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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愛者不可信——也談賽金花瓦德西公案的真相
賽金花真有其人，但她的暴享盛名，卻是完全因為一部小說和兩首長詩而獲取的。一部小說是指曾樸（孟樸）的《孽海花》；兩首長詩是指樊增祥（樊山）的前、後《彩雲曲》。但是不管小說或是詩歌，它們都是文學作品，不等同歷史或傳記，其中自有想像誇張的情節。但世人多昧於事實而不察，而後來據之而演繹的戲劇、電影更是踵事增華、加油添醋，背離事實也就越來越遠了。「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而其中言之鑿鑿的「賽金花與瓦德西情史」，更可說是「彌天大謊」。
一九〇一年四月十八日深夜，中南海儀鑾殿失火，瓦德西倉皇從行舍的窗子裡跳出，魏紹昌說他赤身只挾帶了德皇頒給他的「帥笏」。後來穿的軍服靴子都是營中的官佐借給他的。這次大火中，德軍的一名參謀長燒死，儀鑾殿全部燒光。這把大火也為謠言大加其油，因為瓦德西狼狽逃出火場是當時眾所周知的事實，於是好事之徒便把「帥笏」想像為賽金花的肉體，變成瓦德西抱著賽金花穿窗而出了。也許這個繪聲繪色的謠言特別聳人聽聞，當即吸引了不少騷人墨客，紛紛為此吟詩賦詞，清末名士樊樊山所作的《後彩雲曲》，尤負盛名，傳誦一時。其中有「誰知九廟神靈怒，夜半瑤台生紫霧。火馬飛馳過鳳樓，金蛇舕舚燔雞樹。
此時錦帳雙鴛鴦，皓軀驚起無襦袴。小家女記入抱時，夜度娘尋鑿壞處。撞破煙樓閃電窗，釜魚籠鳥求生路。一霎秦灰楚炬空，依然別館離宮住。」之句，論者諛之為「詩史」，比之為吳偉業之《圓圓曲》。怎知史實並不如此，樊山作此詩，也不過是憑空想像罷了。寫有《花隨人聖盦摭憶》的黃秋岳就曾問樊山怎見得瓦德西裸體抱賽金花，從火焰中躍窗而出？樊山說：「想當然耳。」齊如山說有次跟樊山談天，他偶問到《後彩雲曲》，樊山趕緊說，遊戲筆墨，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窺其意，似不欲人再說，大有後悔之意。齊如山認為「儀鑾殿失火，確有其事，但是極小的一件事情，這樣的火，若在別處，實在算不了什麼，大家也就不值得注意了。因為適在瓦帥住所，故當時北京城內就都知道了，再說，這樣高級的統帥，住所內外，整夜都有站崗巡邏之官兵，一經有火，當然就立刻可以發覺，那能等到詩中說的那樣厲害呢。」同時期的詩人冒鶴亭在〈《孽海花》閒話〉也說：「乃儀鑾殿起火，樊雲門作《後彩雲曲》，遂附會瓦德西挾彩雲，裸而出。俗語不實，流為丹青，因是瓦德西回德，頗不容於清議，至發表其剿拳日記，以反證明。彩雲即不與瓦德西接，原不得謂之為貞，但其事則莫須有也。」
又過了三十年後，人老珠黃的賽金花再度「爆紅」。瑜壽（著名報人張慧劍）的《賽金花故事編年》一書中說：「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癸酉）賽金花七十歲，在北京。因為此時生活太窮苦，請求北京公安局免收她住屋的房捐大洋八角。有人替她寫了一個呈文，歷述她在庚子八國聯軍時代怎樣救過人，以強調她有免捐的資格。這個呈文，偶然被一個報館記者拿去登報，立刻震動了北京社會，並且傳播到全國各地，賽金花再度成為一個新聞人物了。」那是被北平《小實報》的記者管翼賢發現，立即前往賽家採訪，在報上大加炒作。隨後各方名人絡繹不絕去看她，猶如欣賞出土的古玩；連在上海的「性學博士」張競生都寫信與她談風論月。一時大批「賽金花訪談記」出爐，包括劉半農、商鴻逵師生採訪整理的《賽金花本事》、曾繁的《賽金花外傳》，都是這時期的產物。
