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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黨和國家都是為人民服務的工具
胡德平
小甯：
知你近況，心中一塊石頭落地。
你說爺爺始終認為黨和國家都是為人民服務的工具。對此我表示同意並深以為然，我黨改革開放的核心宗旨就是人民利益高於一切，自始至終應該堅持改革為民、開放為國。所以，黨和人民之間並不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而是授權和服務的關係。權力服務人民，而非駕馭人民，為人民服務，而非為領導服務，自然也就應該是順理成章的常識了。
改革開放和民主法治一樣，不是恩賜，而是責任、義務和使命，更是我黨的莊嚴承諾。
現將之前我的一篇發言稿傳給你作為參考。
我黨的核心利益，就是人民的自由和幸福，除此無它。
專制獨裁屬於封建主義，而非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應當比資本主義更自由、更民主、更平等、更法治、更人性、更文明。這也是我黨的一貫宗旨與主張，從始至終不會發生改變。
文革結束以後，全黨全國人民都在思考今後建設社會主義之路究竟應該如何起步？那就是共產黨做為一個執政黨，能否在深刻總結以往歷史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開創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之路。這條路的最大變化就是要徹底解放思想，採用一種全新的形式，走上一條不同於以往的改革之路，以新的體制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其核心部分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黨只是領導、執行這一歷史任務的政治工具。這種關係絕對不能顛倒。
首先，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所以能夠成功召開，那是因為會議之前有了一次打碎人們思想枷鎖的全民大討論，同時也開始打碎了人們身上的組織枷鎖。共產黨執政前為人民服務是指為整體的勞苦大眾，為被壓迫階級服務。執政後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和工作則要具體化，表現在對每個具體人的服務上面。而改革開放之初，也始終把思想解放、人的解放放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首要位置之上。這個時候的「為人民服務」就可以具體解釋為：「以人為本，民生為重」，或者「依法保護人民每個人的人身權、財產權和人格權」。這是與指導西方主流文明的洛克思想關於「人生而具有追求生存、自由、財產與幸福的天賦人權」異曲同工的。
你的信中也著重提到十六屆三中全會說到的「以人為本」的重要思想，以及之後還承認了「人權」的普遍意義和普適重要性，並將之與耀邦同志日常言行中的人道主義和民本思想相互貫穿與聯繫起來。可見，正確的東西總是經受得起時間和歷史考驗的。
錦濤同志和家寶同志任上取消了農業稅和收容制度等，都是為人民服務的最好體現。
近平同志在關係扶貧和法治的兩個重大問題上曾經講到：脫貧工作不能讓任何一個人掉隊；我們是法治國家，要讓每一司法案件體現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共產黨宣言》有言：未來社會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共產黨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之後，就應當有這種執政理念的自覺導向。
全民脫貧，既是為全體人民服務，也是還老區人民長期以來支援我黨革命事業的債。
