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若要討論國家是什麼，我想從國家起源論來思考台灣的實況。全世界沒有比台灣更具魅力的典型了。」
作家司馬遼太郎（本名福田定一）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台灣紀行》（朝日新聞社）中，以這樣的文字來描述台灣。「魅力」這個詞，是司馬先生才會有的精采表現方式，的確，日本人在思考「國家是什麼」這個問題時，應該找不到比台灣更重要的存在。
台灣既是親近的鄰居，也是使人懷念的親族，甚至如同血親；另一方面，又是讓日本人感到痛心的存在。曾屬「同國」共同生活五十年，但戰後台灣卻不得不在嚴酷的國際情勢中被孤立，總不被當成「國家」對待。這般台灣的近現代史，日本與日本人都曾參與甚深，並需負上相當責任。
李登輝先生在日治時期的一九二三（大正十二）年一月十五日出生於台灣，先後就讀舊制台北高等學校、京都帝國大學（現改制為京都大學），為農業經濟學家；在諸多偶然中成為國家元首，將戰後處於獨裁政權的台灣提升為民主國家。
李登輝先生將右手高舉至頭，用日語說著：「我到二十二歲為止都是日本人！」當然，李登輝先生所說的日本人，並非指國籍或民族。他所要表達的意思是：在他的深層意識裡，迄今仍流淌著昔日光輝時代的日本教育。「當時所有台灣人都接受日本教育。不像戰後日本受到偏頗教育的影響，那種純粹的日本精神教育，至今都還留存著。」李登輝先生笑著繼續說道。
我試圖從說出這些話語的李登輝先生身上，探詢源自大正、昭和，串連平成與令和時代的軌跡，透過其生涯思考台日關係，同時試圖形塑包含美國、中國等相關國家的近現代史。我想從李登輝先生及相關人士的證言，加上新史料，描繪不為人知的「史實」。
與日本關係密切的李登輝先生，究竟如何讓台灣從日本放棄領有權、被獨裁政權迫害、被國際社會孤立中脫胎換骨，和平開拓出讓台灣成為民主國家之路。我也很想知道台灣島上的人們如何生活？今後將朝什麼方向前進？我更期待透過對這些問題的追本溯源，了解漢民族占多數的台灣人和中國的中國人之間，有什麼共通與相異之處？
從九州經沖繩再往前，就是浮於海上被稱為「美麗島（福爾摩沙）」的台灣本島。自數萬年前就生活在島上的原住民，與數百年前從台灣海峽對岸的中國福建等地，為追求新天地乘風破浪渡海而來的漢民族共同生活。李登輝先生的祖先也是在數代之前渡海來台。據聞，從中國渡海前來的漢民族大多為男性，有些人和原住民女性聯姻生子。
深究歷史，距今一百二十五年前的一八九五年，日本在與清國的甲午戰爭中獲勝，同年四月十七日簽訂馬關條約，取得從清國割讓的台灣諸島，並將之劃為日本領土的一部分。其後，直到日本戰敗的一九四五年為止，日本有五十年將台灣視為本國屬地，提供在台生活的全體居民日本國籍，姑且不論好壞，也在台施行同化政策。李登輝先生就是在此歷史現場的其中一人。
但在終戰後，美國等盟國將台灣交給當時統治中國的蔣介石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政權。至於原來出生在台灣、被以「日本人」教育的李登輝先生等台灣人，不僅被剝奪日本國籍，更被強迫成為「中華民國」國民。身為舊日本陸軍少尉的李登輝先生，在日本本土迎來了終戰，但也隨之失去日本國籍，於一九四六年返台。
台灣人的歷史巨輪自此逆轉。戰後四年，毛澤東率領的中國共產黨人民解放軍在「國共內戰」中獲勝，於一九四九年十月在北京成立共產黨政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蔣介石與國民黨政權則帶著約兩百萬的軍人、眷屬以及相關人員， 逃亡到自
一九四五年握有統治權的台灣。
蔣政權一面政治迫害原本具有「日本國籍」的台灣人，一面在東西冷戰的時代，與台灣海峽對岸的北京共產黨政權持續在政治、軍事上激烈對立，有時甚至有局部的戰鬥。最終仍在一九七一年失去聯合國席次，一九七二年與日本斷交等，漸漸被逐出國際社會。
北京的共產黨政權不斷強調：「中華民國（台灣的官方名稱）已滅亡。中國的正統政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不具有國家主權。」迄今，包括不讓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長期施加各種政治壓力排除台灣，其思考的原點即在於此。
