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聞道在蜀郡
一、李約瑟的李莊之行
陳寅恪與李莊失之交臂，標誌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由盛轉衰。當年史語所的主將趙元任，早在昆明時期就棄所而去，跑到美國任教於夏威夷大學，後轉耶魯與哈佛大學任教，從此再也沒有與戰火熊熊的祖國同呼吸、共命運。史語所在李莊的另外幾員大將如梁思永仍重病在身，只能躺在病榻上做一點力所能及的工作。李濟的主要精力仍放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李方桂也已離開李莊到成都燕京大學任教，凌純聲不久即到重慶教育部蒙藏司做了司長，只有董作賓、吳定良、芮逸夫、石璋如等幾位元老還在李莊板栗坳這座孤獨的「山寨」裡艱難度日。面對日漸冷清且有些悲涼的境地，大家仍苦撐待變。正如石璋如所說：「留下的幾個人不管如何，依舊規矩工作。」
就在學者們於貧困、寂寞中，蟄伏在山坳裡默默做著案頭工作時，一位高個頭、大鼻
子、藍眼睛的老外，來到了李莊，使揚子江頭落寞的古鎮掀起了略帶鹹澀味的微波。這個老外便是後來以《中國科學技術史》在中國學術界廣為人知的英國劍橋大學教授、科技史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
如大多數事業有成的人物留下的傳記所述，在愛爾蘭成長起來的李約瑟，也屬於聰明好學之士，一九二二年畢業於劍橋大學，一九二四年獲該校哲學博士學位。後來，李約瑟更以研究生物化學聲名鵲起，三十七歲當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其曾經轟動一時的生物化學與胚胎學方面的成名著作《化學胚胎學》、《生物化學與形態發生》，均在他四十歲之前問世。
可能與人的性格或天性有關，據李約瑟自己介紹，求學時代的他有一天突然鬼使神差般對科學史發生了濃厚興趣，後又把目光漸漸移向東方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一九二二年夏天，剛從劍橋大學岡維爾──基茲學院畢業不久的李約瑟，無意中讀到一位中國留美學生用英文在《國際倫理學雜誌》發表的一篇論文〈為什麼中國沒有科學──對中國哲學的歷史及其後果的一種解釋〉。文中認為中國之所以沒有科學，「是因為按照她自己的價值標準，她毫不需要」。作者感慨道：「依我看來，如果中國人遵循墨子善即有用的思想，或是遵循荀子制天而不頌天的思想，那早就產生了科學。」
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後來任教清華、西南聯大、北大，並在「文革」期間跟在江青高翹的屁股後面一度呼風喚雨的馮友蘭。當年的李約瑟讀罷這篇奇文，於驚奇不解中生發出一系列感慨：許多年來，自以為高等民族的西方人對中國文明的無知、蔑視與偏見，以霸道甚至是渾蛋的邏輯搞出的所謂「歐洲文明中心論」與「中國文明西來說」等一系列偽學說，對中華民族和中國人已是極端的不公正和羞辱了，難道連中國人自己都不承認中國有過科學？！該文闡述的觀點與自輕賤的「小賤人」做派，對李氏的精神產生了極大刺激，文章的作者馮友蘭的大名，也一併長久地積存於他的記憶之中。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中國的淞滬抗戰最為悲情壯烈之時，三位中國留學生來到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門下拜師學藝，分別是燕京大學的沈詩章、金陵大學的王應睞和上海雷士德醫學研究所一位南京藥商的女兒魯桂珍。三位黃皮膚的年輕人不僅給李約瑟帶來了中國的傳統文化，還給他帶來了對中國古代文明的堅定信念。