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部到新疆：一個人文地理學的思考
新疆漢語文學在一九八○年代中期進入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的視野，真正進入文學史的論述範疇，已經到了一九九○年代。新疆文學是西部文學的一部分，收攝在西部文學的版圖裡，並不是以獨立的姿態被看見。「西部文學」的版圖涵蓋新疆、西藏、青海、甘肅和寧夏，更廣泛的西部概念甚至延伸到陝西，乃至於湘西。在西部文學這面大旗底下，西部文學以「邊疆」的姿態獲得中原關注的眼光。
以文化的獨特性而言，新疆和西藏一樣地處偏遠，但兩者的文化累積完全不同。新疆乃絲綢之路，自古以來就是異族文化交流與經貿資訊匯通的重要渠道，它既開闊又開放，朝著多元文化的發展軌跡，文化累積是橫向的。西藏在地理上是封閉的，但是西藏文化以佛教密宗金剛乘的宗教思維體系，融合了以泛靈思想為中心的本土原始苯教，成為獨樹一幟的藏傳佛教，宗教是西藏人的生活道德規範，同時也形塑了西藏的文化結構，成為西藏文學的特色。佛苯合一的宗教文化思維，跟拉美魔幻寫實主義一拍即合，在尋根浪潮中躍升為一九八○年代的重要文學地景，建構出辨識度很高的西藏圖象。
相形之下，新疆漢語文學的聲勢相對弱。無神秘感、無神話性的伊斯蘭教跟魔幻寫實主義搭不上邊。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述的範疇內，新疆的發聲機會很少，在各版本的文學史專著所占的版圖非常有限，原因有三：其一，新疆地區漢語創作人口不及其他省份，少數民族的創作又有語言上的障礙，很難獲得全國性的關注；其二，新疆地處偏僻，在資訊流通較緩慢的年代，無論是五四運動、朦朧詩和先鋒文學的崛起，它都來不及回應或參與，因此錯過了浪潮；其三，應該是最重要的一個因素，新疆作家群尚未找到獨特的發聲姿態，未能建構出西藏漢語文學般的特殊形象。
這個現象的轉變從「新邊塞詩」（一九八三）開始。以楊牧（一九四四─）、周濤（一九四六─）、章德益（一九四六─）等三人為代表的「新邊塞詩」，乃是新疆漢語文學的第一個浪潮。不過，「新邊塞詩」高舉的旗號仍然是「西部」詩歌。一九九○年代初，詩人周濤（一九四六─）在散文裡刻劃的伊犁土地形象，受到相當大的討論。劉亮程（一九六二─）的散文《一個人的村莊》（一九九八，初版約十六萬字）面世，掀起第二個浪潮，而且是全國矚目的大浪潮。劉亮程扛起了振興新疆文學的大旗，《一個人的村莊》獲得馮牧文學獎，又被譽為「鄉土哲學的神話」，新疆文學界頓時陷入「散文熱」。從二十一世紀初至今，催生了一群地域風格強烈的散文家和獨特的散文，《新疆日報》、《烏魯木齊晚報》、《新疆經濟報》先後增闢了散文專欄，散文刊物增加，許多舊散文重新出版，沈葦（一九六五─）等詩人的散文創作也備受關注，散文創作的陣容急速膨脹。新疆的風土人情、民俗文化、土地經驗吸引眾多讀者和評論者，同時也帶動旅遊業，可說引爆了「西部文化熱」，新疆學界稱之為「散文的盛宴」。
進入二十一世紀，新疆文學在詩、散文、小說累積了豐厚的成果，祝謙編九大冊《新疆文學作品大系》（二○○九）估計七百二十萬字，便是最有力的證明。此外，劉亮程編的《家住新疆系列．散文》十卷，新疆作家協會所編的各種套書，以及可觀的論述成果。二○一一年，新疆啟動「新疆民族文學原創和民漢互譯作品工程」，選定不同的文學類型和不同民族的作品互譯，首批作品五十本已於二○一二年出版。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檢視「西部文學」這個已經沿用二十年的概念在命名上的意義與局限。在論述策略上，如果新疆作為獨立研究的個案成立，表示西部文學是無效（ineffective）的表述，那麼，西部文學便可以真正走入文學「史」；現有的、對西部文學板塊的歧義／爭議，可以一併劃下休止符。
一、「西部」概念的生成與建構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西部文學」的誕生，乃是「無心插柳」和「有心經營」的結果。
先從「無心插柳」說起。「西部文學」的概念最早乃是從美國西部片得到觸發，原本跟文學無關。一九八四年，中國影評家鍾惦棐（即小說家阿城的父親）在西安電影製片廠提出以西影為基地，發展中國西部電影的構想。時任記者的文評家蕭雲儒在《中國西部文學論》記下鍾惦棐的談話：
我們的片子要多寫一點泥土和油污，少一點脂粉氣。要有更多的編導從茶杯風波中跳出來，躍上高原。要有一批人立下志向，在開發大西北的生活中，開發大西北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堆積，傳達大國的雄風壯美，為大西北造影立傳。……西影要不要有一個長遠的藝術目標？比方說，能不能搞我們中國的「西部片」？