你看自從近平同志擔任領導核心以來，覆蓋全國各地的有多少經年累月得不到平反糾正的冤假錯案，有些更是被冤枉二、三十年影響整個家庭一生一世的人命大案，終於紛紛得到了「遲到的正義」。最近，民營企業家中因產權糾紛而被錯判誤判的代表性案件，也得到了依法重審和果斷糾正，這對我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無疑是正本清源、安定大局、凝聚人心、團結一致的正確舉措和全面指引。
從現在基層回饋回來的情況看，官場風氣和社會面貌都得到了極大扭轉，可謂煥然一新。
還有軍隊和武警的改革，那是十分體現過人膽識和非凡擔當的重要考驗。你看現在的軍風警風得到很大改觀，而且統一指揮之後，某些地方政府動輒濫用國家機器為侵害百姓利益的違法行為「保駕護航」，從而導致黨民矛盾激化甚至惡化的嚴重事件將得到有效控制或避免。此外，軍隊系統退出一切經濟領域，才能全心全意為人民保家衛國。
當然，也並不是說一切就都十全十美了，有些方面還存在亟待補課的迫切問題。比如黨內民主或立法、行政機構的國民民主孰先孰後的問題，比如加快健全法制建設，進一步明確消除阻礙城鄉平等的所有壁壘，促進非政府組織發展，培育基層自治和公民社會的問題等。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看至少到目前為止，很多檢驗的結果都是很好的。
再看我們的改革為什麼要改變計畫經濟的模式。計畫經濟一個最明顯的弊端就是「逆天而行」，即不瞭解人，或說違背人與生俱來不可更改的天性。我黨執政以後，勞苦大眾翻了身，他們每個人的經濟、政治、文化需求是什嗎？如果對此瞭解不深，一味照抄蘇聯計畫經濟的模式，大包大攬人們的日常需求，認為政府萬能，或者意識形態萬能，可以扮演家長制的角色，不經意地脫離了人民群眾，自己逐漸變成官僚機構，就可能重蹈「蘇東變色」的覆轍。而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則是可以反映人們，也即涵蓋所有個體需求和預期的最真實、最全面而又變化最快的場所。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符合人性「順天而為」，便於客觀反映整體也反映個體的需求。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渡過了私人產品短缺時代，又面臨著公共產品短缺的困境。而公共產品長期短缺，勢必影響國家的長治久安，加大維穩成本。市場經濟起到了解放生產力並豐富物質文明的進步作用，同時也為更進一步建設美好的社會主義文明準備或創造了客觀條件，那就是社會主義還要在市場經濟中更加完善地提供並解決公共產品或社會保障的問題。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然有「社會主義」的名義和內容，那麼就更加應該重視社會公共產品或全民福利問題，這也是普遍關係到每一個人切身利益的大問題。可是，我國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已經26年了，整整一代人的時間過去了，特殊利益集團阻礙社會公共利益的話語權竟還可以通天，妄圖影響中南海的決策，對此切不可小覷。這個問題若不加以重視和解決，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就不可能在人民心中牢牢扎根。
最後再看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基本經濟制度的廣闊空間，我認為就是農村四個輪子一起轉，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無此哪有個體經濟、民營企業呢？這是一切前社會主義國家所沒有的，他們的垮臺不是私有企業氾濫成災，恐怕還是國有企業一統天下，壟斷經營，產生了特殊利益階層和地下的黑色經濟。這一腐敗現象在我國已經出現並日趨嚴重，不得不格外警惕。
下面再談談由以前的共產主義理想，到現在的共用經濟實踐。