這位大鼻子、藍眼睛的「夷人」，於人生中途突然轉向了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與研究，而這一抉擇，與他和中國學生，特別是早年畢業於金陵女子大學理學院、時年三十三歲的魯桂珍相遇有極大關係。對於李、魯建立的友愛之情，李約瑟本人曾在多種場合坦誠地表示過，魯桂珍晚年也同樣不謙虛地「笑納」了。比魯桂珍大三歲的李約瑟，先是愛慕魯的美貌和她一顰一笑所展現的典型東方大家閨秀的風韻，連帶地引發了他熱愛中國文化的強大衝動與興致。而對中國文化強烈的喜愛，又促使李約瑟提出並思考一系列問題，正如他在後來的回憶文章中所言：「我對他們的了解越深，我與他們的思想就越相接近，這就導致我尖銳地提出一問題：為什麼在西元一至十五世紀的漫長歲月裡，中國在科學技術方面比西方更為有效並遙遙領先？中國究竟有哪些科技成就及其貢獻？為什麼中國的傳統科學一直處於原始的經驗主義階段，而沒能自發地產生近代科學及隨之而來的工業革命？」──這一連串的疑問，就是後來世人津津樂道的「李約瑟難題」（Needham Puzzle）的雛形。
既然疑問占據了李約瑟追求真理與科學精神的心靈，就要設法去解答、破譯，於是，李約瑟自內心深處發生了信仰上的皈依（conversion）。對此，李氏說道：「我深思熟慮地用了這個詞，因為頗有點像聖保羅在去大馬士革的路上發生的皈依那樣……命運使我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國文化價值和中國文明這方面來。」
《聖經》上說，猶太教徒掃羅在前往大馬士革的途中，忽然被一束強光罩住，並受到耶穌的責備。此後，掃羅反省了三天三夜，耶穌派了亞拿尼亞去看望掃羅。從此掃羅皈依了耶穌，並改名保羅，成為耶穌直接挑選的使徒。李約瑟形容自己的這種轉變「頗有點像聖保羅在去大馬士革的路上發生的皈依那樣」墜入中華文化的「愛河」，「對漢語、漢文、漢字和自古以來傳播於中國的思想，產生了激情。它們把我引入了一個我以往一無所知的新天地」。正是這一思想和學術價值觀的轉變，使三十七歲的李約瑟開始向魯桂珍和劍橋另一位著名漢學家古斯塔夫．哈隆（Gustav Haloun）發憤學習漢語，並渴望在有生之年破譯這個「李約瑟難題」。當魯桂珍即將畢業離開劍橋時，李約瑟與她合寫了第一篇中國科學史論文，並相約：今後決心要在這方面做出一番事業，猶如羅馬國會上主張「迦太基不滅，我們就要被滅亡」的誓言一樣。
此時的李約瑟立志要寫出的是「一冊過去西洋文獻中曠古未見的關於中國文化中的科學、技術和醫藥的歷史專書」，並通過這部著作，解開這個令人困惑的難題──這就是後來震動世界，由最初的一冊而延伸到三十多卷冊的皇皇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得以問世的胚芽。
一九四二年秋，英國政府在二次世界大戰最為重要的轉折時刻，決定派遣一批著名科學家與學者赴中國考察訪問並給予人道主義援助。作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兼及初通中文，並對東方文明懷有濃厚興趣的李約瑟有幸被選中，他與牛津大學的希臘文教授E. R. 多茲（E. R. Dodds，又譯為道茲或陶德斯）組成英國文化科學使團，前往中國。一九四三年三月，李約瑟與幾位同事從印度加爾各答經中國與外界相連的唯一通道──著名的「駝峰」航線，飛越喜馬拉雅山，進入雲南昆明，自此開始了長達四年的在華考察生涯。
在昆明逗留期間，李約瑟訪問了西南聯合大學與中央研究院在昆明的天文、化學和工程研究所，並為這幾家機構輸送了部分圖書、儀器等緊缺物品。
三月二十一日，李約瑟一行由昆明飛往重慶。翌日一早，前往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拜訪總幹事葉企孫，討論戰後中國與歐洲科學合作事宜。其後與當時正在重慶的國民政府政治、科學、教育、文化界大員吳鐵城、陳立夫、王世杰、翁文灝、張道藩、蔣廷黻、蔣夢麟、朱家驊、梅貽琦等人分別做了晤談。受朱家驊聘請，李約瑟與E. R. 多茲出任中央研究院通訊研究員。在英國駐華大使西摩的理解和支持下，這年六月，通過中英政府的共同努力，在重慶
