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美好的回憶》是「永遠的天才少女」莎岡,最坦率、最真摰,勇於面對自我的公開情書。
難忘的名人、難忘的情事、難忘的際遇、數不盡的風流軼聞!
本書是莎岡最重要、最重視的散文集,記敘了她寫作《日安憂鬱》成名後所經歷的種種人情世故,莎岡用奔放的熱情筆調,一種向讀者告白的方式,寫出她生命中最美麗的回憶,讀書的樂趣、瘋狂飆車、徹夜豪賭,以及與許多名人邂逅爆發的火花,尤其與法國思想家、作家、存在主義哲學大師沙特的忘年之交,最為引人注目。
他們的老少戀,到本書所收入莎岡寫給沙特的情書,給文壇留下最美麗的佳話。
本書也藉由莎岡的生活經歷和往事追憶,重現一九五○至六○年代的歐美文化圈交流盛況,譬如爵士女伶比莉.哈樂黛、美國著名電影導演奧森.威爾斯、俄羅斯國際舞蹈家魯道夫.紐瑞耶夫、美國重要劇作家田納西.威廉斯等等,這些難以忘懷的人與事,深深打動隨意、天性、單純、熱情的莎岡,將記憶化為文字紀錄,更呈現出莎岡的真性情、慧黠和敏感。也正是大文豪紀德、卡繆、韓波、普魯斯特的影響,造就永垂不朽的莎岡文學魅力!
本書精采度甚至於《流動的饗宴:海明威巴黎回憶錄》,是讀者最美好的文學、文化回憶!
【名家推薦】
◎「我以為當時莎岡心裡(無論她意識到沒有)已有一種洞徹逐漸揭露:她將只會、也只能忠實於她的莎岡式幸福。」~張惠菁
作者簡介:
本名法蘭絲瓦.奎雷茲(Françoise Quoirez),小名琪琪(Kiki),出生於法國西南洛特省卡日阿城(Cajarc)的富商之家,為家中么女。十五歲時,舉家遷至巴黎。「莎岡」是十九世紀法國親王的姓氏,據傳普魯斯特筆下人物即以此家族為本,莎岡因為喜歡這名字的發音而取了這個筆名。
莎岡自幼嗜愛閱讀,最喜歡讀小說,更深受韓波《彩畫集》感動,體悟文字的力量與美,立下投身文學之志願。她念完教會中學後進入索邦大學就讀,卻因成日流連夜總會,學業成績不理想,令家人勃然大怒。為了安撫雙親,她在咖啡館寫下僅僅五萬多字的小說《日安憂鬱》。這本十九歲出版的處女作,為她掙來法國「文評人獎」(Prix des Critiques),也令她崛起於文壇,一夜間聲名如日中天。《日安憂鬱》出版翌年,英文版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第一名;四年間於法國賣出八十一萬冊,在美國銷量高達百萬冊,陸續譯為二十餘國版本,全球熱銷五百萬冊以上。
莎岡筆下人物多是經濟寬裕的中產階級,他們無憂無慮、享盡奢華,然而內心空虛孤獨,因此成日飲酒作樂,自戀自溺,眼中沒有他人,懶理世間道德。這些人物可說是莎岡自身的投射,其私生活之精采更勝小說情節。
莎岡著作甚豐,出版小說《熱戀》、《心靈守護者》(麥田陸續出版)、《真愛永不敗北》、《微笑》、《你喜歡布拉姆斯嗎》、《無心應戰》等三十餘部,並撰有回憶錄《我最美好的回憶》(麥田出版)、芭蕾舞劇《失約》與電視劇本《瑞典的城堡》、《偶爾聽見小提琴》、《昏迷的馬》等多種。
章節試閱
比莉˙哈樂黛
