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戰爭的種子
想像自己站在屋外的雨中，雨落在你身上，這時你通常會想到什麼？
對我而言，每一次下雨我便經歷了一場戰爭。我曾在兩個雨季中經歷過非常吃緊的戰事。雨季期間的越南，滂沱大雨不斷，萬物變得潮濕泥濘。如今下雨時，我仍得穿越一片又一片哭喊和瀕死中的年輕人；仍看得見樹的線條因為汽油彈而崩解；仍聽得見十七歲的少年哭喊著母親、父親和女友的名字。唯有在重新體驗這一切之後，我才能意識到：現在，只是在下雨而已。
由於缺乏更貼切的詞彙，我姑且將這些事件稱之為「回溯」。「回溯」是紓解那些我自己尚未能與之和平共處的經驗。我可能會在伸手從雜貨店的架上拿起蔬菜罐頭時，突然被一股恐懼所包圍，覺得罐頭裡可能裝了詭雷。理性上，我知道這不可能，但是當我在越南服役時，有一年的時間，就是活在這種真實萬分的恐懼中。直到今天，我還無法處理那段戰時的經驗。
這不只是我的故事。每天都有這種故事在世界各地上演，每天都有人重新體驗戰爭，重新體驗自己遭受暴力、災難或兒時創傷的經驗。
在我們能達到和平的境界之前，必須先碰觸自己的苦—擁抱、承受這份苦，這是我近年來一直在學習的事。但是多年之前，我所學到的卻只是如何發動戰爭。
暴力薰陶
十七歲以前，我所有的經驗幾乎全是在灌溉我心中的戰爭種子，戰爭無所不在。我在賓州的一個小鎮長大，父親和鎮上大多數的人一樣，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服兵役。那個年代的人提到戰爭時，都不會據實以告。戰爭在他們內心留下了深刻且沉痛的傷痕，但是他們碰觸不到，於是當他們講起戰爭時，都像是在描述一場偉大的冒險故事。
因此，父親在我滿十七歲時建議我從軍，我也毫不質疑地接受了。當時我不太懂政治，政治在我的生活中無足輕重。如今我知道，要瞭解這個世界的概況，政治有多麼重要。雖然政治上的意識型態對於這個世界的問題並不能提供長遠的解決之道，但我卻仍然受到這些意識型態的衝擊。我們每一個人都難逃這些衝擊，都必須因為政治上的無知而付出昂貴的代價。
如今我才明白，父親那一輩的男男女女，受到兵役和戰爭經驗的影響有多麼深遠，但他們心中卻充滿了錯覺與否認。他們以勝利者的姿態回家後，便立刻投入另一種角色：成為防禦者，極力否認戰爭對我們的文化造成了深刻，且無遠弗屆的衝擊—不只波及了參戰的軍人，更影響了我們每一個人。這種文化迷思造成我父親那一代的人，不直接公開談論自己在戰時的真實狀況，其中有許多人甚至必須拋開自己內在的真實生命，沒有人會鼓勵他們或我說真話。但是，越戰期間與戰後的確發生了一些不尋常的事：我們許多人都不能再否認這個事實了。
我志願前往越南，因為我以為到越南從軍是個正確的決定。當時我不明白戰爭的本質，也不明白暴力的本質，但入境後三天，我開始明白了：戰爭就是失去理智。很難確切描述我所看到的景象，直到今天我仍可以在每個人的眼中嚐到、聞到、看到一種空洞，就像當時一樣，猶如置身於超現實的恐怖片。
我被派到越南「待命」，這表示我沒有特定的小組任務。我被分派到龍濱(Long Binh)的第九十後援軍營，每天早晨，軍隊裡的人會例行地起床、鋪床、吃早餐，然後排隊站好等著點名；點名結束後，我們就會少個三、五人。有時所有的人都會接到任務，有時是兩個人。我們之中沒有接到小組任務的人會被安排做一些瑣事，譬如負責掃廁所的人就要把馬桶底下那半個五十加侖的桶狀容器拖出來，再燒掉裡面的排泄物，或在廚房裡準備餐點、刷鍋子等。
這些瑣事中，有一項是清掃特大號的倉庫，那些倉庫堆滿了營站（軍中福利社）的物品。營站是軍隊的大型百貨商場，軍人可以在那裡買食品、香菸等東西。由於我還沒有接到小組任務，所以就被指派做這種差事，而且非常怪異的是，在越南的前三天，我就在負責摧毀數千公斤的星河巧克力中度過（巧克力都在熱帶氣候下融化、腐壞了）。在一名負責該任務的士官鼓勵下，我也「徵收」（軍中用語，表示「偷」）了一條御木本(Mikimoto)珍珠項鍊，它的價值遠超過我皮夾裡的鈔票數目。兩天後，我把珍珠放回原處，因為我知道偷竊是不對的行為。但是在戰爭中，這種是非混淆、腐敗、超現實的世界只是我所受的基本訓練的延伸，而我在基本訓練中所受到的正規教育，便是學習暴力的荒謬與怪誕。
在基本訓練中，他們教我要仇恨。在射程內，我們射擊的都是狀似人的標靶，我們在學習殺「人」。我們必須經過學習才殺得了人—那就是軍隊的工作，這種工作透過各種巧妙和不太巧妙的方式來完成。射擊結束後，我們應該用特定的方式把武器架好。有一天，我準備把來福槍架好時，槍不小心掉下來，上士教官馬上破口大罵，指責我沒有好好照顧自己的來福槍，他說我的來福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是死是活都要靠它。
他身高一百九十公分，我只有一百七十四公分。他站在我面前，挺起胸膛靠在我的臉上，用手指猛力戳我，又低頭對我罵髒話。然後他掏出生殖器，當著每個人的面往我身上撒尿。
我有兩天不准洗澡，我感到非常羞愧，但是根本無法處理這種感覺，因為內心感受已經被狂怒所佔據。我不能將憤怒發洩在他身上，因為我會為此而坐牢，所以將憤恨的反應聚焦在「敵人」身上。敵人就是每個跟我立場不同的人，每個不是美國大兵的人，這種薰陶在創造一位優秀軍人時是不可或缺的。軍人經過受訓後，眼中只看得到危險、威脅和潛在的致命事物，剝奪敵人的人性，也剝奪自己的人性，而我的軍事訓練最終是教我剝奪一整個種族的人性：越共、南越軍隊和一般越南大眾之間，完全沒有差別。