全民資源全民共用，地盡其利、物盡其用應該是改革開放最核心的思想。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全社會的生產資源是國家的，也就是全民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非常正確，市場主體本身應該是平等的，一視同仁的，市場的主體是誰呢？主體既有國有獨資公司、國有控股公司、上市公司，還有一般的股份公司、有限責任公司、個體工商戶，其中民營性質的公司不少，還有承包農業用地的幾億農民。改革開放都使這些市場主體獲得了共用國家資源的權利。難道共用就是刮「共產風」嗎？共用的條件是什嗎？其條件就是節約資源成本，資源效益的使用有競爭力，對社會和國家的貢獻率高於一般水準。除去極個別的國家特許經營的企業外，這是市場主體共用資源先後秩序最重要的標準。我認為如果這麼做了，才能在經濟領域中消滅一切歧視政策，打破意識形態方面的沉屙痼疾，也可以為銀行一視同仁的貸款物件解困。這不是什麼新話，而是有了黨的決議，為何總不見立竿見影、勢如破竹的效果？黨的十八大報告當中提出：「保證多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平等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我國經濟上出現了「共用經濟」的業態，我國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改革，就是一種中國式的共用經濟的改革，保持集體土地的所有權不變，其使用、經營、流轉的權利，放手交給村民農戶，也可以通過流轉，流轉給務農的天南海北的陌生人使用，也不需要互聯網平臺的技術支撐。如此成功的經驗，是否可以在保障全民、集體資源所有權的前提下，把其使用權交給最有效益的經濟單位使用，但其所有者權益產生的紅利不應流失，應歸全民、集體所擁有共用。我國農村土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起初是為解決農業問題的，但以後派生出來的社隊企業，民有企業、小城鎮的發展和新建，以商品糧代替統購糧，莫不發源於此。
之所以如此，就是上面說的，各種生產要素競相迸發的結果。我國的改革實踐發展到今天，已提出符合國情共用經濟的新型模式。有些老同志議論馬克思揚棄私有制的學術問題，我們理應爽快接受實踐經驗昇華的新觀念，為什麼總是圍繞著老問題糾纏不清呢？
近日發生的滴滴順風車的人命案件，毫無疑問今後要加強監管，裝置必要的電控安全設備，但切不可因噎廢食，否定了整個共用經濟。在今年第四期《中國民商》上，我說了這樣一種觀點，我們固然要警惕「共用經濟」的野蠻生長，但媒體的野蠻報導也應警惕：「據有關部門統計，2017年我國共用經濟的交易額已達49205億元，比上一年增長47.2%，今後若干年還會以30%的速度發展。我認為這一數字是被大大誇大了，那是把許多『互聯網+』的經濟形態也算進去了的結果。這種籠統的計算未必科學。」第五期的《中國民商》刊登了一篇宋清輝的文章，其中就談到了不少「偽共用大行其道」的現象。
共用經濟是新一代共產黨人最應關注的一個經濟問題。今後，改革開放能否取得長足突破性的進步，關鍵還在於對我黨意識形態的新的認識，在於共用經濟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地位。現在已不是「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了，我說的「綱舉目張」，首先還是我黨在意識形態中，對破除陳舊障礙的力度上，這種障礙早已被新的社會主義改革實踐所挑戰。我國要建設中國特色的新社會主義，下面一句就是中國特色的新社會主義只有在實踐中才能建成。市場經濟中，黨的領導不可動搖，黨中央要動員全國資源，市場要合理配置全民資源，各種所有制要充分利用相應資源，我國改革開放的前途仍大有可為。
還可以進一步講，人民和國家的關係，不能人為對立，或者本末倒置。人民既然是國家的主人，就應該理所當然地公平享受國民待遇。人民利益和國家利益是一致的，甚至還要高於國家，怎麼反而可以被排斥在諸多一般性經濟領域之外呢？
記得汪洋同志曾經說過一段十分中肯而精彩的名言，大概意思是：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權利；造福人民，是黨和政府的責任。要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要做為人民服務的「人官」，而不是被百姓痛恨的「狗官」。
