跨越同時代的作家們，以及朝氣蓬勃的中國年輕研究者占多數，每次都有豐碩的論文發表。會上，我們能和丁玲的丈夫陳明和其兒女見面。藉由參加國際會議的契機，也曾拜訪過丁玲的故鄉常德、下放地北大荒和平反之後的居所。通過這樣的交流所學習到的事物實在是非常珍貴，在此，跟中國丁玲研究會的成員們表達深深的感謝。
本書收錄的文章，很多在這些國際研討會上發表過。甚至連本書的出版，都是由於得到在這些會議上認識的研究者們的協助。2015年夏天，接獲出版邀約後，經過挑選收錄文章、翻譯或修改原譯文，以及再確認資料等等，花費了兩年的時間。書中收錄的不少是許久以前寫的文章，考慮到中國研究狀況的日新月異，越發覺得現在才出版這一本書真是慚愧，但考慮到這也是一個「歷史」，基本上就以發表當時的樣貌收錄了。在此，衷心地向寫序人中國丁玲研究會會長王中忱教授、欣然允諾出版本書的人間出版社發行人呂正惠教授，和執編蔡鈺淩小姐致謝。因為是用非母語的中文出版，若沒有蔡鈺淩的協助，應該是無法完成的。
我們屢次在出席會議時，開玩笑地自稱自己是「女四人幫」，中國的研究者們好像也如此稱呼我們。然而非常遺憾的是，秋山洋子尚未能等到本書出版，就於2016年8月去世了。直到去世那天，她在病床上都還在檢查自己的文章。但願她對本書的完成給予及格。
田畑佐和子、前山加奈子、江上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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