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哪，勇敢者：台灣民主人物（第一卷）

美麗島上，有一群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唐香燕《長歌行過美麗島：寫給年輕的你》

人世殘酷，人生多艱，但流蕩於時間與空間裡的音樂所捕捉與呈現的是多麼的超脫與純粹。前奏與賦格，其實是愛的禮讚，是送給所有滄桑生命的禮物。－唐香燕

有一首樂曲，為這對被迫分離的夫妻而寫
多年以後，美麗島事件塵埃落定，漩渦中心的人物個個都出版了厚厚的回憶錄，如同好萊塢大片「英雄歸來」的情節。但是，若要我推薦關於美麗島事件的書，若只能挑選一本，我的答案恐怕與眾不同，我會說我最喜歡的是唐香燕的《長歌行過美麗島：寫給年輕的你》。
唐香燕不是站在前台的政治人物，也不是知名作家，她是《美麗島》雜誌編輯暨美麗島事件受刑人陳忠信的妻子。知識份子氣質十足的陳忠信，並不處於黨外運動的核心位置，雖坐了四年牢，卻不屬於接受軍法審判、判刑最重的群體。而在此之前，唐香燕是一個熱愛文學、性情浪漫的外省家庭的小女生，對於政治並無太大的興趣和太深的關切。但恰恰因著這種「邊緣性」，使得這本書既有當事人的歷史現場感，更有一種超越性的視角。
這本書不是為了爭取或奠定作者及其家人的「歷史地位」而寫的，它是母親寫給兒子、跟兒子分享其生命歷程的文字。讀著書中很多段落，讓我想起十八歲離家到北大唸書時，母親從四川的小鎮給我寫的講述家族往事的信。這樣的文字，有水晶般的剔透與單純，沒有刻意經營的匠心。難怪唐香燕的兒子陳函谿讀了之後會說：「我愛看他們那些好友江湖重逢，長夜相聚，天南地北，肝膽相照，無所不談。……我們一起經歷了人生最嚴峻的挑戰與上天的不公，度過最黑暗的夜晚，一同迎向朝陽的晨曦。」歷史就是這樣，以最簡單樸素的方式傳承下去。
我向來對於那種高調的英雄主義抱有強烈的懷疑態度。作為基督徒，我的人性觀是建立在人的罪性、人的有限性和人的軟弱之上。那些自詡為英雄和救星的人物，在自傳中將本人塑造得無比偉大、光榮、正確，要麽是過於自戀和自大，要麽是慣於說謊、自欺欺人——同樣是美麗島事件受刑人的施明德，就兩者兼而有之。這種人，如同「毒太陽」一般，千萬要離他遠遠的，否則會被他灼傷，而他永遠不會道歉。
反之，我喜歡閱讀那些呈現真實人性，也就是人性的脆弱、人性的樸實的文字。帕斯卡說過，人是會思想的蘆葦，蘆葦不是鋼筋，蘆葦是柔弱的，風吹過，蘆葦會伏地，但很快又能站立起來。唐香燕生動地描繪了當聽到警察粗魯的敲門聲時的自然反應：敲門聲突然響起，她起床穿衣服，卻找不到袖子，慌亂中怎麽也穿不進去。丈夫在旁邊幫她穿上外套，並在她耳邊說，「不要慌」。丈夫被帶走之後，她「剛想到哭，就有一種奇怪的聲音
從我身體裡面湧出來。但是不能哭，不能浪費時間，我全身的力氣同時朝上奔，把快要衝出來的嚎啕硬在喉頭攔住」。最能打動人心的，是這樣大音希聲的文字。
陳忠信被捕之後，他的好友、作曲家賴德和作了一首《前奏與賦格》，作為新婚禮物送給陳忠信和唐香燕。國家音樂廳首場演出，唐香燕獨自去聆聽。作曲家在台上解說，前奏意味著新娘的聰慧，賦格象徵著新郎的悲劇性格。「現在新郎出事了不能來，新娘子一個人在台下。我們一起陪她來聽為她和她先生做的這首曲子。」那個晚上，美好的音符和美好的人性充滿那間大廳。
若要比較威權體制與極權體制之差異，則可拿另一個細節來參照：被譽為「中國的蕭士塔高維奇」的作曲家王西麟為天安門母親寫了一首交響曲，在公開演出前夕卻被叫停，作曲家只能到國外演出，並將CD送給天安門母親們。