不過，若是我這一生中的其他時間都沒有準備好接受這種軍事訓練，這樣的教導也不會生根。他們鼓勵我這個年輕人戰鬥、抱持偏見、國族主義至上，教我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訴諸暴力，如果發生衝突，那麼最強的人會贏。我從父母、老師、朋友身上學會了這一點。
五歲那年，我和父母住在賓州華特福鎮(Waterford)的一間公寓裡，當地是賓州西北方的一個小型農業區。我的父親是老師，母親負責洗衣服、打掃房子，有時也在餐館或酒吧當女侍貼補家用。有一天我想騎腳踏車，但母親不讓我騎。我興致勃勃，年紀又小，所以很倔強。母親當時回應我的方式，是把我連人帶車推下樓梯—一座有二十層階梯的樓梯。當時為什麼沒有受重傷我也不知道，或許是因為小孩子很柔軟，而且從中學習得很快所致。
類似的事件並不只發生一次，母親時常對我暴力相向。有一天，不知為了什麼莫名的原因，她把手放在我的脖子後面，把我轉過身去，用我的臉去撞牆，然後說如果我乖一點，她就不必那樣對我了。這些經驗教導我要掩蓋痛苦，而且不要相信別人，特別是當權者。
父親是慣於隱藏情緒的人，多半要藉著酒精、菸草和其他藥物，才能鞏固那些壓抑情緒的牆垣。但要處理強烈的情緒，壓抑策略多半都沒有用，有些隱藏起來的東西會被硬擠出來。
我居住的鎮上有一座湖，水位會因春天融雪而上升。大約在八歲時的某一天，我跑出去玩。當時我剛收到新買的網球鞋，鞋底的鞋印還清晰可辨。那天我應該在四點回到家，但小孩子哪有什麼時間觀念呢？我沒有在四點準時回家，父親在擔心之餘前去找我。他走到湖的附近，發現有些小腳印走進水裡，卻沒有走出來，而那些腳印又類似我那雙新網球鞋的鞋印。他一想到我可能已經掉入湖中溺斃便嚇壞了，急急忙忙趕回家，他一進門，發現我已經在家了。
他馬上把我帶到浴室，拉下我的褲子，抽出皮帶，用皮帶把我打得到處都是瘀青，血從我的頸部流到腳踝。他打到一半時，發現真的打傷我了，便停下手開始用紅藥水幫我治療傷口，然後一邊說打我是因為愛我。為我的傷口敷藥時，他不斷地重複說，他會這樣對我是因為愛我。這就是一種長期聯想的開端：愛等於暴力。
我不認為父親的本意是要傷害我。他只是不能面對自己的恐懼和感到無能為力的事實，所以他最終使用了自己認為是唯一能夠表達恐懼這種感覺的方式：那就是憤怒。他不能瞭解或忍受自己強烈的情緒，便選擇把自己所看見的問題歸咎於外在因素，那麼他就只需要控制自己看得見的壓力來源。他的暴力是導因於他碰觸不到自己的痛苦，因此只好把它表現在我身上。母親也沒有能力真誠的面對自己的情感，無法面對自己的痛苦，因此她的痛苦便轉化為對我暴力相向。
父親對真相的否認和壓抑終於毀了自己：他在五十三歲那年過世，因為他的生活完全受酒精、菸癮（一天抽五十根沒有濾嘴的菸），和自我毀滅的傾向所控制。我的父親不是死了，而是活不下去。我相信是否認的文化毀了他，就像當初毀了他的父親，也差點毀了我一樣。然而人們需要拒絕承認才能支持這種迷思：戰爭與暴力是解決衝突最持久、最有效的方法。
越南之路
從小我就被教導著，如果我愛國，就必須做好為國奮戰犧牲的準備。當我加入軍隊後，便自願到越南作戰。他們告訴我，我將為當地帶來和平，而和平是藉由槍口來達成的。我怎麼還會相信其他說法？
高中畢業後我就直接從軍，當時有一所大學提供我體育獎學金，但父親敦促我拒絕那份獎學金，因為他說：「你還不夠穩定。你只會上大學，然後被當掉，你太野了。」
他說的話有幾分道理，當時我是個管不動的孩子。如果我現在還做一些當年所做的事，恐怕就要遭到逮捕或坐牢了，但是當時的時代不同。我是慣於偷車的累犯，但只是偷來兜風而已。我會到當地的順風(Plymouth)汽車代理商，把全場的二手車瀏覽一遍，看看有沒有還沒拔掉鑰匙的車子，然後發動車子，快快樂樂地兜風一整晚後再物歸原主。我和那些車子從來沒有發生過意外，算是幸運吧，我猜。
在缺乏父母監督的情況下，我自己制訂規則。父親似乎無能為力提供任何規範或輔導，因為他太忙著喝酒，太忙著耽溺於自己的苦難了，因此我大約從十二歲開始，便幾乎靠自己獨立成長。
所以最後我跑去從軍，因為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其他的事情可做。那是父親的建議，即使他是個在我成長過程中時常缺席的父親，但在家庭生活（特別是在兒子的生命）中仍是一個有分量的角色。他和那些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朋友們會坐在一起喝醉酒，講一些讓戰爭顯得輝煌、刺激、浪漫的故事。我不但把那些故事聽進去，而且還一飲而盡，渴望成為他們的一分子。
我毫不質疑地相信那些故事，毫不質疑地聽從父親的話去從軍。然而人在成長的過程中，其實不需要有位後備軍人父親，就能聽到浪漫且誤導人的戰爭故事。流行文化製造出無數的電影來榮耀、美化戰爭，而它們幾乎從來沒有描述過戰爭經驗的真實面。
無論是真實的或電影裡的戰爭，都會培養出這種鬥士心態，而且不只有戰爭會，體育競賽也會。我對學校提供的各種體育課程都很有天賦：棒球、足球、角力等。唯一讓我繼續留在學校的原因就是我的體育技能，在每一種運動和每支隊伍裡，我都能找到這種鬥士心態。我對於競爭、打鬥、戰場是什麼模樣，發展出一種浪漫的幻想。在我的想像中，戰爭只是另一種遊戲。
