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夏末，中國抗戰的外部環境產生了劇烈變化，而且不是變得更好。八月底，蘇聯和德國簽訂所謂莫洛托夫—李賓特洛甫條約（Molotov- Ribbentrop Pact），承諾雙方就歐洲事務進行合作。幾天之後，希特勒揮師攻打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於焉開始。日本起先感到相當震撼，這兩個意識型態上的敵人竟然簽約締盟、而且他們的德國盟友事先也未和日本諮商；不過德蘇條約倒是除去他們的北翼壓力，使他們可以集中力量和中國作戰。國民黨政府也失去蘇聯的軍事援助。往後二十八個月，中國必須咬緊牙關，獨力應戰日本強敵。對於中國的民族主義和國民黨政府，這是極為艱鉅的考驗。
日本在中國既能放手作戰，遂於一九三九年底從幾個戰場發動攻勢。華中方面，日軍兵分數路，打進湖南，雖然未能達成目標，攻克省會長沙，但已經大大改善其戰略地位。當年年底，日軍又進攻廣西省，於一九四○年一月攻陷省會南寧。對蔣介石而言，更糟的是，華北與國民黨淵源極深的一些地方強人，如山西的閻錫山，竟與日軍洽商停火。國際方面，戰事亦對國民黨不利。英國研判德蘇條約會使柏林和東京關係變壞，希望能和日本有某種有限度的合作，於一九四○年七月暫時關閉滇緬公路──這是重慶政府從外界取得重要物資的管道。同時，越南的法國當局已效忠當時聽命於德國的法國維琪政府，也切斷從南方進入中國的補給線。一九四○年九月底傳來另一個惡耗：日本和德國簽訂軍事同盟，組成軸心國家。根據盟約條文，其宗旨是「在大東亞圈和歐洲範圍彼此並肩合作，其主要目的是建立及維持新秩序、並促進相關民族之共同繁榮及福祉」。
日本針對中國進行類似德國對付英國的大規模轟炸，來慶祝它在國際上的新突破。中國空軍被摧毀後，日本完全掌握空中優勢，中國城市及老百姓都嘗到苦頭。日本在南京扶立傀儡政府後，它認為蔣介石終究會被迫同意停火。不料，蔣介石選擇纏鬥到底，不去管華中方面已有大規模部隊叛逃，以及有愈來愈多戰場指揮官抗命不從的現象（抗命的有些來自中共部隊的指揮官），搞得政府軍在和日軍苦戰之際，還得和他們打了幾場戰。可是，救了蔣介石的仍是日軍作戰線拉得太長。日本的全面大進攻讓自己的部隊曝於險境，而且由於後勤有問題，搶下的領地有時候又必須放棄。一九四一年春天發生在華南的上高會戰是個好例子。皇軍達成所有的戰略目標，卻因為無法透過長距離增援其前線，而在傷亡慘重下被迫後撤。
在蘇聯實質上已退出亞洲戰事之下，蔣介石必須積極尋覓新盟友。他從德國在歐洲如秋風掃落葉、頻頻告捷時就曉得，唯一務實的希望是美國，因而他竭盡全力遊說華府提供援助給中國。到了一九四○年秋天，美國人終於開始聽他說話；到了十一月，蔣介石得到第一筆美國的借款。一九四一年春天，國民黨在華南、華中陷入最激烈作戰時，羅斯福政府認為「租借法案」（Lend-Lease）亦適用於中國──英國在最黯淡的時候，透過「租借法案」得到重大的援助。美國志願人員開始駕駛美方交運給中國的新軍機。雖然蔣介石曉得美國還不預備派出部隊參加在中國的戰爭，可是美國對東京愈來愈嚴格的禁運措施，使他相信羅斯福已經認為日本日益威脅到美國在太平洋的地位。當日本領導人和蘇聯於一九四一年四月簽訂中立條約時，蔣介石判斷日軍將會南進，企圖攻佔東南亞。他預測日本將會和英、美發生戰爭，而且日本是「自取滅亡」。中國只需要再忍一段時候，「太平洋局勢將會變化」。