恐懼像毒蛇一樣纏繞著你，進而成為你身體的一部分
暴政為了持續其統治，其法寶是刻意營造一種遍及社會每個角落的恐懼氛圍，這種恐怖氛圍比荷槍實彈的威脅更加可怕。
白色恐怖時代的恐懼，究竟到了怎樣的程度？後人大概很難體會了，書中記述了一個細節：「據說一對黨外的夫婦在大逮捕開始後就跳上火車，然後兩三個星期沒有下過火車線，不斷地南來北往，不斷地更換列車，後來實在受不了火車了才心一橫下車。」不害怕是不可能的。唐香燕坦然承認：「怎麽不怕，怕得要死，我們是這樣活過來的。」
我記得劉曉波後來回憶六四屠殺之後被便衣警察抓捕的場景，他被便衣扔到一輛麵包車上時，不由自主地渾身發抖，他擔心被拉到荒郊野嶺外活埋掉。我在被秘密警察用黑頭套套頭綁架走時，也一度恐懼得如哮喘病人般喘不過氣來，當時大腦中惟一能思考的問題就是：我是不是從此就人間蒸發了？
當恐懼向毒蛇一樣將人緊緊纏繞，人很快就放棄抵抗、任其擺佈了。恐懼感會毀滅正常的感受和人性。羅馬尼亞流亡作家諾爾曼．馬尼亞如此描述希奧塞古統治下的羅馬尼亞社會：人際關係日益惡化、一切都始終懸空在積聚和爆發之間不能動彈、生活裡充滿了拖延，懷疑和恐懼像腫瘤一樣瘋長、精神分裂症狀全面爆發、私人生活被一步步縮減乃至最後消失、到處都可以看見那個被稱為權力的惡魔在陰險地不斷擴張。在家裡，在思想上，在婚床上，到處是黑暗的權力。在這個黑洞裡，是惡魔般的殘暴和根深柢固的愚昧、無限的空虛、人性的喪失、人的動物化。謊言變得越來越猖狂、絕望伴隨著瘋狂、順從摻雜著憤世嫉俗。
在史達林時代，人們淪為「耳語者」。葉麗薩維塔的父母在一九三七年被槍決，但她二十一年後才知道真相。她曾期盼父母還活著，並照著母親多年前發自勞改營的最後一封信所說的，一直遙望夜空中的大熊星座——那是母子（女）團聚的象徵。她一直生活在恐懼之中，並將這種深入骨髓的恐懼傳給了孩子們。她的女兒阿娜說，她被迫成為學校裡最聰明的孩子，以此掩飾自己的恐懼，而恐懼是母親幼時教養的遺傳：「我從小就能感受到，但很難說這種恐懼究竟是什麼。我害怕與官方的任何接觸……那是一種怕受羞辱的恐懼……我從小就學會，如果自己的行為可能受到當局的批評，就趕緊退卻……從十幾歲開始，我只在自己朋友中敞開胸懷，到了社會上就內向……我害怕與陌生人相處，總是不願引人注目。」
唐香燕書中的若干細節亦可與共產黨統治下的羅馬尼亞和蘇聯的狀況彼此印證。其中有兩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片段。第一個是：「有一天下班回家，發現洗手間的抽水馬桶非常骯髒，穢物沒沖，是有人進來用過，不想沖乾淨。」顯然，那個私闖民宅的特務故意這樣做，既有羞辱的用意，也有警告的信號。那個特務並不認為他是在做一件壞事，反而有一種頑童搞惡作劇的心態。是愚昧導致專橫，是專橫激發出人性中的陰暗面。
第二個故事是：有一次，唐香燕去探監，一名負責審查信件的人主動對她說：「唐小姐，你的信寫得實在太好了！」那麽，她該怎樣回答此人呢？怎能感謝審查信件的人？她只能點點頭，表示聽見了。這個審查信件的人毫無廉恥之心，他認為自己僅僅是在從事一項普通的職業——而且，他還有對文字的鑒賞力，所以要當面讚揚一下文字優美的唐香燕，他當然不覺得這對唐香燕來說是羞辱與恐嚇。