成立了中英科學合作館，李約瑟出任館長，辦公地點設在英國駐華使館一側的平房內，人員由六位英國科學家和十位中國科學家組成。
就在這個機構組建時，李約瑟因對昆明和重慶幾所大學與研究所的訪問，越發感到中國古代文明博大精深，埋藏在心中的陳年舊夢開始復甦，他找到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陳立夫，陳述自己除承擔的中英文化交流工作，還有一個研究中國古代科學的計畫，擬在自己最感興趣的中國古代科技成就、科學思想及其人類文化史上的價值方面，做深刻比較、研究，寫一部專著，名為《中國的科學和文化》（南按：即後來的《中國科學技術史》）。陳立夫聽罷，「以其所志正獲吾心」，當即表示讚賞與支持，並鼓勵道：「這個計畫非常好，這本書由你寫比我們寫好，因為你不是中國人，由一個非中國人來談中國事物所編寫的書必然有更大的價值。」
為配合李約瑟這一工作計畫，陳立夫許諾政府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給予全力支持。出於對這位外國學者所立志向的敬重，陳立夫還當場贈給李約瑟前後《漢書》各一部。事隔四十二年，李約瑟訪問臺灣時，還未忘記就贈書一事再次當面向陳氏道謝。
李約瑟的研究計畫，曾遭到部分在華外國集團勢力反對，其中反對最激烈的就是當時在重慶的美國國務院文化關係司對華關係處官員、後來成為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的費正清。據費氏回憶，他當時「曾和李約瑟就他對中國科學技術的研究計畫進行過激烈的爭論」。
這個爭論一直持續到後來在羅馬召開的第十二屆歷史學家代表大會。不過當時的李約瑟並沒有把這個政客學者費正清放在眼裡，更不顧及費正清無休止的囉唆與胡言亂語，外加行動上的為難與阻撓。既然決心已定，又有中國政府要員如陳立夫、朱家驊、翁文灝等名流大腕強力支持，一個小小的美國文化官僚與政客費正清又何足懼哉？李約瑟決定立即行動起來，向自己的既定目標奮進。一九四三年初夏，李約瑟帶上助手，開始了中國西南地區的考察，從而有了與中國科學、教育界人士接觸交流的機緣。
李約瑟一行到達成都不久，正逢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哲學系教授馮友蘭受邀在成都華西壩幾家大學講演。在一次演講中，馮友蘭聲稱：道教是世界上迄今所知道的唯一不極度反對科學的自然神祕主義云云。當時李約瑟正與助手坐在來賓席上靜心聆聽，面對馮友蘭的面孔與聲調，李約瑟忽然記起這個呈慷慨激昂狀的人，就是二十年前在《國際倫理學雜誌》上公開放言中國沒有科學的那位中國留學生馮某，遂當場產生輕視之意，對其學說不以為然。這個時候的李約瑟已經開始認識到，真實的中國道教文化與馮氏所言恰恰相反，道教是非常贊同科學的，可以說是科學的啟蒙老師。
五月三日下午，藉華西協和大學邀請演講的機會，李約瑟於該校體育館以「科學與社會」為題做了演講，並針對馮友蘭的學說特別提出：「科學是人和人的合作，以及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而累積起來的結果。全世界的各民族，都曾對科學有所貢獻。在遠古時代，埃及、巴比倫、中國和許多地中海國家，都對數學、天文、醫藥、化學及地質有過貢獻。在這些科學中，古代中國對煉丹術及在工程方面貢獻特別偉大。」按李氏的說法，「煉丹術」這個名詞就發源於中國。當時尚在成都的馮友蘭是否前往聽講不得而知，但從翌日《中央日報》引用一個學生的筆記所做的報導看，這個夾帶著對馮氏學說反擊的演講頗受聽眾歡迎，以至於當李約瑟「結束他的演說後很久，似乎還有餘音繞梁之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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