紐約是一座開放的城市,整齊地畫分成不同區塊,多風而有益健康,兩條波光粼粼的河流──哈德遜河和東河──蜿蜒其間。在散發著香氣,夾雜著鹹味、汽油味(白天)或酒精味(夜晚)的海風吹拂下,紐約日以繼夜地躁動著。紐約瀰漫著臭氧、氖氣、海水和新鮮焦油的氣味;紐約是一位年輕、高大的金髮女子,在陽光下光彩奪目又性感撩人,美麗得彷彿波特萊爾所說的「夢中寶石」;就如某些此類身材高大的金髮女子,紐約也隱藏著一些陰鬱、黑暗、雜亂並遭到毀壞的地方。總之,如果讀者願意聽我這一套陳腔濫調──除此之外,他們有什麼選擇?──紐約是一座迷人的城市。
第一次去那裡,我就立刻被吸引住了,不過當時是應我的出版商之邀,不得不承受這次邀請的代價:身不由己的作者的膽怯和拘束。一返回巴黎,我立刻憧憬有天能自由自在地回到紐約。一年或兩年之後,我實現了這個夢想:不受任何約束,甚至沒受到孤獨的侵擾,因為我和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一起去的。他名叫米歇爾•馬涅(Michel Magne, 1930-1984),是個作曲家,後來因為電影配樂和電子合成器方面的研究而聞名。米歇爾•馬涅一個英語字也不會說,但十分幽默,甚至容忍路人把香蕉皮和菸蒂扔進他郵寄情書的信箱──那箱子在他眼中是清清楚楚標有「Litter」字樣的──而沒有過多的詛咒。不管怎樣,十年來,他和我有著同樣揮之不去的念頭(當時我應該是二十二、三歲):和知名爵士女歌手、爵士樂女士、黛女士、卡拉絲、明星、爵士樂之聲──比莉•哈樂黛(一九一五─一九五九)面對面,親耳聆聽她演唱。對米歇爾•馬涅和我而言,她是美洲之聲。在我們心目中,她的嗓音不具美國黑人那種憂傷和嘶啞,而是純粹的爵士音質,性感、沙啞而變幻莫測。從〈暴風雨天氣〉(“Stormy Weather”)到〈奇異的果實〉(“Strange Fruits”),從〈軀體與靈魂〉(“Body and Soul”)到〈孤寂〉(“Solitude”),從傑克•蒂加登到巴尼•畢葛德,從洛伊•艾崔吉到巴尼•基索,米歇爾•馬涅和我都分別在相同的年紀一邊聆聽她的歌聲,一邊痛哭或歡笑過。
剛剛在皮耶飯店安頓下來,我們便對比莉•哈樂黛產生了越來越強烈的渴望。(皮耶飯店是我唯一知道的旅館,第一次來紐約時,我那位闊綽的出版商曾把我安置在那裡。)我們想像她和平時一樣在卡內基音樂廳成功地演出,可是人們笑容可掬又神情尷尬地告訴我們以下情況──現在這件事恐怕會讓全世界所有音樂廳的經理都捧腹大笑──比莉•哈樂黛女士因最近在舞台上服用某種麻醉品,幾個月內不得在紐約演出!……在我印象中,一九五六年的美國仍然遵循嚴格的清教徒戒律,且報復心很強。說它報復心很強,是因為我們不得不花三天時間才得知比莉•哈樂黛在康乃狄克州的一家夜總會演唱。「在康乃狄克州,這有什麼關係?計程車司機,載我們去康乃狄克州。」康乃狄克州並非如我們想像的那樣和巴黎外的伊芙琳省類似,米歇爾•馬涅和我在嚴寒中趕了將近三百公里路才來到一個怪誕、偏僻,或在我看來像是一種鄉村音樂酒吧的地方,裡頭聚集了一幫高談闊論、大聲叫嚷、情緒激動的平庸之輩。突然,我們看見人群中出現一位健壯的高個黑人婦女。她將細長的雙眼閉上後,開始演唱,立刻讓我們跟隨她體驗到歡樂、絕望、淫蕩或玩世不恭等各種激情。我們幸福之極,毫不奢望更多。若非有人突然心血來潮把我們介紹給她,我想我們會在這寒冷和幸福中再坐三百公里的車回紐約。介紹人向她解釋,這兩個法國年輕人穿越了浩瀚的大西洋、紐約的郊區和康乃狄克州的邊界,唯一的目的只是聽她演唱。「哦,親愛的,」她溫柔地說:「你們真是太瘋狂了!」