你以為正義很重要，但其實愛高於正義
書中最精彩的一個章節是〈一九七九，動盪美麗島：側記唐文標〉。唐文標不是美麗島受刑人，其本行也不是文藝，而是一名留美回台的科學家，卻跟黨外人士和異議作家圈關係密切，是「來去赤條條無條掛」的大俠式的人物。
我最早知道唐文標的名字，是從文壇前輩尉天驄的《回首我們的年代》那本書中。唐文標喜歡法國作家紀德的一句名言「如果說我們的靈魂還有甚麽值得稱述的話，那就是它燃燒得比別人熱烈」。尉天驄說，這句話也正可以形容唐文標自己。在唐香燕筆下，唐文標是一個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朋友，是最能代表那個時代精神氣質的人物。
當然，那個時代不僅僅有一個唐文標。陳忠信案定讞之後，唐香燕送給兩位律師各一套參與編輯的書，那是他們承擔壓力後，唯一得到的一點物質回報。唐香燕感嘆說：「回想起來，那也是我們那個時代才會有的事，燦如明星寶石。」這也正應了尉天驄的書名「我們的年代」——「我們的年代」這個說法，多麽沉重，又多麽驕傲！
這讓我想起中國的一九八〇年代。那是所謂的「思想解放」的年代。我是八〇年的「遲到者」，我考入北京大學時，已是萬物蕭瑟的一九九二年，只能從殘存的文字中追尋縷縷的微光，比如閱讀查建英寫的《八十年代訪談錄》。
不過，在今天的中國，也有一群分文不取、甚至自己掏錢幫助當事人及其家屬的人權律師，他們在中共的鐵拳下，艱難地捍衛法律的獨立與尊嚴。當中共提出「律師愛黨」、「律師姓黨」的要求之後，這個群體煙消雲散了。
當歷史的那一頁翻過去之後，或許後人看到的只有詩意和榮耀，即便當事人的回憶，也常常是舉重若輕。唐香燕用白描手法記述了丈夫被抓走後，她跟一群受難者家屬相濡以沫、併肩作戰的往事。讀到這樣的段落，我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被軟禁、被綁架、被施加酷刑的日子，我妻子的處境比唐香燕還要糟糕：陳忠信是被警察「依法」抓走的，之後唐香燕還能自由行動，與其他受難者家屬一起商量對策；而我是被秘密警察用黑幫式的方式綁架走的，我妻子繼續被非法軟禁在家中幾天幾夜。因為恐懼和焦慮，短短幾天時間，她那烏黑濃密的頭髮掉了差不多一半。當我獲釋以後跟她再次相見時，才知道伍子胥一夜白頭並不是誇張的典故。
坐牢的囚徒，日子不好過；監獄外的親人，承擔更多的壓力與苦楚，如唐香燕所說：「女人得接下先生的生命重量，為他照顧家庭，整頓物業，甚至為他繼續他的政治工作。」政治犯的受難者家屬當中，有代夫出征，在政治上打出另一片天地的鐵娘子，更多則是操持家務、奉養老人和撫育兒女的平凡女子。
在唐香燕筆下，有一位容貌端莊細緻的太太，在先生入獄後才發現先生在外另有家室和孩子。「她的淚水，摻和了多重的傷心。」在公眾眼中的民主先驅，未必是忠誠的丈夫，在妻子眼中高貴的丈夫，才真正有高貴的人格。還有一位熱情勇敢的女子，只是受刑人的戀人而不是太太，卻不棄不離，以「未婚妻」的名義去監獄送食品和衣物。後來唐香燕與她偶然相遇，她說，對方的家人不能接受她，因為她不是單純的女子，有過豐富的情史，甚至還有孩子。唐香燕永遠都記得「她在暮色晚風中真情流露的慘慘一笑」。
最勇敢的，不是十二月黨人，而是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唐香燕寫道：「現在回想，大難來時，這些女人，不論是太太還是情人，沒有一位背棄她們的先生、情人，沒有一位扔下人生的重負不面對。」同樣，在人權自由路上奮鬥了三十多年的劉曉波，充滿感激地寫了一篇題為「心牢裡的女人」的文章，讚美那些沉默而堅韌的良心犯的妻子。
沒有經過苦難的淬煉，沒有看過血肉模糊的人生，就不可能明白「愛永遠高於正義」這個最簡單的道理。許多單單以正義為政治理想的人，往往輕視和忽視愛的價值，於是，他們迅速淪為其反對的獨裁者的孿生兄弟。因為，沒有愛的、自以為義的正義，豈不是另一種獨裁的開端？

最好的療傷，是從傷口中取墨，然後奮筆疾書
每一個與黑暗對抗的戰士，同時也是黑暗的受害者。每一場與黑暗的殊死搏鬥，戰士都會筋疲力盡、遍體鱗傷。而最深的傷口，非關乎肉體，乃關乎心靈。
當陳光誠一家逃離中國之後，我在其獲得「杜魯門－雷根自由獎」的晚宴上與之相遇。當我們談及其英文版自傳和中文版自傳時，陳光誠的妻子袁偉靜說，最後一次校對文稿時，她要非常有勇氣才能完成，那意味著再次體驗當初那地獄般的折磨。但完成之後，她就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彷彿從重創中慢慢痊癒。是的，回憶和寫作是最好的療傷方式。
我的評論文字常常有金戈鐵馬之聲，也就是某些「理中客」所說的「偏激」，那是因為我與人類歷史上最邪惡的中共政權狹路相逢，惟有如此才能阻止它肆無忌憚地行兇作惡。但我所心儀的最高境界的文字，是王鼎鈞、高爾泰式的澄靜而平緩，「哀而不傷，怨而不怒」。最讓我訝異的是，唐香燕遠遠沒有那麽「老」，其文字卻已然臻於「見山又是山，見水又是水」的境界。或許，這些文字最初設定的對象是在美麗島事件之後出生的、與台灣民主化同步成長的兒子，所以她才會如此娓娓道來、雲淡風輕。
書中有兩個細節，一反一正，一陰一陽，共同呈現出完整的人性。第一個細節是，美麗島大審前夕，當局委託一名高官關先生（關中）與家屬接觸。有一次，唐香燕受眾人委託，打電話去聯繫，接電話的或許是關家的女傭，說去請示主人。在等候的一兩分鐘裡，唐香燕從話筒中聽到麻將桌上洗牌的聲音，聽到女子的笑語漫談。那是一個星期天，有人的星期天祥和安好，有人的星期天愁腸百結。果然，對方說主人不在，明天再打來。唐香燕感慨說：「們可以選擇不聽。他們隨時可以更改。他們不用太在意，因為我們已經被一張很大的羅網圈圍起來，他們比我們更知道羅網裡面每一個角落的事情。」多年以後，唐香燕在電視上看到關先生因為女兒跳樓自殺，而老淚縱橫、痛哭失聲，再次想起當年那一幕場景，淡淡地寫了一句：「原來關先生是會喊痛的人。」她絲毫沒有幸災樂禍的意思，只是引人往下思索：當年，企圖對反對派處以死刑時，高官顯貴們為何從不思量受刑人也有家人，也是人子及人父？人要「愛人如己」為何那麽難？正如羅青作詞、李泰祥作曲的那首被齊豫傳唱的詩句——「天上的星星，為何，像人群一般的擁擠呢？地上的人們，為何，又像星星一樣的疏遠？」
漢娜．鄂蘭寫過一本人物列傳《黑暗時代的人們》，《長歌行過美麗島》可稱之為台灣版的《黑暗時代的人們》。面對不同的黑暗，反抗方式卻是一樣的：讓平凡的生命像星辰一樣發光。是的，有音樂和文字，有愛人和友人，有愛和悲憫之心，就能堅持到黎明到來的那一刻。
－唐香燕《長歌行過美麗島》，無限出版，二〇一三年版

