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棒的一本書。本書打破教育上對於科技與人文學科錯誤的二分法,不僅說明兩者能夠並存,同時也揭示若兩者不共存,更是危險。」 ──比爾・奧萊(Bill Aulet)/麻省理工學院馬丁創業中心(Martin Trust Center for MIT Entrepreneurship)董事總經理、《MIT黃金創業課:做對24步,系統性打造成功企業》(Disciplined Entrepreneurship)作者
就在科技把機器變得更聰明,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逐步占據人類生活,蒐集和分析我們生活裡的各種數據資料,從人類行為中挖出更多新發現之際,審慎思考該如何打造新產品服務來提升人類生活以及社區、職場和政府的本質,就成了關鍵課題。若能一針見血,戳中人性需求並配合人類的才能,以此為著眼點所開發出來的產品服務,必定擁有獨特的競爭優勢。
在抨擊人文學科的聲浪當中,有不少人誤以為文科生跟那些鑽研STEM學科的學生比起來就是不夠嚴謹,再來就是文科生不但「弱」又很不科學,而STEM領域出身的學生學的才是正宗科學方法。事實上,人文學科傳授了很多嚴謹的探究與分析方法,比方說密切觀察及訪談方式等等,但挺硬科學的那一派未必懂得欣賞。人文領域當中也有不少學科早就融入了科學方法,以及其他以資料為取向的科學探究和問題解決途徑。以發展經濟學為例,學生必須學習如何進行隨機控制實驗來檢測政策介入,其嚴謹程度就不亞於臨床醫療實驗,而率先在此領域耕耘的包括MIT貧窮行動實驗室(Poverty Action Lab)和耶魯大學扶貧運動創新組織(Innovations for Poverty Action)這類團體。
社會學家製作出精密的社會網絡數學模型。歷史學家蒐集數百年來有關家庭支出、結婚與離婚率以及世界貿易的龐大資料,再用這些資料做統計分析,辨識其中的趨勢並找出某些現象的背後成因。多虧了語言學家開發出高科技語言進化模式,使自然語言處理這門技術的發展往前邁進一大步,帶動自動化快速進展,讓電腦能夠化身為Siri和Alexa,用精準又有個性的方式進行溝通。創投資本家維諾德‧柯斯拉2016年在部落格發布平台Medium上發表一篇名為〈學生主修人文學科是大錯特錯嗎?〉(Is Majoring in Liberal Arts a Mistake for Students?)的文章,這篇文章後來廣為流傳。他在文中宣稱,人文教育限制了「你的思考維度,原因就出在你對數學模型所知甚少⋯⋯又沒有統計方面的概念」,想來他忽略了人文學科的主修生其實在這些探究方法上受過廣泛的訓練。
另外,沒學過量化分析方法的文科生就等同於沒有「硬」技能或相關能力這種謬論,也必須加以破除。為此我們得回頭探討芮德‧札卡瑞亞(Fareed Zakaria)等眾多人士對人文教育所傳授的思考、探究、問題解決及溝通這些基本方法所提出的論據。這些技能的養成之所以被誤以為不夠嚴謹,其癥結點之一有可能是曲解了人文科目,以為這些學科都很冷僻或過於深奧。譬如批評者就很愛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記者查爾斯‧麥格拉斯(Charles McGrath)所謂「擅長解讀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克羅地亞民族歌舞中暗藏之情慾」、那些「舌粲蓮花」的學生,來形容文科生。我父親以前常告誡我和姐姐,念「可有可無」的學系會有什麼下場,幸好我們姊弟倆改選比較文學和政治科學。事實上,人文教育有一個特色,就是即使並非必要,也會鼓勵學生修習各類型的科目,不管是以必修的基本科目形式,要求每位學生都要修習,或是較為常見的做法,透過選修方式來補強學生的主修。
專業科目是人文學科研究所的特色,並不是大學部的重點。這種批評有一個很諷刺的地方,那就是專業科目在STEM領域反而成了問題,因為很多科系由於課程量太重,導致學生沒有餘裕去滿足自己更廣泛的求知慾或單純的好奇心。此外,電腦科學課程所栽培出來的新鮮人濫竽充數,對現今一名能幹的工程師應該要掌握的程式語言其實並不拿手。開發產品所必備的程式語言變化得非常快,這些沒辦法掌握程式語言的畢業生,往往需要另外接受線上培訓課程。事實上,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科學系的札克‧西姆斯(Zach Sims),之所以會共同創辦編程學院(Codecademy),提供線上編程課程,正是因為傳統課程在程式語言方面很失敗。「我們發現,主修電腦科學的學生是很出色,但未必是出色的程式設計師,所以我們早先在訪談哈佛和MIT的學生時,就發現他們可能不是馬上就能上手的程式設計師。」他在2013年表示。