中國知識分子中迷戀做官的太多，而官員中立志做事的太少。這樣就必然造成唯上不唯民的奴性文化傳統與社會擔當缺失。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期待更多像胡適、魯迅、鄧稼先這樣的民族脊樑，以及如張聞天、周總理、葉帥、彭老總等憂國憂民的優秀精英。
除了「誰不改革誰下臺」，我看還應該加上「誰不為人民服務誰下臺」。
國家屬於且只能屬於人民，黨和國家自然都應該是為人民服務的工具。
或許，這就是孟子所說的：「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
事業需要思想的指引和提升，思想需要事業的檢驗與修正。
我為什麼一直主張大力發展並保護民營企業或私營經濟呢？
首先，源自耀邦同志在中共9大召開前夕直言上書毛澤東主席的一封長信，其中關於「全民所有」實際即「全民所無」這個在當時不僅驚世駭俗，而且簡直大逆不道，拂逆龍鱗，隨時可能禍福難測的觀點。
在當時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轟轟烈烈如火如荼席捲全國的艱難甚至恐怖的背景之下，在劉鄧路線遭受全面批判並徹底打倒之際，在當年自身屢受迫害、屢經批鬥而幸得葉帥專機西安援救方得脫離險境的情形之下，仍要始終保持一顆冷靜而獨立的清醒頭腦，並且敢於在自身難保的驚濤駭浪之中直言犯諫，充當第一個在理論層面思考並公然指出公有制的矛盾謬誤與私有制的合情合理，如果耀邦同志的心裡沒有始終裝著人民、裝著國家、裝著對黨的忠誠和崇高信仰，沒有把人民和國家利益至高無上的堅定信念，一直做為一個共產黨人的最大責任和最高使命，的的確確應該是很難以想像的。
從歷史經驗教訓看，無論是從過去的蘇聯直至現在的朝鮮，生產資料的統一「公有」制度，伴隨著無窮無盡的階級鬥爭與內部革命，始終帶來的不是剝奪人民最基本權利而像哈耶克所說的「走向奴役之路」，就是民貧國衰的「人禍」，其危害程度之烈，往往遠遠超過「天災」。這些都是不可否認的客觀事實，做為「實事求是」的共產黨人，我們要對歷史和人民負責，不應該對此視而不見而重蹈覆轍。
其次，無論是中國古代墨子的「兼相愛，交相利」，還是近代西方先賢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與《道德情操論》，都無不客觀而真切地闡明了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簡單道理，那就是自利或自私不僅僅是無法忽視或違逆的人類與生俱來的自然天性，而且在宗教精神和文明律法的前提下，還可以是促進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的原因及動力。這既是「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同時也是「互利互惠、和諧發展、共存共榮」的國際準則。
其實，集體就是擴大化的個體。國族、黨團與個人的自利或自私本是異曲同工的。
如果從達爾文生物進化的角度理解，一旦缺少了趨利避害或自利自私的稟賦，無論個體或集體之間的競爭、進化恐怕都會停滯不前，甚至到最後連繁衍或生存都會成為問題與危機。
推而廣之，既然《憲法》已經正式規定保護公民個人合法財產，亦即認同並主張「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而且改革開放之後，當年幾乎所有民族資本家在「社會主義經濟改造運動」中被實際變相「剝奪」的私有財產，很多都得到了政策落實給予一定退賠，那麼做為工人階級最可靠堅強同盟軍且占中國社會最廣大多數的農民階級自古以來所合法擁有，同屬「神聖不可侵犯私有財產」的土地，難道不也應該或者完全可以研究考慮「物歸原主」，即將之歸還其歷史主人──「農民」所合法擁有嗎？