美麗島上，有一群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唐香燕《長歌行過美麗島：寫給年輕的你》

人世殘酷，人生多艱，但流蕩於時間與空間裡的音樂所捕捉與呈現的是多麼的超脫與純粹。前奏與賦格，其實是愛的禮讚，是送給所有滄桑生命的禮物。－唐香燕

有一首樂曲，為這對被迫分離的夫妻而寫
多年以後，美麗島事件塵埃落定，漩渦中心的人物個個都出版了厚厚的回憶錄，如同好萊塢大片「英雄歸來」的情節。但是，若要我推薦關於美麗島事件的書，若只能挑選一本，我的答案恐怕與眾不同，我會說我最喜歡的是唐香燕的《長歌行過美麗島：寫給年輕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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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閱讀中清醒！／宋澤萊（國家文藝獎得主）
余杰這本描寫台灣民主人物第一卷《看哪，勇敢者》乃是他濃縮了戰後台灣許多政治界與文化界菁英的傳記或自傳或散記，精心編輯而成的書。被介紹的人物包括了吳三連、吳濁流、吳國楨、彭明敏、李登輝、阮朝日、史明、蘇友鵬、柯旗化、殷海光、傅正、夏道平、柏楊、康寧祥、張俊宏、陳忠信、李永熾、葉啟政、林瑞明、楊翠……等等。這些名人牽連出更為龐大的政治、文化界名人群。這本書等於為我們複習了戰後七十年台灣政治界與文化界的爭自由史。其懷舊的文筆充滿了無限的溫情，在我們心靈的深處撫慰了我們。余杰在介紹這些名人時，多持寬容與褒揚，不過，有時並不持鄉愿的態度，特別是當某些人對左派或中共持有若干幻想時，他都做了應該做的批評；他的批評一針見血，使我們在閱讀中清醒了起來，令人頓感無限的驚喜！

團結　勇氣　自由—台灣的立國基石／戴寶村（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退休．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秘書長）
余杰先生是一博學廣識熱情洋溢，文思犀利快筆成書的行動派文化人，他採取捍衛美國、守護台灣、解構中國的準則行文著述，雖不是台灣人，但比台灣人更堅定地守護台灣的民主自由和獨立自主。他曾用五十本書去解構中國，另進一步以台灣民主地圖勾勒台灣的精神空間，再用二十四本書來強化台灣人的精神脊樑，這些書含括半個世紀的台灣，不同的人物彰顯台灣的歷史面貌與時代精神，他引述文本，旁徵群籍，再加上精闢深入的詮釋，鋪陳台灣現代史的苦難熬煉，奮鬥打拚，爭取民主自由的歷程，其文可讀，其心可敬。
藉由此書想起我曾在愛爾蘭的小鎮 Monasterevin 看到在一七九八年反抗英格蘭爭取獨立而被絞刑的烈士 Prendergast 紀念碑上所題的「Unity Courage Freedom」，余杰要鼓舞台灣人的勇氣，我也希望將「團結　勇氣　自由」作為台灣立國的基石。

在閱讀中清醒！／宋澤萊（國家文藝獎得主）
余杰這本描寫台灣民主人物第一卷《看哪，勇敢者》乃是他濃縮了戰後台灣許多政治界與文化界菁英的傳記或自傳或散記，精心編輯而成的書。被介紹的人物包括了吳三連、吳濁流、吳國楨、彭明敏、李登輝、阮朝日、史明、蘇友鵬、柯旗化、殷海光、傅正、夏道平、柏楊、康寧祥、張俊宏、陳忠信、李永熾、葉啟政、林瑞明、楊翠……等等。這些名人牽連出更為龐大的政治、文化界名人群。這本書等於為我們複習了戰後七十年台灣政治界與文化界的爭自由史。其懷舊的文筆充滿了無限的溫情，在我們心靈的深處撫...