同時，我又極度缺乏安全感、害羞、孤立、對人不信任。我以為如果我從軍、上戰場打仗、獲得很多獎章，就能以英雄的身分回家，就會有人喜愛我、崇拜我，故事就是這樣開始發展的，事情也很自然就會那樣發生，我根本什麼也不用多想。父親說：「從軍吧，軍隊會幫你變成男子漢。」而我心想，變成男子漢就代表受人尊敬和令人喜愛。
我記得入伍的那一天，父親開車載我到賓州艾里市(Erie)的公車站，離家約四十公里遠。我只帶了一個棕色的小行李箱，是童軍用行李箱，上面用黑色的奇異筆寫著我的名字。父親載我到車站，為我買好車票後就離開我了，沒有再見的擁抱、沒有握手，也沒有道別的隻字片語。他扔下我在那裡等車，而我的心也麻木沒有知覺。
公車把我從艾里市載到一百五十公里外的紐約水牛城，我要在那裡報到入伍。抵達水牛城後，入伍中心的人交給我一張住宿券，讓我住在旅館裡。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去買酒，其實我嚇壞了。
第二天早上，我人很不舒服，但還是得起床前往入伍中心。每個人都必須經過體檢、填好一大堆表格，接著進入一間房間宣誓。我成為軍人了。
隔天，我們搭火車前往紐澤西州的迪克斯堡(Fort Dix)基地。從公車上走下來時，歡迎我們的是一名高聲大罵髒話的中士，他滿口盡是羞辱人的髒話。我心裡馬上想：「老爸騙我，我做了錯誤的決定。」我只想回家，卻不能回家，我的生命即將永遠改變。
抵達基地後，我們先領取基本配備：制服、靴子、內褲、毛毯、毛巾、行李袋，然後得理髮。那是一九六五年，正值嬉皮年代初期，即使在當時，我的頭髮都算滿長的，那是由於披頭四的關係。我到了理髮師那裡後，每個人就開始叫我「教授」，我猜是因為我的長髮，但我完全搞不清楚狀況。我一坐上椅子，理髮師便理光我的頭髮，當時的感覺是很丟臉。
剛開始的八週基本訓練，對我是一種痛苦的掙扎。我在各種體能訓練項目都表現優異，卻非常難熬過所謂的「紀律」，因為它莫名其妙。我們會有兵營檢查：副連長（副手執行官）會戴著白手套進來，只要哪裡有一丁點灰塵，他就勃然大怒而咆哮個不停，使盡全力出口成髒。他會把牆上的置物櫃和我們的床鋪都推倒，隨意踐踏地上的小箱子，把東西丟得整個營房都是。發作完後，他會給我們二十分鐘的時間準備下一次檢查。
我們無緣無故，就必須用牙刷刷洗浴室地板，或乾刮鬍子（沒有水或潤滑劑）。我們會在半夜兩點被酒醉的軍訓上士叫醒，命令我們在冰冷的雨中排成隊形站好，穿著內褲，綁緊靴子，一手拿著銅製領徽，另一手拿著皮帶釦，全部都要擦得雪亮，這種種情緒、心理、精神上的折磨都莫名其妙。我當時不懂的是，基本訓練就是為了把我們擊垮，之後再重新塑造成他們想要的形象。我對這一點很抗拒，日子非常難熬。
基本訓練大約進行到一半的時候，我有一度感到非常沮喪、徹底絕望，於是衝進營房，徒手擊碎了裡面的每一扇窗戶。我的手割傷了，流著血，然後跑到樓上的一個房間關起門來，把置物櫃推到門前擋住，爬出窗戶坐在屋頂上。
一個好鬥、暴躁、二十出頭的年輕中尉設法來找我，爬到我坐的屋頂上。當時我正在大哭，不知道該怎麼辦，內心百感交集。他朝我的臉上賞了一巴掌，然後不斷揮拳揍我。如果我把他的行為呈報給上級，他就會有天大的麻煩，但我根本沒有想到他不應該揍我。當時辱罵對我而言，似乎是正常的舉動。
之後，來了一位中士和我說話。他是個好人，是個善良的人。現在想來，他和我說話時似乎抱持著些許慈悲心，似乎真心在關心我。最後他幫助我調整自己，適應這裡的環境。他說：「你聽我說，你回不了家，而且會在這裡待三年，所以你最好充分的利用這段時間。」
他的話讓我的內心產生了某種反應，促使我從此關閉了一切的感覺。我對自己說：「好，我就做好這件事，讓自己變成一流的軍人。我只要關閉自己的感覺，全力以赴就好。」
一部分的我真的很想掙脫，只是不知道該怎麼做。在我的從軍生涯裡，無論是在基本訓練時期或是在越南，我都是最年輕、最茫然的一個。
隨著基本訓練繼續進行，我變得愈來愈煩躁不安。我來自一個鄉間小鎮，沒有什麼手腕應付我遇到的人。我常常被排擠、被利用，或被其他軍人操縱。我的生活變得脫韁失控，只要一有機會就猛灌酒。
因為我大量酗酒，所以薪水早在下一次入帳前便花光了。我經常負債，也和借錢給我的人牽扯不清。我的生活陷入一片混亂，但這種現象和我的童年有種奇怪的接續感。軍隊，只是我這一生經歷過的虐待、被忽略、混亂的自然延續。
為了逃離困境，我自願前往越南服役。起初他們說我不能去，因為我還太年輕。我不斷爭取，因為我需要脫離那種狼狽的生活。後來有人告訴我，我必須寫一篇文章解釋自己為什麼要去，如果文章有足夠的說服力，就保證我能轉調。當時是一九六六年，越南戰事正持續擴大，戰況吃緊，傷亡人員也增加了，他們需要更多的部隊，而我自己也很確定駐紮小隊會很高興擺脫我。現在我已經不記得在那篇文章裡寫了什麼，但是不管寫了什麼，那篇文章奏效了。
在越南服役期間，我要為奪去許許多多的人命負起直接的責任。但是在恐怖的基本訓練之後，在經歷了童年的虐待與被忽略之後，我無法清楚分辨自己的行為是殺人，因為：敵人只是敵人，不是人類。
正面戰鬥
我在龍濱的第九十後援大隊出第一項任務，當時被隨機指派到一個直昇機殂擊連，擔任約十天的門槍手。有人告訴我：「把東西收拾好，你的指令下來了，那些人會帶你過去。」根本沒有時間多想或多瞭解發生了什麼事。