兩天以後,我們清晨四點在艾迪•康登的夜總會再次見到她;她似乎認為這對所有人都是最合理、最方便的時間。就我所知,艾迪•康登是當時一家極富聲譽的夜總會的老闆,那是一間專為白人開設的夜總會,位於下城區。老闆鍾愛爵士樂,等最後一個酒鬼離去,他就把夜總會交付另有所好的音樂家。三點三十分,他關上大門,我們從員工通道進入寬敞的夜總會,裡面幾乎被黑暗籠罩,只有為第二天營業準備的桌布顯現一片白色,只有舞台上聚光燈下的鋼琴、低音提琴和長號銅管的輪廓熠熠發光。
我們在這個始終煙霧繚繞的夜總會度過了十五天,更準確地說,是十五個清晨,從四點到十一點或中午十二點,聆聽比莉•哈樂黛演唱。米歇爾有時為她伴奏鋼琴,讓他無比驕傲。伴奏的若不是他,就是其他無可計數的音樂家或比莉•哈樂黛崇拜者之一。他們被響徹紐約之夜的喧鬧爵士樂所吸引,在某個清晨爭先恐後從某個俱樂部來到這裡。觀眾席上,只有我們法國人,以及黛女士和她丈夫的兩、三個朋友;黛女士當時的伴侶是一個神情憂鬱的高個男子,她對他總是語氣粗暴。舞台上,除了科奇•科勒演奏打擊樂器外,還有二十位著名的爵士樂手,一個比一個更才華橫溢。在突如其來又稍縱即逝的酒精、歡笑、誤解及偶爾的憤怒中,傑瑞•穆利根的低音薩克斯風和我們朋友(我們現在已經交好)的聲音組成二重奏。我們的朋友比莉•哈樂黛,把我們當孩子一樣輕拍我們的頭,她悲慘的往昔、可怕的命運,以及紛亂、狂熱卻才華橫溢的人生,在我們毫不知情的狀況下把我們與她分開──她僅僅閉上眼睛、任憑喉嚨發出那種愉快、玩世不恭且極虛弱的呻吟,就能夠滿足喜好並消除厭惡。一個獨斷專行、天生完美的成功者的叫喊聲是無法模仿的,因為在她身上看不到任何繁瑣和看上去複雜的東西。我不知道生存本身就足以滿足最封閉、最反常頭腦的錯綜複雜。我不了解她是一個暴露在外的軀體,幾乎鮮血淋漓,在打擊或愛撫中被生活淹沒,而她似乎光靠簡單的呼吸便可對抗那些打擊或愛撫。這是一個災難性的女人,不幸從一開始就糾纏著她,不曾離去,在無數傷害和同樣強烈的快樂之後,給她留下的唯一防禦物就是嗓音中那幽默的語調:當她的歌聲遙不可及或低沉難覓時,當她嘲諷的微笑和驕傲、膽怯的眼神,突然回到我們身邊時,總會出現這種奇怪的嘶啞音調。
那些日子裡,我們睡得很少,而我肯定曾經偶爾步行在第五大道上,在美麗的景致和燦爛的陽光下,獨自和她及米歇爾置身於冷清的城市──在薩克斯、打擊樂器的喧鬧聲和她響亮的歌聲之後,由於一種飽和現象,整個城市只剩下我們三人走在人行道上的腳步聲。我肯定見過正午時分的紐約空無一人,只有這名高個女子和她沉默寡言的同伴;後者匆匆擁抱我們之後,便消失在一輛布滿灰塵、「B級」偵探片最常見的黑色長轎車中。除此之外,我說不出我們白天做了什麼事。除去勉強花在睡眠上的幾個小時外,我似乎覺得我們像幽靈一般在一個既聾又啞的城市裡遊蕩,那裡唯一有生命的地方、唯一的避難處就是那個舞台,以及舞台上小聚光燈微弱的光線和那架疲憊不堪的鋼琴……,還有這個女人,她有時聲稱自己酒喝太多無法演唱,便開玩笑地把歌曲主要段落的歌詞改成離奇而令人悲痛的詞句。那些詞句我絲毫記不起來。很奇怪,我從未感到惋惜的是:除了她響亮的嗓音,紐約成了一座如此黑暗、陰鬱的城市,我們用一個溫暖、如大海般節奏明確的夜晚來消除疲憊、享受放鬆、沖淡酒醉。在這海水裡,任何浮出的確切記憶都毫無例外,彷如漂流物的殘骸或粗俗的玩笑。
