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訪談幽靈幻影
以下是德國《明鏡週刊》（網路版）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所發表的奧茲萊姆・蓋澤（Õzlem Gezer）《訪談一位幽靈幻影：科尼利厄斯・古利特分享他的祕密》的摘要。
八十歲高齡的科尼利厄斯・古利特（Cornelius Gurlitt）隱居於世，他收藏了他父親納粹時期在令人存疑的情況下所獲得的藝術珍品。二〇一二年二月，海關調查人員和官員進入他的公寓，帶走了一千多件藝術品，他的公寓就如同「寶庫」一般（Gezer, 2013）。他們什麼也沒留下。被帶走的藝術品包括馬克斯・利伯曼（Max Liebermann）、馬克・夏卡爾（Marc Chagall）、馬克斯・貝克曼（Max Beckman）、弗朗茲・馬克（Franz Marc）、畢卡索（Pablo Picasso）與亨利・馬蒂斯（Henri Matisse）的繪畫和素描作品。這些收藏品顯然來自他的父親希爾德布蘭德・古利特（Hildebrand Gurlitt）遺留下來的遺產，希爾德布蘭德是「藝術評論家、博物館館長及藝術品經銷商，於一九五六年去世。他是奠定德國現代藝術的主要人士之一，在一九三三年後與納粹仍有著生意上的往來。」（Gezer, 2013）問題在於，希爾德布蘭德・古利特是否以不當的方式獲得了這些畫作和／或藝術品，以及這些藝術珍品是否屬於他的兒子？「幾十年來，古利特每天晚上都會打開這些藝術品的包裝、欣賞它們。現在它們被帶走了，就只剩下古利特孤獨一人。」（Gezer,2013）他與世隔絕，居住的公寓就是他的全世界。「他會跟他的畫作們說話。它們是他的朋友，在現實生活中不存在，卻是他忠實的夥伴。他認為，他一生的使命就是保護父親的寶物，而且幾十年來，他失去了與現實的任何連結。」（Gezer，2013，「這些人想從我這裡得到什麼？」）他和父親一樣，保護並拯救這些藝術品，避免它們受到他人所帶來的危險。他聲稱自己與如何獲得這些藝術品是無關的，他只是為了保護它們。
譯註：希爾德布蘭德・古利特（Hildebrand Gurlitt，1895-1956）是德國藝術史學家、美術館館長，他為希特勒和納粹德國黨政軍領袖戈林授權，所謂頹廢藝術（degenerate art；德文：Entartete Kunst）的四位經銷商之一，亦成為納粹掠奪藝術品的一環。這裡提及的藝術作品在德國納粹掌權時，被歸類為現代主義藝術，亦稱為頹廢藝術。這些作品在當時因非德意志人，而是猶太人創作，或是帶有共產主義色彩而歸類違禁品。
一九四五年六月，古利特夫婦和二十箱藝術品在阿施巴赫（Schlüsselfeld）被捕。在審訊中，古利特夫妻告訴美國陸軍當局，一九四五年二月對德勒斯登（Dresden）的大轟炸中，大部分的收藏品和交易文件都遭銷毀。在他說服美國和德國當局其中部分是從合法管道獲得之後，他們歸還給他一百一十五件物品，而他將這些傳給他的兒子科尼利厄斯。由於古利特的猶太血統，他成功聲稱自己也是納粹的受害者，因此經談判下，其財產得以不受扣押。
有一位諮詢服務機構的女士來拜訪他，當時全世界的媒體都聚在他的公寓外，許多陌生人不斷地敲他的門。「他不明白人們想要從他那裡得到什麼。」（Gezer，2013，「沒有我更愛的東西了！」）他認為，自己和父親一樣，是這些畫作的保護者，都是英雄。他的父親保護它們避免遭到俄羅斯和美國人的炸彈攻擊、燒毀。古利特提到了希特勒和納粹政黨。他「似乎困在另外一個時代裡。」（Gezer，2013，「致命的不幸」）並拿自己的困境與卡夫卡的故事《在流放地》（In the Penal Colony）比較。他最初和父母住在一起，然後是和姊姊一起，最後則是與母親同住。他的姊姊去年去世了。「然而，無論科尼利厄斯住在哪裡，他依然是以幽靈幻影的狀態存在著。」（Gezer，2013，「與繪畫作品一起長大」）「『在我去世後，他們就能夠對那些藝術作品為所欲為。』」然而在那之前，他希望能夠獨自擁有這些畫作，如此他就能最終再次擁有些許平靜與安寧。」（Gezer，2013，「我真的很想念那些畫作。」）