俄亥俄州前伍斯特學院院長,同時也是獨立院校理事會(The Council of Independent Colleges)資深理事喬治亞‧紐珍(Georgia Nugent),在《快速企業》雜誌(Fast Company)一篇名為〈為何一流的科技公司執行長僱用文科畢業生〉(Why Top Tech CEOs Want Employees with Liberal Arts Degrees)的文章中指出,科技日新月異,商業需求也隨之產生無法預測的變化,「最諷刺的是,周遭形勢亦趨複雜,我們卻鼓勵年輕人專心在某個一技之長上好好下功夫。我們對年輕人諄諄教誨,告訴他們人生就是一條筆直向前的路,這根本是在害他們。人文教育依然切身重要,原因就在於這些學科把學生栽培得更靈活,使學生有能力適應不斷變遷的環境。」想在這個快速變遷的世界開拓新領域,需要尤甚於以往的反應力、創造力和好奇心。
就在科技把機器變得更聰明,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逐步占據人類生活,蒐集和分析我們生活裡的各種數據資料,從人類行為中挖出更多新發現之際,審慎思考該如何打造新產品服務來提升人類生活以及社區、職場和政府的本質,就成了關鍵課題。若能一針見血,戳中人性需求並配合人類的才能,以此為著眼點所開發出來的產品服務,必定擁有獨特的競爭優勢。
我相信一個好的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跟注重「理性分析」的分析式思考(analytical thinking)不同,必須「感性分析」,以人為本,透過從人的需求出發來解決問題,透過「了解」、「發想」、「構思」、「執行」的過程,「同理心」、「需求定義」、「創意動腦」、「製作原型」、「實際測試」的步驟,創造出更多的可能性,所以在NGO工作的領域,無論再小的社區計畫,我也都希望能夠努力把設計思考的概念融入、用科學的方法來執行。 每當我騎在竹子腳踏車上的時候,心裡就會閃過賈伯斯(Steve Jobs)的一句話:「電腦是人類心智的腳踏車」(A computer…… is the equivalent of a bicycle for our minds.)。在這個網路被認為是「資訊高速公路」(information highway)的時代,竟然把電腦形容成寒愴的腳踏車,實在是大不敬,也難怪沒有多少人知道賈伯斯說過這句話。
「極棒的一本書。本書打破教育上對於科技與人文學科錯誤的二分法,不僅說明兩者能夠並存,同時也揭示若兩者不共存,更是危險。」 ──比爾・奧萊(Bill Aulet)/麻省理工學院馬丁創業中心(Martin Trust Center for MIT Entrepreneurship)董事總經理、《MIT黃金創業課:做對24步,系統性打造成功企業》(Disciplined Entrepreneurship)作者
就在科技把機器變得更聰明,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逐步占據人類生活,蒐集和分析我們生活裡的各種數據資料,從人類行為中挖出更多新發現之際,審慎思考該如何打造新產品服務來提升人類生活以及社區、職場和政府的本質,就成了關鍵課題。若能一針見血,戳中人性需求並配合人類的才能,以此為著眼點所開發出來的產品服務,必定擁有獨特的競爭優勢。
在抨擊人文學科的聲浪當中,有不少人誤以為文科生跟那些鑽研STEM學科的學生比起來就是不夠嚴謹,再來就是文科生不但「弱」又很不科學,而STEM領域出身的學生學的才是正宗科學方法。事實上,人文學科傳授了很多嚴謹的探究與分析方法,比方說密切觀察及訪談方式等等,但挺硬科學的那一派未必懂得欣賞。人文領域當中也有不少學科早就融入了科學方法,以及其他以資料為取向的科學探究和問題解決途徑。以發展經濟學為例,學生必須學習如何進行隨機控制實驗來檢測政策介入,其嚴謹程度就不亞於臨床醫療實驗,而率先在此領域耕耘的包括MIT貧窮行動實驗室(Poverty Action Lab)和耶魯大學扶貧運動創新組織(Innovations for Poverty Action)這類團體。
社會學家製作出精密的社會網絡數學模型。歷史學家蒐集數百年來有關家庭支出、結婚與離婚率以及世界貿易的龐大資料,再用這些資料做統計分析,辨識其中的趨勢並找出某些現象的背後成因。多虧了語言學家開發出高科技語言進化模式,使自然語言處理這門技術的發展往前邁進一大步,帶動自動化快速進展,讓電腦能夠化身為Siri和Alexa,用精準又有個性的方式進行溝通。創投資本家維諾德‧柯斯拉2016年在部落格發布平台Medium上發表一篇名為〈學生主修人文學科是大錯特錯嗎?〉(Is Majoring in Liberal Arts a Mistake for Students?)的文章,這篇文章後來廣為流傳。他在文中宣稱,人文教育限制了「你的思考維度,原因就出在你對數學模型所知甚少⋯⋯又沒有統計方面的概念」,想來他忽略了人文學科的主修生其實在這些探究方法上受過廣泛的訓練。