一年還是兩年之後,同樣是一個漆黑的夜晚,我在巴黎又見到她。我應該給她寫過一、兩封信,謝謝她並詢問她的近況,但她沒回信;她不是喜歡舞文弄墨的人,我透過報紙才得知她某晚將在馬爾伯夫胡同的三月夜總會(Mars’ Club)演出;我和米歇爾•馬涅沒再往來,於是和丈夫一起去聽她演唱。我們在她之前來到這家陰暗的小夜總會。和龐大的艾迪•康登夜總會天差地遠,這家夜總會顯得氣氛更親密,也更令人恐懼,因為那天晚上的觀眾雖然人數有限,但都是些真正的歌迷。將近午夜時分,當我正擺動著身體時,有人推門進來,身後跟隨著吵鬧的人群。那是比莉•哈樂黛,但又不是她:她消瘦了、衰老了,胳膊上的針孔越來越多密集。在她身上,已找不到她一貫的自信和那股生理的平衡,令她在人生的動盪和激奮中始終無比冷酷。我們擁抱在一起。她笑了起來,我立刻找回紐約時期那股興奮和天真浪漫的狂喜,那是個已然遠去的紐約──一個僅僅屬於音樂和夜晚的紐約。我向她介紹我的丈夫,她極為自然又充滿異國情調的氣質教他有些張惶失措;而就在那一刻,我意識到我們之間橫亙著幾百萬光年,或更準確地說,幾百萬個神祕年頭;我意識到,儘管一派優雅、友好,她閉口不談那一去不復返的兩週。包括我們第一次見面後發生的所有事情,她的種族、她的勇氣,她拚死對抗貧窮、偏見、默默無聞、白人和非白人,與酒精、惡毒的敵人搏鬥,與哈林區,與紐約,與膚色可能引起的憤怒,以及才華和成功可能招致的同樣強烈的憤怒做殊死爭鬥。種種問題,她從不讓米歇爾•馬涅和我去思考。或許我們本該獨自思索,我們這些敏感的歐洲人曾經是歷史上無憂無慮的野蠻人。這個想法讓我眼裡噙滿淚水,整個夜晚都無法自已。
陪伴在比莉•哈樂黛身邊的不再是她的丈夫,而是兩、三個年輕的瑞典人或美國人,我記不清了。他們對她關懷備至,但似乎和我一樣與她的命運毫不相干。他們對她十分欽佩,卻效率低下,沒有為晚會做任何安排,甚至黑色鋼琴上連一隻最小的麥克風也沒有,而她已經倚靠在那裡,一副對掌聲無動於衷的神情。這讓晚會一團糟。人們開始手忙腳亂,修理莫名其妙發出劈啪噪音的麥克風,有人跑去埃斯特別墅或其他地方借麥克風,大家都煩躁不安,徒勞地不停走動。不一會兒,她似乎聽天由命了,來我們的桌旁坐下,心不在焉地開始喝酒,並不時用她那沙啞、被煙燻過的諷刺聲音和我說話,對發生在我們周圍、與她有關的事情漠不關心。她很少和我的朋友說話,除了詢問我第一任丈夫他是否打我。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她毫不顧及對我的傷害,大聲說那是他該做的事。我的指責令她發笑,有那麼一刻,當我們所有人都顯得那麼年輕、那麼幸福、那麼有天賦,當麥克風恢復正常,或更確切地說,她不需要借助麥克風演唱時(這一點我不敢肯定),我突然又想起了她在艾迪•康登家的笑聲。