評論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當個人從向來所覺知的社會世界以及自己的內在世界開始自行疏離異化時，究竟會發生什麼。某些熟悉的事物（如單獨一個人住）因此不再熟悉，產生了陌生的感受。然而，在這個奇特的小故事中，無意識藉由雜誌上關於科尼利厄斯．古利特的敘事，呈現出大量的文化議題和歷史。我們可以藉由對此人生活的描述，感受到這種背景中的幻影敘事所帶來的影響，這不僅關乎個人，也關乎於集體和文化：在過去與現在的敘事之間、個人與文化的敘事之間所產生的衝突，同時原來應該移動中的歷史缺席了；個人和群體的創傷繼續揮之不去並渴望著；且這一段苦痛和憤怒的暴力歷史，全都緊貼著一個沒有被體驗和／或辨識出來的文化創傷：在我想像中，這其中幾乎沒有任何的內在生命；相反地，內在只存在著空洞。古利特的敘述簡單而淺顯，象徵層面的思考和處理，似乎已經崩塌和／或從未發展出來。儘管古利特以藝術品創傷性的失落來定義自己的創傷，他的生活結構終究是由這一切不曾被消化過的個人和社會的事實（迫害、失落、失望）所編織出來的；與世界上的任何人都隔絕和切斷的他，已經成為看不見的幻影。他對藝術品的依戀讓他擁有一股保護力，不至遭受莫名恐懼襲擊。鬼魂們以某種方式持續存在，呈現出它們的不在和某一程度的存有。這本書透過文化情結的概念，探討了關於幻影敘事諸多的現象，也引領我們前去審視文化對心靈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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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從榮格情結理論到文化情結理論與幻影敘事
榮格的情結理論
在一九〇六年的一篇論文，榮格詳盡敘述了他自己發展出的字詞聯想測驗（Word Association tests）所做的實驗程序。在這個過程中，他檢驗了「受試者的反應（時間），想了解他們是否遵循著某種規律原則；看看這過程是否會出現個別的反應模式，也就是，是否可以找到任何確定的反應類型。」（1973∕1990, §2）榮格注意到，受試者對實驗任務的反應（當腦海一出現事物就反應岀來的想法）會有中斷的情形。受試者的反應往往不是「同等的平滑」，就是反應「間隔的時間變長」，或是出現了「阻礙、滑動」等等。進一步檢視這些反應，榮格將字詞聯想的刺激反應應有的連續性所出現的中斷視為「個人問題」，也就是說，他發現這些中斷是一種象徵情境，讓受試者困擾，或讓受試者顯示出某些有問題的心靈內容。他使用「情結」一詞來稱呼這些反應，「因為這種『個人問題』，總是由各種不同想法的集結，透過共同的情緒基調而結合在一起。」（1973∕1990, §1350）他指出，受試者想對字詞做出快速、正確反應的意圖時，卻受到某種東西干擾了。透過字詞聯想測驗的運用，他一次又一次地發現，依據簡單的指令對某個刺激字詞有所反應時，心靈自動化的行為會干擾個案的意識。受試者是透過對這個任務有所啓動的態度來進行實驗任務，而榮格認為這點會促使受試者依自己個人的理解來執行實驗任務。榮格認為這就是同化作用（assimilation）。換句話說，實驗的任務由原來的客觀變為（由情結所組成的）主觀。實驗的結果顯示，這種干擾是源自於「情感元素數值」（the value of the affective element），這也就是榮格所定義的情結。「因此，情結必定是一種心靈因素，如果用能量來說明，它所擁有的數值，有時候是超過我們意識的意圖。」（1934, §200）「而且，如果能夠穿入它們的本質越深，甚至是深入它們的生物層面，越能清楚地揭露出它們身為心靈碎片的特質。」（1934, §203）在文章的後段他表示：「普世對靈性的信念，是無意識裡的情結結構的直接表達。而情結，事實上就活生生地存在於無意識心靈之中。」（1934, §210）日後許多年，情結概念的發展，成為分析心理學裡，針對個體心靈在個人的和集體層面所表達的無意識動力相關的理解，奠定了基礎。
因此，情結理論成為榮格對精神分析這個科學的第一個原創貢獻。雖然實驗一開始的目的，是要確定對各種刺激字詞的平均反應速度，但他後來使用了匯聚（constellation）這個詞，來形容辨識到的那股對外在情境所釋放出來的現象：