大概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後，「文革」從瘋狂開始降溫，耀邦同志可以在審查期間的星期六、星期日回家了。有一次我和他單獨面談，當時我的思想還是「文革」思維，但「文革」思維並不能解決心中很多疑問。我向他請教：怎麼理解毛澤東思想和林彪做為毛主席接班人的問題。他平靜地回答：當然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了，但是第一位的問題是什麼呢？建國後，毛澤東開創了我國的全新事業，就是要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這一偉大事業應該放在第一位，偉大的事業，離不開思想的武裝。你仔細看看毛主席在1956年紀念孫中山先生的講話嘛！他講：「現代中國人，除了一小撮反動分子外，都是孫先生革命事業的繼承者。」還有「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你們不是都熱愛毛主席嗎？這都是他老人家最重要的話呀！至於說到接班人的問題，他依然平靜地說：這個問題當然也重要，接班人也要服從我黨的偉大事業，偉大的事業必然會產生新一代領導人，「革命自有後來人嘛！」家父這番話說得十分認真，以後並貫徹在他的工作之中。1983年12月26日，家父寫了一篇紀念毛澤東的文章──《最好的懷念》，針對黨的事業的延續性，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特殊性和完成我黨未竟事業的進取性，他都做了他自己的回答。
「事業」一詞是中國文化特有的詞彙，大有為民立德、立功、立言的含義。《易經》中對「事業」的解釋是「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事業不是職業、家業、產業，我認為事業是能引領、團結民眾的治國綱要和實施的各種舉措。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我講光彩事業時就引用過《易經》中的這句話。當然，也可以說思想就是為了事業，而不是事業為了思想。
耀邦同志十分讚揚管子的「治國之道，必先富民」的思想，重視司馬遷《史記》中記載的商人傳記，強調商業活動的信義和誠實。家父對墨子的「兼相愛，交相利」的理念也是非常認同的。他對日本朋友講過多次：國家間的經貿問題，要雙相思，不能單相思；專門利人不行，專門利己也不行；彼此之間不能強買強賣，要講信用。
我國今天的社會、經濟發展已到了一個關鍵時期。我國改革的一個根本經驗就是全民走上了一條共用經濟的發展道路。這些觀點和立場，我以為即使是應用於當前的中美貿易衝突，也並未過時。
綜上所述，我認為耀邦同志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尊重的立場上，對古為今用的方法上，對辨別文化的精華和糟粕的鑒別上，都有相當值得後輩學習和借鑒的地方。
「為人民服務」既是天經地義，也是替天行道。
耀邦同志的心靈深處，無時無刻不敢忘懷的一個堅定信念，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他的道德座標和精神家園裡，人民始終都是自己頭頂那片至高無上的神聖的天，任何關乎人民利益與群眾冷暖的事從來都是天大的事。
現在看來，即使是後來飽受爭議的寬仁懷柔的民族政策，又何嘗不是也毫無例外地應該出自於耀邦同志與生俱來的追求平等正義的人道主義理想、與時俱進的自由主義情懷和保護尊重人類文明發展多樣性的人文主義精神呢？
假如我們共產黨人一直不忘初心，始終牢記自己從救國救民的偉大事業奮鬥之初所立下的崇高理想和莊嚴承諾，那麼，我們就必定能夠一以貫之地尊重並慎用人民所授予的權力，遵照並恪守人民所制定的法律，遵從並保障人民所期望的要求。
假如我們共產黨人始終以人民的所思所想為依歸，以人民的所善所惡為標準，以人民的所情所願為目標，那麼，黨和人民之間的一切分歧、誤會、爭論以及是非，政府與社會之間的一切矛盾、糾紛、衝突乃至對立，都可以完全通過法制軌道和法治途徑加以理性的疏導與和平的解決，從而達到建設社會和諧、人民幸福、文明進步新中國的美好未來。
假如我們共產黨人一直不忘自己始終只是人民的公僕，法為民所立，權為民所授，利為民所有，那麼諸如「特供」、「特醫」、「特休」、「特保」等特權觀念及等級制度就不會自始至終效法前蘇模式而「特色」長青。當歷史跨入新中國建立已近70周年之久的21世紀，這些「特色」依然故我不思改進，是必定要被人民群眾深惡痛絕，在國際社會廣受詬病的。
假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不會一直不肯放手對本應屬於市場功能的資源要素配置的行政介入干預，卻將本屬政府職責的教育、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公共產品一概推給市場。要知道，這新「三座大山」會讓多少普通百姓的生活變得「壓力山大」啊！