另一方面，在李登輝政權所建構的政治基礎上，今日台灣已是一個由全體選民選舉的民主化政治實體，也具備有效統治的領土，超過兩千三百萬的人口，同時擁有自己的軍隊、貨幣、金融制度、關稅領域、郵政制度等。此外，台灣還與梵蒂岡、帛琉、馬紹爾群島等十五國維持正式的外交關係。
如此說來，台灣完全具備成為「國家」的條件。但是，台灣卻不得不宣稱自己是使用蔣介石所帶來中華民國憲法」的「中華民國」，導致國際社會不易決定台灣到底是不是一個「國家」？誠如司馬遼太郎所言，在思考「什麼是國家」此議題上，台灣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共產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台灣與李登輝，加上在近現代史上關聯甚深的日本。我託付記者生涯採訪與執筆《李登輝秘錄》，在某種程度上，也成為探問「日本是什麼？」、「日本人是什麼人？」之解答的旅程。當然，現在的台灣是外國，台灣人是外國人，不過我卻反覆思考，台灣和台灣人是否正是日本和日本人的寫照？
在找尋不為人知的史實過程中，兩岸高層間檯面下聯繫管道的「密使」等相關人士的最新證言，還有數百件在李登輝政權時代，從台灣政府在日美等國駐外據點向台北外交部傳遞的「機密電報」紀錄。我很幸運的，能擷取部分隱藏在前述檔案中的貴重資料，將其納為本書內容。
另一方面，我也直覺認為在日本文化的深層，應該有從台灣歷經漫長時光傳承的部分。由於篇幅限制無法詳述，但如「氣節」、「名譽」等武士道基本思想，與台灣原住民的想法或行為，兩者有著不可思議的共通性。這是否有可能是台灣原住民的想法隨著黑潮流傳到沖繩，經由九州、四國，接著傳到本州，最終給日本人帶來某種程度的影響呢？
若真如此，究其根源，生在台灣的人們除了漢民族也承繼原住民血脈，身處面對諸多自然災害的海洋國家；與自然環境相近的日本人之間，無論在思考方式、文化或行為模式都高度雷同，構築了相互影響的歷史與情感紐帶，此種假設應該可以成立吧？
本書多次提及「武士道」對李登輝先生有很深影響，我認為這也是他的發言能一再觸動日本人心弦的背景之一。不只是戰前受過日本教育，而是話語中某處有著雙方祖先長遠以來的連結，此點絕對不足為奇。每次見到台灣人或台灣原住民，內心總會感受到一股熱流的衝擊，我想在日本人當中，應該也有人流著台灣原住民的血液吧？
再次思考現代台灣與日本之間的緣分，首先浮現在我腦海的是李登輝先生與司馬遼太郎先生兩人交心的畫面。他們倆同年出生，也都曾以舊日本陸軍軍官身分體驗過嚴酷的大東亞戰爭，可說是所謂的戰友。兩人從一九九三年開始的連結，在一九九四年三月對談「台灣人的悲哀」時開花結果。
藉由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台灣紀行》的初版發售，更加提升台灣在日本的存在感。雖然有點自誇，不過產經新聞當時確實參與此事極深；司馬遼太郎從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六一年的十幾年間，曾是產經新聞的記者，直到一九六○年以《梟之城》一書獲得第四十二屆直木賞，他才離職成為全職作家。
還有也出現在本書的吉田信行先生，他在台北安排司馬遼太郎拜會李登輝先生，當時的他身為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其後曾出任產經新聞論說委員長。由於這些前輩在台灣建構的實績與信賴關係，我才有機會完成本書。
一九九六年三月，台灣舉行首次總統直選，李登輝先生壓倒性獲勝連任，我相當懷念當年在台灣採訪之事。在投票日後，李登輝先生從「國民黨政權的總統」，搖身一變為「台灣的總統」。
當時在台北市的八德路，李登輝先生站在吉普車上，滿面笑容地向市民揮手致意，滿街響徹雲霄的爆竹聲，路旁擠滿狂熱興奮的市民。此情此景，呈現渴望更進一步民主化的台灣人活力。
那時，我也曾前往軍事緊張情勢持續升高的金門島，透過望遠鏡眺望對岸福建省廈門市的模樣，窺見東西冷戰的遺緒與強國的威脅壓力，真是不可思議的經歷。
遺憾的是，選戰進行中的一九九六年二月十二日，司馬遼太郎先生遽然離世。李登輝先生的內心應該非常期待知己司馬先生，能看到、並迎接台灣民主化重大轉捩點的總統選戰結果，與之後台灣的模樣吧。
