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我在西區的一個藝廊開幕聯誼酒會中認識的女孩。那天是一個非洲未來派畫家的展覽，之後接著是南非酒的酒會。由於喝的酒都來自於不出名的小產區，而號稱頂級的甜酒也不是Vin de Constance。結果整個活動都變得像在聯誼一樣，大家對台上介紹的都興趣缺缺。我和她聊了一會兒，互相有些好感，後來我們就常約出來喝酒，然後就發展出更進一步的關係。她大概三十歲左右，是個皮膚光滑白皙、身材豐滿、五官立體，愛喝老年份香檳的女孩。個子不高，個性有點古靈精怪，在一間網絡公司的公關部門工作。
在都柏林大雪紛飛的一個星期天，我認真讀了二十篇沒頭沒尾、彷彿就是從落落長故事中間隨意掐出一段、只為記錄一種稍縱即逝感覺的短篇小說。什麼感覺？文藝腔一點地應答，就是《幽夢影》所寫「萬事可忘，難忘者銘心一段；千般易淡，未淡者美酒三杯」的感覺。但因為現在派駐在這座偉大的文學之都，我更傾向將這本小說集描述成喬伊斯收錄十五篇短篇小說《都柏林人》的二十一世紀背景模糊、時空混亂之新版，一方面片斷、多元、意識流，充滿歧義甚至衝突，使用多種語言與龐雜知識而讓人有些微的閱讀障礙；另一方面卻又一派輕鬆、生動，刻意地使用運鏡、燈光、剪接，甚至音響、特效等電影化技巧讓「隨酒逐樂任意去」的流動紋理躍然紙上，一點也不無聊——怎麼說？這些吉光片羽式的短篇小說活潑引領讀者與自身生命經驗對照，進入一個有趣的意義生產過程，而非僅對滿載意義的作品單向解讀。一言以蔽之，這本書絕不宜像我這樣認真地一口氣讀完，而應該斷斷續續，讀幾段放下，過一陣子再拾起，跳著讀，倒著讀，回頭再讀，不按牌理地讀，歐陽修的「三上」讀書法：枕上、馬上、廁上，就是這本小說集最佳閱讀方式。 不過即使讀者從善如流「三上」讀小說，也不保證都能讀懂，因為我們無法擺脫語言文字溝通的本質侷限。村上春樹在《如果我們的語言是威士忌》（日文版一九九九，台灣時報文化中譯版二○○四）書裡，曾這麼感嘆：「如果我們的語言是威士忌，當然，就不必這麼辛苦了。我只要默默伸出酒杯，你只要接過去安靜地送進喉嚨裡去，只要這樣應該就成了。……但是很遺憾，……我們住在只有語言的世界。我們只能把一切事物，轉換成某種清醒的東西來述說，只能活在那限定性中。」 把村上春樹感嘆中的「威士忌」，換成「葡萄酒」，近乎自己對於《黑色費思卡——二十杯葡萄酒的意亂情迷故事集》難以清醒讀懂的感嘆。 葡萄酒多變而複雜，很像威士忌。但威士忌人為介入痕跡比葡萄酒更多更明顯。因為酵母常可自然存在於葡萄表皮的白色果粉中，果實裡的糖故而發酵轉化為酒精——葡萄酒因為可以自然生成而很可能是人類歷史中最早出現的酒精飲料。所以美國開國元勳富蘭克林才會說：「葡萄酒是上帝愛我們的證據。」 上帝愛我們，證據充足；而我們呢？我們愛上帝嗎？我們愛其他人嗎？或者，我們愛自己嗎？我們也能在葡萄酒裡發現或推理出愛的逆向證據嗎？面對這類問題，有時候小說比正襟危坐的哲學書籍更能提供線索。 但我誠心提醒，這本小說集裡關於葡萄酒的知識實在太精闢豐富了，豐富精闢到很容易讓人心生信任，而信任是讀小說最危險的事，「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現成的知識就像標籤，駸駸然塑造刻板印象，反而妨礙了真實的感覺。