假如……或許當年就不會變相直至最終實際沒收農民的私有土地，之後更不會發生強徵強拆等公然侵犯百姓私有產權的野蠻行為。
假如……也就更不會在學生與市民和平請願的時候，竟然發生了魯迅先生在《紀念劉和珍君》中所記述的慘痛場景。當青年學子的忠誠與熱愛，在人民子弟兵的隆隆坦克和無情槍聲中化作那個血色清晨的無限悲憤，令親者痛、仇者快的政治死結或法治地雷就此深深埋下，以至於迄今數十年仍舊無法化解。
黨和人民的魚水之情自此一刀兩斷，共和國的光榮因愛國讓位於愛錢而愴然蒙羞！
這一事件導致了本來大有希望的政治改革民主進程刹車夭折、不進反退。這給我們人民、國家和黨的事業究竟帶來了多麼沉痛而無法挽回的巨大損失，恐怕怎麼形容都不為過！
其實，即使是像過去曾經犯下導致人民非正常死亡累計數千萬歷史罪錯的歷次天災人禍以及政治運動，現在都早已得到公開正視與堅決否定，在我黨的相關「歷史問題決議」中，針對慘痛的經驗教訓也已作了客觀批判與深刻總結。所以，像天安門「四五」和「六四」這樣的人民群眾表達自身真實民心向背的愛國和平請願運動，想要還人民和歷史一個真正的公道，認識上並不是難題，難的是歷史時機。
耀邦同志永別我們已經將近30年，那些年輕而可敬的背影也已逝去快30年了。
對於當年的犧牲者，還有他們的父母和家人，我一直深懷痛惜、敬佩、遺憾和同情。
在習近平總書記新時代依法治國的憲政之光普照下，像這樣讓黨心滴血、軍心滴血、民心滴血的歷史悲劇，我相信再也不會出現了，再也不會發生了，再也不會重演了。否則，受損害最大的將是黨的事業，國家的前途，還有人民的信任與擁護。
我黨的危機，從來都是左的遠大於右的。
耀邦同志曾經無比深刻而滿懷憂慮地指出：「一個精神上、組織上被禁錮，被壓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麼可能與世界上的發達國家自由競爭呢？」
像基尼係數所代表的社會貧富差距高居世界第一，並不是光彩的。像城鄉居民個人收入增速明顯甚至大大落後於GDP和財稅收入的增速，也是值得高度重視和認真檢討的。
有一段時間出現的民企國有化、國企壟斷化的現象，也就是在普通競爭經濟領域的國進民退，其實是違背人性指向因而導致效率降低、結果相反、事與願違的。
多年的公有制大鍋飯表明：國進民退，不能激發善和利，反會釋放惡與弊。
國內外也有各種不同意見和聲音。但這些都是正常的，否則不是回到「文革」時代一言堂了嗎？對於某些偏激的觀點，我們大可包容，而對於有些居心叵測的「高級黑」，反而應當明辨是非、引以為戒。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但也絕不會簡單重複踏進同一條河流。歷史條件、社會環境和人民群眾的思想認識水準都早已不可同日而語了，所以，某些危言聳聽的政治寓言，我看多半是在刻舟求劍，或者純屬杞人憂天罷了。
當然，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嘛，相信歷史自會做出最後的公斷的。
有目共睹的是，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新一代領導集體，在黨的改革、軍隊改革、經濟改革、政府改革、社會改革等諸多重要方面，都正在或已經一一取得了令人鼓舞的關鍵性突破。這些事實無疑不僅充分體現了歷史使命感和擔當，更具有非凡勇氣與智慧。而做為新中國成立後出生並成長起來的第一批執政領袖，尤其難能可貴，令人刮目相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大有可期，我們沒有理由不對中國未來的建設發展、民主法治、文明進步越來越充滿信心。
民富國強，方興未艾。積極看，向好看，正能量地看。
如今，改革開放已經實現國民經濟的飛速騰飛。然而，如何在物質文明極大提高的同時，進一步加快促進精神文明的齊頭並進，從而達到不斷推進社會高品質發展和人民高層次幸福呢？歷史的考驗永遠在路上，為人民服務的光榮事業永無盡頭，不進則退。
尤其是農村地區和廣大農民，他們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建設長期付出了十分巨大的貢獻乃至犧牲，如何爭取並保障他們享受完全平等的法律權利、政治權利、社會權利和經濟權利等等，既義不容辭且刻不容緩。