歷史有沒有用？學歷史的人都是廢柴嗎？

近日，有一則台灣新聞報導說，一位彰化鄉下二林高中的滿分狀元，當年寧為雞首棄建中，如今穩上台大。

很多人一看台大，就眼睛發亮；但接著一看這位學生上的是歷史系，立即就對其冷嘲熱諷起來。有人說：「讀歷史系？要是我是他老爸就把他打死。真不為未來著想。」有人說：「台大歷史？厲害了。」有人說：「74級想要進台大醫是做夢嗎？75還不一定能進台大醫。讀歷史系在系上比較無壓力。如果進電機系，碰到真正的高手，無法抗壓，挫折感可能讓你鬱鬱寡歡。」

這些議論足以顯露台灣社會的「淺碟化」以及極度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這也恰恰是台灣民主深化長期止步、轉型正義舉步維艱的重要原因。台灣民主化已三十年，解嚴之後出生的一代人已成為社會中流砥柱。他們中很多人對解嚴前白色恐怖時代的歷史不感興趣，以為如今享受的自由生活是理所當然的。我在寫作五卷本的《台灣民主地圖》系列時，跑遍台灣各縣市及外島，尋訪了一百二十五個與台灣民主化有關的地景，但我在很多地方參訪，赫然發現這些人權地景僅有我一個參觀者。而我在台大演講時，很多年輕學生對我介紹的這些就在他們身邊的地景聞所未聞。

這種對歷史的漠視、輕視乃至蔑視，使台灣的轉型正義轉了多年，仍未抓出一個加害者來，而受難者及其家人已日漸凋零。林義雄滅門案、陳文成案，至今真相不明；阮朝日、陳炘、林茂生等台籍菁英究竟是如何遇難的，至今仍是謎團。害死鄭南榕的兇手被主流媒體打造成執政滿意度最高的市長，連自己究竟姓章、姓李還是姓蔣都弄不清楚的立法委員儼然以轉型正義的先鋒自居，怎麼一個「亂」字了得！

終身致力於追究納粹加害者的西蒙．維森塔爾在《劊子手就在我們中間》一書的結尾處，回憶了黨衛軍喜歡用嘲笑的口吻訓誡囚犯：

不管這場戰爭如何結束，我們都已經贏得了對你們的戰爭。你們沒人能活下來作證，就算有人能倖存，世界也不會相信他的話。歷史學家們可能會懷疑、討論和研究這些問題，但他們無法定論，因為我們會毀掉所有證據，連同你們一起。即使留下一些證據，即使你們有人能活下來，人們也會說，你們講述的事情太可怕了，讓人無法相信—他們會說這是盟軍的誇大宣傳。他們會相信我們。而我們會否認一切，包括你們。集中營的歷史將由我們來書寫。

這種可怕的情形部分在台灣發生了：龍應台的《大江大海》用文青式的煽情，誇大了某一部分人的痛苦，同時又掩蓋了更多人的苦難，這本書長期盤據暢銷書排行榜前列，薰陶出一種扭曲的閱讀品味、文化取向和歷史認知。白色恐怖時代台大哲學系事件受害者王曉波，後來成為國民黨御用文人，被馬英九政府任命為教育部課綱微調的檢核小組召集人，他公開表示：根據中共統計，蔣在大陸清黨就殺了四十幾萬人，「你台灣二二八家屬主張（受害罹難）兩萬人，兩萬人相對四十萬人，小case啊！」他的意思是說，要殺四十萬人才值得寫入史書，兩萬人可以忽略不計。這樣的人，不配稱為教授，只配稱為「叫獸」；不配稱為知識份子，甚至不配稱為「人」。必須認識到，國民黨跟納粹黨一樣壞，二二八是縮小版的納粹大屠殺，如此才能將國民黨掃入歷史的垃圾堆。

捍衛歷史、捍衛記憶，就是捍衛自由、捍衛尊嚴、捍衛未來。在此意義上，歷史何其有用、何其重要！所以，在完成《台灣民主地圖》系列之後，我繼續寫台灣的勇敢者們的故事。這些勇敢者們，無懼政治的激流、監獄的禁錮、子彈的呼嘯、媒體的抹黑以及大眾的疏離，展開了一場螞蟻對抗大象的不對等的戰鬥。我希望通過研讀他們的回憶錄、傳記、口述史等史料，找到「他們為何如此勇敢」的秘密。

是苦難讓他們勇敢無畏
納粹集中營倖存者、義大利猶太裔作家萊維在《被淹沒和被拯救的》一書中坦承，雖然自己以前是一位化學家，但在精神上是幼稚、無知、冷漠的，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普通的「知識人」，而他之所以成為「在一個坐標系中能夠實現最廣度的精神生活」的知識份子，「那正要歸功於集中營的經歷」。他經歷了苦難、目睹了真相，成為永不沉默的見證者、記錄者和講述者。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本人是集中營裡的歷史學家之一—「他們能夠以優秀歷史學家的謙卑，既考慮到集中營現象的複雜性，又記述其中千姿百態的人生命運。所以，這些歷史學家幾乎都是政治犯—因為集中營是一個政治現象。」

