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書寫現代上海的重要代表作
睽違二十年再現精緻風華
◇
2001年《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十大好書‧中文創作類
2003年第六屆「上海長中篇小說優秀作品大獎」長篇小說二等獎
◇
從日常一步步滲透到街坊巷弄……
《長恨歌》裡的上海小姐「王琦瑤」,
《妹頭》弄堂裡的小家碧玉「妹頭」,以及「富萍」,
都是王安憶筆下最具代表的經典上海女子,
無論從何處來,她們好像是經歷過一場大起大落,
歸於安寧,開始體味人生常態的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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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來的人如何融入喧囂的上海生活?王安憶:「寫作《富萍》是一個和順的過程,帶有溫煦的感情,我所以對它滿意也許因為這個,其中的享受令人懷念。沒有一點乾涸和遲滯,似乎所有困難都如期而至又如願而解,最後塵埃落定,歸於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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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萍自小沒有父母,寄人籬下與叔嬸同住。
因為說親給「奶奶」過繼的孫子李天華,從揚州鄉下來到上海。
一九六四年間,上海。明天有什麼事情等著她呢?
本書順著富萍婚事的周周折折,寫了一個外表木訥,內心自有見解,十分倔強,事事有主張,「透出一股子鮮豔的鄉氣」的女孩。寫淮海路上海市區,背井離鄉在弄堂做保姆的女人,沒有丈夫可靠,只能倚靠自己。以及蘇北船上人家,移民到上海,扎下根來,只有在夢裡思鄉……
一九六四年間,上海。明天有什麼事情等著她呢?李天華受過教育,性情溫柔,但是弟妹多,拖累大,偏又個性軟弱,富萍看到的是一個非常麻煩的將來。
《富萍》描寫「文革」前,一群移民過來的「上海人」,也就是生活在這座城市底層市民的日常生活,他們的生存境遇,喜怒哀樂況味人生。
這個從小就失去至愛的鄉下女孩,是怎樣融入上海人當中?面對這座華美繁榮的大城市,富萍的內心也在悄悄發生變化,雖然這變化是細緻的,甚至是不經意的,但總歸在變化着,如同整個上海,整個世界在變一樣……
全書描寫瑣細的生活日常,卻又是扎扎實實的人生。王安憶以質樸筆觸,描寫這群生活在上海底層的人們,在千絲萬縷的社會關係間,懷抱對生活簡單的意願和希望,「一股勁地往前奔日子」,深具感染力和穿透力,是一部充滿人情之美,動人的小說。
作者簡介:
王安憶
1954年生於南京,翌年隨母親遷至上海,文革時期曾至安徽插隊落戶。曾任演奏員、編輯,現專事寫作並在復旦大學任教。
《長恨歌》榮獲九○代最有影響力的中國作品、1998第四屆上海文學藝術獎、1999年亞洲週刊二十世紀中文小說100強、2000年第五屆茅盾文學獎、2001年第六屆星洲日報「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富萍》榮獲2003年第六屆「上海長中篇小說優秀作品大獎」長篇小說二等獎;《天香》獲2012年第四屆紅樓夢文學獎;《紀實與虛構》獲2017年紐曼華語文學獎(NEWMAN PRIZE FOR CHINESE LITERATURE)。