自由民主文明制度的兩大條件是中產階級與公民社會。
中產階級已然成型並持續擴大，當務之急自然非積極建設公民社會與基層自治莫屬了。
加快加大探索完善公民社會與基層自治的速度與力度，尤其是切實研究並試行恢復農村自治與市民社會基層功能，的確關乎子孫人權和百姓福祉，關乎國家民族競爭活力的可持續發展，關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現在與未來。
總之，只有充分解放思想，不斷突破自身和歷史的局限，全面深入地加快推進所有各個領域的改革開放，才能真正而切實地體現我黨始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崇高宗旨！
唯有如此，於黨、於國、於民，利莫大焉！功莫大焉！善莫大焉！
毛澤東同志說過：讓人民說話，天不會塌下來。
海甯，你的信中「妄議」新聞自由、陽光法案、司法獨立、民主選舉四大標準可以做為檢驗我黨是否果真「執政自信」、果真「廉政自信」、果真「憲政自信」、果真「黨政自信」的不二試金石，更直言消除官民差別、消除城鄉差別、消除雙軌差別是反對封建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當務之急。
這些話要慎重，要考慮國情，不要於事無補，反而讓我擔心。
不過，把民生做為政治體制改革的切入口和開放成果的檢驗標準，或許更有現實意義。
至於有人要你轉述「當年赫魯雪夫形容史達林不過是格魯吉亞的一個農夫，憑啥什麼都懂」之類似含影射的小故事，答其〈鄒忌諷齊王納諫〉即可。這篇古文在我國是老少皆知的典故，其意謂之「戰勝於朝廷」，或則喻指廣開言路以民為鏡，則政治清明月異日新。你學過的中學語文課本上就有的，大家應該都不會沒有讀過。
復興中華，固然不僅要復興經濟，更需要復興文化，復興精神，復興鐵肩擔道義的高尚情操，復興「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英雄氣概。但同時也應該多一些寬容，多一些善意，多一些眼量，也多一些智慧，多一些胸襟，多一些光明。
安定團結是最大的政治。如果沒有了安定團結，我國就會與和平發展的寶貴歷史機遇失之交臂，從而辜負先輩和人民的期望與重託，重演親者痛而仇者快的歷史悲劇。所以，一切的「妄議」都應該是仁道的、理性的、客觀的、顧全大局的、理解個人局限及歷史局限的。
如此，方能成事有助，而非敗事有餘；也才能好心辦好事，而非適得其反。
自由與民主，個體權利與集體利益都是相對而非絕對的。台獨、港獨之流之所以禍國殃民，正在於他們不惜分裂國家的反動言行，完全純屬只顧一己私利而欲「獨善其身」，卻根本罔顧國家民族的整體安全以及大多數同胞共同而長遠的利益。
相信「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始終是我們共產黨人矢志不渝的崇高覺悟與不懈追求。
《憲法》中早已明文規定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遊行示威自由」等遲早都會名副其實地成為現實，因為這是人類文明的大勢所趨，也是我黨一以貫之努力爭取並為之奮鬥的目標，既不會也無法永遠阻擋。
「苟日新，日日新。」時移世易，歷史總是不斷發展永遠向前的，或許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有永遠的執政黨。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目的，當然從來也就不是追求做什麼永遠的執政黨，而是要始終牢記並忠實踐行永遠為人民服務。
所以，還法於民、還政於民，還軍於民，理所當然是我黨的基本覺悟和終極目標。
但是，歷史的進步總是難免歷經艱難困苦的必要過程。因為這也是人性使然，只不過，或許有些人性本善，有些人性本惡，以此體現自然社會對立統一的辯證法吧。世界本來就是紛繁而複雜的一架機器，有其外表多樣而本質如一的客觀規律，從來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只要時近令至，自然瓜熟蒂落；但若揠苗助長，可能適得其反。或許正確的態度應當是，既無需過度悲觀，亦不能簡單樂觀。