同樣的道理，在白色恐怖時代風聲鶴唳、動輒得咎的台灣島上，無論是作為優秀的醫師的蘇友鵬，還是作為英文教學開創者和教材作者及出版者的柯旗化，還有政治評論人傅正、政治學教授彭明敏、雜文作家柏楊等人，也都經歷了一段「監獄如同研究室」的厄運。他們成為景美監獄、綠島監獄或其他監獄的「新生」。英國神學家C．S．路易斯說過：「上帝在我們的歡樂裡輕聲細語，在我們的良知裡揚聲述說，但卻在我們的痛苦裡大聲吶喊：痛苦是上帝用來喚醒這個耳聾世界的麥克風。」儘管我們不必刻意去製造苦難乃至歌頌苦難，但苦難確實是生命中最好的老師，上帝通過苦難對勇敢者說話，上帝幫助你將苦難轉為為精神資源。「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牢獄之災使他們走出原有的專業圈子，百煉成鋼，水滴石穿，走向更波瀾壯闊的、為台灣追求民主自由的宏大事業。如果沒有苦難、沒有牢獄之災，他們之後的人生軌跡肯定不一樣。

我也特別注意到，在每一個政治犯、良心犯背後，都有與當事人同樣堅貞不屈的妻子、母親或女兒。魯迅在〈記念劉和珍君〉一文中，讚揚中國女性「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同樣，當我讀到王培五（張敏之遺孀）、阮美姝（阮朝日的女兒）、高陳雙適（陳炘的女兒）、夏君璐（殷海光的妻子）、唐香燕（陳忠信的妻子）、楊翠（楊逵的孫女、魏揚的母親）等人的傳記、訪談及著述時，也看到了「台灣好女人」巾幗不讓鬚眉的氣度與勇氣。她們既是政治犯家屬，也是她們自己—或在失去丈夫的淒風苦雨中含辛茹苦地拉扯大一堆嗷嗷待哺的孩子，或在失去父親的霜刀雪劍中堅韌地傳承家族的精神，或自己著書立說，或幫助其他處境更困難的受難者家屬，她們就像聖經中所說的「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火把，祂不吹滅」。

苦難打造了勇敢者，而自由需要勇敢者來捍衛。自由從來不是一帆風順、一勞永逸的，稍有倦怠和鬆懈，自由就會被居心叵測的人偷走，專制獨裁就會惡狠狠地捲土重來。太陽花學運好像就發生在昨天，而「韓流」來襲更是近在咫尺而讓人背脊發涼。如今發生在中國、香港、緬甸的人權災難，未嘗不會發生在台灣。爭取自由，可能需要數十年如一日、鐵杵磨成針的堅韌努力才能開花結果；然而，暴政復辟，或許就在轉瞬之間，讓人猝不及防。昔日擁抱「民主回歸」的香港人，會料到隨身攜帶一支鐳射筆，也會遭到逮捕並判刑入獄三個月？以為自由受美國憲法保障而固若金湯的美國人，會料到政府會利用中國肺炎病毒禁止教堂開門，卻任由夜總會車水馬龍？所以，重溫當年的勇敢者的苦難和抗爭，像當年的勇敢者那樣枕戈待旦，乃是「小確幸」和「小清新」時代的一門必修課。

是對家人、同胞和土地的愛讓他們勇敢無畏
沒有人天生就是勇敢者。

德國抵抗運動中首屈一指的外交政策思想家、威瑪共和國時代曾任駐外大使的烏爾里希．馮．哈塞爾，看到納粹吞噬深愛的同胞、荼毒深愛的家園，毅然決定參與抵抗運動。

「不能等車子掉進深淵才去剎車，而要事先跳上馭手的座位—這就是我們的責任，雖然無光榮可言，而且救國的希望也很渺茫。」

預定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舉事，後因事跡敗露而未能發動。幾天之後，蓋世太保闖入哈塞爾的辦公室。他事先已知悉，端坐在寫字台前恭候多時。九月八日，在被處決前幾分鐘，他在給妻子的絕命書中匆匆寫道：「在這個時刻，我要對上帝和你致以衷心的感謝。你彷彿就在身邊，是你賜予我安寧和力量。我懷著這樣的思想，因而抵消了因離開你和孩子所造成的創傷。上帝會使我們的靈魂異日相逢一處。但你現在要活在世上！這是我一切安慰所在，要為孩子們的未來盡心。你要堅強，要勇敢，要像昂首屹立的巨岩。」不同國族的獨裁者如此相似，不同國族的抗爭者也是如此相似—在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受刑人和死難者中，亦有諸多類似的家書或絕筆，催人淚下，更讓人怒髮衝冠、長歌當哭。

張敏之、陳炘、阮朝日等人連絕筆都未能留下。他們的挺身而出、捨生取義，是因著對家人、同胞、土地和真理的愛，方捨生忘死、生死不渝。張敏之在危險降臨之前，原本可以拋下學生，從澎湖到台灣，謀求一個優渥的教職，他卻選擇留下，阻止軍方將學生抓作壯丁。陳炘身患痢疾，本可不必出面調停二二八紛爭，他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陳儀面前據理力爭。他們愛家人，愛學生，愛員工，愛同胞，即便明知軍頭、特務和暴君都是嗜血的惡魔，也以最大的善意與勇氣與之周旋。他們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只想充當扛起閘門的人，即便被閘門壓倒，壓得粉身碎骨，也要盡力救人，能多救一個是一個，用聖奧古斯丁的話來說就是：「他們不想為生命而捨棄真理，他們以死而為真理生。」