一九三七年之後，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以救亡圖存、民族主義的理念動員全民抗戰。以國民黨當時超高難度的勝算機會來說，它表現得可圈可點。最重要的是，它避免軍事崩潰──以戰爭爆發後頭幾個月的情勢看，它的確危如累卵。這一次和中國自一八四○年以來所打過的國際戰爭都不同，政府軍沒有在一開戰就士氣崩潰。反而在許多地方，面對技術、訓練高明多倍的敵軍，中國部隊不畏犧牲、堅挺奮戰。
德國在一九四一年六月進攻蘇聯，害中國領導人擔心了好幾個星期。他們試圖研判：歐洲戰事擴大，是否也代表亞洲戰事會擴大？日本人很快就認定德國不會照其盤算的時間之內攻克他的新敵人，所以並不想和蘇聯交戰。中國方面，希特勒攻打蘇聯最主要的結果是，中國政府與共產黨重新結盟，現在中共奉莫斯科指示要加入反抗侵略者及其盟國的全面戰爭。即使蔣介石從來沒有能夠讓中共照他的指示作戰，現在至少中共在非淪陷區已不是頭號搗亂者。但是他也必須醒悟，蘇聯已為自己的生存陷入苦戰，不可能在軍事上援助中國。
東京方面，日本領導人對中國抗戰的能力愈來愈有挫折感。到了初秋時，力主進攻美國和英國的軍人在罕見的政策辯論中佔了上風，日本領導人亦認為西方企圖扼殺日本。有一派人士主張，征服東南亞，既可迫使中國投降，又可取得需要的資源打更大規模的戰爭。陸軍一九四一年底未能在中國獲得重大戰果，使得主張擴大戰爭才能勝利並進一步維護榮譽的論述更加強烈。私底下，許多日本軍官開始議論「中國泥淖」。動用海軍在亞洲擊敗西方列強，才能消除掉陸軍在中國戰場迄乏戰果的罵名，讓大家看到日本是帶給亞洲其他民族現代化的大國。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清晨蔣介石被副官叫醒時，他一點兒也不驚訝耳中所聽到的新聞。中國領導圈裡，蔣委員長比任何人都更相信日本人遲早會南進。聽到珍珠港遭日軍全面攻擊的報告後，蔣介石發信給羅斯福說：「針對我們共同的戰爭，我們將全力以赴與貴國並肩作戰，直到太平洋及全世界不再受暴力及背信忘義之苦。」即使日軍快速席捲東南亞，也沒讓委員長動搖，只不過新加坡在十二月十五日就迅速投降，令他相當震驚。蔣介石本來以為英國人會更堅決作戰。三分之二的日本陸軍仍被牽制在中國戰場，蔣介石有理由自豪他能堅守戰場，不讓日本在東亞建立新秩序。
蔣介石最大的憂慮是，日本南進攻勢會切斷中國透過緬甸取得補給供應的生命線。他無法信任英國人的作戰能力。一九四二年初蔣介石表示願意調遣國軍幾個師的兵力到緬北，英國駐印軍總司令魏維爾元帥（Archibald Wavell）遲疑不決時，委員長對他發火：「你們英國人根本不曉得怎麼跟日本人作戰。打日本人，不是像撲滅殖民地叛變、不是像殖民戰爭。日本是嚴重的大敵……我們中國人跟日本人打了這麼多年，我們曉得怎麼打。這種事，你們英國人不行、幹不來。你們應該向中國人學習如何抗日。」蔣委員長和這位獨眼龍英軍元帥會面時，他一定想到從他青年起迄今的國勢變化：中國已不再是被鄙視、被摒棄在國際體系之外的國家，英國也不再是高高在上、居於世界頂端的大國。即使英軍在一九四二年五月退入印度，使剛到緬北的國軍陷入進退維谷困境、棄守滇緬公路，蔣介石並沒有頹喪。他曉得國軍入緬作戰，就足以表徵中國已是大國，讓他在唯一一個能夠支持中國的軍事大國（美國）的面前說話有份量。