本書是將二○一九年四月三日到二○二○年二月二日，在產經新聞日刊分成七十八次長期連載的「李登輝秘錄」重新編輯，同時大幅修正並增添內容而成。同時，依照產經新聞連載的書寫方式，書中所有登場人物的敬稱皆予省略，此點尚請見諒。
二○二○年五月十五日 河崎眞澄
第一章 虛虛實實的兩岸關係（節錄）
兩岸高層的極機密管道
輔佐總統李登輝的國策顧問曾永賢， 於一九九二年九月代表李登輝，在嚴格保密中，於北京與國家主席楊尚昆初次會面。
楊尚昆對神色緊張的曾永賢說：「以後請與這位先生聯絡。」他手指坐在旁邊的人民解放軍總政治作戰部聯絡部長葉選寧（一九三八—二○一六）。曾永賢透過葉選寧及其部屬，建構楊尚昆與李登輝之間兩岸高層的極機密管道。
事前未被告知將與楊尚昆會談的曾永賢，從香港經由澳門、廣東珠海，於九月二日抵達北京。隨即前往坐落於北京西北方風光明媚的玉泉山，這裡是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招待所，出面接待曾永賢的，就是葉選寧。
被稱為「太子黨」第二代菁英的葉選寧，是葉劍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次子，其父與毛澤東（一八九三—一九七六）一起參加對日抗戰，列名「中國十大元帥」之一。
葉選寧過去任職工廠時，遭遇意外事故失去右手腕以下，因此伸出左手與初次見面的曾永賢握手致意。葉選寧一開口就語帶玩笑地說：「如果能讓您與您的兄長直接討論兩岸統一問題就太好了。」然而，曾永賢所獲的指令卻是要建構「不被中國統一」的極機密管道，因此面對葉選寧時，並無法說清真實來意。
葉選寧會用這句話做開場白，是因為他與比曾永賢年長十歲的親兄長曾永安關係深厚。曾永安早年留學早稻田大學，戰後前往中國，投身中國共產黨；他後來在中國成家，女兒嫁給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的幹部，與葉選寧熟識的女婿介紹兩人認識，其後曾永安與葉選寧都貌似曾在解放軍負責搜集包含台灣在內的對外情報的任務。據聞曾永安在一九七○年代病逝於天津，曾永賢的姪女則於一九九○年前後兩岸人民往來解禁後訪台，並與曾永賢取得聯繫。不過針對相關細節，曾永賢說道：「再多的，不方便說明。」
一九九三年後，曾永賢回憶：「經由香港、澳門，在泰國或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越南等地，每年約與葉選寧或其部屬見面兩次。談論彼此的內政或兩岸關係的前途等，坦誠以對，避免誤解發生，是絕對必要的。」
或許，身處海峽兩岸的兄弟倆，各自在所屬陣營執行任務，此奇特命運反而成為兩岸建構熱線的擬「信賴關係」基礎。
根據曾永賢敘述，葉選寧曾提及：「兩岸關係的修復，必須要由知道歷史的我們這一代解決。」
電話秘密通知曾永賢一九九五年七月試射導彈一事的，便是曾永賢也曾見過的葉選寧部屬。
在二戰結束後，無論日本或台灣都曾有一段時間，知識份子由於對「帝國主義」反感，競相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全心投入「共產主義」；從日本前往中國的曾永安，以及小他十歲的弟弟曾永賢兩兄弟，都是屬於這一群人。但由於從日本搭乘的船隻發生意外，使曾永賢未能前往中國，並在返台後被捕，其後被改造而「思想轉向」。
這些歷程都收錄在他二○一○年出版的《從左到右六十年》回憶錄中。
李登輝也曾語帶驕傲地說：「當時我也為了要學習共產主義而加入讀書會，因此非常熟悉相關事務。」一頭栽進共產主義的知識份子，其後是否加入共產黨，就成為人生重要的轉捩點。行動派的曾氏兄弟競相加入共產黨，表現出對中國的強烈憧憬；另一方面，學者型的李登輝僅僅只是參加「讀書會」。有些傳言說李登輝曾參加中國共產黨但後來退黨，不過李登輝本人明確否認。
「九二共識」變「毒藥」
「那是要用來併吞台灣的毒藥！」負責對中政策的大陸委員會，在二○一九年一月十六日，如此激烈明確地反駁中國。
所謂「九二共識」，是指兩岸的聯絡對口機關於一九九二年十月在香港舉行實務層級的協議，確認「中國本土與台灣是不可分」的「一個中國」原則。中國方面一再逼迫蔡英文政權接受「九二共識」，蔡英文政權則是完全否定此共識存在。
陸委會在聲明中呼籲台灣社會，「要徹底看清中國本質，不要隨便聽從信口開河的說法。」