2011年入圍第四屆曼布克國際文學獎(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2013年獲頒法蘭西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Chevalier of the Order of Arts and Letters by the French Government)。
著有《紀實與虛構》、《長恨歌》、《憂傷的年代》、《處女蛋》、《隱居的時代》、《獨語》、《妹頭》、《富萍》、《香港情與愛》、《剃度》、《我讀我看》、《現代生活》、《逐鹿中街》、《兒女英雄傳》、《叔叔的故事》、《遍地梟雄》、《上種紅菱下種藕》、《小說家的讀書密碼》、《啟蒙時代》、《月色撩人》、《茜紗窗下》、《天香》、《眾聲喧嘩》、《匿名》、《鄉關處處》、《考工記》、《一把刀,千个字》等。
作品被翻譯成英、德、荷、法、捷、日、韓、希伯來文等多種文字,是一位在海內外享有廣泛聲譽的中國作家。
相關著作:《一把刀,千个字》《考工記》《鄉關處處》《匿名》《眾聲喧嘩》《天香》《茜紗窗下》《月色撩人》
章節試閱
奶奶東家的大孩子,是小學六年級的學生,虛齡十三歲,梳兩條長辮子。每天早晨吃早飯時,奶奶就站在她身後,替她編辮子。早飯吃完,辮子也編好,就背起書包上學去了。下午放學回家,總要帶幾個女同學來,一邊做作業,一邊嘰嘰喳喳地說話。經常跟來家裏的女同學中間,有一個比其他人都要年長,名叫陶雪萍。因為她留了兩次級,所以要比同年級的學生長兩歲,虛齡十五了。這一、兩歲的差異可不得了,是一道分界線。分界線這邊還是孩子,分界線那邊已是大人了,陶雪萍看上去就要比她們年長得多。個子高半頭,發育得又好,胸脯已經豐滿了。臉頰也很豐滿,膚色是象牙白的。不像其他那些人,都是黃而透明。她長了一雙大大的杏眼,眼距較寬,鼻尖略往上翹,嘴唇的顏色很鮮活。她應該說是好看的,但由於她有一種卑屈和軟弱的表情,情形就變了,變得不再好看了。她穿得很糟,每一件衣服都打著補釘。補釘打得很馬虎,顏色不對,針線又粗。她的鞋不是露著腳後跟,就是露著腳趾頭。書包呢,四個角是四個洞。一個大姑娘,這樣的邋遢和寒傖,實在有些觸目驚心。更叫人看不下去的,是她還和一班孩子玩著遊戲,玩又玩不上去,只是挨在一邊看,為人驅使。女孩子們玩麻將牌,四個麻將牌一個沙包。沙包扔上去,趕緊將桌上的麻將牌翻出規定的花樣,再接住沙包。沙包沒接住,落在地上,陶雪萍就趕緊俯下身去拾。造房子,鈕釦串,或者螺螄殼串,還是橄欖核串,踢出了界,也是她追趕著抬起,再交到主人的手中,臉上掛著諂媚的笑容。人家跳牛皮筋,她插不進一腳去,只有等牛皮筋斷了,中間套著的洋線軸滾了一地,她再去拾。能看出,別人都不愛搭理她。可這家的老大,是個馬虎的人,在家裏兇,出去個個都好。因此就被她沾上了。每天放學,她都跟了老大一起回來,等別人走了,她還不走。有時能捱到天黑。
她是跟了繼母生活。繼母自己有兩個孩子,後來又同她父親生了兩個孩子,她最大。她難免是要受忽略的,而她又不是一個有心氣的人,會自己努力,做出樣子,不叫人小視。她以乞求的方式,來引起別人的注意。她跟了老大來家裏,臉上掛著可憐兮兮的笑容,討好地望著她同學的妹妹,還有奶奶,甚至鄰居家的人。她的同學做完功課,將書包一推,就跑出去玩了。奶奶追上去,要她收拾好,她就對奶奶跳腳。這時候,陶雪萍便搶過去,幫她同學收好書包。她殷勤地幫奶奶擇菜,穿針,疊衣服。她看準了奶奶會喜歡聽她的悲慘故事,從這點看,她又是精明的。當奶奶問起她媽媽為什麼不替她做雙新鞋,她便告訴奶奶,她的媽媽不是親媽。沒有比後母虐待繼女的故事更能打動女性聽眾的心了,她果然喚起了奶奶的熱心腸。奶奶問她許多問題,還把她的身世轉告給鄰里的阿姨阿婆聽。這樣,當她的同學在院子裏玩耍時,陶雪萍就坐在一群女人中間,講述她的不幸生活,很快,女人們便流下了眼淚。
