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月下旬，寒風凜冽的布拉格，入夜後的市區燈光黯淡，山頂，作為捷克共和國總統府的布拉格城堡卻燈火輝煌，那裡幾乎每天都在舉行哈維爾總統的卸任告別宴會，酒會上賓主盡歡、依依不捨，友人們都喝得醉醺醺的，當了十三年總統的哈維爾正在度過他最後的總統歲月。當年二月的《紐約客》（New Yorker）雜誌上，美國作家大衛‧瑞姆里克（David Remnick）在〈別了，哈維爾〉（Letter from Prague:Exit Havel）一文中是這樣描述哈維爾的卸任告別宴會的：
「幾百個過去和現在的幕僚，聚集在西班牙大廳裡，在『滾石』的吊燈下，喝著啤酒，吃著三明治，排隊向他們以前的老闆道別。哈維爾擺著姿勢與人留影，接受人們的忠告和祝福，時而微笑，時而扮出被牙醫檢查時慣有的鬼臉。他生性靦腆，這使他有一種特殊的魅力。他很矮小，小手總是很緊張地在衣領那兒擺弄，說話時總是看著地面或你的肩膀，每個人都傾過身去聽，每個人都被他的玩笑逗得前仰後合。」
無論是作為一個劇作家，一個異議份子，或者一個「國王」，哈維爾都是難以歸類的。他是一個簡單的人，也是一個複雜的人，他是一個始終如一的人，也是一個變化巨大的人。他謙遜、靦腆，也執倔固執，是一個絕不認輸的人。他常常病入膏肓、甚至和死神擦肩而過，但他強韌的生命力，又使他一次次奇蹟般地復原。這些看似矛盾的人格特質，都在哈維爾身上呈現著，端看我們怎樣審視他的文字甚或洞悉他的內心。而這一切，似乎都還遠未終結。
哈維爾已成傳奇，其一生充滿了戲劇性，假使將其喻成一場跌宕起伏的大戲，戲碼包括了成功的劇作家、勇敢的異議份子、哲人式的思想家、良心囚犯，直至連任十三年的總統。他的道德聲望及對當今世界的無形影響力，在某種程度上堪與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1918-）、教皇保羅二世（Pope John Paul II﹐1920-2005）、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1945-）甚至己逝的聖雄甘地（Mohandas Gandhi﹐1869-1948）相比。
而在中國，他那經由地下流傳的（中譯）政治文論、書信、自傳、訪談及經由網路、傳遞的訊息，已使他在中國的異議思想界和和有形無形的反對運動中成為精神的楷模、勇氣的象徵與抗爭的典範，而他最後被推選為總統的突然，也成為少數懷著野心或雄心的異議人士羨慕並試圖仿效的榜樣。我曾多次接觸及近距離觀察哈維爾，許多片刻是令人難忘的。
1995年6月，那正是哈維爾的國際聲望如日中天的年頭。做為捷克總統的瓦茨拉夫‧哈維爾受邀成為哈佛大學年度畢業典禮的主講人，並被授予哈佛大學榮譽博士學位。那一年，我正好在哈佛大學東亞系任教，可以名正言順地坐在聽眾席前排座位上，面對坐在貴賓席上的哈維爾，得以不動聲色地觀察他。那是難得的幾個小時，在冗長的、由當時的哈佛校長魯丁斯坦（Neil L. Rudenstine）領銜的哈佛「頌歌團隊」對哈維爾熱情洋溢的輪番讚美中，我注意到哈維爾不時露出的羞澀、甚至不安，那是生性靦腆者被眾人當面贊譽後的侷促，而不是高位者的志得和受之無愧。後來，我甚至看到帶著反諷的不和諧，當講台上川流不息的頌揚者用加重的語調滔滔不絕地向哈維爾和聽眾的耳膜轟炸時，他則心不在焉，自得其樂地玩起自己的手指，偶爾還陷入沉思。當然，他面帶感激，但這種場面或許在他的總統生涯中已經歷太多，似已無法讓他陶醉其中。我注意到他不時會被響起的掌聲驚醒，隨即警覺，並用警敏的眼神掃視眼前的「哈佛大眾」。那一天，他用英語發表了一篇哈佛演說〈全球文明、多元文化、大眾傳播與人類前途〉（The Thin Veneer of Global Technological Civilization） 。（在Harvard, Hevel找網上照）當典禮結束後，我衝上講台，喊住他，他在驚詫中轉過身來，我們甚至未及握手寒喧，匆匆地告訴他的「來歷」和背景，但我們還未及多談，便被他的安全保鑣們隔開，擋掉我們的交談，他抱歉地望著我，隨後回過頭來，在保鑣們的挾裹下消失了。
1999年夏天，我幾乎都是在布拉格荒唐度過的，布拉格舊城區幾乎是遊客的世界，但在那些七拐八彎的老石頭街道內，仍舊有著布拉格本地色彩，尤其在入夜後的巷子深處，處處傳來捷克姑娘銀鈴般開朗的笑聲，中間夾帶著捷克男人略帶壓抑的低語，這美妙的噪音常常讓由於人地兩生，而守在公寓裡端坐閱讀的我難以自持，不得不衝下樓去，墮入那笑聲的深淵。我的漢學家朋友喬治‧索羅斯基金會（Soros Fund Management）歐洲分部辦公室主任馬丁‧哈拉（Martin Hala）曾經不無幽默地告訴我：「捷克民族喜歡『投降』，因為我的國家太弱小，在強權面前，我們沒有去做無謂的抵抗，所以，布拉格這座古老的城市才得以倖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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