中國國務院的台灣事務辦公室批評：拒絕接受九二共識的蔡英文政權是「分裂主義」。對主張「台灣是自己國家領土」的中國而言，接受「九二共識」與否，類似於日本江戶時代「踩踏腳底畫像」的做法。（譯註：日本江戶幕府時期，為取締基督徒（或天主教徒），德川政權會在地上擺放基督畫像，要求民眾踐踏，如果拒絕踩踏，即表示其為基督徒，將會受到懲罰。因此，「腳底畫像」意指拒絕接受就是選擇死亡的象徵。）
結果，到底有「九二共識」抑或沒有「九二共識」呢？當時擔任總統的李登輝強硬地清楚說道：「根本就沒有什麼九二共識。……那是曾任陸委會主委的蘇起（一九四九—），在二○○○年說出的名詞。」直接否定九二共識的存在。
關於一九九二年在香港的兩岸協議，二○○一年出版的《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鄒景雯著，印刻出版）有詳盡描述。會談雙方皆非政府代表，僅是民間組織的聯絡窗口，等於是對口機關承辦人之間的協商。
關於雙方單位的名稱，中國方面是「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海協會）」，台灣方面則是「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會）」，雙方出席者皆為負責法務的相關人員。協議內容包括官方文件的相互認證、掛號信函遺失的保障對策等，會議也完全只針對相關實務做討論。
就在雙方開始協商的首日（十月二十八日），中國突然提出針對「一個中國」進行討論的要求，片面發表「雙方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消息。但是台灣方面並不同意，事實上也根本沒有任何確認的文件。
同時，時任陸委會副主委，其後在二○○八年讓國民黨重新執政成為總統的馬英九（一九五○—），他於兩岸協議後針對「一個中國」完全否定地指出：「中共的曖昧概念，我們絕對無法接受。」
依同書描述，中國對「一個中國」問題的片面解釋，直到現在都還是兩岸對立基軸的原因。然而，僅是實務承辦人層級的協商爭議，卻反覆進行著「有」或「沒有」這樣的論述，在政治圈也非常奇特。假設實務承辦人員間真有什麼協議，但如牽涉到國家主權的重大議題，也必定需要經過最高層級的再次確認才對吧。
在香港會談之後，雙方開始準備下一階段的工作，那就是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在新加坡舉行的「辜汪會談」。這是從一九四九年兩岸分治後，首次最高層級的歷史性會談。
李登輝證實：「辜振甫先生在會談進行中，突然打電話回來給我，報告說汪會長要求承認『一個中國』，到底要如何處理才好？我回答『沒有必要同意』。」此點更清楚地說明，無論是一九九二年或一九九三年，根本從來就沒有什麼「共識」。
李登輝的看法是，國民黨在二○○○年總統選舉時大敗，在首次失去政權的恐慌中，蘇起突然說出有「九二共識」。這也是當時突然成為在野黨的國民黨大幅改變方針，開始採取對中緩和政策的瞬間。或許蘇起背後還有其他國民黨大人物操控。
李登輝支持的國民黨候選人在總統大選中敗北，結果卻將敗選的責任全部歸責於李登輝一人身上，最後迫使李登輝辭去國民黨主席。沒有了李登輝的國民黨，吞下「九二共識」這一顆「毒藥」，開始接近共產黨，希望藉此恢復國民黨的氣勢。
蘇起主張的「九二共識」，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但共產黨方面主張「一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國民黨方面則主張「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但雙方對於「一個中國」的想法一致，只是國民黨方面稱其為「一中各表」。所以李登輝直接不屑地指出：「那是在虛構基礎上加上一層包裝。」也可以說是一種詭辯。更何況，北京方面原本就只有「一中」的想法，完全沒有「各表」的意思，這是相當明確而無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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