陶雪萍告訴她們,她的生身母親和她父親離婚後,住在南市的外婆家。她的父親不讓她和母親見面,所以也不讓她去看外婆,而她正是外婆從小帶大的。有時她偷偷跑到南市外婆家,舅舅又不讓她進門,說她自己要跟父親,就不要來找母親。這時她便訴苦道,這能怪她嗎?明明是她母親自己和她說的,跟爸爸,爸爸有工作,媽媽沒工作,養不活她。她從南市回來,爸爸就逼問她去了哪裏,還搜她的口袋,書包,搜出了十一路汽車票,曉得她去過南市了,不給她飯吃,還打她。她撩起前劉海,露出額上的烏青,說:這就是他打的。生身父親是這樣,後母就不用說了,光看她身上的補釘便可知道那一般冷漠無情。奶奶將陶雪萍的故事說給大的聽,好叫她受教育,不想她聽也不要聽,反警告奶奶不要上她的當,因為她是一個「女騙子」。
「女騙子」這個綽號,在她們班級上悄然流傳著,到底也不知道有什麼根據,可以這樣誹謗人家。孩子們的事情是說不清的,可能只是覺得她不那麼誠實,就很極端地定她為「騙子」。但也說不定真發生過什麼。她至少在三個年級裏待過,她的歷史誰會去認真追究呢?一些傳言多是藏頭避尾,閃爍其詞。然而印象卻已經有了,而且相當牢固。說真的,孩子們的直覺是有一些準頭的,在陶雪萍懦怯、討好的眼光底下,真的是有著一種狡黠。她可憐兮兮地看著你的眼睛,實是帶著觀察和搜索。再說她那麼大了,憑什麼老跟著她們這些小女生,替她們抬這拾那,就像一個僕人。她在班上沒什麼朋友,除了這家的老大,也是陶雪萍跟她。但至少,這個同學不像別的女生那樣不搭理她。就算是,這一個漸漸地,也有些對陶雪萍煩,可還有她家的人呢!奶奶,隔壁的阿娘,呂鳳仙阿姨。她們愛聽她的傷心故事,聽一遍不夠,還聽兩遍,三遍。自己知道了不算,還告訴給她們各自的熟人。
現在,陶雪萍在她同學家裏,總是待到很晚。她同學的父母都在四清工作隊,一個在工廠,每週回來一次,一個在郊區,一個月回來一次。平時只有奶奶、富萍和兩個小的。她們四個圍了桌子吃飯,陶雪萍就站在她們身後看,叫她一起來吃,她不願意,往後縮著。作罷了,她又慢慢近前來,還指導同學的妹妹吸螺螄:用筷子尖頂一下螺螄蓋,再使勁一吸,螺螄肉就出來了。砂鍋在墊子上放歪了,她就伸手正一正。甚至見人吃空了碗,要接過去添飯。連奶奶都不耐煩了,很直地對她說:我們吃飯了,你也回家吃飯吧!頭幾次,她回答說:不要緊,我們家吃飯晚得很。或者說:我不吃晚飯的。後來,她就應聲離去了。她到底不是像看上去的那樣顢頇,骨子裏還是體察人意的。她離開同學家,卻沒有回去,甚至都沒有離開這幢房子。她踅到了隔壁人家,倚門站著。隔壁的阿娘也是她的一名聽眾,這時正招呼兒子媳婦孫兒孫女,一大桌子人吃飯。這一家人口比較多,也比較鬧,好半天才發現門口倚了人。阿娘叫她進來,她倒反走開了,不理她,她就走回來,依然倚門站了,聽房間裏孩子互相鬥嘴,跟著一起笑。漸漸的,彼此都熟了,便門裏門外地搭起話來。阿娘再向兒子媳婦介紹了她的身世,於是,他們也認識了她,以後,見面就很客氣地與她打招呼。從形態上看,她實在已是個大人了。然而,次數多了,究竟不自在。吃飯時,門口站了個人看,說話也有人聽話。所以,有一次,陶雪萍再去時,發現阿娘家一反常規,關上了房門。門裏有孩子的喧鬧,大人的叱罵,和碗筷的叮噹。陶雪萍只能再去下一家。下一家,就出這幢房子了,在又一個號頭裏。這家吃飯是開兩桌,大人在房間裏吃,保姆帶了東家的小孩子在灶間裏吃。這就比較自在了,她坐在飯桌前的長板凳頭上,看,說話,把人家小孩子吃飯的規矩都弄壞了,一到吃飯就發人來瘋。就這樣,她一家家地過去,和人家混得很熟。到後來,人家都不太清楚,她最初是誰家的朋友了。
