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圖書文化包含圖書的撰寫著述、生產複製、傳播流通、閱讀利用和保存維護等連串互動的環節。中國有豐富而不斷變化演進的圖書文化，其中圖書的生產複製方法，從最早的手工抄寫開始，歷經兩次重大的改變，先是公元八、九世紀左右出現的木刻印刷，其次是十九世紀引用的西式活字印刷。雖然兩者都是印刷，但木刻和西式活字是原理、技術和材料都不同的印刷複製方法，而且這兩次改變是在不同的情境下產生的，八、九世紀的木刻印刷出自中國社會內部的需要，十九世紀的西式活字則是基督教傳教士在西方勢力的助長下在中國推動傳播的。不過，這兩次改變也有相同之處，那就是都從生產技術的改變開始，連帶引發了從出版傳播、閱讀利用到保存維護每個面向的變化，因而發展出全新型態的圖書文化。
傳教士致力以西式活字印刷中文的目的，當然是為了他們自己印刷傳教書刊的方便。可是，若論技術操作的簡易和人工材料的費用，中國木刻印刷豈非遠比西式活字簡便易行？幾乎每位傳教士來華後，很快就瞭解了此種情形，並對木刻印刷大表驚嘆，何以他們還要大費周章地推動西式活字印刷中文？癥結就在於木刻印刷不論技術、價格和工匠，沒有一項是傳教士能夠掌握的。鴉片戰爭前來華的傳教士對此感受更為深刻，他們只能暗中雇用印工違法刻印傳教書刊，即使遠赴東南亞設立印刷所，中國工匠的雇用和管理仍是令人頭疼的問題。傳教士嘗遍了木刻、逐字雕刻的活字、石印、鑄版等方法後，覺得還是他們最熟悉的西式活字才是正確的選擇。
西式活字印刷術自古騰堡發明以來，到十九世紀已在西方通行了四百年，要應用於中文印刷卻不是容易的事。拼音文字只需打造一百多個字母、數字與符號的鋼質字範（punch），以此敲捶出銅質字模（matrix），再按各個字母常用的頻率鑄出數量不等的鉛活字（type）即可。相形之下，要在每個只有零點幾公分見方的堅硬鋼材上雕刻幾萬個象形漢字的字範，實在是難以克服的障礙，因此不能不採取較為可行的變通方式，第一是只打造常用字，如倫敦會的傳教士費了三十年功夫鑄造的大小兩副活字，每副各有6,000個漢字；第二是以部首偏旁拼合成字，如美國長老會美華書館陸續擁有的巴黎、柏林、上海等三副活字，每副各有4,000至7,000多個活字，分別可拼成2萬多個漢字。只是，這兩種方式各有缺點，前者在遇到非常用字時，必須暫停排印臨時打造，若以木活字權充代用則有損版面整齊雅觀；後者以機械生硬的部首活字拼合，經常得犧牲漢字字形筆畫的勻稱自然之美。在傳教士主導西式活字印刷中文的時期，一直採取只造常用字與拼合成字兩種鑄字方式，也始終存在著上述無法完全避免的缺點。
鑄造技術只是傳教士面臨的第一個難題，如何在中國推廣使用西式活字印刷又是另一個難題。傳教士以西式活字印刷中文的初衷，固然是為了印刷傳教書刊的便利，但是他們當然也希望自己得來不易的成果能被中國人接受採用，並取代中國傳統的木刻印刷。十九世紀中期被迫開門的中國有利於西式活字的發展，卻不可能有一夜之間完成的革命，若從第一位基督教傳教士抵達中國的1807年算起，經過將近百年的時光，西式活字才得以超越中國傳統的木刻和同樣是西式的石印，而取得中文印刷主流方法的地位。
十九世紀西式活字印刷在中國的發展過程，大致可分成討論與嘗試、準備與奠基、發展與本土化三個時期：
第一，討論與嘗試時期。從基督教傳教士來華到鴉片戰爭前，傳教士在廣州、澳門及東南亞各地嘗試各種印刷中文的方式，也比較了各種方式的優缺點與可行性。這些討論與嘗試，主要由最早來華並從事中文印刷的倫敦會和美部會傳教士進行，並由倫敦會的傳教士決定開始打造常用的西式活字，至於較晚來華的美國長老會，則決定購用法國人在巴黎鑄造的拼合活字。但不論是常用活字或拼合活字，在這段時期內的成果都很有限，還不便於實用。
第二，準備與奠基時期。自鴉片戰爭到同治朝的約三十年間，西式中文活字進入了實用階段，並因而奠定在華傳播的基礎。技術上傳教士不僅繼續以西方傳統工序鑄造中文活字，也以價廉工省的先進電鍍技術大量複製，在這段時期西式活字已充分具備了和木刻競爭的技術與生產條件，更重要的是西式活字印刷中文的方法，終於引起了迫切需要學習西方長技的中國人注意，有些官員和士紳階層對此感到興趣，並購買活字與印刷機開始使用。
第三，發展與本土化時期。從同光之際到戊戌變法期間，中國內外情勢的變化日亟，知識份子渴望獲得及時訊息並表達意見，但傳統木刻無法滿足新式媒體大量而快速生產的需求，這讓西式中文活字獲得加速發展的機會，同時也有中國人開始自行鑄造活字，中國印刷出版業者一項新的標榜是以西式活字與機器排印，中國人並在這時期中取代傳教士成為西式印刷在華傳播的主力，到十九世紀結束前，西式活字已經明顯取代木刻成為中文印刷的主要方法，並且連帶引起近代中國圖書文化在出版傳播、閱讀利用和典藏保存等各方面的變化。
本書討論的時間起迄，從1807年到1873年為止，也就是上述的討論與嘗試和準備與奠基兩個時期，即傳教士主導西式活字印刷中文的六十餘年，而以1873年中國人買下傳教士經營的西式活字印刷中文的重鎮香港英華書院為斷，這項交易轉手可以視為傳教士的引介活動告一段落，同時是西式活字印刷本土化開端的象徵。本書討論的內容範圍，一是傳教士從討論嘗試到推動引介西式活字來華的過程，再是他們經營中文印刷出版機構的相關活動，包含這些機構的建立與沿革、管理與經費、工匠與技術、產品與傳播反應等等，其中討論所及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澳門印刷所，雖然不是由傳教士建立經營，卻和傳教士關係非常密切，並且在西式活字來華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至於同光之際以後，西式活字印刷本土化的發展，主要的推動傳播與使用者逐漸轉為中國人，文獻史料也以中文為主，而其影響所及更超越了印刷生產方法的技術層面，及於中國圖書文化的各個面向，這些都需要以更寬廣的視野進行更細緻深入的討論與解釋，不是本書可以容納得下的研究課題了。
傳教士在引介西式活字和從事中文印刷活動的過程中，也撰寫或印製了許多相關的書信、日誌、各種報告和統計等等文獻。這些文獻檔案大部分留傳至今，也都相當程度地顯示了傳教士的觀念、作法、面臨的困難、解決的方式與獲得的成果，以及傳教士記載來自華人的種種反應與雙方互動的體驗等內容。這些無疑都是研究傳教士引介與經營活動的第一手史料，也是本書論述分析與解釋的主要依據，期盼能因此獲得比較真切深入與比較全面的研究結果。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