在胡志明市附近的富利(Phu Loi)市，我被分派到第一一六直昇機殂擊連。我被帶到營房，分配到一張床鋪和一個置物空間，接著有人介紹我認識瑞奇，他是要和我一起飛行的小隊長。瑞奇帶我視察槍械庫的所在地，我的新工作的工具就放在那裡：Ｍ六○（七點六二釐米）機關槍。他為我示範如何清潔槍械，然後帶我上直昇機，示範如何起飛、降落。
他介紹飛行員給我認識，說我們要以簡單的一天開始，只要負責飛通關任務和郵件任務，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一切都是全新的開始，而我卻怕得要死。起飛時，我的任務是告訴駕駛員右邊已淨空，並注意迫近的飛機（我是駕駛員的後照鏡）。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一切毫無頭緒，甚至不明白自己可能會被擊落。我感到害怕又疑惑，但知道自己不應該這樣。
當天我們飛了好幾趟，到不同的地點收發郵件，也帶軍人到西貢通關。隨著飛行的時間愈多，我對一些事物也就愈熟悉。天氣很棒，空氣十分乾爽，我還記得當時對這個叫「戰爭」的東西生起了一絲奇妙的感受。
夜幕低垂，我們的任務也正好快要結束了。我們返回河內吃了點東西，然後我回到營房躺在床上，我注意到周圍的人不多，但沒有多想。接著瑞奇突然跑進來，激動地叫我把東西收拾好，說小隊已經亂成一團，有些船沉了，我們要飛過去。我穿好衣服，抓起我的飛行手套、防彈背心、飛行安全帽，往下衝到槍械庫，抓起清潔好的Ｍ六○，一路跑到直昇機停放的碉堡裡。
我裝好槍，等待其他機員，看到停在飛行線上的幾架直昇機旁有許多人在活動。我走近一看，看到運送水車的人正在將血沖出機艙。瑞奇抓住我的臂膀，叫我回直昇機，因為我們該走了。我爬進右邊的機艙，戴上飛行安全帽，插好麥克風電線，檢查好無線電後，瑞奇和我分別向駕駛員發布「左邊淨空」及「右邊淨空」的指示，然後在黑暗中盤旋起飛。
不久我們便抵達了集合地點，現場還有好幾架直昇機，這是我第一次和整個小隊一起飛行。部隊全員登上直昇機後，我們也再度起飛航向夜空。靠近降落區時，天空瞬間被照明彈的火光照亮，為暗夜帶來了一抹亮黃的色調。雖然我們還勉強看得見，但一切似乎都籠罩在漆黑的剪影下，只分辨得出形狀，卻看不清楚細節。開始下降到降落區時，我感覺到空中有股緊繃、激動的能量：一種無法言喻的恐懼感。駕駛員下令開火，接下來，我只知道自己已經在地面上，我們的機組員都離開了直昇機。其他機組已紛紛在我們周圍起飛，但我們卻飛不起來，我們被擊落了。
瑞奇對我大吼，要我把駕駛員救出來，把槍也搶救出來。我跑到駕駛員門邊打開門，解開防彈衣的一片移動鎖（用來保護駕駛員的頭部側邊）。我們在課堂上學的是把這片鎖滑回去時要謹慎，因為很容易就會把它推離軌道，損壞直昇機的地板。我做的恰好就是我不該犯的錯，我懷著罪惡感，自然沒有馬上注意到駕駛員被擊中了。當我發現他身受重傷時，不知如何是好，便跑去找瑞奇。他叫我解開駕駛員的安全帶，如果他自己不能下飛機，就把他抬出機艙。我必須把駕駛員從座位上拉出來，放在我的肩膀上，因為他已經失去意識。我把他放下來，然後一把抓住我和瑞奇的機關槍，放在他身邊。直到隔天早上，我才知道他已經死了。
瑞奇告訴我，連上會派一架直昇機來救我們出去，最後我們一整晚都待在降落區，所以任務的第一天是以激烈的戰鬥做結束的。在情緒上，我是麻木的。我在四周所看到、聽到、感覺到的都是傷患。我接受過步兵訓練、接受過小型軍備和重型武器訓練、接受過急救訓練，但是當我赫然發現自己在地面激戰時，所有的這些訓練，全都無法幫我做好心理準備來面對這一切。因此，我又落入兒時扮演牛仔和印地安人玩戰爭遊戲的經驗裡，而且扮演得很好。
不久，有一人死亡、兩人受傷，我嚇壞了，但我不能害怕。我不知道該射擊還是該安靜，我決定安靜下來，因為我真的不知道還能怎麼辦。一旦暴露出自己的位置，就會不堪一擊。這就像扮演樹林裡的牛仔和印地安人，只不過這次是真槍實彈。
等待撤退的那段時間，我既沒有哭也沒有祈禱。我聽到很多人在真的很害怕時，哭著喊媽媽或某人，或是在祈禱。但我很自豪：我沒有哭，也沒有祈禱，因為我能向誰祈禱呢？沒有理由相信上帝，如果有上帝，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激烈的戰事終於平靜下來，我們也在早上順利撤退。
後來我成為一名優秀的軍人，獲頒許多獎項和勳章，對自己的工作還樂在其中！但不是在山上健行的那種樂趣，我會樂在其中是因為我在當地覺得自己很有用，也能勝任愉快。想像一下戰爭的混亂與戰爭的非理性—那就是我當時覺得自在的地方。
那個十八歲、不堪一擊、嚇得要死的男孩—不見了！不見了！不見了！就這樣，在第一次行動，被擊落之後就不見了！那個男孩已沒有立足之地，那種種感覺已沒有存在的空間，因為你無法在這種情況下接近自己的感覺，又同時執行任務。
我在越南不是為了民主或任何理想而戰，那個迷思早在從軍的前幾週就粉碎了，剩下的念頭只是讓自己成為最好的軍人，如此才能幫助自己，同時也盡可能幫助更多軍人存活下來。「求生」成為服兵役時最現實的一面。