日軍進襲珍珠港之後，中、美同盟快速發展。即使滇緬路封閉，盟軍飛機還是載著美國物資補給、軍事裝備及顧問人員「飛越駝峰」，跨越危險的喜瑪拉雅山，從印度北部進入中國。沒有美國支持，國民黨政府能否撐過最後三年的抗日戰爭是有極大的疑問。可是，蔣介石仍有理由哀嘆盟國的對華戰略。美國提供給盟國的援助當中，國民黨得到的部分直到一九四五年，平均只佔百分之一左右。原因不只在於運輸困難。盟國也決定了歐洲第一的戰略。他們的主要資源將先用於對付德國的戰爭，唯有在歐洲戰場戰勝後才會用來對付日本。我們可以理解，蔣介石哀怨、不滿意這個戰略；他對美國首席軍事顧問史迪威將軍（Joseph Stilwell）提供的建議也頗有同感。瞧不起中國人作戰表現、脾氣又來得大的這個北方佬老美，和國民黨幾個主要將領格格不入。他們指控他扣住供應物資、不讓美軍出動，而且淨搞些沒有用的攻勢。他則指控他們貪污腐敗、浪費揮霍，而且無能。到了一九四四年，史迪威已和蔣委員長直接衝突，稱呼蔣是「花生米」。有一回大吵之後，史迪威寫了一首打油詩：
我苦候報仇，
終於等到機會。
我瞪著花生的眼睛，
狠狠踹他褲襠一腳。
但是，蔣、史失和瑕不掩瑜，不應遮掩掉中、美兩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發展出來的密切合作。美國人訓練和裝備蔣的精銳部隊、情報機關和政府行政部門。儘管他不太喜歡美國的社會和文化，蔣介石很清楚世界大勢的走向。他看到中國在其中的大機會。
中國從和美國結盟得到的最大好處就是國際地位大幅升高。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同盟國在開羅舉行高峰會議，蔣雖無從參加有關歐洲和蘇聯問題的討論，卻已和美國總統、英國首相平起平坐。他也得到美國保證在戰後將繼續援助中國，中國可與世界最大國永久結盟。根據美國國務院的官方紀錄：「羅斯福總統提議，戰後，中國和美國應制訂某種協議，一旦遭遇外國侵略，彼此應相互援助；美國應在太平洋各地基地維持適度兵力，以便可以有效承擔防止侵略的責任。」因為需要中國協助贏得太平洋戰爭，羅斯福給予蔣介石中國躍居四強的地位，對於佔領日本，以及朝鮮和東南亞的未來，有著特別的影響力。遠在開羅會議召開之前的一九四三年一月，美國和英國已經放棄他們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國民黨驕傲地宣稱他們已恢復中國的地位：「我們中華民族經歷五十年的浴血革命和五年半的抗戰犧牲，終於化百年的不平等條約屈辱史，成為終結不平等條約的光榮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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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社會承受大規模戰爭的壓力，一定會付出沈痛代價，而且不僅當時吃苦，往後多年也會隱隱作痛，中國也不例外。日軍所到之處，中國老百姓無不遭殃──被戰爭暴行傷害、陷於飢饉或因外敵控制而受到欺凌。但是，防守的這一方（國民黨部隊）所到之處，百姓也遭殃。國民黨士兵在戰時死於疫疾和飢饉的人數，似乎還多過在戰場陣亡的人數。國民黨部隊一旦補給斷缺，他們就沒收農民已經很稀少的物品和蔬果。戰爭愈是拖下去，中國愈來愈多農村才沒心去管是誰當家控制，只關心他們如何才能避開殺戮和飢餓。在許多地方，日本人只被當做是許多外來勢力之一，人民對中國士兵的行為怨恨之心有時候比怨恨日本人更加深重。