目標是明確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希望是美好的。
其他關於「動物保護立法」，防止並懲戒諸如活生生的注水殺牛，甚至令人髮指的「玉林狗肉節」等所有虐待、虐殺動物的邪惡行徑，從保護動物、昇華人性的角度看，確實有助於培養尊重生命、普世關懷的善良與道義，對於從根本上改良民族根性，逐漸祛除野蠻、愚昧及殘暴，有著積極的意義和現實的作用。人對動物的慈悲度，或者動物對人的恐懼度，可以真實反映一個時代或社會的善惡度，這自然也屬於文明進步和人性改良的範疇。不過，管子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假如國民的觀念與習慣仍舊普遍停留在較為原始的生存狀態，是否同時也可以客觀衡量一個國家的平均物質生活水準，以及脫貧致富奔小康的社會建設目標，尚有待繼續努力呢？
萬物有靈，慈悲為懷。
各大宗教組織的確應該大力促進國家的「動物保護立法」。
此外，簡單回答一下新加坡威權模式是否可以在中國被簡單移植效仿的問題？
新加坡是一個小國寡民的城邦社會，在人民普選和政黨開放的輔助前提下，「淡馬錫+一黨制」的「國有資產+權力集中」模式，的確可以很好地滿足廉潔高效的政府治理目標與社會福利保障。
可是，俗話說「量變到質變」。與其相比，中國是一個完全不可等量齊觀、同日而語的超級大國。在這樣一個國情文化複雜度與地域經濟差異性方面具有南橘北枳天壤之別的國度，若要堅持實行一刀切式的國家治理制度、社會文化組織或經濟發展模式，恐怕多半只能是南轅北轍，弄巧成拙，事與願違了。
光的多樣性合成美麗的彩虹，比如聯邦制思想的他山之石，未嘗不可以攻玉。
當然，你提到減稅讓利是振興經濟應對當前中美全面貿易衝突之良藥，而實行精兵簡政以有效減少尋租腐敗，及大力改革裁撤冗官冗政降低巨額財政支出又是大幅減稅之前提，有一定道理。關於土地私有化，消除城鄉差別，以加速培育發展內需市場，首先將面臨意識形態禁錮和修憲等攔路虎，暫時難以周全。至於「擴基建、抑資產、興股市」做為貿易戰應急之策，則可圈可點。
你還提到現在國內工人有工會，婦女有婦聯，企業家有工商聯，此外還有青聯、文聯、學聯等等，就是沒有一個可以代表和維護占中國人口最大多數群體，即廣大農民利益的合法組織──農會。這的確是一個值得深思，並必須得到根本解決的重要問題。
的確，離開了為農民服務，所謂「為人民服務」也就成了一句最大的空話。
在我看來，獨立思考、勇於探索、敢於挑戰都是值得鼓勵的。雖然或許其中有些觀點不盡客觀全面，且有脫離實際照搬「西化」之嫌，參考國情特色難免失之偏頗，過於強調理想主義或教條主義等。不過，只要不忘初心，真理就會越來越近。書生意氣赤子之誠，求同存異吹沙見金，知識分子本應少些世俗功利，多些責任良知，這是當下及未來中國文化所亟需不斷進步的地方。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屬鳳毛麟角，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永遠都不會過時。復興中華，每一個炎黃子孫責無旁貸。無論在哪裡，願你繼續發光發熱勤思敏行，始終不忘關心祖國的前途和命運。
人無自由平等，禽獸不如；國無人權法治，不如禽獸。
個人的自由，就是國家的自由；自己的自由，就是子孫的自由。
「我們越來越明白，對人類文明威脅最大、破壞最慘烈的，是不受制約的權力，其次才是自然災害和人類的無知。」那位小時候恐怕像你一樣頑皮，誤砍了櫻桃樹而向父親認錯的華盛頓曾經這樣說過：「幾千年的人類文明史，始終伴隨戰爭、奴役、掠奪、破壞的陰影，究其原因，不是科學落後、技術低下、藝術匱乏、思想缺位，而是因為權力不受制約。」
所以，我們才要改革，更要全面改革開放，才能真正把權力關進受人民制約的籠子裡。只要心裡真正裝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一最高宗旨，就一定不會拒絕接受人民的監督。
讓人民掌握「批判的武器」，才能避免「武器的批判」。
總之，一切都是過眼雲煙，唯有道德良知不朽……
小甯，多年來你一直筆耕不輟，在廢寢忘食努力工作之時，萬望保重身體。
有空多來電話，記得常回來看看……
謹記！
2018.09.05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