之後我被擢陞為直昇機小隊長，調度光鮮的運輸機（載士兵上戰場打仗、撤退和再補給的直昇機）與砲艇機（提供地面士兵近距離軍火援助的直昇機）。從成為小隊長的那一刻起，我在越南幾乎每天都在戰鬥。我接受的許多勳章中，有一種是空軍獎章；要獲得空軍獎章，必須飛行二十五次戰鬥任務及二十五個戰鬥時數。服役期結束時，我總共獲頒二十五個以上的空軍獎章，這個數量代表我的戰鬥時數及戰鬥任務大約高達六百二十五個。那些戰鬥任務全部都殺了人，但我從不把他們當人看。
當時我和這些越南人唯一的交集是—他們是我的敵人，每個人都是：店員、農夫、婦女、小孩、嬰兒。有一次，我們在湄公河三角洲的一個村落外關機（停靠），我和另外六名軍人進入村莊執行一項任務，附近地區經常有許多不懷好意的行動發生，但這個村莊照理說應該很平靜、很友善。我們走進村莊時，看到三、四個人，貌似佛教出家人：他們都剃了頭，穿著橙黃色的袍子。他們在我們前面大約三、四十公尺遠的距離時突然轉身，用ＡＫ四七步槍向我們開火。我們七個人當中，有三人死亡、兩人受傷：被出家人殺害受傷。他們真的是出家人嗎？我不知道。他們在我們眼中看起來像和尚，所以和尚也是我們的敵人。
在另一次場合，我們連上支援的步兵小隊遭到一個村落的強力自動武器掃射，他們用無線電請求我們協助。我們帶著重型軍火配備飛去（三台配有火箭砲的休伊B型戰鬥直昇機，七點六二釐米的機關槍，一台四十釐米的高射砲），不假思索地開火把整個村莊都摧毀殆盡。我們殲滅了一切，那場殺戮是全然的瘋狂，當場沒有不是敵人的東西，我們殺了每一樣會移動的東西：壯丁、婦人、小孩、水牛、狗、雞。沒有感覺、沒有思索，僅僅出於這種瘋狂。我們摧毀了建築物、樹木、推車、籃子、所有一切，結束之後只剩下屍體、火焰和燻煙。那就像一場夢，感覺並不真實，但是我當時確實做出了這些行為。
我在越南的工作是殺人。直到我第一次在戰鬥中受傷（服役後兩、三個月）前，我已經要為好幾百條人命負直接的責任。到今天，我的心中幾乎每天都還會浮現他們許多人的臉孔。
我的戰爭經驗已有許多不復記憶。日復一日·每一天都由白天的熱氣揭開序幕·直到太陽下山為止·然而到了夜晚也代表了死亡。有一回，我在德和(Duc Hoa)橡膠園附近執行一項特殊的軍事任務，橡膠園位於西貢北方約一小時飛行距離的西貢河邊，而西貢河在此就是越南與柬埔寨的邊界。我討厭在這個區域飛行，我曾經在附近被擊落兩次，被擊中不知多少次，這地方太危險了。
這次我們被派去接應一群投降的越共軍人。我們在前往當地的路上，無線電傳來呼叫，說他們之中有些人改變心意逃跑了。但我們已經抵達目的地的上空，便與地勤部隊聯繫，經由指引到達他們可能的所在地。才剛飛過樹頂，便探測到我們認定的越共降軍，我們往下飛，將這群人像牲畜般趕到稻田溝渠聚在一起。我們在他們身邊盤旋，計畫好先由我和槍手走出直昇機，把他們綁起來，放進直昇機，再回到基地。
我們在空中盤旋時，那些投降的越共高舉著手臂揮舞，做出投降的姿勢，我們用槍口指著他們。正當我要跳下機時，他們其中一人丟了一個東西到直昇機裡，機上有人大喊：「手榴彈！」我們立即開火。我開始瘋狂尋找那個東西，想把它丟出去，也沒有想到它應該已經引爆過，是個廢彈。在這同時，駕駛員出於反射動作，開始將直昇機狂亂甩動，想擺脫那顆手榴彈。我後來終於找到那顆手榴彈，並呈報為廢彈，但我沒有把它丟出機外，反而暫時握在手中（我後來握了好幾個小時，拆解後，先移除爆炸的撞針，再組合回去，直到有人建議我最好把那顆手榴彈丟掉為止）。
混亂一經消弭，我們又多停留了一會兒，看著丟手榴彈的人慢慢重傷身亡。Ｍ六○機關槍的爆發力把他切成兩半，他躺在那裡，腸子垂在外面，仍揮著手作勢投降。我們在上空盤旋，眼睜睜看著他死去。
就在我的兵役結束前，我又執行了一次類似的軍事行動。我們又被派到德和橡膠園，這次是去接一群「卡森童軍」(Kit Carson Scouts)，意指投降我方並同意擔任雙面間諜的越軍。他們慣於滲入各種類型的敵軍群，通常會先離開美軍執行任務，再於指定的時間和地點由美軍接回，報告他們所獲得的情報。這些行動讓我渾身起雞皮疙瘩，因為整件事對我來說似乎太怪異了。這些人怎麼信得過？
這一次，正當我們接近接送地點，在林木線的一邊盤旋時，突然間一聲巨響，我知道事情不妙了。在眼角的視線範圍內，我看到旁邊的直昇機上下顛倒，正在燃燒著。
接著便很快發生了一連串的事情，不知為什麼，我感覺這似乎不是剛剛才發生的，而是事情一向如此。我們周圍的空間充滿了曳光彈的橘紅色火光，就像被電擊的電線一般爆裂開來。我可以感覺到飛彈打在機身，砰！砰！砰……。駕駛員立刻拉起直昇機的機尾，將機頭向下傾，前後轉動一百八十度，我們一邊砲火全開，一邊盡可能地在往下墜的機身裡站穩位置，旋轉迴旋，開闢出我們的領空，就像巨大的機械獾在保護自己的巢穴。
和我們一同飛行的特勤部隊中士慌了，開始大吼：「出去！滾出去！出去！」
我記得自己在不停地開火射擊時，一度把焦點轉移到他身上，使盡全力對他大吼，叫他閉嘴，並繼續射擊。我操縱著Ｍ六○機關槍，射到槍管發紅，停下來更換槍管後，又繼續射擊。我們的駕駛員巧妙地飛到墜落的直昇機周圍和後面，我立刻跳出去協助那架機上的機員，令人驚訝的是他們竟全體生還。
我們朝橡膠園反擊·送生還者回營，再飛回我們的主要基地古芝(Cu .Chi)，連上的維修設備都在那裡。這架直昇機在漏油、漏水，已經失去戰鬥力，不能再執行任務了。我們知道自己被擊中，只是不知道情況有多糟。我們真的不想知道，也不在乎，冷漠和恐懼完全混在一起。
我們飛向維修區，降落，進行平常的停飛程序，然後我前往營房打包，因為我預定在隔天早上八點離開越南。我似乎從服役期中存活下來，也是該回美國的時候了。