最終,究竟有沒有用麥克風我不知道,在一支四人爵士樂隊的伴奏下,她演唱了幾首歌。這支沒什麼把握的樂隊力圖追隨她嗓音中無法預見的變化,而這嗓音也變得猶疑不定。我的仰慕或回憶的力量如此強烈,儘管這場簡單的獨唱音樂會有可怕又可笑的不足之處,我仍然認為她的歌聲無比美妙。她低垂著眼睛演唱,跳過一個段落,吃力地換氣。她像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上靠在舷牆上一樣倚在鋼琴旁。那裡的人們或許與我有著同樣的情緒,瘋狂為她鼓掌,這讓她向他們投去既嘲諷又憐憫的目光;實際上,對她自己而言,那是一種凶狠的目光。
幾首歌之後,她來和我們坐了一會兒,時間非常短暫,因為,我想她第二天就要出發去倫敦或歐洲某個她也不確定的地方演唱。「無論如何,親愛的,」她對我說:「我很快就會死在紐約,在兩名員警之間。」我向她保證不會這樣。我不能也不願意相信她的話;我整個青年時代都是在她的歌聲中度過,她的嗓音令我如癡如醉,我拒絕相信她。幾個月之後,打開報紙,我一時間驚愕不已。報導稱比莉•哈樂黛前一晚在一家醫院裡孤獨辭世,在兩名員警之間。
給尚-保羅•沙特的情書
親愛的先生:
稱呼您「親愛的先生」時,我想到字典裡對這個詞幼稚的解釋:無論什麼樣的男人。我不會稱呼您「親愛的尚─保羅•沙特」,那樣太像報紙上的用語;此外也不會稱呼您「親愛的大師」,那是您十分厭惡的,更不會稱呼您「親愛的同行」,那過於沉重。很多年以前,我就想給您寫這封信,幾乎有三十年了。事實上,自從我開始閱讀您的作品,就一直有這個念頭,尤其是近十年、十二年來,自從讚美因為過多的嘲笑而變得稀有,以至於這嘲笑幾乎令人慶幸。也許,我已夠老成或者再次煥發青春,今天才能夠對這樣的嘲笑不屑一顧,而您本人總是驕傲自恃,從來不放在心上。
只是,我希望您六月二十一日收到這封信。這對法國來說是個吉日,您和我,以及更年輕的普拉尼,這三個傑出人物先後在這一天誕生。我們受到歡呼,因為自己不甚了了的過多榮譽或屈辱而遭到野蠻的踐踏(感謝上帝,您和我僅僅是遭受詆譭)。然而,夏天總是短暫、躁動、逐漸黯淡。我終於放棄了這曲生日頌歌,但我必須告訴您我想對您說的話,證明這個充滿感情的標題其來有自。
一九五○年,我開始大量閱讀,從那以後,上帝或文學知道,我是多麼喜愛或仰慕法國等各國作家,尤其是仍健在的作家。此後,我結識了其中某些人,也一直關注其他人的職業生涯。如果仍有許多令我欽佩的作家,那麼您的性格是唯一讓我繼續仰慕的。十五歲是聰明而純樸的年紀,沒有明確的志向,也不會妥協讓步。您在當時許下的諾言,您都一一兌現。您創作了您那一代最睿智、最正直的作品,甚至創作了最富文采的法國文學作品《詞語:讀書與寫作的回憶》(Les Mots)。除此之外,您總是毫不張揚地去救助那些弱小和遭受侮辱的人。您相信一些人、一些價值、一些泛泛之談,就像所有人一樣,您有時也會犯錯,但和所有人相反的是,您每次都承認錯誤。您堅持拒絕一切精神上的榮譽和榮譽帶來的物質收益。您儘管一無所有,卻拒絕所謂令人尊敬的諾貝爾獎。