勇敢當然不是一場燈火璀璨的「秀」，勇敢需要付出不菲的代價，勇敢者很多時候是「雖千萬人，吾往矣」，有時是千夫所指，有時甚至是家破人亡：吳國楨當上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省主席，只要對蔣介石唯命是從，必可垂拱而治，但他偏偏要為民請命，那成了蔣家王朝的攔路石；傅正原本是蔣經國的文宣幹部和手下愛將，前程似錦，卻因為看到國民黨一錯再錯，忍不住當了吹哨人，遂成階下囚；彭明敏早已名列國民黨「十大傑出青年」的紅榜，榮華富貴，唾手可得，卻為了台灣的自由與獨立，與國民黨一刀兩斷。吳濁流自比台灣連翹，楊逵在東海花園種植太陽花，韋政通如一塊發光的孤炭，李永熾在漏雨的研究室「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他們走的是一條「少有人走的路」，柳暗花明，峰迴路轉，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他們不需要掌聲，不需要鮮花，不需要財富，也不需要權力，縱然是「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他們的人生依舊如許精彩。

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著愛與公義的緣故。在講求功利主義的華人文化中，或許人們會嘲諷說，「愛與公義又不能當飯吃」，他們的做法也不符合投資和受益的經濟學原理。但對於這些勇敢者來說，愛與公義就是他們生命中的磐石。

是基督信仰讓他們勇敢無畏
安提阿的聖依納爵在為主殉道前寫下了七封書信，是研究早期基督教的珍貴史料。他最有名的一句話是：「我是基督的麥粒。野獸之牙要把我磨碎，這樣我才會變成每日的糧食。」後世效法他為真理獻身的基督徒不絕於縷。

德國哲學家阿爾弗雷德．戴爾普一直用基督信仰來抵抗納粹意識形態。這位年輕的耶穌會會士曾是《時代之聲》雜誌撰稿人，他孜孜不倦地寫作，為在公眾生活中重建上帝秩序奮鬥不息。在雜誌遭到查封後，他又以傳道為名到慕尼黑—鮑根豪森教堂宣揚其主張—致力於瓦解現政權，而以基督精神重建未來的德國。他被捕後，經受了漫長的酷刑虐待，然後遭到處決。他在給教會會友的絕命書中寫道：「我無意用貶低塵世生命的做法去聊以自慰。說真的，我還想活下去，還想再幹些事情，想向人們宣布我新近發現的價值。可現在，情況為之一變，上帝讓我保持力量，以適應祂的意志。」他在監獄中悄悄私自舉行聖禮，經過禱告，得到了上帝的回答：「無論如何，我要在內心相應地捨棄自我……我盡力做到這樣，起碼要作為一粒飽滿的穀粒落入土中，落到上帝之手。」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日，戴爾普在普勒岑湖被處以絞刑。在趕赴刑場的路上，他仍在向監獄神父打聽前線的戰況。神父一言不發，他卻說：「半小時後，我比您知道的還要多！」這就是信仰的力量。

在我所寫的這些勇敢的台灣人中，有接近半數的人是虔誠的基督徒，這個比例遠大於基督徒在台灣總人口中所佔之比例（百分之五）。可見，台灣的基督徒並未辜負作為「光明之子」的榮耀身分。蘇友鵬、柯旗化、彭明敏、柏楊、吳國楨、李登輝、王培五、陳炘與女兒高陳雙適、殷海光與妻子夏君璐、夏道平……他們或是生於與基督教有深厚淵源的家族，從小耳濡目染，早已受洗歸主；或是到了生命的最後時刻，才作出丹麥哲學家祁克果所說的「信心的跳躍」，放棄對自我與理性的執迷，全身心地投入耶穌基督的懷抱。他們在生命的不同階段、不同時刻，被上帝揀選，無論如何，條條大路通往耶穌基督。

他們都是平信徒，不是神學家，深入闡釋信仰的文字並不多，但他們的信仰樸素單純、「又真又活」。他們的生命就是他們的見證，因愛神而更加愛人，因認罪悔改而重生得救。他們的生命因為與耶穌基督之間的連結，而在耶穌基督裡有了大平安，那是世上所有的苦難都奪不走的大平安。

在信仰似乎不再需要付出代價的今天，人們將信仰當作飯後小甜點，星期日去教堂參加禮拜如同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獲取精神按摩和心理諮詢—給教會的奉獻可比給心理醫生的費用節省多了。於是，為了迎合聽眾，牧師在講台上很少講「背起十字架來跟從主」這樣「不討喜」的真理，而熱衷於傳播虛假的平安和儒家式的道德教誨，如聖經中所說：「他們輕輕忽忽地醫治我百姓的損傷，說：平安了！平安了！其實沒有平安。」此時此刻，人們尤其需要回到那個外在環境「不平安」的時代，看那些心中有真平安的前輩基督徒是怎樣按照聖經教導來生活的。他們的信仰是一份與上帝簽訂的聖約，是不摻水的、不打折扣的。是基督信仰讓他們勇敢無畏，是基督信仰讓他們的生命被照亮並將這亮光傳遞給後人。