我將行李打包完，喝點啤酒就上床睡覺。醒來吃早餐，前往小型機場準備開始在越南的最後一趟直昇機之旅。這趟飛行帶我抵達邊和(Bien Hoa)空軍基地後，我隨即展開了返鄉之旅。降落後，我抓了自己的東西便走出直昇機。我轉身是要揮手道別吧，但直昇機已經盤旋起飛，於是我便帶著命令狀走向鐵皮屋。轉眼間，我已經走上登機梯，登上前往美國的波音七四七客機。
整個航程中，我沒有和任何人交談。我根本無話可說，彷彿內心已經凍結、瘀血或怎麼了。更何況，除非對話有作用，否則也無關緊要。我真的不想這麼麻煩去認識其他人，如此一來，在他們移防、受傷或被殺時，我就不會失去一段關係，不會失去任何人。我在越南時就是這種行事風格，所以飛回家時，就更沒有理由和任何人講話了。
飛機從邊和飛到東京，再到安哥拉治，最後抵達加州特拉維斯(Travis)空軍基地，因為我們越過國際換日線，所以抵達和離開時是同一天。我們下了飛機後，再坐上窗戶不透光的公車，以免暴露身分給那些拿著反戰標語、喊著口號、敵視我們，在大門外示威的群眾。
另一場戰爭
我們被載到加州奧克蘭(Oakland)軍隊補給站，從當地一直到紐約的紐華克(Newark)機場之間的過程，我盡可能絞盡腦汁回想，但這段過程卻在我的記憶中消失了。我在紐華克轉機飛回賓州艾里市。我清清楚楚記得自己走過機場時穿著制服，配戴著我所有的勳章、佩章、小隊章、飛行章等。當我回想起那段時間，似乎很超現實，因為才過了短短四十八小時，我便從激烈的戰鬥現場來到了紐華克機場，準備登機回家。
正要走進機場時，我發現有位年輕貌美的女孩走進轉機廳，正在直視著我。你知道我的意思，你可能置身於上千人的大廳中，但如果有人看著你，你就會知道。當我開始走過大廳時，她也開始走向我。我們愈來愈靠近，我也可以更清楚看到她。當時是一九六八年，到處都是嬉皮，以及那種特殊的裝扮和外表的人。
她有著中分的赤褐色長髮，又直又亮，一雙美麗的棕色眼睛和豐厚的嘴唇，身穿寬鬆的長洋裝—我想是棕褐色的，上面有明亮的花紋。那件洋裝長及腳踝，正面的剪裁卻相對較低，讓我正好可以看到她胸部的起伏—柔軟、誘人。她還戴了條細皮繩當作項鍊，上面掛了墜子，恰好精巧地躺在喉嚨底部柔軟的中空處。
當她靠近時，我知道她要做什麼。我從以往看過的電影裡、從父親和其他由第二次世界大戰返家的軍人所說的故事裡知道：她要來迎接我、感謝我。她會向我走來，展開雙臂擁抱我，深深地吻我。當我們愈來愈靠近時，我的激動與焦慮也隨之增加。我能夠符合她的期望嗎？
當這些想法閃過腦海時，我完全沒有注意到自己走到了大廳的什麼地方。接下來，我只知道自己低頭看著她的腳，就在我的正前方。漂亮的雙腳，細緻的腳趾被皮製的涼鞋柔軟包住，鞋帶隱沒在她的洋裝下。我抬起頭，吐氣，帶著殷切的期望，準備接受英雄式的歡迎。當我們的眼神交會時，她以敏捷的動作，朝我吐了一口口水。
我錯愕地站在那裡，當場呆住。我還來不及開始移動身子，她就轉身離開了。
各種感覺和衝動湧上我的心頭，其中最強烈的是殲滅敵人。既然她對我犯下暴行，那麼她就是敵人，我到現在仍不知道自己當時為什麼沒有當場殺了她。我絕望、困惑、帶著不堪承受又難以捉摸的痛苦，只好到最近的酒吧喝個酩酊大醉，然後到洗手間脫掉制服，換上平民服裝。我沒有抱著什麼明確、有意識的想法，就這麼換了衣服。
返家之後，我休了一次小假，接著便到肯塔基州諾克斯堡(Fort Knox)軍事基地裡的愛爾蘭軍醫院報到。我在那裡接受肩膀復健，因為我在一九六七年夏天的一場直昇機意外中，肩膀受到嚴重創傷（我們在出戰鬥任務的途中，滑橇式起落架的前半部卡在稻田的壕溝裡，直昇機翻覆，把我重重摔向駕駛員的座位）。我的肩膀在越南已盡可能得到最好的復健，他們認為我的傷還不至於嚴重到要把我送回美國。兵役結束回到美國後，我在醫院待了九個月，同時接受物理治療。
接近出院的日期時，院方告知我，醫療尚未完成，我應該同意成為所謂的「待診軍人」。我對這項提議的瞭解是：如此一來，我便成為軍方的資產，直到他們認為我康復，可以退伍為止。但是我對軍方的意圖（及整體而言的政府）產生一種極度的不信任感，所以我沒有同意。接著，我便接獲通知，如果要辦理出院，我必須簽下一份醫療免責書。當時沒有人向我解釋，簽下免責書後，我便允許政府享有豁免權，不必為我接下來的醫療照顧負責。我不能要求殘障賠償，也無法彌補在越南服務時所受到的創傷（又是另一種勾當，另一種小人行徑）。簽下那份醫療免責書後，院方馬上讓我出院，軍方也幾乎在同時讓我退伍。
出院後，我發現自己無法參與社交、無法重新融入自己的文化。我感覺格格不入，家鄉的人也沒有興趣幫助我和其他與我一樣的軍人重新融入社會，大家在情緒、心理、甚至身體上都刻意和我們保持距離。我們很明顯地被邊緣化了。我明白這一點，也強烈地感受到這一點，但是我不知道該如何處理。
當時，戰爭在我的思緒中無所不在。我碰到的每樣東西都讓我想起戰爭，我不能入睡。當我試圖和別人講起戰爭，他們就只會對我說：「一切都結束了，你應該把它忘了。你活下來了，繼續過你的人生吧！」但是我沒有辦法。於是，我開始用吸毒掩蓋自己的痛苦和孤獨，掩蓋自己的排斥，讓記憶麻木，從那些像臭鼬噴出的臭氣般緊抓著我不放的聲音、臉孔、氣味中逃離。
從越南回來後，想再回到戰前的我，再回到十七歲，過正常的生活，那已是不可能，我就此格格不入。我受訓成為殺手，也向來不得不成為殺手。我剛被放出來，要靠自己想辦法。