從經濟面講，抗戰給中國帶來災厄。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建設有相當大多數遭到毀滅：通訊、工業、水利等等。一般人常說，仰賴基本農業生產的地區在戰時的損失，還小於有複雜先進經濟的地區，但是二十世紀中葉的中國則不然。抗日戰爭發生在一個世紀來農村凋敝的最高點時刻，農民生存的空間已經十分狹窄。在中國農業經濟中一向扮演關鍵角色的貿易受到阻滯，在某些地區甚至停止。肥料和水，很難取得。河南省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經歷一場大飢荒，乾旱肆虐和軍方徵購合起來造成兩、三百萬人餓死，另有三百萬人流離失所。農民已經忍飢挨餓，中國軍隊還徵收穀糧、徵集役力。美國記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形容它：
路有餓死殍。一個年紀不到十七歲的女孩，瘦小、漂亮，躺在潮濕的地上，嘴唇死白；她雙眼睜得大大的，雨水落在她身上。人們嚼樹根果腹；小販兜售樹葉、一束一塊錢。一隻狗在泥堆裡挖出一具人屍。像行屍走肉的男子從死寂的水塘撈水上的綠色漂浮物當食物。
戰爭使得六千萬至九千萬中國人成為難民。在淪陷區及國民黨區，都有人奔向城市求生存，製造出新的城市環境。犯罪和壓榨盛行，難民和城市居民的生活都陷入混亂。即使想和當局合作的人也被他們所見到的國家之不合理要求、未來之不確定性，澆熄了熱情。今天所做的抉擇，明天可能變得十分荒謬，上午在社會還被稱讚的行為，下午可能招致死罪。在腫脹、嚇壞了的城市裡，戰時面對的是在存亡之間掙扎、或至少是在擁有資本財產或鬧窮挨餓之間依違，不是要和日本合作或對抗。痛恨日本人、又覺得遭國民黨政府遺棄，大部分城市裡的中國人，不分貧富，對戰爭不再有所寄望、憂鬱沮喪。
儘管各方面都不孚民心，國民黨在增加生產、以及組織有時候並不太情願抗日的人民的這些方面，倒是相當成功。政府的問題當然在於全國三分之二的生產，以及幾近它全部的歲入都用在作戰。和別國政府一樣，它企圖以更加集權、提升效率（往往指的是粗暴）來彌補此一長久危機。它也受惠於起用若干出於愛國心理回國服務的專家，他們大多建議增加國家的控制。共產黨日後用來治理中國的一些方法，其實已由國民黨在抗戰期間試驗過。生產配額、物價管制和老百姓軍訓，是戰時國民黨喜愛的目標（雖然大多數預備在戰後放鬆這些管制措施）。可是儘管政府一再呼籲全民團結和犧牲，它最大的問題還是財政問題。它在戰前的稅基幾乎全座落在華東沿海有生產力、且相當繁榮的地區，現在大多被日本人控制，因此它早已失去大部分的稅收來源。國民黨因此在抗戰期間根本無從奢談財政穩定。新稅目，尤其是一九四二年起實物徵收的新土地稅，企圖把重擔移到政府控制地區的農民身上，該稅制被認為不公。
中國可謂「成也抗戰、敗也抗戰」。一方面，它促進了集權中央、講求效率和在二十世紀末期（抗戰早已結束、而且換上中共當權主政）實現現代國家的理想。另一方面，它給中國許多地方造成幾近無限的破壞，以遺棄和殘暴的方式影響到人民的生活。對於經歷過抗戰的人士而言，戰爭毫無疑問指的是物質破壞和人命犧牲，而非民族復興和國家現代化。它把中國的苦難帶到新的境界，在中國人眼裡，也使它成為世界各國責難、遺棄的國家。
（本文摘自：第七章「對內與對外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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