心靈歷程在這歷程中，相當的內容開始聚集，準備要付諸行動了。當我們說一個人已經「匯聚」的時候，意味著他已經就定位；從這個定位上，可以預期他會以適當且明確的方式來加以反應。但是情結週遭的匯聚是一種自動化的歷程，會不由自主地發生，而且是沒有人能夠主動阻止它發生。（1934, §94, 198）
總而言之，透過字詞聯想測驗，榮格（1934）發現「外在情境會引發心靈的匯聚」（§198），「舉止是自動化的，表達出某種心靈狀態的意象，且該狀態在情緖上的感受十分強烈，與意識上所習慣的態度更是不相容的。」（§196, 201）「這是具有內在凝聚力的」（§201），但同時又是解離的（§202），在意識領域中「舉止如同一個活起來的外來物體」（§201），表明了「沒有任何心靈歷程和生命歷程是孤立的」（§197）。榮格至少辨別出無意識四個部分的功能作用——自動化、可解離、情緒啓動（情結匯聚），以及「某種心靈狀態」的意象（§201）——是情結反應的元素。在個人的層次上，情結傾向於既可以表達更深度的心靈功能作用，也可以表達早年的發展／家庭關係。「如今大家都知道人的內心是『擁有情結』的，然而還不太為人所知、但在理論上更重要的是，情結能夠『擁有我們』。」（1934, §200）
文化情結：簡短的歷史介紹與回顧
第一次開始思考並建立了文化情結的概念，是我成為榮格分析候選人的時候；但身為一名非裔美國人，我在我所成長的文化環境中發現，種種的群體和家庭生活對我有著強而有力的影響。我身為個體的整個發展，與群體有錯綜複雜的關係，這不僅與自己參與其中的群體（學校、教會等等）意識的理解有關，也與其他群體對我所指的群體（白人對黑人）的態度有關，以及做為一個群體如何處理更廣泛的社會中所充滿歧視和不公義的對待而帶來的挑戰有關。因此，我長期以來一直關注諸如此類的差異上，包括人權和公民權利上的不公正和不平等，而這些問題的根源又是來自受教育的機會、合適的住所、可負擔得起的醫療保健，以及經濟機會的差異性。透過我所接受的心理學家和精神分析師的訓練，我深化了我的嘗試，也就是試圖將心靈的角色，帶進這一切圍繞著差異和對認可有基本需求的相關對話中。有關文化情結的研究，對我而言是十分關鍵的，特別是在我思考以下這點：意識在群體的層面是如何發展，以及群體的自我意識又是如何發展，藉此來理解自身的情緒和心理發展歷程。
然而，我也想邀請讀者理解，我是如何更具體地利用身為黑人的經驗，來作為定義文化情結和幻影敘事的方式，並透過此方式從心理學開始思考這些迫切的問題。這些在社會上不被看到、無名、邊緣化、無力及無根等基本議題，是我們所有人都面臨的存在議題。當這些問題與階級、種族歧視、性別及民族性融合在一起時，差異心理學就會隨之而生，因為群體的生存此時似乎岌岌可危了。說明這一切的另一種方法是，文化情結是群體生活中無意識動力同等機會的表達方式。所有的群體和個體對這些歷程的影響都是不可或免的。
在這部分的個人介紹之後，現在讓我來談談一個重要的夢境，而這也是接受培訓的人們經常做的夢：為了獲得最終的榮格分析師資格，許多與他們自己在分析學院會員資格有關的夢，會不斷地出現在候選人階段。在我參加舊金山分析學院招生面試的前一天晚上，出現了第一個夢，我發現自己等待著（分析學院的）招生委員會叫我的名字，要我面試。我和其他幾個黑人坐在一座像清真寺的地方裡，他們都穿著黑色西裝。招生委員會的其中一個人叫了我的名字。我站起身，正要離開等候的房間時，幾個黑人擋住了門。他們說，除非我能向他們展現我們的祕密握手禮，否則他們不會讓我通過。我向他們展現了這個祕密的握手方式，讓他們知道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