在醫院治療期間，我請了一次假，上半身裹著石膏返回家鄉。那段時間，我去看了一場足球比賽。我站在球門附近看球賽時，有人放了鞭炮，我馬上做出立刻臥倒的反應，周圍的人看到都笑了。因為我的上半身從腰部到脖子都裹著石膏，所以得很費力才能站起來。等我終於站起來後，便在恐慌和難堪下逃跑離開。但其實是笑聲，這股笑聲比子彈更教人痛苦。我一直跑，想從自己的感覺中跑開，跑向安全，而我一直跑到一九八三年。
我的逃跑以許多不同形式呈現，我跑開的方式有毒品、酒精、香菸、性、漂泊不定。我從來沒有在一個地方居住超過半年，因為我受不了有人想親近我、認識我，因為我認為如果有人真的認識我，他們就會恨我。這種訊息很明顯，我每天都收得到：因為我是越戰軍人，所以我一文不值。
對我來說，並沒有所謂的「戰後」。身為越戰的倖存者，我的生命就是一場從不間斷的戰役。我愈來愈把自己和他人隔絕，愈來愈增加毒品的劑量，愈來愈住在社會的邊緣。
在這段期間，我總是從自身以外尋求某種救贖，尋求某種答案，例如，如果服用某些藥物奏效的話，這種感覺就會消失；或如果有適合的工作，我就會沒事。
我在一九六八年八月出院後回到賓州，開始上大學，娶了高中時代的女友，但我無法保持親密關係，因此那段婚姻也就無疾而終。大學時期，我談過很多場戀愛，卻沒有一段能持久。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意要讓那些關係持續下去，但每一次相遇前，我都一直在心中告訴自己：就是這個人了。我感覺到一種我當時所認為熾熱強烈的歸屬感，但那可能只代表著肉體的結合。我們會發生關係，接著又是死路一條，我會拋棄那女人，再繼續尋找下一個。
在大學初期，我主修體育，運動一直是我高中時期的救命仙丹，我以為自己想成為體育老師或教練。課程的一部分是實習課，其中一門是社交舞。我在這個班上認識一名來自賓州麥基斯波特市(McKeesport)的年輕女孩，她是位運動員，也是游泳校隊的跳水選手，很害羞、安靜，從小和母親相依為命，有非常虔誠的宗教信仰，而且善於保護自己。她變成我的舞伴，而那些感覺又回來了，於是我開始熱烈地追求她。
我不記得我們第一次發生關係是什麼時候，但是有一天我和她講電話時，她告訴我她懷孕了。我不記得自己當時的感覺究竟是什麼，我對下一步該怎麼做有些激烈的掙扎，但身為敢做敢當的男人，我覺得唯一真正的解決方法是結婚。那個時代，有愈來愈多人選擇墮胎，但我就是知道我不能讓她墮胎。對我而言，這個決定的一切都和越南有關。我並不是真的想結婚，但我真的想要這個孩子。我全心全意相信這孩子會是我的救贖—這孩子會給我人生的目的，而我的人生當時完全沒有意義、沒有感覺、沒有歸屬感。
我們生了一個兒子。嬰兒時期，他睡在我們夫妻臥室的搖籃車裡。每當寶寶大哭，我就變得喜怒無常，焦慮得必須麻醉自己或離開屋子。我不明白是什麼原因，但就是非離開不可。我以為自己不可理喻、發瘋了，以為自己身上有什麼毛病，因為只要他一哭，我就覺得非離開或跑開不可。如今我知道自己對他的哭聲會產生強烈的反應，是有多重原因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無論我自己或任何他人的哭聲都會讓我驚慌害怕、無法忍受，因為悲傷一向是情緒上的禁忌。但是他的哭聲會讓我恐慌還有其他原因，當時我還沒有準備好要承認這個理由，也是多年來我不願意面對的理由。
當我兒子三歲時，我覺得自己再也待不下去了，於是便離開他們母子。我完全被自己的痛苦所操控，沒有意識到在面對自己的內心時，我的恐懼有多麼深，我只知道自己不能待在原地保持不動。
戰後，有人邀請我參加和平運動，我參加了，但是我非常清楚，自己不是和平主義分子，之所以參加是因為當時我認為戰爭應該結束，只因為那場戰打得並不漂亮。如果我們要留在越南，就該為勝利而戰；如果不是為了打贏，根本不該參戰。那就是我在一九六八、六九年時的感覺。
另外，在那次經驗中，和平運動只是另一種形式的戰爭運動，而且經常是暴力、醜陋的。越戰退伍軍人是一項珍貴的財產，同時卻也是消耗品。如果我們能夠符合這項運動的目的，就變得奇貨可居，但一提到我們所需要的治療，便鮮少有人有興趣幫助我們。
在一九六九或一九七○年，我和其他參加過越戰的軍人前往華盛頓特區。我們用手銬將自己銬在白宮四周的圍牆上，並拿出自己的獎章丟過圍牆，警察前來毆打我們。這就是戰爭和暴力的荒唐，我就是為這群人而戰，我就是為這群人奉獻我的生命。
一九六九年，我仍在賓州的一所大學念書，我想我是當時學校裡唯一的退伍軍人。當美萊村大屠殺(My Lai Massacre)②被揭發時，我正在修一堂政治學的課。有一次課堂上展開了一場有關這次屠殺的討論，同學們講起了美軍所犯下的恐怖暴行。這一批自以為是的同學們疾呼：負責帶領這群軍人的威廉凱利中尉，應該為自己所做的行為而死。這些就是「和平」的人—這所學校裡的和平激進分子，自己不是軍人—是用這種態度說話的。
我從座位上站起來說：「如果這個中尉是戰犯，那麼杜魯門呢？他下令投了兩顆原子彈，殺了十幾萬名日本平民。」
但他們不想討論那個問題，只說：「你是誰，憑什麼這麼說？你又不瞭解戰爭的本質。」
就在那一刻，我才表明自己是越戰退伍軍人，因為在幾場戰役中受傷，傷勢嚴重，無法再上戰場，而這些都是在我十九歲生日之前發生的。我說：「是你們不瞭解戰爭的本質。你們不瞭解軍人每天所必須面臨的遭遇，必須面臨這些遭遇才能保護你們的權利，讓你們現在可以大聲反戰。不瞭解的人是你們。」