您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曾三次遭受炸彈襲擊,卻泰然自若地走上街頭。您把喜歡的女子強行推薦給劇院老闆,讓她們扮演不適合的角色,以此公開表明,對您而言,愛情反而可以「鮮明地哀悼榮譽」。總之,您愛過、寫過、分擔過,也付出過應該付出、至關重要的一切;同時,您拒絕所有餽贈與榮譽。您既是一位作家,也是一個頂天立地的人。您從未聲稱只要有作家的才華,就可以忽略做為人的弱點,也從未說過憑藉創作的快樂就可以輕視或忽視親人或其他人、所有其他人。您甚至不主張只要有才華和誠意,錯誤也可以原諒。事實上,您沒有躲在「才華」這眾所周知的作家弱點及雙刃劍之後,您行事從不像自戀狂,而那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家特有的三個角色之一──另外兩個是小主人和大僕人。相反地,這把雙刃劍從未用快樂和喧譁置您於死地,許多人卻早已中劍。您曾說這把劍在您手中是輕盈、有效而靈活的,您喜愛它,利用它,讓它為您眼中真正的犧牲者服務,那些不會寫作、無法表達思想、不能鬥爭,甚至無處申訴的犧牲者。
在判決之後保持沉默,因為您不想評判,不談論榮譽,因為您不願受到讚美,甚至沒有表現出寬容,因為您就是寬容本身。儘管如此,您卻是我們這個時代唯一擁有正義、榮譽和寬容的人,永不停歇地工作,把一切給予他人,過著既不奢華也不簡樸,既沒有清規戒律也沒有聚會狂歡的生活,除了引起哄動的文字盛宴;既享受愛,也付出愛,既誘惑別人,也隨時準備被誘惑,在各方面都超越您的朋友,用速度、智慧和光芒灼燒他們,卻又不停回過頭來為他們遮擋這一切。常常,您寧願被利用、被欺騙,也不願漠然處世;同樣,您寧願失望,也不願毫無憧憬。對一個從來不願成為榜樣的人來說,這正是典範人生啊!
人們說,您現在雙目失明,無法寫作,有時肯定非常痛苦。那麼,也許您樂意知道二十年來,在我去過的所有地方:日本、美洲、挪威、外省或巴黎,我親眼見到不同年齡的男男女女,滿懷欽佩、信任和感激地談論您,正如我在此向您表達的感情。
這個世紀瘋狂、無情、腐敗。您曾經如此睿智、充滿溫情、不受腐蝕,這永遠不會改變。
為此,讓我們對您心懷感激吧。
我一九八○年寫了這封信,在《自私自利者》(L’Egoïste)上發表,這份妮可•維斯尼亞克(Nicole Wisniak)主編的刊物美妙而變幻莫測。當然,我先透過中間人徵求過沙特的同意,我們近二十年來一直未曾謀面。之前僅僅和西蒙•波娃及我第一任丈夫一起吃過幾頓便飯;午後也曾在某些糟糕而美好的地方滑稽地相遇,只是沙特和我都假裝沒看見對方;還有一次,我們與一位充滿魅力、對我有些迷戀的工業家共進午餐,當時工業家還建議沙特主編一份他自願贊助的左派雜誌(然而,當這位工業家趁用完乳酪、咖啡未上的空檔去換停車牌時,沙特表明他對這一提議毫無信心,且樂得狂笑起來;無論如何,戴高樂漸漸走近了,那個無法實現的計畫就這麼畫下句點)。
在這幾次短暫的接觸之後,我們二十年沒有見面,我一直想告訴他我的感激之情。
於是,雙目失明的沙特請人把這封信讀給他聽,並要求見我,和我面對面共進晚餐。我去愛德格基內大道與他會面。現在,我每次經過那裡都禁不住一陣心痛。我們去了丁香園。我拉著他的手,以免他摔倒。我因為恐慌,連說話也結結巴巴。我相信我們是法國文學史上最奇怪的二重奏,餐館的領班像受驚的烏鴉一般在我們面前晃動。