很顯然的，這個夢的主題是關於我需要以黑人式的握手，來表達在我投入榮格分析訓練個人旅程的強烈承諾之際，我能釐清離開何種群體認同一事，是多麼地重要，而這一切想必會教我如何掌握與培養個體化的歷程。因為這個的緣故，我需要對團體的成員保證我對團體認同的持續忠誠。如今我認為這個夢是在預示，身為一位榮格分析師，我必須持續關注個體歷程的內在心靈和原型基礎，也必須關注群體的內在心靈和原型基礎。由於榮格學派的傳統傾向於將文化和群體歷程視為個體發展的外來結合，文化對於個體化的重要性往往因而被忽視。依據夢裡我對黑人夥伴的承諾，在進入分析訓練的過程中，我的個人發展和臨床發展必須將差異。我終將明白，文化議題的工作是和個體化密切相關的。這個承諾是我透過握手所作出的，這動作意味著我不會忘記這個群體。因此，血緣關係（kinship）和忠誠議題、權力的動力、壓迫及罪疚感，也就留在我的腦海中，成為分析訓練的背景。這些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切，也與我決定投入的分析領域，有著錯綜複雜、不可分離的關聯。事實上，在後來接受的訓練中，我經常注意到我的老師常常將文化無意識和集體無意識混為一談。在我的培訓經驗中，無意識中所包含的文化意符（signifiers）往往沒有被談論到。我的結論是，在這些訓練師中，涵蓋著文化歷程相關聯的無意識層面而這種情況呈現於不被看見（invisibility）的情結中（Kimbles, 1998）；而在這情結中，不僅僅是受到文化投射而遭非人化的人的事實是不被看到的，同樣地，相關情結的本質也無法讓執行情結的這些人看到。現在，我會稱這種情結為「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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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看不見卻在場的幻影敘事——背景介紹
韓德森對幻影敘事的貢獻
約瑟夫・韓德森（Joseph Henderson, 1990）提出了文化無意識（cultural unconscious）的概念，他認為文化無意識是
位於集體無意識和文化顯性模式之間的一塊歷史記憶區域。文化無意識可涵蓋意識和無意識的形式，但它同時有著某種來自集體無意識的原型身分，而這種身分有助於神話和儀式的形成，也會促進個體的發展歷程。（頁102）
對我來說，韓德森定義中的議題，與「它同時有著某種來自集體無意識的原型身分，而這種身分有助於神話和儀式的形成，也會促進個體的發展歷程」有關。
我採用幻影一詞，就是為了回應「它同時有著某種來自集體無意識的原型身分」，以及它如何在個體和群體上再現。幻影（phantom）之所以類似於幻想（phantasy），是由於它帶給群體的情感經驗有著特定的品質和身分的意象。幻想和情感經驗於是在幻影中集結在一起，反映了群體或社群的成員在表達與彼此或團體之間的關係時，彼此之間充滿情感的連結（比昂所謂的效價〔1961∕1983〕）。文化無意識帶來了一種富有想像力的方式，掌握了主觀的和社會的在場、遺忘和失落，種種一切在個人和文化無意識的層次上，繼續扮演著我們生活中的塑形力量而運作著。
在以下這段和本章後半部，我將描述何謂幻影敘事，以及它們與文化情結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
以幻影作為面對歷史的心理態度
文化情結透過歷史歷程的組成模式，為群體成員提供了連續性和相當連貫的敘述。然而，在我看來，由個體和群體無意識所留存的這段歷史，雖然相對來說是獨立於群體意識的意圖和目標之外，但似乎也有終極目的論的面向；也就是說，歷史的製造是具有自主性的。這自主性意味著這是獨立於空間／時間協調之外的，反映了歷史模式這種非連續的、超越心靈的歷程，而這些模式是與個體和群體的情結有關的。
榮格歷史觀點所包括的：「不僅是童年和直系親屬，也涵蓋了更大的文化母體、代間模式，以及嵌入集體無意識中的古老歷史。」（Stein，1987，頁61）他「將原型納入歷史連結點中，讓人們意識到歷史對個人的影響是普世存在的，而且是根植於文化和無意識中，貫穿了情感和心理功能運作的所有部分，因此，這也是身分認同的基礎。」（Stein，1987，頁61）
我對群體歷史最初的研究方法，肇始自有關代間創傷的思考，我認為這些創傷是圍繞著文化情結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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