前面說過的,呂鳳仙有一個朋友,她老東家世交家中的保姆,叫阿菊阿姨。阿菊阿姨原籍也是蘇州,離呂鳳仙的家木瀆,有一段路,胥口鎮上的人。她結過婚,男人家裏沒有田地,與人合夥做生意。她在上海幫傭的錢,寄回去後,讓男人在運河渡口獨自開了一爿魚鋪。不想,男人和船上的一個女人搭上了,還生了兒子。開頭,阿菊阿姨裝不知道地混著。四九年以後,《婚姻法》公布了,政府不許納妾,她男人二者必擇其一,阿菊只好退出了。人家在胥口過著正經夫妻的日子,人家還有孩子,怎麼說也是他們是夫妻,她不過是個名分。阿菊阿姨怨恨得很。她不是像呂鳳仙那樣有剛性的人,要不,也不會不明不白混這幾年。她先是怨那搶她男人的女人,後又怨她忘恩負義的男人,再就怨自己的命。怨起來就掉眼淚,眼淚都流成了河。呂鳳仙看在同鄉面上,又是老東家世交家裏用的人,不免另眼看她。要換了別人,呂鳳仙才不理呢!她實在有些纏不清的。阿菊阿姨常到呂鳳仙這裏來,有時是晚上到她住處去,有時是白天到她幫傭的人家來,一來二去的,就也認識了陶雪萍。
陶雪萍的故事,引動了阿菊阿姨的傷心處。她流著眼淚,聽了一遍又一遍。尤其是陶雪萍的父親,不讓陶雪萍去見她母親的一節,因涉及了男人的無情,與她的遭際就有了相通的地方。她禁不住也要說起自己的往事。她們倆的故事,都講得夠多的了,即便是喜歡悲劇的奶奶阿婆們,也已經覺得了單調。所以,最後,就只是她們倆相對而訴。阿菊阿姨沒有注意陶雪萍其實還是個半大孩子,而陶雪萍則表現得格外善解。她專心地聽阿菊阿姨訴苦,為她嘆息,挽著她的胳膊,送她回家。漸漸地,陶雪萍不再來她同學家了,也不再來她同學家的弄堂了,人們也把她給忘了。可是,誰知道呢?她現在頻繁地進出於阿菊阿姨那裏,成了那裏的常客。
阿菊阿姨的東家住這條街西部的大樓公寓裏。平時,上班的上班,上學的上學,只有一個七十歲的老太在家,也挺冷清的。阿菊阿姨帶來這個小姑娘,那麼乖巧,順從,一味地奉承,自然很喜歡。開始,老太是到灶間裏聽這小姑娘說話,後來,就讓她進房間來。甚至,阿菊阿姨不在的時候,她上門來,老太也放她進去。但陶雪萍在這裏要收斂得多,她看出這裏的生活,要比她同學弄堂裏的規矩大,不那麼隨便和開放。她走在大理石的樓梯上,聽得見自己的腳步從高大的穹頂上碰回來的聲音,有一股森嚴的空氣籠罩了她。她從不在這裏待久待晚。有過一次,她略晚了些,老太的兒子回來了。戴一副金絲邊的眼鏡,身上雖然是人民裝,卻燙得筆挺。從她身邊過去,看都沒看她一眼。陶雪萍不由便瑟縮起來。看大樓的老頭,看她的眼光也是冷漠的,她不敢與他多話,曉得他不會愛聽她的悲慘故事。只有這家的老太對她熱切,雖然很多變。這一回與她說很多話,下一回卻像不認識她似的。但總的說來,還是對她有興趣的。
這個寂寞的老太,因為怕兒子,直到很長時間以後,才向兒子道出事情的真相。她告訴兒子,阿菊阿姨帶來的這個衣衫襤褸的小姑娘,先後至少向她借過七、八次錢。數目不大,一塊,兩塊,最多三塊,可卻沒有歸還過一次。而且,這段日子,這小姑娘乾脆就沒露面。兒子聽了很惱火,倒不單是為了錢,是家裏竟然有一個不明不白的人進出著,這破壞了他們嚴謹的門風。他立即向阿菊阿姨追查陶雪萍的來歷,一查兩查,很容易就查到了她同學身上。這大的只是在家裏兇,在外何曾遇到過這樣的事情?把自己反鎖在小房間裏,哭得像淚人似的,怎麼都不肯帶阿菊阿姨去陶雪萍家討錢。無奈,還要奶奶出面。吃過晚飯,奶奶帶了阿菊阿姨,為了壯聲勢,也叫富萍跟著,一起去了陶雪萍的家。