但大眾興趣所在，仍然是那一段瓦賽情史。在這件事情上，賽金花本人的敘述顛三倒四，自相矛盾。例如她對劉半農與商鴻逵自述身世時，完全未提及在歐洲是否與瓦德西相識；而在曾繁採訪她之後所寫的《賽金花外傳》中她就明白表示二人是老相識：「他和洪先生是常常來往的。故而我們也很熟識。外界傳說我在八國聯軍入京時才認識瓦德西，那是不對的。」在有些訪談中，賽金花全盤否認「瓦賽情史」：「我同瓦的交情固然很好，但彼此間的關係，確實清清白白﹔就是平時在一起談話，也非常地守規矩，從無一語涉及過邪淫。」她強調的是她的俠義行徑：八國聯軍在北京城中肆意殺人，她便向瓦德西進言，稱義和團早就逃走，剩下的都是良民，實在太冤枉。瓦德西聽後下令不准濫殺無辜，因此保全了許多北京百姓。奇怪的是，有的時候她又會誇耀瓦德西乃是裙下之臣。如《羅賓漢》的記者遜之採訪她時，她便說：「時瓦德西知余下堂，向余表示愛情，余愛其人英勇，遂與同居三、四月之久。」
對此，香港掌故大家高伯雨（林熙）也曾在一九三四年間，多次去北京居仁里看過賽金花，並接濟過她。據高伯雨說，後來她對他也熟落了，彼此之間不太拘禮，談話也不太過客套了，她才坦白地對我說，她只見過瓦德西一面而已，和他沒有什麼關係。當時高伯雨就指出《申報》的「北平通訊」所載她對記者的談話，其中有該記者問她在宮裡住過幾天，她答在儀鑾殿一共住了四個月，瓦德西走時，要帶她一同往德國，她不肯，他又叫她，宮中的寶物可以隨便要，她也不敢。高伯雨問她，對記者所說的，難道完全是撒謊的嗎？她微微一笑，似是同意，歇了一會才答道：「可不是嗎？」高伯雨問為什麼要這樣呢？她答得頗有道理，她說：「人們大都好奇，報館的人和讀報的人更甚，如果我對他們說真話，他們一定不信，還以為我不肯老實說，我只好胡謅一些來打發他們，滿足他們的好奇心。同時又可以博取人家對我同情，幫幫我忙。像先生您既不是新聞記者，又不是賣文餬口的人，我怎好向您說假話呢？」。賽金花萬萬沒想到後來高伯雨成為掌故大家，也賣文為生數十年，而就在賽金花死後二十多年，他公布了這段談話。
再有一事，賽金花說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沒幾天，她就遇到德國兵來騷擾，她用德國話對付，德兵大為驚奇。接著她談起認識他們的總司令瓦德西，德兵回去報告，第二天瓦德西便派車來接她了。根據史料記載，八國聯軍是在八月十五日攻陷北京的，而據瓦德西所寫的《瓦德西拳亂筆記》（王光祈譯）觀之，瓦德西從德國授命出發，遲至十月十七日才到北京，因此北京攻陷後沒幾天，瓦德西還在往中國的海上，何能相見呢？賽金花的說法是不攻自破，一派胡言的。