這番談話最重要的遠見，乃是提醒在開發經濟的大西北之餘，應同時開發藝術的大西北。鍾氏的藝術指的是電影，從蕭雲儒的記述來看，鍾氏的靈感來自美國的西部片。這番談話獲得蕭雲儒大力推廣和發揮，寫了幾篇有關西部電影和文學的文章，得到文學界的熱烈迴響和討論，因此從大範疇的「西部文藝」走向「西部文學」。隨後幾年，許多文學雜誌也設置了西部的「欄目」。可以說，西部文學是經由蕭雲儒的「有心經營」而成的品牌。一九八六年在甘肅蘭州的西北師範大學成立了第一個西部文學研究所。至此，西部文學完成了從創作到研究的階段性路程，也標誌著「西部文學」的成立。
小說家張賢亮（一九三六─二○一四）在《靈與肉》的泰文序本向國外文壇介紹西部文學時，特別強調西北地區的文學特質是「以粗獷、雄健、恢宏的筆調和結構來描寫人與嚴酷的命運和嚴峻的大自然的鬥爭；故事多半帶有傳奇色彩，然而這傳奇卻是真實的，在曲折艱難的生活中表現了人類積極的本質」。這段文字所說的西部文學特質，跟美國西部文學頗為相近：探索和冒險的主題，粗獷雄健的西部硬漢、西部牛仔，印第安人和大自然的和諧關係。美國西部文學創造了西部傳奇，爾後藉著西部片的大眾文化傳播模式，造成世界性的影響。至於張賢亮在寧夏銀川所創辦的西部影城，旨不在發揚西部文學。
我們應該先回到美國的西部概念。
世界電影史上第一部西部片是由美國人埃得溫．S．鮑特（Edwin S. Porter, 1870-1941）所執導的十二分鐘黑白默片《火車大劫案》（The Great Train Robbery, 1903）。美國文學史對於西部文學的討論，最早可以追溯到一八二○─六○年代，在舊世界的遺老和新世界的新秀之間，爆發了一場以呼喚民族文化和文學為中心的爭論。當時的「西部」，指的是阿勒格尼山（Allegheny Mountains）以西的幾乎所有疆域。論爭隨著美國的不斷西拓而慢慢淡出，文學史給這場論爭的評價是「探索時期的敘述文學所描繪的不同現實與其說改變了關於民族命運的主張，還不如說這類文學提供了非凡的民族背景」。這段引文有兩個關鍵點可以類比借鑑，一是在地理和經濟領域的開拓，二是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等不同民族帶來的異文化視野。從歐美「文明」的定義來看，西部是相對原始野蠻之地。美國西部疆域對歐裔美國人而言，是美麗、神秘、崇高，卻又令人恐懼和充滿未知，是冒險犯難的想像之地：
原始（或「蒙昧」）觀念分成了幾支，它們都對西擴思想發揮了重要作用。西部的荒原可以描繪成伊甸園，人們可以在那裡實現原始的本能（這些本能在複雜的社會中受到壓抑）；它可以被看作是那些離經叛道者和想找個地方放蕩一下的「山民」的庇護所；或者它還可以被想像成是崇高靈感的源泉，它可以將美國人的頭腦從舊世界那腐朽沒落的觀念和體制的奴役下解放出來。
這段引自《劍橋美國文學史》的描述，充滿去中心或者邊緣改寫中心的視野，同時它也意味著廣袤的西部是蠻荒之地，是東部（文明世界）所投射的西進想像。在古中國也一樣，大陸學者葉舒憲指出，中原文明所建構的「西部」觀點，自古以來同樣便帶著強烈的中原中心的文化地理想像。在中原中心的漢語命名規則中，「河西」又稱「河右」，即黃河以西之地，相當於如今的寧夏、甘肅、青海一帶，總是跟羌夷或戎夷帶著貶抑的意識形態有關。其二，則是以位於甘肅和陝西交界的隴山為座標，稱之為隴西或隴右。換而言之，中國文化史很早就已經有西部的觀念，只不過，那是野蠻和落後的邊緣地區。學者羅小雲指出，一九八○年代，「美國西部文學再次引起我國學術界的關注，為適應西部開發新形勢的需要和建構具有自己特色的西部文化，我國加大力度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美國西部文學的概念顯然對中國西部文學概念的形成有所啟發，不過，前者跟後者的歷史背景最大的差異是：中國西部並沒有像美國西部歷經殖民史──中國的西部各省各有不同的歷史背景，政權及版圖迭經更動，情況複雜。以新疆而言，直到一七五五年，清朝平定準噶爾之後，才以「新疆」命名這片新定的疆域──因此中國與西部各省不能置入「殖民」的脈絡下去類比。現代文學史研究範疇的中國地理，基本上沿襲了政治上自清以降的地理疆域。雖然如此，西部概念的提出具有正面的意義，對中國西部文學板塊的形成和研究，有著極為關鍵的影響，也大大的提高了新疆文學的能見度。目前，學界對西部文學的地理板塊仍有歧義。第二節擬先清理這些歧義，進而討論新疆成為獨立區域研究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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