陶雪萍家住這條街的橫馬路上,這條馬路要雜沓得多了。沿街是板壁房子,間著一些店鋪。菜場也是在這裏的,於是,滿街瀰散著一股菜葉的腐味和魚肉的腥臭。陶雪萍的同學都沒去過她家,僅是聽說她家住這條馬路上的街面房子,隔壁有一個大餅油條攤。她們首先找進大餅油條攤的左側門裏,樓底是一條狹窄的過道,沿牆放幾個煤球爐子,一架木扶梯,伸向樓上。她們摸了黑爬上樓,樓上更是一片漆黑,幾扇門都關著,也不知道裏面有沒有人。她們胡亂在左右的木板門上拍著,喊著陶雪萍的名字。沒有一個人來應她們,只得返身再魚貫而下,木扶梯在她們腳下發出破裂的聲音。出得門來,在街沿上站一會兒,定定神,再到大餅油條攤的右側去。那裏的一扇門倒是虛掩的,一推就開了。屋裏開了電燈,一個男人坐在燈下喝酒。在他身後床上,一個女人坐在被窩裏,抱了個嬰兒餵奶。這對男女漠然地看這三個人一併擠進門來,聽她們說是找陶雪萍,又接著聽她們訴說陶雪萍的劣跡。她們很沒趣地說完,停下來。屋裏很靜,只有嬰孩吸奶的咂嘴聲。自聽到「陶雪萍」這三個字,女人就垂下了頭,再沒抬起,頭髮遮擋了她的臉,又是坐在影地裏。她肩上披著一件棉襖,是那種混花的花色,顏色就暗暗的。男人始終沒有中斷喝酒和吃菜。奶奶掙著說了句:借債還錢,自古的道理。男人這才回了一句:我又沒叫你們借錢給她。你怎麼不講道理!奶奶火了,放大聲音。男人並不與她論理,埋頭吃飯。奶奶的膽氣壯了起來,她上前去,在桌子上拍了一下,說:你不還錢,我們不會放過你的。男人躲了躲,說:我沒有錢。奶奶就沒有遇到過這樣無賴又軟弱的男人,她再想吵,可卻看見頂上閣樓邊沿,伸出了一行小腦袋,暗中亮了一排眼睛,不覺手軟了。
最後,是奶奶跑到小學校裏,在課堂上,當場把陶雪萍捉了出來,逼她還錢。她當了老師和校長的面下保證,一定還錢。可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後天,推到後來便不了了之。好在,阿菊阿姨的東家用意並不在她還不還錢,只是要告誡她從此不得再上門來,這樣也就算完了。但這事在奶奶這邊的弄堂裏引起的激動,卻久久不能平息,女人們談論了很長時間。陶雪萍在她們的談論中,變成一個險惡而且墮落的人。誰能想到呢?在她們規矩正派的生活裏,竟會出現這樣叵測的人和事。奶奶向人們描述她的家,父親,繼母,還有閣樓上的一行小弟妹。免不了添油加醋,可再添油加醋,又怎麼及得上當時在場的一半感受呢!那是觸目驚心的。不是窮,不是苦,而是潦倒,窮途末路。
陶雪萍的風波漸漸平息了,她不再跟她的同學上門。人們有時會問那大的:陶雪萍怎麼樣了?那大的很傲慢地說一聲不知道,便走過去了。倒是富萍有一回在街上看見她。她一手抱了那嬰孩,另一手拿了支棒冰。她將棒冰含在嘴裏,含得很深,以致只露出棒冰的一截棍。她就這麼含著棒冰,抬起一條腿,翻轉過嬰孩的身子,替他整理尿布,就像一個老練的母親。嬰孩的手一直向她臉上探著,撲打著,去搆那根棒冰。她則偏了頭,不讓他搆。後來,她終於從嘴裏抽出棒冰,送到嬰孩嘴邊,棒冰已明顯小去一圈。富萍是隔了馬路看這一幕的,她看見的不是陶雪萍,而是自己,牽著叔嬸家的一群堂弟妹。還有自己的將來,也是一群弟妹,只不過是李天華家的。所有的孩子都是一樣的令人生厭,眼淚,鼻涕,屎,尿,爭食,吵鬧,打架。
奶奶東家的大孩子,是小學六年級的學生,虛齡十三歲,梳兩條長辮子。每天早晨吃早飯時,奶奶就站在她身後,替她編辮子。早飯吃完,辮子也編好,就背起書包上學去了。下午放學回家,總要帶幾個女同學來,一邊做作業,一邊嘰嘰喳喳地說話。經常跟來家裏的女同學中間,有一個比其他人都要年長,名叫陶雪萍。因為她留了兩次級,所以要比同年級的學生長兩歲,虛齡十五了。這一、兩歲的差異可不得了,是一道分界線。分界線這邊還是孩子,分界線那邊已是大人了,陶雪萍看上去就要比她們年長得多。個子高半頭,發育得又好,胸脯已經豐滿了。臉頰也很...