美國小說家亞莫爾．托歐斯的《莫斯科紳士》（英文版二○一六，台灣漫遊者文化中譯版二○一九）裡有一個絕妙隱喻——布爾什維克把飯店酒窖裡上萬瓶葡萄酒的酒標統統撕掉，以求平等。男主角伯爵因此覺悟：葡萄酒「像國家或個人一樣，獨一無二，層次複雜。顏色、香味、口感，在在表現產地特殊的地理環境與氣候特性。除此之外，也表現出釀造年份的整體自然現象……。」捍衛葡萄酒的非標籤化個性即是捍衛個人主義，捍衛一個獨立之人非概念化的複雜與多變，捍衛純粹非條件式的愛與不愛。 所以，我們不但要斷裂、踰矩地讀，也不妨不怎麼信任地、批判地，疏離地去讀，去質疑、去解構、去顛覆那些可能被刻板化、標籤化、庸俗化了的生命表象，甚至無限延伸胡思亂想再創造。這些，其實是讀小說的最大樂趣。 既然閱讀的目的是質疑、解構、顛覆，以及想像再創造，那麼語言文字侷限性就不再是無可逾越的界限，未必缺點，竟是個可以接受與理解的特點，甚至是優點：道可道，非常道，常道在似懂非懂之間。如果微醺比清醒更美好，如果剎那可以昇華成永恆，那麼，語言其實不必非得是葡萄酒。放輕鬆讀小說吧。 和喬伊斯《都柏林人》很像，《黑色費思卡》作者喜歡在每一篇小說的結尾以一種不易懂、往往使用中文讀者不那麼孰悉的外國語言——常常是法文——提出「靈光乍現」的開放性餘韻，很難理解，也很像葡萄酒。我個人很欣賞這種風格，於是借用法國文豪伏爾泰名言作為這篇推薦序的結語：Le secret d’ennuyer est celui de tout dire.（令人感到厭倦的祕方，就是全盤道盡。）
她是我在西區的一個藝廊開幕聯誼酒會中認識的女孩。那天是一個非洲未來派畫家的展覽，之後接著是南非酒的酒會。由於喝的酒都來自於不出名的小產區，而號稱頂級的甜酒也不是Vin de Constance。結果整個活動都變得像在聯誼一樣，大家對台上介紹的都興趣缺缺。我和她聊了一會兒，互相有些好感，後來我們就常約出來喝酒，然後就發展出更進一步的關係。她大概三十歲左右，是個皮膚光滑白皙、身材豐滿、五官立體，愛喝老年份香檳的女孩。個子不高，個性有點古靈精怪，在一間網絡公司的公關部門工作。
在都柏林大雪紛飛的一個星期天，我認真讀了二十篇沒頭沒尾、彷彿就是從落落長故事中間隨意掐出一段、只為記錄一種稍縱即逝感覺的短篇小說。什麼感覺？文藝腔一點地應答，就是《幽夢影》所寫「萬事可忘，難忘者銘心一段；千般易淡，未淡者美酒三杯」的感覺。但因為現在派駐在這座偉大的文學之都，我更傾向將這本小說集描述成喬伊斯收錄十五篇短篇小說《都柏林人》的二十一世紀背景模糊、時空混亂之新版，一方面片斷、多元、意識流，充滿歧義甚至衝突，使用多種語言與龐雜知識而讓人有些微的閱讀障礙；另一方面卻又一派輕鬆、生動，刻意地使用運鏡、燈光、剪接，甚至音響、特效等電影化技巧讓「隨酒逐樂任意去」的流動紋理躍然紙上，一點也不無聊——怎麼說？這些吉光片羽式的短篇小說活潑引領讀者與自身生命經驗對照，進入一個有趣的意義生產過程，而非僅對滿載意義的作品單向解讀。一言以蔽之，這本書絕不宜像我這樣認真地一口氣讀完，而應該斷斷續續，讀幾段放下，過一陣子再拾起，跳著讀，倒著讀，回頭再讀，不按牌理地讀，歐陽修的「三上」讀書法：枕上、馬上、廁上，就是這本小說集最佳閱讀方式。 