我變得暴怒不堪。暴怒和生氣不一樣，暴怒是爆發性的大砲彈，裡面是無處發洩的感覺。暴怒是深沉地感到悲哀、無力、絕望和被拒絕的結果，但我不知道如何述說這些感覺，只能用暴怒來表達。接下來，我只知道警察用槍口指著我，陪我走出教室。
從越南返家到一九八三年參加菸毒勒戒的課程為止，我走到哪裡都帶著槍，沒有帶槍就覺得不安全。我睡覺帶槍、吃東西帶槍、上學帶槍，連車上也有一把槍，我的安全感完全依賴著這把槍。當時我還不明白，保障與安全感其實並不是從控制我們周圍（或內在）的世界而來，日後在研讀佛法時，我才學到，真正持久的保障只能來自於學習與痛苦和諧共處。
一九七八年的一個夜晚，我發現自己坐在家門口的台階上，下巴抵著一把沒有裝子彈的霰彈槍，正在扣扳機—喀，喀，喀—一邊嘶吼、哭號，痛苦如此大舉排山倒海而來，而我只想死。但同時，我並不是真的想死，只是不知道該如何與這一切的痛苦共同生活。我一直在向外尋找什麼東西來幫助我、治好我、讓事情改善，但是什麼都沒有用。
有好多次，我覺得死在越南的人是幸運兒，我們這些沒有死的人，必須時時刻刻與這個經驗所留下的陰影共處，並且繼續付出代價。我們是代罪羔羊，替整個不想為自己的決定與行為負責的國家和文化頂罪。
戰爭不是從宣戰開始，也不以休戰結束。戰爭的種子時常種下，而收成也從不間斷。我在戰前便在家中經歷過戰爭，接著是越戰，然後是一場又一場的戰爭。
一九八五年，我前往華盛頓特區參觀越戰退伍軍人紀念碑，那是一道石牆，上面刻了五萬八千多名美國人的姓名，他們皆死於越南（截至二○○四年，也就是寫這本書時，美國人在越南遇難的總數是五萬八千兩百零六人）。雖然這道牆在一九八二年就已豎立，但是我等了三年才有勇氣去看那些名字。
美軍於一九七五年正式宣布不再介入越南事務，從一九七五年到寫這本書之時，估計有十萬名以上曾在越南服務的美國男女自殺。美國境內約有百分之四十至六十的流浪漢是越戰退伍軍人，越戰退伍軍人的離婚率也比全國的平均離婚率高出許多。有許多退伍軍人和我一樣，失去了擁有親密關係的能力。
所以，就像看到的，戰爭還沒有結束，它從來沒有結束。我和這場戰爭的牽連，讓我在許多方面都感到害怕。它讓我的身體害怕，它讓我的心理害怕，它讓我的靈魂害怕。這場戰爭的真實面到今天仍然和我共存著，無法抹滅。把它藏起來也沒有道理，因為戰爭無法抹滅。
自古以來，戰後的社會總會將軍人的痛楚與苦惱，以英雄氣概和阿諛奉承加以掩蓋，但是越戰卻是頭一次不同以往。越戰的失敗及恥辱，讓我們把所有戰爭和暴力的失敗與恥辱看得更加透徹，但越戰退伍軍人已經為這個真相付出了昂貴的代價。
親友的擁抱和慶祝歸國的彩帶遊行，看似能平復不少戰時的艱辛與殘酷，但是就在我愈來愈能順利與父執輩交流、互動時，我發現第二次大戰的退伍軍人中，有許許多多人終其一生都和家人保持疏離，在沉默中受苦。他們每天會獨自在車庫或地下室待上幾個鐘頭，許多人—就像我父親和其他在我成長階段的退伍軍人—企圖藉著酒精忘卻戰爭中的罪惡、恥辱、困惑、各種感覺和毫無感覺。這些人被困在沉默的密碼中，其中有許多人正瀕臨死亡。
軍方教你要祛除人性，但社會上也有不少東西教我們要祛除人性。一旦你失去人性，沒有人性成了習慣，就不容易改變。當我們祛除他人的人性時，也失去了自己的人性。這不只發生在軍隊中，也發生在商店和工作場合中，沒有在軍中服役的人也必須面對極為類似的議題。想想校園槍擊事件，以及有人因某某人是同性戀、超車，就把他痛毆至死。甚至因為我們受不了必須排隊等待所產生的不舒服，就在結帳的櫃台前對人大吼大叫。在許多生活經驗裡，我們都在泯滅他人的人性，也讓自己的人性遭受泯滅。
越南戰爭、波斯灣戰爭、科索沃戰爭；在洛杉磯市、哈特福市(Hartford)、丹佛市(Denver)、克里夫蘭市(Cleveland)，或任何城鎮的街道戰爭、發生在我們家中的戰爭—這些戰爭的種子是什麼？越南只是一種說法，代表源自於每個男女心中的某一件事，我們全都擁有暴力的種子、戰爭的種子。
我於一九八三年進入菸毒勒戒中心後，已經可以不再吸毒、酗酒。我不再使用毒品和酒精等這些強烈的麻醉劑之後，也開始去瞭解還有哪些麻醉劑在阻撓我自我觀照，然後從此不再碰那些東西。我不再碰咖啡因、不再碰尼古丁、不再吃加工的糖、不再吃肉，我不再從一段關係跳到另一段關係。即使我（在理智的層面上）不瞭解自己在做什麼，但我愈來愈回歸到自身，一直致力於治療自己。
一九九○年，我已經不可能再隱藏自己經歷越戰的真實經驗了。越南不只存在我的頭腦裡，更在我的全身上下。我曾經用理性的頭腦講述越南，但我對於這整個經驗仍然無法完全敞開心胸。如今，那種苦已經擴大到無比巨大的程度，而我只想隱藏起來，再一次逃開。當然，我的第一個想法是喝醉酒。但是當我喝酒時，就像用毛毯覆蓋住痛苦一樣，在毛毯底下，在我的內心之中仍布滿了帶刺的鐵絲網，我一移動就刺傷我，撕裂我的皮膚。我以為喝酒產生的幻覺就像是緩衝器，可以把皮膚與刺網隔開，但事實並不然。當我麻醉自己時，就不會如此強烈意識到那種剝扯與撕裂感。
好吧，這一次我沒有喝悶酒，反而去參加了越戰退伍軍人的佛教禪修營，帶領者是越南籍的一行禪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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