台灣何其幸運，有這樣一群勇敢者，他們像摩西帶領猶太人出埃及、過紅海一樣，帶領台灣人「出中國」，並「因真理、得自由」。

我在這裡分享勇敢者的故事，期盼更多的讀者從這些故事中汲取力量，進而書寫自己的故事。

本書之寫作得到台灣民主基金會的資助，特此致謝。

歷史有沒有用？學歷史的人都是廢柴嗎？

近日，有一則台灣新聞報導說，一位彰化鄉下二林高中的滿分狀元，當年寧為雞首棄建中，如今穩上台大。

很多人一看台大，就眼睛發亮；但接著一看這位學生上的是歷史系，立即就對其冷嘲熱諷起來。有人說：「讀歷史系？要是我是他老爸就把他打死。真不為未來著想。」有人說：「台大歷史？厲害了。」有人說：「74級想要進台大醫是做夢嗎？75還不一定能進台大醫。讀歷史系在系上比較無壓力。如果進電機系，碰到真正的高手，無法抗壓，挫折感可能讓你鬱鬱寡歡。」

這些議論足以顯露台灣社會的「淺...

推薦序：在閱讀中清醒！／宋澤萊
推薦序：團結　勇氣　自由—台灣的立國基石／戴寶村
自序：他們的勇氣從何而來？

第一卷 以監獄為書齋
十年生死兩茫茫—龔昭勲《死亡行軍：蘇友鵬醫師的一生》
將監獄島變成自由島—柯旗化《台灣監獄島》
一生清流，兩度組黨，三次超越—蘇瑞鏘《超越黨籍、省籍與國籍：傅正與戰後台灣民主運動》
獨臂人嚇壞蔣介石、毛澤東與尼克森—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
唯有打破醬缸，才能贏得自由—柏楊《這個島，這個人：柏楊人權感恩之旅》
筆桿子能打敗槍桿子嗎？—張俊宏《和平中立的台灣》

第二卷 先知寂寞前行
孤身對抗警察國家的「民主先生」—殷惠敏《誰怕吳國楨？》
不是反對派的反對派—吳三連口述、吳豐山撰記《吳三連回憶錄》
從共產黨到台灣人的精神蛻變—史明口述訪談小組《穿越紅潮：史明口述史第一冊》
如果首位民選的台灣人總統是康寧祥？—康寧祥《台灣，打拼：康寧祥回憶錄》
輕舟已過萬重山—李登輝唯一受訪、鄒景雯採訪記錄《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
欲破黨禁，先破報禁—台大新聞研究所《黑夜中尋找星星：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

第三卷 巾幗不讓鬚眉
你用信望愛來勝過暴政—呂培苓《一甲子的未亡人：王培五與她的六個子女》
二二八的女兒如永不凋謝的花—阮美姝《孤寂煎熬四十五年》
尋找父親，尋找夸父逐日般的台灣魂—高陳雙適口述、許月梅撰文《靜待黎明》
他們的愛情「大水不能淹沒、大火不能燒盡」—殷海光、夏君璐《殷海光．夏君璐書信錄》
美麗島上，有一群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唐香燕《長歌行過美麗島：寫給年輕的你》
「太陽花」母親的愛與痛—楊翠《壓不扁的玫瑰：一位母親的三一八運動事件薄》

第四卷 書齋宛如戰場
沒有自由經濟，就沒有民主政治—夏道平《我在〈自由中國〉》、《自由經濟的思路》
從亞細亞孤兒到頂天立地的現代公民—吳濁流《無花果：台灣七十年的回憶》
一塊可以發光的孤炭—韋政通《異端的勇氣》
用愛和微笑來征服荒涼的時間—許雪姬等《奔流：林瑞明教授訪問紀錄》
荷戟獨彷徨的新學者與舊武士—葉啟政口述、何榮幸執筆《躓頓彳亍七十年：恰似末代武士的一生》
被邊緣化的悲哀和自我邊緣化的自由—李永熾口述、李衣雲撰寫《邊緣的自由人：一個歷史學者的抉擇》

推薦序：在閱讀中清醒！／宋澤萊
推薦序：團結　勇氣　自由—台灣的立國基石／戴寶村
自序：他們的勇氣從何而來？

第一卷 以監獄為書齋
十年生死兩茫茫—龔昭勲《死亡行軍：蘇友鵬醫師的一生》
將監獄島變成自由島—柯旗化《台灣監獄島》
一生清流，兩度組黨，三次超越—蘇瑞鏘《超越黨籍、省籍與國籍：傅正與戰後台灣民主運動》
獨臂人嚇壞蔣介石、毛澤東與尼克森—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
唯有打破醬缸，才能贏得自由—柏楊《這個島，這個人：柏楊人權感恩之旅》
筆桿子能打敗槍桿子嗎？—張俊宏《和平中立的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