推薦序
又見《富萍》
寫作《富萍》距今已二十年。那時候,《長恨歌》正在風頭上,說來也奇怪,《長恨歌》發表和出版的當時,反應平淡,倒是台灣《中國時報》給了一個年度好書獎,但消息也沒有傳到內地去。直到四五年後,方才熱門起來,多少和「上海」話題興起有關,人們突然想起它了。在此熱潮中,《富萍》的出場,就太不夠搶眼了。不論其他,只小說本身,相比《長恨歌》的戲劇性,也過於靜謐了。可是我自己卻很喜歡,好像是經歷過一場大起大落,歸於安寧,開始體味人生常態的美麗。
在我個人,所謂「大起大落」,亦不過是些杯水風波,這和材料的局限有關,也和趣味有關,最重要的,涉及膂力。倘若涵量大,如《紅樓夢》這樣的家庭倫理兒女情愛也能演繹大悲慟。叫雖叫《長恨歌》,只是借古人的盛名壯聲勢行色,事實不過小哭調罷了。也因此,《富萍》更與我本性相合,以小見小。「富萍」這姑娘的名字,有評論詮釋成「浮萍」,佐證是,故事中有一節,舅舅和富萍去野外談心,走過池塘,說過「富萍」和「浮萍」同音。後來想想,確容易引起誤會,這是小說批評的難處,生活的表像總是膚淺的,不夠容納概念,所以就要尋找隱喻。我沒有想那麼多,甚至很簡單,不過寫一個勞動者珍惜文字,順手拈來的細節。「富萍」真的與「浮萍」無一點瓜葛,如要舉出證據,那就是,富萍是有根的人,她恰是要將根從原生中拔起來,移植到新土壤裡,這塊新土壤另有生機,它可接納外來物種,提供養料,問題是,這物種本身也要是彪悍的,甚至野蠻的,方才能夠發出新芽。奶奶,呂鳳仙,隔壁的太太,都是先例,「女騙子」也算得上一個,她現在是離開了,可誰說得准呢,多年以後,支援新疆的知青回到上海,在市政府門前靜坐,要求給個說法,裡面也許就有她!富萍沒有她前輩們那樣彰顯的光彩,還有些木訥,可是,生活不正在教育她?自主性即將浮出水面,還有,鄉下人的笨力氣,也會用得上,命運悄然脫離軌跡,走上新路。
她的原型來自幼年時候,短暫出現的一個女性,我用了她的名字的同音,富萍,究竟是兩個字,沒有考據過。選擇這兩個字,是因為它們有一種豐滿的形象。她當然是順從大人們的安排,回鄉下做了「奶奶」的孫子媳婦。曾經小小一番掙扎,沒有修成正果,現實總是不能盡如人意,並且,你也很難預測哪一種更好,於是就把判斷交給想像力,去完成未完成,終結於你要的結局。
寫作《富萍》是一個和順的過程,帶有溫煦的感情,我所以對它滿意也許因為這個,其中的享受令人懷念。沒有一點乾涸和遲滯,似乎所有困難都如期而至又如願而解,最後塵埃落定,歸於天然。它意味著一個寫作階段的開啟,和之前的緊張、激動、急切不同,那一個追求速度和效果的時期應是在《我愛比爾》達到制高點,同時也是最後的釋放,再以一系列短篇緩衝:《蚌埠》、《喜宴》、《開會》、《天仙配》、《酒徒》,彷彿將渙散的能量撿拾,收攏,集結,於是,坐下來,敲開《富萍》的門。二十年過去,情形在不自覺中轉變,又一輪的焦灼來臨,卻是另一種。另一種困難,另一種膠著狀態,後面等待的,也許是另一種和諧。
總之,為《富萍》寫新序言,於我是一個機會,趁此檢點過去的日子,審視目下的處境。一個職業寫作人,時不時地需要進行這樣的活動,在自覺和不自覺之間,營造可疏可近的關係。寫作人往往度著兩份人生,一份真實,一份虛擬,這兩者又互相介入,互相作用,釐清邊界,是為了再次墜入混沌。
二○二○年二月十九日 上海
又見《富萍》
寫作《富萍》距今已二十年。那時候,《長恨歌》正在風頭上,說來也奇怪,《長恨歌》發表和出版的當時,反應平淡,倒是台灣《中國時報》給了一個年度好書獎,但消息也沒有傳到內地去。直到四五年後,方才熱門起來,多少和「上海」話題興起有關,人們突然想起它了。在此熱潮中,《富萍》的出場,就太不夠搶眼了。不論其他,只小說本身,相比《長恨歌》的戲劇性,也過於靜謐了。可是我自己卻很喜歡,好像是經歷過一場大起大落,歸於安寧,開始體味人生常態的美麗。
在我個人,所謂「大起大落」,亦不過是些杯水風波,這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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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見《富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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