那是他去世的前一年。那天晚餐之後,我們又共享一系列晚餐,當時我卻毫不知曉,以為他僅僅出於好意才邀請我,也相信他會比我晚離世。
之後幾乎每隔十天,我們就共進一次晚餐。我去接他,他一切準備妥當,拿著連帽粗呢大衣在玄關等我,無論當晚有誰作陪,我倆都像小偷一樣疾步前行。不同於他親友的敘述,以及他們對他最後幾個月時光的回憶,他吃東西的方式從未讓我感到恐懼和難以忍受。當然,他使用叉子有些不利落,但那只是失明的緣故,和癡呆者不能相提並論。我十分痛恨那些在文章或書中對這般用餐情景表露抱怨、遺憾和蔑視的人。假若他們的視覺如此敏感,就該閉上眼睛,聽他說話,傾聽那個快樂、充滿勇氣和男子氣概的聲音,領會他話語中那份自由和無拘無束。
他常對我說,我們之間令他喜歡的是我們從不談論他人,也不談論我們共同的關係。他說,我們就像車站月台上的旅行者那樣聊天……。我想念他。我喜歡牽著他的手,他則牽引我的思想。我喜歡做他讓我做的事情,我不在乎他那些盲人的笨拙舉動,我欽佩他能夠在失去對文學的激情後繼續活下去。我喜歡搭乘他家的電梯,開車帶他閒逛,替他把肉切碎,想辦法使我們共享的兩、三個小時輕鬆愉快,為他倒茶,偷偷給他帶些蘇格蘭威士忌,和他一起欣賞音樂,而我最喜歡聆聽他說話。我離開時,把他留在門口,他站在那裡,眼睛朝向我的方向,神情悲傷,每當這時候我心裡總是非常難受。儘管我們約定幾天後再見面,可我每次都覺得我們無法重逢,覺得他會對我這個「調皮莉莉」和我結結巴巴的嘮叨感到厭倦。我害怕有什麼事情發生在我們身上,在他或我身上。當然,我最後一次和他見面,他在最後一扇門前和我一起等待最後一趟電梯時,我放心了。我想,他對我有些依戀,可我沒想到他很快將對生命如此眷戀。
我記得我們在十四區不太引人注目的餐廳內,享用那些豐盛或不特別豐盛的奇特晚餐。「您知道,有人把您的『情書』給我唸了一次。」他一開始就對我說:「我非常喜歡。可是,怎麼才能讓別人再讀給我聽,讓我好好享受您所有的讚美話語呢?我簡直像個偏執狂!」於是,我為他錄下我自己的表白,結結巴巴地竟然費了六個小時才錄完,並且在磁帶上貼了一塊橡皮膏,以便他透過觸摸就能辨別。此後,他表示會在意志消沉的夜晚獨自聽一聽錄音,會這麼說,毫無疑問是為了讓我高興。他還說:「您為我切的牛排塊兒越來越大了。您的敬意正在消失嗎?」當我忙著在他的盤子切肉時,他卻大笑起來。「您是個非常可愛的人,不是嗎?這是個好兆頭。聰明的人總是很可愛。我只認識一個聰明卻十分討厭的傢伙,但他是同性戀,生活在孤獨之中。」他對男人也厭煩了,對於過去那些年輕人、那些男孩、那些過去要求他當父親的男孩,他已經厭煩。他只喜歡女人的陪伴。「啊,他們讓我疲倦!」他常常說:「廣島,是我的錯……,史達林,是我的錯……,他們的自負是我的錯,他們的愚蠢是我的錯……」那些把他當父親的假知識孤兒,他對他們所有拐彎抹角的做法一笑置之。父親,沙特?怎麼可能!丈夫,沙特?同樣不可能!情人,或許可以。在失明且半癱瘓的狀態中,他甚至仍然對一個女人表現出自在和熱情,這足以說明一切。「您知道,當我雙目失明,並且明白自己再也無法寫作時(五十年來我每天寫作十小時,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刻),當我知道一切對我而言都已經結束時,我深受打擊,甚至考慮自殺。」
