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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家奴與長隨
還是從《水窗春囈》所講的戶部小吏向大帥福康安要錢的故事說起：在這個故事中，小書吏要把一張名片遞到福大帥手中，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他為此前後花了十萬兩銀子，這可不是個小數目。那麼，他這些錢花到什麼地方去了呢？這就涉及到了清代政治體制中另外一類人，就是官員的家人與長隨了。他要見這位炙手可熱的大帥，要把名片遞上去，先要過的就是家人、家丁這一關。這裡，從最外層的家丁，比如門子，到帥府的管事，再到大帥的貼身跟班，也要過無數的關口，而紅極一時的福康安，身邊的人層層疊疊，不在少數，所以他才要花費十萬兩之巨。
要說官員的家人與長隨，其實有兩個不同的層次，是一個很容易混淆的內容，第一個層次是真正的家下奴僕，是侍候官員家庭或家族的人，他們照料官員及家屬在家中的生活起居， 與外界一般聯繫不多，其中有些人成為歷史上有名的豪奴；第二個層次就與政治體制掛鉤了，他們是隨主人赴任到官衙的長隨、家人、門子、跟班等等。以地方州縣官府來說，官衙分為內外兩個部分，外部主要是三班六房和差役等人，內部則主要是官員與師爺所在的地方。內外兩個部分怎樣聯通呢？就要靠這些所謂長隨、家人、門子了。一縣之中，有那麼多吏胥，縣令不可能一一去指揮他們，就用這些自己帶來的或衙門中原有的長隨之類來傳達指令，同時也由他們把外面吏胥差役等的情況報告給縣令。有時，縣令所請的師爺有指揮書吏們辦文案的情況，但大多數時候，家人、長隨之類才真正內外溝通的橋樑。性質上他們雖屬於「官員僕隸」之列，卻也在官僚體制中佔有一席之地。
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卷六，講了一個「冥間」故事，說陰間也有共識：在人世上，關係民生最多的，當然還是當官的，這些人對於百姓來說「造福最易，造禍亦深。」但世上最為民害者有四種人：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親屬，一曰官之僕隸。這四種人，「無官之責，有官之權。」作官的人也許還要顧忌自己的官聲與業績，但這四種人則惟知牟利，依草附木，怙勢作威，足使人敲髓灑膏，吞聲泣血。四大洲內，惟此四種惡業至多。故事雖是冥間神道所言，卻也貼近清代社會的現實。1 四種人中，前兩者，就是我們上面講到的吏胥，後一種就是我們要說的家人、長隨了。清代，家人、家丁、長隨、跟班這類人圍繞在官員周圍，關聯著官衙內外，「無官之責，有官之權」， 是地方行政的有機組成部分。簡單直接的理解，這些人是官府主官從家中帶來或雇傭來僕役。趙翼《廿二史劄記》說：「今俗所謂『長隨』，則官場中雇用之僕人，前明謂之『參隨』」。前面提到的段光清，赴浙江上任，只帶了貼身家人一人，其他的就只有到地方再考慮雇傭或在前任的人中挑選留用了。而《紅樓夢》中賈雨村到應天府上任，一個隨從也沒帶，那個在案前給他遞眼色、打招呼，後來又給他講「護官符」的「門子」， 也是前任留下的。
家奴雖然與長隨不是同一類人，卻以其特殊身份危害社會。清代京城中王公貴族、高官顯貴之家的奴僕，影響惡劣；地方上則是官員們身邊的長隨、家丁等，有世為其業者，是雇傭而來，也有官員從家中帶來赴任的，其影響與吏胥類似。長隨之類因為與官員本人更接近，有時，其惡劣作用甚至會超過吏胥。清王朝對這兩類人的限制大體上是兩方面，一是限制家奴的行為，貶低其身份；二是限制長隨、家丁的數量。制度規定：布政使、按察使准帶家人四十名，道、府准帶三十名，州縣只准二十名，州同、縣丞及以下官員只能帶十名。一般講，武職官員所帶會略多於文職人員，而旗人官員則較漢員加倍。乾隆時定制，旗下將軍可帶家人一百五十名之多。而事實上，官員上任，所用長隨家人的數量，從來就超出制度限額，有的一州縣， 長隨數往往有數十百人之多，衙門裡的所有事務，無不參與， 從職司上講，他們是吏胥與官員之間的媒介，但實際中，他們又往往以官員的傳言者出現，成為吏胥的監督者。多數情況下， 長隨與吏胥沆瀣一氣，為害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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