另外，徐一士兄弟在《凌霄一士隨筆》中說：「報載賽金花談話，謂克林德之被殺，我國願立碑以紀念之，克妻猶不滿，賴其勸告瓦德西，使向克妻解釋至再，始不復爭。此賽金花與克林德碑之關係也。」賽金花在答覆《申報》記者的訪談說：「李鴻章與各國議和不妥，即因克林德夫人要求太苛，僅僅立一石碑她不答應，我乃從中拉攏，對她說，此碑在中國只有皇帝家能立，平民是不許的。……克林德夫人經我這一說，始慨然允諾。」對此，齊如山提出他的看法，他說：「我相信賽金花沒有見過瓦德西，就是偶爾見過一兩次，她也不敢跟瓦帥談國事，第一她那幾句德國話，就不夠資格，就說她說過，瓦帥有這個權，可以答應這些事情麼？瓦帥確是各國聯軍（也有德海軍陸戰隊）的總司令，但這種總司令，是那一國的官級高，那一位就擔任此職，並非因德國公使被害，而德國的權力較大也，所以由天津往北京攻的時候，總司令是英國人，瓦帥到的很晚，到京約一個月之後，德國陸軍才到，才換他為總司令，這種總司令，仍不過只管軍事，至一切國事的交涉，仍須由各國公使秉承各本國政府的意旨進行，或主持，瓦帥怎能有權答應這種請求呢？在庚子那一年，賽金花倒是偶爾在人前表功，她倒是沒有說過求瓦帥，她總是說跪著求過克林德夫人，所以夫人才答應了她，她這話，卻沒有對我說過，她也知道，我知道她的底細，我想她沒有見過克林德夫人，我雖不能斷定，但以理推之，卻是如此，因為她庚子年在北平，不過一個老鴇子的身分，一個公使夫人，怎能接見這樣一個人呢？再說我也常見克林德夫人，總沒碰見過她，……就說，假如賽金花可以求克林德夫人，試問一個公使夫人，有權答應這件事情麼？她丈夫雖然被害，他不過可以要求關於自己的賠償，至於真正國際的事情，萬非她可以主持。」
而曾娶李鴻章兒子李經方（按：實為李鴻章六弟李昭慶之子，後過繼給李鴻章）的女兒李道清為妻的楊雲史，所作的〈靈飛事蹟〉說李鴻章沒有託賽金花向瓦德西進言的事，他說：「至謂李文忠公躬造娼門求靈飛（賽金花），乃得減賠款兩萬萬，而和約且以成。欲證其說，雖辱宗國誣名賢而弗恤，其陋謬違理多類此。」因為當時楊雲史和他的父親楊崇伊父子兩人都在李鴻章幕中，楊雲史說：「當庚子七月，文忠奏調先大夫隨辦和議入都在文忠幕，余則為文忠公長孫婿，父子皆居文忠邸，時侍左右，寧有不知耶。」當可證明。而再退一萬步說，賽金花不能講流利的德語，又怎能在克林德夫人跟前再三解釋立碑為最光榮之事呢？這種解釋之詞，一定要把說詞講得溫和有禮，有條不紊，動聽非常，如此始能打動對方而放棄成見，一般的外交家都還不一定能做到，試問賽金花的德語有此造詣否？
蘇曼殊《焚劍記》裡記述：「庚子之役，（賽金花）與聯軍元帥瓦德斯（西）辦外交，琉璃廠之國粹，賴以保存。……能保護住這個文物地區，不使它遭受搗毀破壞，也應算她作了一樁好事。」林語堂的《京華煙雲》裡也有這樣的話語：「北京總算得救，免除了大規模的殺戮搶劫，秩序逐漸在恢復中，這都有賴於賽金花。」他們的這些說法，難免都受到「傳言」的影響而誇大了賽金花的功勞。其實賽金花的事絕沒有後來文士及詩人所描述的那麼傳奇和誇大。「紅顏禍國」或「紅顏救國」，很多都是文人的想像罷了。「瓦賽情史」也是起諸於小報文人的編造，經小說、詩歌、戲劇、電影的渲染，成了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而當事者更是順水推舟，捏造誇張所謂口述自傳，於是造成一段讓人信以為真的鐵案，但它終究不過是個「彌天大謊」，這是讀史者不可不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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