我什麼話也沒說,他以為我被他自殺的念頭嚇壞了,接著說:「不過,我根本沒嘗試。您看,我的一生是如此幸福。我一直是個為幸福而生的男人,直到此刻。我不打算就這麼換角色。我要繼續幸福地生活,像往常一樣。」而我,聽到他這番話,也理解他沒說出口的那句話:「為了不讓我的親人和愛人傷心、絕望。」尤其是當我們深夜用完晚餐歸來或在午後飲茶,那些不時給他打電話的女人,她們讓人感覺如此苛求、具有強烈的占有欲,如此依賴這個殘廢、失明、被剝奪寫作職業的男人。這個討女人喜歡、好色、愛說謊、具憐憫心或虛情假意的男人,這些女人藉由過分的行為重建了他的人生,直到那個時候。
最後那一年,他出發去度假。面對這為期三個月、被三個女人分享的假期,他熱情且完全聽天由命。整個夏天,他對我來說似乎消失了。後來,他回來了,我們又見了面。這一次,我想我「永遠」不會失去這一切:永遠不會失去我的汽車、他的電梯、午茶、磁帶,以及那個時而充滿溫情的快樂聲音,那個真實的聲音。然而,另一個「永遠」即將來臨。
我去參加他的葬禮,卻不相信他真的已經離去。那是一場隆重的葬禮,聚集了成千上萬形形色色的人,對他同樣心懷愛慕和尊敬,而且走過數公里的路途,陪伴他,直到他最後的安息地。那些人很幸運,不曾與他相識,也不曾整整一年與他見面,所以那些人腦海中不會留存他五十個令人悲痛的影像,那些人不會每十天、每一天想念他。我羨慕他們,也可憐他們。
即使後來他身邊的某些人描述他晚年癡呆讓我忿忿不平,即使我停止閱讀某些回憶他的文章,我卻沒有忘記他的聲音、他的笑容、他的睿智、他的勇氣和他的善良。我確信我永遠無法平靜對待他的離世。因為有時候,該怎麼辦、如何想,只有這個倒下的人能夠告訴我,也只有他能夠讓我信任。沙特出生於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一日,我出生於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一日,但是少了他,我不認為自己願意在這個星球上獨自再過三十年。
比莉˙哈樂黛紐約是一座開放的城市,整齊地畫分成不同區塊,多風而有益健康,兩條波光粼粼的河流──哈德遜河和東河──蜿蜒其間。在散發著香氣,夾雜著鹹味、汽油味(白天)或酒精味(夜晚)的海風吹拂下,紐約日以繼夜地躁動著。紐約瀰漫著臭氧、氖氣、海水和新鮮焦油的氣味;紐約是一位年輕、高大的金髮女子,在陽光下光彩奪目又性感撩人,美麗得彷彿波特萊爾所說的「夢中寶石」;就如某些此類身材高大的金髮女子,紐約也隱藏著一些陰鬱、黑暗、雜亂並遭到毀壞的地方。總之,如果讀者願意聽我這一套陳腔濫調──除此之外,他們有什麼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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