另外,沒學過量化分析方法的文科生就等同於沒有「硬」技能或相關能力這種謬論,也必須加以破除。為此我們得回頭探討芮德‧札卡瑞亞(Fareed Zakaria)等眾多人士對人文教育所傳授的思考、探究、問題解決及溝通這些基本方法所提出的論據。這些技能的養成之所以被誤以為不夠嚴謹,其癥結點之一有可能是曲解了人文科目,以為這些學科都很冷僻或過於深奧。譬如批評者就很愛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記者查爾斯‧麥格拉斯(Charles McGrath)所謂「擅長解讀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克羅地亞民族歌舞中暗藏之情慾」、那些「舌粲蓮花」的學生,來形容文科生。我父親以前常告誡我和姐姐,念「可有可無」的學系會有什麼下場,幸好我們姊弟倆改選比較文學和政治科學。事實上,人文教育有一個特色,就是即使並非必要,也會鼓勵學生修習各類型的科目,不管是以必修的基本科目形式,要求每位學生都要修習,或是較為常見的做法,透過選修方式來補強學生的主修。
專業科目是人文學科研究所的特色,並不是大學部的重點。這種批評有一個很諷刺的地方,那就是專業科目在STEM領域反而成了問題,因為很多科系由於課程量太重,導致學生沒有餘裕去滿足自己更廣泛的求知慾或單純的好奇心。此外,電腦科學課程所栽培出來的新鮮人濫竽充數,對現今一名能幹的工程師應該要掌握的程式語言其實並不拿手。開發產品所必備的程式語言變化得非常快,這些沒辦法掌握程式語言的畢業生,往往需要另外接受線上培訓課程。事實上,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科學系的札克‧西姆斯(Zach Sims),之所以會共同創辦編程學院(Codecademy),提供線上編程課程,正是因為傳統課程在程式語言方面很失敗。「我們發現,主修電腦科學的學生是很出色,但未必是出色的程式設計師,所以我們早先在訪談哈佛和MIT的學生時,就發現他們可能不是馬上就能上手的程式設計師。」他在2013年表示。俄亥俄州前伍斯特學院院長,同時也是獨立院校理事會(The Council of Independent Colleges)資深理事喬治亞‧紐珍(Georgia Nugent),在《快速企業》雜誌(Fast Company)一篇名為〈為何一流的科技公司執行長僱用文科畢業生〉(Why Top Tech CEOs Want Employees with Liberal Arts Degrees)的文章中指出,科技日新月異,商業需求也隨之產生無法預測的變化,「最諷刺的是,周遭形勢亦趨複雜,我們卻鼓勵年輕人專心在某個一技之長上好好下功夫。我們對年輕人諄諄教誨,告訴他們人生就是一條筆直向前的路,這根本是在害他們。人文教育依然切身重要,原因就在於這些學科把學生栽培得更靈活,使學生有能力適應不斷變遷的環境。」想在這個快速變遷的世界開拓新領域,需要尤甚於以往的反應力、創造力和好奇心。
就在科技把機器變得更聰明,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逐步占據人類生活,蒐集和分析我們生活裡的各種數據資料,從人類行為中挖出更多新發現之際,審慎思考該如何打造新產品服務來提升人類生活以及社區、職場和政府的本質,就成了關鍵課題。若能一針見血,戳中人性需求並配合人類的才能,以此為著眼點所開發出來的產品服務,必定擁有獨特的競爭優勢。
我相信一個好的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跟注重「理性分析」的分析式思考(analytical thinking)不同,必須「感性分析」,以人為本,透過從人的需求出發來解決問題,透過「了解」、「發想」、「構思」、「執行」的過程,「同理心」、「需求定義」、「創意動腦」、「製作原型」、「實際測試」的步驟,創造出更多的可能性,所以在NGO工作的領域,無論再小的社區計畫,我也都希望能夠努力把設計思考的概念融入、用科學的方法來執行。 每當我騎在竹子腳踏車上的時候,心裡就會閃過賈伯斯(Steve Jobs)的一句話:「電腦是人類心智的腳踏車」(A computer…… is the equivalent of a bicycle for our minds.)。在這個網路被認為是「資訊高速公路」(information highway)的時代,竟然把電腦形容成寒愴的腳踏車,實在是大不敬,也難怪沒有多少人知道賈伯斯說過這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