不過即使讀者從善如流「三上」讀小說，也不保證都能讀懂，因為我們無法擺脫語言文字溝通的本質侷限。村上春樹在《如果我們的語言是威士忌》（日文版一九九九，台灣時報文化中譯版二○○四）書裡，曾這麼感嘆：「如果我們的語言是威士忌，當然，就不必這麼辛苦了。我只要默默伸出酒杯，你只要接過去安靜地送進喉嚨裡去，只要這樣應該就成了。……但是很遺憾，……我們住在只有語言的世界。我們只能把一切事物，轉換成某種清醒的東西來述說，只能活在那限定性中。」 把村上春樹感嘆中的「威士忌」，換成「葡萄酒」，近乎自己對於《黑色費思卡——二十杯葡萄酒的意亂情迷故事集》難以清醒讀懂的感嘆。 葡萄酒多變而複雜，很像威士忌。但威士忌人為介入痕跡比葡萄酒更多更明顯。因為酵母常可自然存在於葡萄表皮的白色果粉中，果實裡的糖故而發酵轉化為酒精——葡萄酒因為可以自然生成而很可能是人類歷史中最早出現的酒精飲料。所以美國開國元勳富蘭克林才會說：「葡萄酒是上帝愛我們的證據。」 上帝愛我們，證據充足；而我們呢？我們愛上帝嗎？我們愛其他人嗎？或者，我們愛自己嗎？我們也能在葡萄酒裡發現或推理出愛的逆向證據嗎？面對這類問題，有時候小說比正襟危坐的哲學書籍更能提供線索。 但我誠心提醒，這本小說集裡關於葡萄酒的知識實在太精闢豐富了，豐富精闢到很容易讓人心生信任，而信任是讀小說最危險的事，「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現成的知識就像標籤，駸駸然塑造刻板印象，反而妨礙了真實的感覺。美國小說家亞莫爾．托歐斯的《莫斯科紳士》（英文版二○一六，台灣漫遊者文化中譯版二○一九）裡有一個絕妙隱喻——布爾什維克把飯店酒窖裡上萬瓶葡萄酒的酒標統統撕掉，以求平等。男主角伯爵因此覺悟：葡萄酒「像國家或個人一樣，獨一無二，層次複雜。顏色、香味、口感，在在表現產地特殊的地理環境與氣候特性。除此之外，也表現出釀造年份的整體自然現象……。」捍衛葡萄酒的非標籤化個性即是捍衛個人主義，捍衛一個獨立之人非概念化的複雜與多變，捍衛純粹非條件式的愛與不愛。 所以，我們不但要斷裂、踰矩地讀，也不妨不怎麼信任地、批判地，疏離地去讀，去質疑、去解構、去顛覆那些可能被刻板化、標籤化、庸俗化了的生命表象，甚至無限延伸胡思亂想再創造。這些，其實是讀小說的最大樂趣。 既然閱讀的目的是質疑、解構、顛覆，以及想像再創造，那麼語言文字侷限性就不再是無可逾越的界限，未必缺點，竟是個可以接受與理解的特點，甚至是優點：道可道，非常道，常道在似懂非懂之間。如果微醺比清醒更美好，如果剎那可以昇華成永恆，那麼，語言其實不必非得是葡萄酒。放輕鬆讀小說吧。 和喬伊斯《都柏林人》很像，《黑色費思卡》作者喜歡在每一篇小說的結尾以一種不易懂、往往使用中文讀者不那麼孰悉的外國語言——常常是法文——提出「靈光乍現」的開放性餘韻，很難理解，也很像葡萄酒。我個人很欣賞這種風格，於是借用法國文豪伏爾泰名言作為這篇推薦序的結語：Le secret d’ennuyer est celui de tout dire.（令人感到厭倦的祕方，就是全盤道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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